黄灯

　　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

　　黄灯

　　前几天，清理一些旧物，居然发现保留了从1986年开始的日记。

　　1986——，站在2013年的天空下，有一种恍然隔世的空茫，我力图还原它的气息、它的声音、它的色彩和光影，但目力所触的现实却让我产生了真切的错乱感。在从童年到中年的时间恒河中，在几乎没有弄清如何长大，却已被时间之手推向中年的现实处境中，我猛然意识到七零后已经迈进了回望青春的行列。可是我们拥有怎样的青春呢？和五零后、六零后直接参与、见证诸多的宏大叙事比较起来，我日记的单调、乏味不过是通过时代巨轮下一个卑微个体的微叙事，隐喻了一代人同样单调、乏味的青春而已。可是，相比翻天覆地的时代，个体的成长真的可以脱离时代洪流的裹挟吗？

1980年代：意义的焦虑与理想主义的浸淫

关于1980年代，我最想说的是“意义”二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代，我也总是被父母、老师教育要做有意义的事，要过有意义的人生，要写有意义的作文，以至于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翻开日记本的刹那，眼前浮现的场景竟然是语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念日记的一幕，这显然暗示了我更为真实的处境：在老师认可的背后，是我童年时代对真实感觉的背弃和因为无法真实表达所带来的迷惑。

　　在我印象中，多数孩子都将日记视为一种苦差，东拼西凑，草草对付。而我意识到戴着寻找意义的帽子，日记并不能为个体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后，内心几乎陷入了一种被窥视的焦虑，这直接导致大而无当的抒情、表态在日记中的泛滥成灾。我无法想象当初怎样的冥思苦想，才提炼出那么干巴巴的几条意义，我无法理解语文老师为何总要费尽口舌再三强调提炼主题的重要，以至于漫长的学生时代中，面对语文课的学习，我几乎始终笼罩在一种寻找确定性的迷惑中，而无法凭借直觉确信表达孩子简单的快乐、关注路边的蚂蚁和落叶其实就是最大的意义。面对中国孩子都遭遇过的《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相信牵老奶奶过马路、给爸爸妈妈端茶倒水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道德的优越，并且很快找到一条抵达意义的通道。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萧红的句子，“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第一感觉竟然不是来自文本的美感，而是萧红自在的孩子气突然冲撞我心灵的隐秘角落所生的委屈和愤怒：为什么萧红可以这样写？而我们却被老师告知不能这样写？可惜整个学生时代，没有一人将我从这种意义的纠结中救赎出来，以至于我形成了偷偷摸摸的写作心态，仿佛写作仅仅是为了发泄成长过程中遭遇过多说教的不满，仅仅为了祭奠丰富却不能表达的童年。我惊讶地发现，在成年进入大学工作后，二十多年了，这些经由应试模板进入大学的孩子，所写的作文几乎和我学生时代一样，宏大而空洞，充满了无处不在的确定性和意义的膨胀，独独缺乏属于个体的鲜活和生机。从我的童年开始，延续至今天，孩子成长和错位教育之间的深层纠缠显然并没有分离。在一个孩子们的生存场域只能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的时代，任何个体的觉醒，其起点如果只能够从否定过去的生活、思维、情感，甚至知识本身的真实性开始，显而易见，这种成长天然地带上了深深的缺陷。在感觉蒙蔽、概念、教条和知识横行的求学阶段，我们被意义的沉重帽子压着，对身边真实的生活视而不见，在感觉最为敏锐的孩提时代，夹杂对意义提炼的急切，就这样丧失了比黄金还宝贵的感受细针密缝生活的机会。我由此想到了韩寒这个被今天的孩子视为精神偶像的年轻人，他巨大的号召力暗含了一个群体无法反抗且无声的命运，昭示了一个群体对贫乏、说教、压抑、功利和单调生活的厌弃，以及对一种自在、自尊、充满信任而又备受尊重的青春生命的向往和追寻。韩寒成功的背后拖着一个硕大的阴影，无数孩子忙碌而无奈的背影罩在阴影里，如果不遭遇信息时代提供的机遇，无数个韩寒就只能像我的同龄人一样，遭遇一种无声的沉默和最后的顺从，永远也不可能竖起青春的旗帜。

