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

　　今日谈论学术体制与大学知识分子[此处所谓“知识分子”，仅指大学、科研机构里以专业知识为业的教师等从业人员，而不是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的知识分子的生存（见《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95页），那种人的出现在今日大学为小概率事件]，很易流为愤慨之辞，甚至沦为对大学怀有最低信任的媒体的“共谋”。实在而言，媒体的立论方法，非我之所乐从。大约因为年近不惑，我已很不习惯仅从某种单一立场去衡事论人，哪怕它拥有正义或道德的名义。数年前，曾有媒体记者造访，要求我就大学学术抄袭略表意见。我答曰：学术抄袭仅为稀见个案，我所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二十年来未闻一例抄袭；此种小概率事件，较之媒体之新闻“制作”，较之官场之公权力滥用，实无可论之处，若君诚关心腐败，不妨采访贵报总编，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媒体堕落的机制与路径。这一说法自然不能见诸报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学界真无腐败，或不严重，只不过我并不如“南方报系”那样热爱民国大学体制乃至民国的一切，亦不如部分知识者那样，将今日乱象丛生之学界看得一无是处。依我有限的了解，建国六十年（尤其近三十年），我国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堪称卓越，远非民国可相提并论。诸如载人航天、尖端武器、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核电利用等技术，实已处于世界前沿。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出现了大批优秀学者。本人偏爱史学，以我阅读所见，中山大学桑兵、南京大学高华、四川大学罗志田等学者，实皆不可多得的重量级学者，其实力未必输于诸多民国“大学者”。这些学术实绩，非常值得肯定。这是我讨论当前学术体制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我认为三十年来学术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从现象上看，三十年来尤其近十几年学术的产出要低于投入，尤其低于预期。从深层看，当前学术体制作为学术生产的决定因素，其对学术的妨碍与促进几乎同样巨大。这与当前学术体制的设计理念、操作程序与目的诉求的复杂性有关。这种“复杂性”，在经济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较好保障，但在价值上扭曲了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抽去了科学探索所必须的理想主义“土壤”。

　　当前学术体制的“复杂性”，直接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数目字管理。在中国，政府是学术的投资者，也是其裁定者。19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提升，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节节攀升。为获取“立竿见影”式的投资回报，教育部不分学科、不分地域，针对大学、科研院所及其知识分子设计了统一的评价规则。在此体系中，从大学、研究院所到学科和知识分子个人，都被纳入其投入—产出的管理程序。按照该程序，无论学校学科还是学术团队或学者个人，都被“替换”为一系列数据：重要论文若干（理工科论文以影响因子划分等级，人文社科则以南京大学CSSCI标准细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等不同级别）、出版专著若干（出版社亦分国家、地方等不同等级）、获奖若干（分国家、省部等级别，非官方奖项暂不列入）。这些统计数据，会转化为“分数”，进而转化为利益，被置换为从零到数以亿计、百亿计的不同投资等级。在这种量化管理体制中，数据突出者可以获得“院士”或“长江学者”等学术头衔，经费源源不断，数据乏力者则会一文不名，甚至被大学扫地出门。这种高度差异化、竞争化的体制，构成了当前大学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其体制化之程度，空前剧烈。

　　这种极端功利的量化体制，对于技术领域的促进，确实收效甚巨，对于人文社科研究，也以其经费支持显示了一定效果。但不必讳言，量化管理中的实用主义思维，对缺乏直接应用效应的基础理论（如数学、物理学等）的发展实有限制，而面对人文研究中与当代政治有所关联的学术领域，则显示了极为保守和排斥的意识形态特征。甚至人为制定了数量不少的研究“禁区”，致使“研究者不得不放缓脚步，甚至绕道而行，避实就虚，远险求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汤学智：《探索更为合理的学术管理体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很明显，这种体制很容易“管理”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故为求“安全”，为获取经费支持，很多学者主动为“稻粮谋”，寻求远离现实的课题，放弃公共关怀，甚至流于玄学化，喜欢炫弄理论术语，“不再与现实经验有效地互动，不再承受社会运动的种种复杂挑战”（南帆：《学术体制：遵从与突破》，《文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数量不少的学者甚至沦为“投机”分子：不是遵从自己内心的热爱而从事学术，而是投学术管理机构之所好，仅仅为获得经费而从事研究。与此同时，量化学术体制也引人注目导致了大学教育的滑坡。在1990年代以降的GDP“大跃进”中，教育部不甘其后。量化管理体制就是这种学术GDP追求的直接反映。在其急功近利的思维中，大学教育（尤其本科教育）实际上被边缘化了。表面上，教育部屡屡下文要求大学重视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但由于在操作中，教学是被轻视的，教学质量不能进入考核数据，不能构成教育部所认定的学术GDP，进而也不能转化为学术利益，因此教学首先被教育部的体制抛弃，继而被数量颇多的大学知识分子抛弃。事实上，在大学里，教学认真、深受学生欢迎，只能使教师得到良心的安慰，而一篇一类期刊论文产生的学术效应乃至经济效益，一辈子辛苦教学也难以及上。故从投入/产出的成本分析而言，放弃教学、专攻学术GDP就成为头脑稍“清楚”者的必然选择。云南“宝马”教授尹晓冰说，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话虽偏激，却也是实情。今日大学之所以仍还有一批热爱讲台的知识分子存在，全赖于少数知识者的良心。教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私人的事情，而明智者的“共识”则是敷衍教学，无意于教学方法的革新，不愿花费时间与学生交流，而力求以最少精力完成必须的教学工作量。

