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今天，一个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常常遭遇这样一幕：打开邮箱，一张表格赫然在目。表格的内容可能如下：技术专业人员情况登记表；教学科研人员考核登记表；千百十人才培养申请表；年度科研情况登记表；职称填报表；高校定岗定编评级表；年度考核表；某某市社科（自科）课题申请表；某某省社科（自科）课题申请表；教育部社科课题申请表；国家社科（自科）课题申请表；学生学位（年度、课程）论文评定表，学生毕业论文答辩表等等。以至有人开玩笑，如果成立一家专门给高校老师填表的公司，生意肯定会兴隆不已。事实就是这样，表格的数字化、时间的碎片化、精神空间的逼仄化、身份地位的边缘化、日常生活的琐碎化已经成为大学教师生活的常态，在一种近乎变态、看似合理的管理模式中，大学教师这个职业不但变得毫无乐趣，而且已经庸常不堪。在这种完全被表格侵蚀的评价机制下，人文学者对于学术的态度和真实的生命体验已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们对所从事的研究更多依赖于知识和概念的空转，而很少和日常生活发生精神遭遇。可以说，缺乏真切的生命感受，缺乏从生命感受中生发出来的感同身受的能力，正成为知识界大部分人的精神常态。今天，创造和真理所带来的生命激情，已经难以给知识分子带来心灵的愉悦，倒是立等可取的交易和利益，会让他们两眼放光、亢奋不已。

　　在我身边，我熟知的朋友，进入高校以后，最焦虑的事情就是拿课题。为了拿课题，什么事情，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他们对评委的情况非常熟悉，往往在课题评选的最后一关，仿佛神助一般地能够找到关键人物，帮忙投上一票。课题的种类和不同利益挂钩，厅局级的课题成为评选副教授的一个必要条件，省部级的课题成为评选教授的一个必要条件，至于国家级的，诸如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科基金更是衡量一个人学术地位的关键条件。与此相关的经济利益也不容忽视，随着教育部评估的展开，高校为了完成考核指标，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力度。教师获得课题以后，除了本身的经费，还有学校的配套，一个国家级的社科课题，国家资助经费可能只有十五万，但学校的各种配套和积分最后折算起来可能高达五十万。我所知道的情况是，有一个博士成为高校教师后，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反反复复地变换花样，已经拿到了某省社科、教育厅重点、教育部、国家社科课题，累计各类经费达到七十万。我还听说很多理工科的课题更荒唐，很多教授一拿到经费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或更换交通工具，买一辆高档轿车。据某些财务人员透露，有些课题经费报销时，光打印纸累计起来就有几卡车，因为实在找不到别的报销名目，只能开打印纸。巨额课题费带来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发票的报销，因为财务制度管得严，怎样弄到合理的发票成为很多人的心腹之患。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买发票，出几个点的税，但很多人不想出这笔冤枉钱，也担心买到假发票惹麻烦，于是就到超市去收集小票。在我居住的小区不远有个华润万家，门口经常有大学教师或者家属到超市门口捡小票，以至超市小票交易在课题的带动下也已经成长为一种市场。那些拿到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的老师往往成为众人羡慕的目标，除了实际好处，主要是课题的获得已经成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准的重要指标，至于评价是否合理，其中是否通过暗箱操作，已经没有人关心。有本事找到关系获得课题就是牛，没有人计较光不光彩这件事。

　　

　　除了拿课题，发论文，尤其是在权威期刊发论文也已成为大学教师热衷经营的项目。众所周知，学术期刊的等级森严无比，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一般期刊的区分早已将它们分成三六九等。今天，一个权威期刊的主编，权力大到简直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只要一出现，立即成为众星捧月的对象，吃喝玩乐一条龙照顾得无比周到，有些人为了一睹大人物的风采，不远千里从外地赶来，讨好逢迎，阿谀奉承，唯一的心愿就是在刊物上发表论文。供不应求的论文制造产业直接促成很多学术刊物放弃职业底线，扩充版面、缩短周期、改小字体以收取更多的版面费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发表的公共权力就这样沦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与此紧密相关的一项服务已经蓬勃发展，走进任何一所大学，代写论文、代发论文的机构遍地都是，各类广告早已充斥任何一个角落。今天，一个攻读学位的人，哪怕攻读的是博士学位，只要他的经济实力许可，只要他稍稍放弃对学术的敬畏感，他完全可以将写论文的事情交给别人，从而拿到属于自己的文凭。