　　但能说1980年代负载在意义之上的理想主义没有对我的精神生命产生影响吗？与日记的贫乏相对照的是，1987年我竟然写了一本诗，并且拥有一个和时代完全吻合的名字——《彩色的梦》。这本红色绒面只在几个知心朋友中流传的少年习作，几乎构成了我蒙昧、迷惑而又漫长青春年代的隐喻。这使我意识到在体制化的教育场景下，对七零后一代而言，事实上存在一个精神成长的境遇。在表面的僵化和刻板下，我漫长的中学时代实际上还有另一个丰富、烂漫、不为人知的世界。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对我有着真实的影响，那时年代大学校园的精神氛围尽管不可能完全辐射到一个僻远的乡村中学，但其边际效应的传递还是会无形中对其中的一些孩子产生真切的作用。无论当下的某些学者怎样理性地提醒，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被美化和幻化的时代，我还是要以一个中学生的感觉确认这个时代给我带来的激情、勇气、梦想和干净的情感记忆。尽管在语文课的学习中，服从老师寻找确定性的意义曾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惑，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未来的期待和梦想。我清楚记得整个中学时代总有几个特别倾心的朋友谈论一些在今天看来仅仅和精神相关的话题，幼稚的言论、热切的期盼，小小的叛逆夹杂青春期的敏感，几乎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

　　与诗歌相关的另一件事情，多年以后我才感知到它的意义，在翻检日记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海子和我曾处于同一时空中。在海子去世二十多年后，我在大学课堂上和学生讨论海子的诗，面对那些从灵魂中生出的文字，总是一次次被击中，一次次失控地泪流满面。海子的激情、执著、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和迷惑总是轻易洞穿我早已麻木的心灵，哪怕是在课堂这样的公共场合，依旧不顾一切地将我拖回到过去的日子。我盯着海子写诗的时间，力图还原那个日子我的真实生命场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在幽暗的中学岁月中，我精神的现实处境其实和海子多少有一些关联。海子的离去预示我们从1980年代的余绪中再也不可能找到持续的可能和动力。今天，我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如果海子没死，他该如何面对此后被彻底世俗化的1990年代？他该如何面对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被世俗惨烈淘洗的命运？我和海子的年龄相差整整十年，他离世的那一年我刚好十五岁，他离世的那天，我正手忙脚乱地准备中考，在老师目光的监视下埋首于一次次考试，应付一张张试卷。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个普通的日子，一辆火车的轰鸣要碾过一个年轻的肉体，要碾过一个真诚、热情，用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写诗的人，没有意识到失去海子的日子，我们的生活和理想主义失去了实在的联系，和灵魂的重量从此拉开了距离。此后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1990年代历次思想纷争，人文精神讨论的热闹和无疾而终，“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认真较量，无不是海子离开以后再也不可能和解的精神事件。在中学时代，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遭遇这一切，那个时候，韩寒还只是个淘气懵懂的顽劣儿童，卫慧和棉棉还只是和我一样的单纯中学生，木子美情窦尚未初开看到男孩就会讨厌，芙蓉姐姐扎着红领巾正稚气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么多与我无关的人物，多年以后，当我在陈旧的日记本和羞涩的诗集中翻检一个中学生的八十年代时，我发现，这一切终究还是与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联系，终究还是在暗处以一种我能感知的气息让我变得犹疑而谨慎。

1990年代大厂生活：逃离与回望

1992年，在结束漫长的中学阶段后，我进入一所地方大学。现在看来，1990年代初期大学氛围延续了1980年代余温，市场经济并未理直气壮地渗透到任何一个角落，依然提供了情绪、情感充分发酵的空间，和八零、九零后孩子的大学所遭受的无处可逃的功利、喧嚣比较起来，我大学时代的懒散和从容显然让人向往和留恋。也正因为这样，对秩序感的顺从、对稳定和温馨的留恋、对理想和信念确认的愿望、对内心生活质量的追寻几乎构成七零后的共同特征。1995年，我大学毕业，跟随四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来到了一家国营企业，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生活仿佛从此要向我展现它美丽芳香的一面，但我没有意识到，就如八十年代作为在场者，我曾经和海子共同感受过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场一样，我九十年代的大厂生活其实见证了另一场裂变。可惜，我当时不懂。直到从那个令自己留恋但又不得不摆脱的境地逃脱以后，我才明白我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有着怎样的牵连和断裂。