　　

　　

　　当前学术体制之弊，不仅在于以上因功利理念而致的三端，更在于其操作过程中“体制中的体制”对学术共同体的伤害。若说量化管理系统是看得见的体制，那么，权力、势力对此体制的介入乃至主导，则成为另一种“看不见的体制”。后者不难想象：最近十几年来，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快速上升，已逐渐使大学从清贫单位变为各种看得见的利益的集聚地，这必然引起学界内外多方力量对利益的激烈竞争。竞争之结果，是使学术自身的规则逐渐表象化、边缘化，而权势角逐则成为表象之下真实运作的“潜规则”或“元规则”。

　　权力、势力两种力量之中，权力直接是当前学术界的主导性力量。在中国，权力是真理的代言人，学界亦不例外。大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竞标，中至院士、长江学者的评定，小至大学里教授职位的竞争，学术（又表现为一堆GDP数据）只是“准入”条件、“参考”条件，真正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多是权力。不久前，我参加一文学研究会议，见一主持人春风得意，卖弄之辞溢于言表，颇感不适。会下才从其他学者的讽谈中得知，明年教育部可能推行文科院士制，此人在学界虽仅中资（鄙人惭愧，第一次闻知其人其名），但已贵为某省最好大学之校长，兼高层关系良好，必得该省“院士”指标无疑。会上失态，实在是大好心情自然流露，“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会下，众学者还私议，当今学界，只要跻身大学校长、副校长之列，就有望成为“大学者”。何故？因为既为校长，就可以动用学校资源，做成其他学者想做而不可能做成的事情。譬如，只要校长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成一两篇论文，就可以经过某种“运作”发表在权威刊物之上，继而又经过“运作”获得各种级别的学术奖项，继而依法炮制，成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带领”团队申请国家级大项目。等将这些都“运作”成功，其学术GDP就非一般书斋型教授可以相提并论，而按照教育部的评价体制，校长就自然是“大学者”了。在项目评审中，权力的作用更一览无遗。据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流行一种说法，叫“小基金大评，中基金中评，大基金不评”。意思是说，资助额度仅十几万元的基金（钱少得有权力者瞧不起），往往进行大规模的、民主化的评审，而资助额度达数十万、上百万元的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就只在“一定范围”内评审了。所谓“一定范围”，就是一群评委在一起“分猪肉”，去年给了你或你的学生，今年就该轮到我或我的学生了。而上千万元的基金，索性就不评了，往往由几个担任评议组组长或副组长的院士提议，或由政府部门某领导拍板，直接下达给某人。而院士何以如此提议，领导何以如此拍板，除了比较不同基金申请团队的科研实力外，还更多地牵涉到学术以外的诸多“不明”因素。这类“不明”因素，即是权力运作的灰色地带。当然，权力毕竟是稀缺资源，多数学者并不直接是校长、国家基金或教育部评议组成员，那么作为权力的补充，势力则以更普遍的程度主导着学术。势力是指学界里的“圈子”或“山头”，某些“山头”中人未必直接拥有权力，但他们善于“攀援”权力持有者，或以师承关系相互交接，或以利益相互协同，或以性资源换取支持，在诸如项目、奖金、职称等系列评审活动中分享权力的利润。可以不夸张地说，在现行利益体制下，今日学界已在大概率意义上沦为“权势者的游戏”，学术则不幸退居“次席”。

　　

　　“权势者的游戏”构成了今日学术体制的真实规则，也造就了大学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所谓“象牙塔”者，其实是“缩微版”的官场，不过涉及利益不能与政界相提并论，烈度自然也较小，但其设计理念与操作规则则大为仿佛。所谓“学术共同体”因此殊难自立。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时代，对于大学知识分子来说，是坏的时代。但同时，它也可以说是好的时代。如果一个学者，潜心于学术，而不用心营造与各类权势者的关系，那么他（她）的发展则会大为不利：职称难评，项目难报，得奖基本无缘，若无意外的话，也将会在体制中被边缘化。而由于缺乏经费资源，其学术本身的推进也会出现问题。尤其理工科，倘无充足科研经费，研究往往难以展开。甚至，这类学者即使克服诸种困难，取得突出学术成就，也往往不被学生“承认”。譬如报考博士时，很多学生会考虑：这位博士生导师是否是重要刊物主编，是否是基金评委，是否人脉广泛？如果不是，许多学生会另选“高明”。对于这类知识分子而言，今天这个时代无疑很坏。但反过来讲，对于持有权力者，对于善于“运作”者，这又无疑是很好的时代。这类知识分子，若有学术能力，则会得到超出其学术能力的充足资源。经费到手，则又可以通过开会、邀请讲学、“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广泛建立更多的人脉和利益协同关系，而这类关系又是获取更多资源的良好条件，由此形成学术与关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善于“运作”的学者，若学术资质平平，也可以以谙熟“关系就是生产力”的原则，广结人脉，由学而官，由官再入学界，照样可以兼为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甚至跻身为院士也不无可能。所以，今日大学里最光鲜者，并非皓首穷经的不问俗事的教授，而是这类学者而兼政客的双栖人物。