　　学术会议的情况如何呢？众多的各类学科年会、国际研讨会无非就是给各类评委和学部委员、重要期刊的总编、主编们提供一个公开腐败的机会。主席台上永远是那些面无表情、不可一世但掌握着关键学术资源的大腕们，台下是一些以学术交流为名，希望能够找到机会攀附大腕的学术后继力量，他们热切而焦虑，在大腕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在他们还没有话语权之前，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放低姿态，谦恭地攀上大腕的衣襟，和他们搭上各种各样的关系，以获得论文发表的机会，增强课题的胜算。会议主办者在提升科研影响力的口号下，小心协调着种种关系，以讲座、交流的机会将大腕们打点好，从而给硕士点、博士点的申报获得选票。学术讲座的情况也大抵差不多，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学术讲座的规格永远和演讲嘉宾的学术水准和人格魅力相关，但今天，除了少部分高校依然在坚持这个标准外，更多的高校已经放弃这点。他们邀请主讲人的唯一尺度在于其手中是否掌握学术资源，各类评委或主编因此频频获邀以致无力用于学问，讲什么不重要，听众只是摆设，学生被当作充当人气的工具；真实的学术水准不重要，如果手头没有可以与人交换的资源，在现有的体制下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边缘化。可以说，众多高校的学术讲座在以提高学校科研水平的名义下，已经变成了某些人利用公共利益谋取个人私利的途径。

　　种种如上的真实生存场景仿佛正在暗示，知识界这个群体已经处于深重的精神困境中。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的尊崇、对大师（过去或者当下）的敬重已经让位于对利益的敏感、对交易的热衷、对学霸的逢迎。确实，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和市场亲密关系的推进，知识界已经越来越沦落为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利益的分配导致立场的分化，对利益的追逐直接造成底线的放逐。一批批学术新人在现有的研究生制度下，对付完一项项考核后，终于获得了狐假虎威的文凭，但畸形的学术体制和空洞的学术训练早已败坏他们的胃口，并导致其内心的好奇和追问消失殆尽，导师精神力量传递的消失让他们丧失敬畏的能力，对于学界的各种算计和潜规则在现实的权衡面前瞬间无师自通。“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韩少功《世界》）在利益的种种纠葛中纠缠太久，个体心灵已经很难感受到真理的高贵及生命激情对灵魂的涤荡。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些传统读书人的品行在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被冲击得面目全非、苟延残喘。今天，衡量一个大学教授的标尺已和真实的学术水平无关，人格敬仰、同行认同已被名目繁多的名誉称号、科研经费、课题、论文悄然替代，评价指标的充实和圆满已成新的标准，无数的学术垃圾在一种近乎疯狂的粗制滥造中成批量地生产出来，兑换为各种看得见的实际好处。当然会有人强调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启蒙已经过时了，知识分子不应该高高在上；知识分子不应该有太多担当，他们关注自己的专业就够了；知识分子也是人，也要活，也要买房；这些貌似体恤之情的论调最容易销蚀读书人内心的自尊，一部分沽名钓誉的学界混混由此获得名正言顺的理论支撑，以致学界实际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层次森严的利益分配体，成为各级学霸、评委、学部委员、所谓权威期刊主编、核心期刊主编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天下。更为可怕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现象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一种内在运行逻辑，一部分真正思考问题，对学术抱有敬畏之心的老实人，因为不懂得经营人脉，不懂得吹牛拍马，任何学术资源都和他们无缘，因为话语权的丧失，也因为基本公道的缺位，他们还要遭受很多不合理制度的管束，因为制定这些制度的人，恰恰是那帮得到了各种利益和好处、自我感觉极其膨胀的学界政要和名流们。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职业方式经历了深刻变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成为一件令人羞赧的事情。在我参加的一次高校教师组织的学术沙龙中，大家互相倾诉着在现有学术体制中的忧伤，大都不愿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个女教师，博士毕业很多年了，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唯恐这个名号玷污了自己的清白。还有一个重点大学的老师一发言就宣告自己是个无欲望的人，不上网、不看报、不用手机、不关心国家大事，旁边很多学生按捺不住了，他们没想到朝夕相处的师长如此坦率和颓废，一个男孩终于鼓起勇气反问了一句：“知识分子到底要不要担当社会责任？”没想到这样一句问话激起了多数老师的公愤，他们一致将矛头对准学生，三番五次打断学生说话，再三提醒质疑的学生要谨慎使用“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名号。沙龙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自己的同类从内心深处因个人身份所带来的焦虑和屈辱已如此强烈，我尤其难忘那个窘迫的男生站在墙角的一角，被沙龙老师教导并且再三打断说话的不满和尴尬。我不知在这次并不起眼的事件中，老师的言行和整体放弃坚守与抗抵的姿势在学生心中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主要体现在放弃八十年代的启蒙立场后因为价值观念的分歧导致的分化所带来的摩擦和撞击，并直接导致学术界基本态度的转向（表现在以尊重和重建学术规范并向专业拓进成为基本共识，陈平原提出的“思想淡出，学术淡入”最为典型）；那么，今天，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早已不再停留在价值的暧昧和抉择中，利益至上的一元和独断在现有学术体制的支撑下，早已成为主宰知识界的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无形的手”，换一种形象的说法，凯撒已经插手上帝的事务，“市场”这只强硬的手已经公然伸到了精神领域，并气势汹汹地挤兑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主体对社会的能动及制衡作用。今天，知识界已经浮躁到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没有耐心遵守，更不要提对原创性的渴求和追寻。伴随着国家通过附着于利益之上的体制对知识界的控制，知识分子在各种诱惑中迅速分化、瓦解，以一种整体的颓势和劣质化倾向迅速投入到各种投机钻营的活动中。行政和学术资源结盟，抄袭屡禁不止（以至于大家对事故的频发视而不见，就算故事的主角是代表学术最高地位的院士，也已无法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好奇），跑课题变成了“能力”的公开较量（很多高校公然打出“要致富，跑项目”的旗号），暗箱操作职称变成输赢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学术期刊卖刊号在一拍即合的交易中出卖公共资源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败坏的学风自然引起效仿，以至于高校不得不引进反抄袭软件以对付学生的毕业论文。