　　大厂生活显然有着国有企业特有的稳定和温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1996年我没花一分钱在厂医院很快做完一个小手术，但十四年后旧病复发，同样的手术却让我在广州一家医院住院花掉了上万元。我还记得师傅们生完孩子后，为了不影响生产，孩子五个月大就会有人免费照看（女工可以上班途中出来喂奶，婴儿托管所就在厂区入口），一岁半以后，就会上很正规的子弟幼儿园（幼师都为正规师范毕业生），双职工的孩子三岁以后可以上全托，托管费是每月5元（广州目前稍稍正规的私立幼儿园托管费每月最少二千元），并且以货币形式在工资中补回；工厂尽管有五千多职工，但几乎人人都有房住，结了婚就可以分到套间，面积不大（四十至六十平米，但同样面积的房子在广州中心六区的一般地段早就超过一百万，工薪阶层凭工资不可能买得起），只需支付五千到一万元；领导和普通职工待遇上会有所差别，但差别不会超过一倍，也就在三五百元之间。很明显，大厂正式职工的身份能让我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也能让人切身感受到人格的平等和尊重。但这种波澜不惊的稳定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大厂生活很快显露了它严酷的一面。工厂横挂的条幅“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仿佛暗示了国企的命运。大约从1997年开始，下岗分流的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并且直接落到了我的头上。作为1990年代国企变革的在场者，我在懵懂中经历着另一场阵痛，和1980年代的朦胧比较起来，这次我是亲眼目睹了一场裂变。在人事处长煞有介事地将我叫到办公室，告知下岗的原因是“必须配合厂部提高工作效率”，而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带头下岗”后，当时的我只是将下岗的遭遇当作个体的偶然，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各方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场在改革名义下的洗牌已经开始——补充一点，尽管从国家整体的层面而言，国企的改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我亲眼所见到的事实却让人感知到了更多的仓促和潦草。很多拥有文凭的同事要么南下江浙，要么远走广东，消失于沿海一带茫茫的私营企业。那些十几岁技校毕业，只懂得挡车、拖卷的师傅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惶惑中竟然找不到半点为自己争取的理由，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他们显然还不习惯也没有能力去争取该得的利益。这个群体的形成直接促成了“底层”概念的出现，并使得底层文学成为一种可能，但我知道念叨“底层”概念的学者除了内心的善良和同情，多数并没有底层的体验，一个群体真切、辛酸但又无法表达的遭遇不过为他们的课题申报、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确证的材料。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知道一些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家对这个群体的表述，其中的理性和冷漠总是使我莫名地愤怒。对我而言，“底层”不是一个好听的、弥漫着道德优越感的热门词汇，而是散发着大厂的灰尘、弥漫着大厂的噪音，浸透了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师傅们的汗水、泪水和卑微。如果没有亲历这一切，我和别人一样，对这个群体也会隔膜和冷漠，但既然亲历了这一切，在单一的表述中，我深感自己有责任说出偏颇但真实的感受。事实也是这样，几年后，当我重回工厂，发现曾经被认为前途无望的大厂并没有气息奄奄，尽管曾有的风光不再，但厂房的机器依旧夜以继日地轰轰烈烈，不同的只是往日的处长早已变成了老板，曾经的兄弟已经变成手下，而工厂那块散发着国营企业曾有的辉煌的牌子早已换了名称，那个和我同时进厂做销售的同事早已在一线繁华的都市安了家，在一场改革的剧目中，原本相差不远的群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实现了命运的沉浮，其中的悲喜随着岁月的流逝，不过演变为1990年代一个毫不起眼的插曲。2010年，在离开工厂整整十一年后，我一个人默默回到曾经挥洒了青春汗水的大厂，在一处僻静的树林中呆坐半天。我用沉默凭吊我的青春，用没有流出的泪水怀念过去的单纯和爱情，我突然无比想看到我的师傅，到今天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肖菊香、秋保和张山，想和他们在工厂的林荫道上肆无忌惮地骂娘，想和他们一起躲在车间的棉堆中间秘密对付质检组长的冷漠和挑剔，想和他们蹲坐在并条机旁一起热火朝天地午餐。他们让我习惯在车间轰鸣的氛围中粗声说话，今天，我却被学院生活整理为一个需要注意很多社交礼节、需要按照广告中的某些观念来规范日常生活的所谓知识女性。在当下冷漠隔离的氛围中，我如此怀念那种真切、粗糙的气息和温情，这种怀念发自对温情的渴望，一次次在情感的渴求中推动我向人生的底座接近。我此后挂空的生命所带来的精神困境，和在工厂时的生存困境毫无二致。我像一个逃脱了险境的幸运者，对没有能力带走那些朝夕相处的师傅们而心怀歉疚。我的日子越是波澜不惊，我就越担心他们下落不明的生活；我的日子越是有惊无险，我就越感到这是一种逃避。但我没有办法带走他们，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不知道曾经充满生命活力的师傅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已经离散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是否还有往昔的向往和期待。今天，我只能从国家的宏大经济数据上面推测他们的命运，我每每期待着这些官方的数据能够变成对师傅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和利益。

　　1998年，在下岗将近一年后，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情况下，我决心考研，并于1999年重新踏入校园，成为一名研究生。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命运，也使我得以有机会换位观照这个世界。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分数出来的那天，我从工长那儿拿到武汉大学成绩通知单后的兴奋和开心，这是一种意识到命运将产生彻底改变所带来的激情。考研的顺利让我对那个时代学院的相对公平心怀感激，一个整天过得暗无天日，几乎没有办法获得外界任何信息的一线下岗女工，能够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胜出，放在今天，难度不知道要增加多少。我清楚记得那天工厂发生了一件惨烈的悲剧，一个绝望的女工在杀害自己的儿子以后，也决然了断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全厂的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只有我不合时宜地沉浸在考试的成功中。我几乎记不起怎样从工厂的大门跑出，没有请假就大胆地旷工了一天，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一消息告知朋友和亲人。但这种逃离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在重回校园以后，我才感到此前的生活和此后的生活，因为工厂四年的遭遇，使得我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两个不同的场域，这种场域之间的反差让我既没有办法安心于学院的精英和高深，也无法重回过去心安理得的绝望和抱怨。我吃惊地发现在离开工厂以后，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强度钉进了我的生命，并直接导致了此后我对学院氛围的游离，从而加剧了内心的犹豫和怀疑。

学院经验：改变了命运，却陷入了虚空

尽管和同龄人比较起来，四年的大厂经历曾中断过我漫长的求学历程，但学院履历的细针密缝还是构成了我生命的主体。对七零后一代而言，如果要描述个体的成长，按部就班的学习伴随严丝密扣的应试，几乎构成了我们单调、封闭而又隔膜的人生，在铁板一块的灰色履历中，没有激动人心的意外插曲，自然也无阳光灿烂的自由风景。但无论如何，在应试教育的大军和大潮中，我是一个胜出者，在一次次人生的较量中，我正是凭借今天遭人诟病的应试，才得以改变个体的命运（我对当下叫嚣尘上的高考改革持保留态度，对自主招生心存疑虑）。相比我的出生于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学生，我总是告诉自己在个体和时代的较量中，其实七零一代是多么的幸运，尤其对出身卑微的孩子而言，七零一代几乎拥有个体突围最后的机遇。但这种因为代际错位所带来的庆幸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我精神的困惑。事实上，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内心几乎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