　　是的，谁都可以感到，中国知识界充斥着一股比腐败更可怕的气息，一种可怕的精神流毒已经渗入骨髓。当败坏的学风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场景后，我们还能指望一些只会争名夺利的人向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传授高贵干净的精神衣钵吗？我们还能指望这个民族的精神在经济挂帅、灵魂跪下的时代获得尊严吗？如果说官员腐败的后遗症主要体现在对民众信任的强度破坏，那么，知识界的贪婪和冷漠、败坏和堕落，其后果无异于在一个精神荒芜的时代，纵容社会的毒瘤在人内心的生长，令更多人失去精神的航标，陷入万劫不复的虚无。媒体爆出的各种挑战国人敏感神经的新闻（诸如“小悦悦”事件）一次次显影我们在利益的底片中灵魂的佝偻真相，日常生活中这些偶然的道德事故看似只和普通人的品行相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恰恰在于知识群体精神能量丧失所带来的边际效应。“许多人尚没有意识到，中国大学的危机，二三十年后将更为严重，因为三个因素的影响将是持久的。一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好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到几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质大大地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至少是五十年，1951年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至今尚没有完全消除就是证明。”刘道玉先生的话振聋发聩，但因为现实的噪音过于喧嚣以致于我们充耳不闻。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的萌芽以及全球化的强势攻进，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出现启蒙姿态的分化瓦解还情有可原。那么，近十年知识界道德的滑坡和风气的败坏再以此为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当下，知识界内部分化的情况固然存在，但这种现象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势均力敌的分化比较起来，早已是超出临界点的失衡状态。今天，“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经常加上很多前缀：