　　后来才明白，这种无法摆脱的剥离感来自于我对知识界不切实际幻觉的破灭，我终于接受，八十年代在我心中播下的理想主义种子，九十年代已经找不到让它生根发芽的土壤。八十年代植入我心深处对意义的倚重，和九十年代决绝的对意义的戏弄和放逐，落实到七零后一代身上，这会导致他们内心多少挣扎的风暴。在拥抱意义中度过童年，在怀疑意义中度过少年，而在放逐意义中度过成年，几乎成为七零后一代不可逃避的宿命。学术界将九十年代的氛围描述为世俗化的成功入侵，对我而言，则意味着提供了一个理解身边现实的视角。对个体生命来说，伴随八十年代现代化梦想实现的，其实是空间对时间的压迫，空间的廓大替换了时间的延伸，在时光快速的飞转中，我大厂生活的片段、师傅的命运、无言的泪水不过是这架时光高速机所幻化出来的一些模糊的影子，没有人有耐心理解弱者的绝望，没有人愿意来慢慢平复他们的心境，必须追赶的急迫逼得所有人慌忙向前，跟上了的，可以享受到成功的果实，掉队了的，则已经没有机会让人看清他们的真实脸孔。仅仅二十年的功夫，对我而言，童年的经历甚至比异国他乡的生活离我更远。时代的裂变已经开始，全球化、现代性这些词汇其实是以作用于个体身上的真实细节而呈现的，并不仅仅以学术化的脸孔而出现。在这种裂变中，我明显感觉到生命的被掏空感，对明天安全感的期待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弥漫于我的内心并成为一种强烈的生命渴望。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向我的同窗求证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像我一样曾经陷入这种心灵的困惑？这种长久的犹疑心态是如此真实而又令人难以摆脱，以致让我没有办法对新的身份生出一种理所当然的确认。根据观察，我发现那些从未离开学校、按部就班的同门从来不会存在这方面的困惑。和他们的自如、自信比较起来，我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运气很好的闯入者，得以有机会偷窥和洞悉学术界、知识界的一些真实的场景，而我所看到和感知的一切竟然印证了我内心的一种直觉：知识界和现实的隔膜、和功利的拥抱已经成为平常的一幕。这么多年来，我的身边始终充满了很多忙碌的身影，他们早就确认了自己毫不含糊的人生道路，进入体制，进入名牌高校，然后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内心充满了掌握的自信，好像从来不会像我一样总是陷入不合时宜的犹豫和怀疑中。我不得不承认，在体制化日渐严重的今天，这种犹疑的心态显然极大地阻碍了我更快地形成坚定的专业认同，从而一次次驱逐自己的内心向边缘处游走，问题缠绕的现实与知识界对现实的隔离成为我亲眼目睹的两个场域，在和各种力量的对抗中，知识界已经无法获得解决问题的通道。我还得承认，在离开工厂重回校园后，和概念、理论、似是而非的论文相处几年以后，我内心并没有滋生向理想进军的力量，内心并没有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强大起来，除了掌握了一些专业术语，并且获得了炮制长篇学术论文的能力外，我真实的生命已经挂空，灵魂也已苍白。亲历这种令人失血的学院化生活，当我企图去梳理过去几年的心路历程时，我发现作为个体的我的生活和整个时代居然完全同构。当我一次次沉湎于九十年代学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的精神资源，企图弄清这两者为何总是难分难解时，我猛然意识到个体生存体验与两种话语状态的疏离可能是导致两者纠缠不清的一种外力。这几乎构成了一种隐喻：知识界的思想触点往往来自于无法和解的现实，但和现实的隔膜却阻碍了他们以一种更宽容更阔大的胸怀来耐心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意义的消解和不甘心意义的丧失几乎构成了我当下生存的基本境遇。从世俗层面而言，重回校园经过六年学院化的生活后我已非常幸运地拥有了大学的教职，但这种稳定的生存状态并未消弭我内心的荒芜，精神的成长和挣扎依然是我心灵生活真实的图景，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不得不承认，当岁月已经耗尽人的青春，逼迫我不得不回望昨天的时候，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日子中，我真的找不出多少令人自豪的精神事件。更多时候，如果要我说出对这个时代的真切感受，我只能承认总是被生命中那一次次懵懂的逃离惊出一身冷汗：1999年，如果没有顺利考研，大厂的日子到底是一个什么结局，谁也无法推断；2006年，博士毕业的第二年，因为无法忍受搬书搬家的折腾及对一个独立私人空间的极度渴望，在手头只有五千元存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举借债买房，在接下来疯狂的房价飙升中，能否找到一个安居之所，令我一想起脊背就发冷。在个体和时代的抗争中，种种偶然和巨大的变故让人切实感受到时代对人的吞噬，这种来源于对生活无法掌控的赌徒心理，进一步加剧了我内心的犹疑，一种个体的无助感和不安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弥漫到我的内心。

　　而工作中，和另外一个群体的对视，使我意识到在一种类似摧枯拉朽的变革中，在表面的辉煌和壮观中，我们给后来者提供的生存和精神空间是如此的逼仄和幽暗。这一群被时代掏空变得无所适从的孩子，一次次从我的眼中获得对过去的犹豫和怀疑，但我必须告诉他们真相，必须鼓励他们清空已被垃圾占满的思想内存，重新恢复个体的活力和尊严。这些几乎被应试教育扭曲的孩子，总是在父母以爱的名义所施加的压力中，在学校只会以分数和名次来规范他们的漫长而刻板的生活中，满怀着对大学的憧憬开始自己新的人生。和我一样，在整个少年时代，对大学的向往几乎构成一个孩子放弃诸多人生乐趣最重要的借口，成为他们忍受青春种种折磨的精神动力。可曾经散发着象牙塔光芒的大学呢？我有能力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吗？这种真实的纠结依然成为困惑我内心的理由，使得我一次次远离职业的归属感，重新陷入一种精神的迷茫中。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告诉他们现实的真相，告诉他们此前的岁月中带有怎样天生的缺陷。他们和现实隔绝的眼睛至少到大学必须睁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恢复思想和判断的活力。在多年应试教育残酷、功利的精神空间中，他们也许已经习惯改革名义下的振荡和颠沛流离，习惯了在电子产品的侵蚀下对深度思考的拒绝和逃避，但我还是不忍心他们继续像小学和中学时代一样，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下，漠视对精神生命质量的追寻。遭遇这些孩子固然给了我无穷的活力，但一想到他们的未来，一想到在一场场惨痛的竞争中没有任何把握的未来，我的内心最后就总是只能陷入无穷的黑暗和深渊。