　　公共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戴锦华语），炫目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潜藏了一批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们隐没在学术的泡沫中，凭借着职业底线苦苦支撑。但更多的人企图通过对媒体的利用和控制一夜之间成为学术的新贵，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混杂，越来越成为什么好处都想捞、什么问题都敢发言之人的混迹之处。如果说，“痛苦”可以用来描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丧失启蒙领地后茫然失措的精神状态，那么，“焦虑”则已成为当下知识分子在面临介入能力丧失、话语权的空洞和利益分配的失衡等现状时的真实生存状态。前者的痛苦来自于启蒙理想和现实空间局促之间的矛盾，当下知识分子的焦虑则映射了在社会的巨变中作为一个群体被彻底边缘化后，因为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所带来的虚无和绝望。知识分子结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蜜月期后，再也无法企及和追随过去的梦想和辉煌，除了和利益结盟，除了抓住当下触手可及的好处，他们显然找不到更为强大的精神目标，以致在无意中自动放弃了对自我身份的体认。更何况，相对西方强势的理论话语，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样一个群体不但从整体上丧失了和他们对话的能力，而且也主动放弃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显而易见，底线的丧失和对利益的盲从只是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浅层症候，更为深层的危机则在于在全球化现代性强势渗透的当下，中国知识界从整体而言创造力的不足，以及伴随残酷的世俗化竞争导致的心灵钝化和文化自信心的瓦解。如何让我们的文明获得和世界对话的真实能力，如何让我们的文明成为解决中国当下种种难题的精神资源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

　　

　　

　　当个人的贪婪抵挡不住人性弱点时，再也没有一种将之归结到体制的缺陷更为省心的事儿，可问题是，体制难道不是人造成的吗？体制的板结难道不是由无数人的贪婪造成的吗？今天，很多知识分子面临体制的态度是如此矛盾，现实的压力和利益的诱惑让他们紧紧依附体制，但分配的不公、形势的复杂又让他们无比痛恨体制，体制已悄然成为横亘在他们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一座难以逾越的桥梁，在体制的规约下，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灵动和生命活力已日渐枯萎。在整个时代世俗化的过程中，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以道德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但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淡化速度之快、对现实利益拥抱之紧还是出乎人的意料。这个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和世俗利益拉开一定距离的群体，如果只能和现实得失产生深切的生命关联，这种精神层面超越性匮乏的状态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件体面的事情。“学术是什么？学术对我来说，首先是智性的挑战，是一个崇高的智力游戏。但是要使这个智力游戏不仅仅是自娱，进而防止其沦落，我想，我们无所依凭，任何体制、任何的规范都不能保证我们不堕落。那么，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葆有最朴素的学术良知。”（戴锦华语）学术良知，是的，或者换一种说法，职业底线，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内心放逐底线的标杆，他们的智力优势足以让所有的体制和管理都失效，正如一个医生，他手术刀的起落可以是无意的医疗事故，也可以是蓄意的技术杀人。对底线的把持不但是最大多数人世俗利益的天然屏障，也是知识人行动之前的基本要求。因为心灵生态失衡的终极后果决不会只殃及到部分人的生活，多数人在这场精神的劫难中都将增加安身立命的难度，在资本和权力的乌托邦中，寻找精神的出路已成为多数人获得幸福感的可靠增长点。当一个肌体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获得健康后，必须有一个群体重拾一种刮骨疗伤的勇气，懂得暂时放弃眼前利益其实是一种现实的迫切需要，重拾生命实践、恢复灵魂的活力和底气成为一个并不虚无的话题。在这场依托生命实践重拾心灵生活的精神历练中，“需要一大批人有超越俗用实利的眼界和勇气，真正履践自己对真理的热爱、向往以及追求，将其化作自己的生命，化作自己的某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韩少功《世俗化及其他——与萧元的对话》）也许，对知识分子而言，怎样获得一种和现有体制周旋的智慧以最大程度保持主体和社会的张力关系，也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知识界的状况如此。那么，“知识”呢？这个凝聚了几代人理想、理性、梦想的词，这个曾给无数底层的孩子带来人生转机的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现在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联系呢？“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口号曾经令我们热血沸腾，曾经给僻远山区的孩子点燃无数卑微而又温暖的梦想。今天，我们对这个口号记忆犹新，可是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高校生源的失衡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刺眼，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北大清华这些顶尖的大学农村孩子所占的比例已越来越低，与此同时，每年的两会我们总能听到一些怜悯但刺耳的论调，诸如“农村的孩子不用上大学，不如直接读技校”。根据我多年的大学执教生活，我发现大学时代作为一个人心灵成长的重要时光，早已放逐了其天然的青春叙事色彩，孩子们脸上写满了与年龄和阅历并不相称的功利，他们内心经受了更多因为卑微和贫穷所带来的苦楚和屈辱。两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那个叫杨元元的女孩，那个曾经在珞珈山上挥洒青春梦想的普通姑娘。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她的悲剧以最惨烈的方式折射了知识在今天的命运。2009年11月26日，这个要强、自尊、倔强的女孩用两条毛巾以半蹲的姿势绝望地结束了生命，“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她在忍受了多年的屈辱和辛酸后，以知识为盔甲和现实抗争了漫长的时间，终于选择了放弃。她那么相信知识，那么信奉多年的教育向内心灌输的理念。如果知识能够使人增添尊严和筹码，这个叫杨元元的女孩显然不能属于社会的底层，但现实的情况是，经过拼搏以后，她终究还是没有从知识的滋养中获得生存的勇气，现实的残忍终于将一个女孩的生命和尊严结束在一间毫无诗意的卫生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得没有任何言语的故事，这是一个转眼就会被人遗忘的悲剧，这是一个网络时代立即能够引来正反双方狂欢的案例。没有人知道这个固执而又坚强的女孩在临死之前到底想了些什么，没有人关注这个故作坚强但内心丰富的女孩对生活卑微而真实的愿望。就算她妈妈没有被赶出宿舍又能怎么样？就算她没有死又能怎么样？就算她留在了上海又能怎么样？现实的疯狂所上演的剧目早已将很多个没有死在卫生间的杨元元逼死在别的角落。这一事件背后令人触目惊心的真相在于，知识再也不能以其与真理相关的品质让人获得尊严和安全感，在和金钱、金钱背后的机遇、机遇背后的权势、权势背后的体制之弊相抗衡的过程中，知识已经卑微渺小得使人战战兢兢、谨小慎微、逢迎讨好而没有任何底气。