　　我多少次追问自己对这一个群体为何总是持有这样的情感态度，后来才不得不承认，这一切还是和九十年代的亲历遭遇有关。生活给了我一个机会目睹真相，给了我一个机会体验底层的生存和情感，这种嵌入骨髓的情感体验就只能在我的生命中打下如雕刻般鲜活的烙印。我不得不承认，在职业的本能中，我一次次搜索来自大厂的孩子，一次次注视他们单纯的笑脸是否带上了父辈的印记，一次次企图从稚气的脸孔中重新找到一条和过去生活联系的通道，以便获得对过去生活的一种确认。事实上，我还必须坦白我的另一种真实的心境，在和学生相处的日子，我更多感受到一种欺骗者的卑怯。大学这个神圣的词汇曾经如何点亮我整个学生时代的梦想，尽管我所受到的教育曾经极大地禁锢了一个孩子的思想和想象力，但这并不能让我否认一个孩子心中所植入的单纯理想对人生的重要，和今天的教育比较起来，我的中小学至少没有像今天的学校功利化到任何一个环节，至少没有逼迫一个贫穷家庭付出全部心血后，却不能给一个卑微的孩子任何依靠和安全。这种在场者的切肤之痛让我没有办法将学生仅仅当作工作对象，在他们或灿烂或胆怯的容颜后面，我天然对他们怀有一种深深的歉意。我为这个群体集体的颓废感到内疚，也为个体力量的卑微感觉无奈，很多时候，到口的实话总是被我强行咽入肚中，一次次断然遏制自己说出真相的冲动。我多么想告诉他们，他们灿烂的青春相比高校的喧嚣、浮华，其中的付出其实并不值得，如果能够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他们知识的获得和人格的健全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通道。但这种个人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的私念。我当然不会鼓励孩子们离开校园在一种蒙昧的青春中去耗散更多的时间，但我深深知道，如何让他们学会一种真正历练精神生活的智慧不但很有必要，而且会成为他们走向社会以后面临深不可测的残酷竞争的救赎之途。我是一个卑怯的教育者，我的衣食住行完全依赖这一份教职工作。今天，一个像我一样只是因为获得了文凭的大学教育工作者，只能从这样一种存在中找到工作的感觉。如果自己不是习惯性地去思考一些精神性的问题，这种和人的心灵成长息息相关的工作便和其他的体力劳动没有任何差别。更多时候，我躲在人群背后，躲在一群成功者背后，躲在一群衣食无忧的同类背后感到另外一个群体的气息，感受到他们无畏的青春在奢华的校舍穿梭，但脸部的表情总是在一种简单的快乐背后折射一种让我心神不安的危险。我像一个洞察秘密的巫婆，在表面的胜利背后，总是看到了更多的阴谋，一次次将我的心境拖入沮丧。这种真实的心境有一段时间甚至让我无法自拔，在孩子们不断将内心的烦恼向我倾诉，而我却无力给他们排解，也无力让自己轻松以后，我感到内心的黑暗越来越重，有一段时间甚至想逃离这一份热爱的工作，只因为再也不愿承受那些年轻表情的折磨。对我而言，更为真实的精神处境在于，在种种细密贫乏的生存路径的困境中，我感觉自己在思想上面始终无法获得和现实对话的能力，也早已被鸡零狗碎的生活折腾得丧失对话的动力和激情。我不知这种思想的滞熟和缺席状态是预示了时代的进步呢，还是暗示了我们更为深重的悲哀？

　　今天，我试图回复到个体的生存细节，在岁月的尘埃中尽力擦亮往昔的片段，以呈现时代巨轮下卑微个体的成长印迹，并企图排解多年来内心深处郁结的纠结和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对青春的表述，这种表述的急切是否暗含了我们对自己精神资源的清理？1970年代出生的我，不可能作为一代人的精神标本，但我的庸常和迷惑，恰好凸显了在个体和时代的碰撞中，我的渺小与不确定以及我们时代一往无前的确定性。

　　黄灯，学者，现居广州。曾在本刊发表《今夜我回到工厂》、《对照童年》、《知识界的底线何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