　　与知识本身已无法从根本上增强人内心的力量比较起来，今天，和知识界放逐底线的现实相应的情况是，知识已经彻底实现了与利益的共谋。在共谋中获得好处后，知识成为知识界放弃担当的最好借口和天然遮蔽。普通民众在现有的传媒条件下，可以轻易获知政治丑闻腐败案件的真相，但很多知识由于专业难度所带来的遮蔽，显然无法让普通人轻而易举洞悉事件的核心秘密，也正因为这样，知识界天然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也被要求具有更强的自我约束力和自制力。事情的另外一面是，长期和利益共谋的路径，知识的面孔早已和和常识背离。知识界在当下的表现除了从整体上对精神品格坚守的放弃外，同时长期沉湎于一种对理论的偏好和演绎中，在种种凌空舞蹈的理论气功中，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放弃对常识的尊重和追问。他们热衷于纠缠各种似是而非的宏大问题（诸如中华性、后现代、国家主义），但对于明显违反常识和逻辑的现实则缺少耐心和审慎。知识和常识的严重背离一次次降低人们对知识群体的信任，一些专家在现实利益的权衡下理直气壮地为某些公共事件提供解释和借口，如今，雷人的话语不仅仅只出自“凤姐”之口，“激情杀人”、“四十岁时，挣不到四千万，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都发自温文尔雅的专家学者之口。当无力供养、前途渺茫的穷人读不起书也不想读书的时候，立马便有学者大放豪言，“中国穷人之所以念不起书，主要是因为学费太低”；当房价已经涨到一个农民只有从唐朝时开始存钱，才有可能为他们跳出龙门的孩子换到城里的一个栖居之地时，偏偏有人从理论到实践地考证出中国的房价并没有泡沫，日本的房子也很贵，孟买的房子也很贵，甚至长安的房子也很贵（其证据是“长安居大不易”）；当中国的教育明明已千疮百孔烂到根子时，偏偏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站出来，以他的国际视野告诫大众，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我不知是否强加给了同类过于理想化的愿望，不知是否一厢情愿地让同类背负了太多的不应属于这个群体的道德压力，但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在国人心灵沙漠化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原本应该有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