　　对此种种“权势者的游戏”，学者们私下里戏称为“超现实主义”，但亦莫可奈何。这种公私杂糅的体制，对各类学者利益并不相同，但对学术自身的伤害则是共同的、持久性的。其伤害或还不在于学术资源配置的不公，而在于学术良知的流失，在于学术敬畏之心的耗散。很难想象，一个大学知识分子，若久久地热衷于攀附或笼络，周旋于交际和应酬，他（她）怎么可能长期保持对未知事物的无穷好奇、对知识的单纯热爱？“运作”思维发达的社会，科学探索的境界必被拉低，又怎能期望“大师”呢？那么，这种学术体制有无改变可能呢？不少研究者寄望于“教授治校”，如杨东平先生认为：“大学的核心制度、大学制度创新的根本要义，就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在大学实行学术内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拥有学术权力”，“如果一所大学仍没有建立学术自由的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那么无论它的楼宇多么高大、校园多么辽阔、设施多么豪华、校长是正部级还是副总理级，它也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什么世界一流。”（杨东平：《改革大学体制刻不容缓》，《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杨先生的愿望，实是寻求大学在政府之外的“化外治权”。其可能与否暂且不论，即便可能，“教授”们就真的那么可信吗？我以为，不是所有“教授”都是蔡元培或梅贻琦。前谓“权势者的游戏”，其中“权势者”主要不是指政府官员，而指的正是身兼校长、院长、主任和各种评委之职的教授们。依笔者观察，大学里部分知识分子，其城府之深，计谋之诡，角逐官位能力之强，垄断资源欲望之盛，并不弱于政界同行，不过施展空间太小而已。设若教授们真能“治校”，出现一两位蔡元培确有可能，但出现一大批“系霸”、“院霸”、“校霸”则必是大概率事件。当然，杨先生还讲到“民主管理”。如果所谓“民主”是指每位普通大学知识分子都拥有一张选票，可以随时通过投票罢黜院长、校长，那当然大有希望。如果“民主”只是十来位有实权的教授们“圈子”内的民主，那么有与没有并无什么大的区别。严格地讲，当前学界的所有评审都有比较公正民主的评审程序，但多数都被“运作”成了“权势者的游戏”。以国人（含教授）“运作”兴趣、能力之强，浅尝辄止的“中国特色”式的民主几乎不具备操作价值。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教授治校”或学术民主在当前学界亦无实现可能。其一，现行学术体制不仅是政府规划国家科技发展的颇见效率的积极手段，而且其实也是政府管理人文知识分子的巧妙“艺术”。例如，至今，我们的出版社、学术刊物，仍是国家严控的垄断资源，在著作出版、论文发表时，学者们还要面对诸多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门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禁忌。在这样一种没有实质性的出版自由、发表自由的状况下，真正的学术繁荣是很难的（杨守森：《学术体制与学者素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这是消极的限制方法。事实上，从积极层面上讲，政府也更倾向于投资给那些文献整理、古代典籍研究等与当代现实无涉的课题。其二，这一体制还得到了各层权力持有者的支持与维护。巨额科技研经费的下拨，并非全部流进了高科技实验室或学者的书斋，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资金，以名目繁杂的权力寻租方式，进入了各级权力持有人的私囊。这方面，经费庞大的理工科项目更为明显。还是在多年前，我就听说某成果斐然的材料专家经多方“运作”，终于获得一笔一千万元经费的国家重大高新技术课题，但被要求私底下返给教育部相关人士三百万元的“回扣”。此事真假不便确证，但某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兼任某地方大学文学院院长（付酬如何外界不得而知，但该大学随后即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连年“凯歌”），则是圈内人所皆知之事。尽管如此，学界中人对此多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意。至于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收取版面费、合作办刊、以各种变相方式接受作者送礼，虽也是权力寻租之一种，但完全微小得不值一提。可以说，从上至下的各层权力持有人是喜爱现行体制的。此外，这种体制运作多年，已培养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同时掌握了资源权和话语权。这类学者也愿意这种体制继续维持其再生产。目前对此体制怀有不满者，主要是在此体制中被边缘化的和少数怀有学术公义的学者，但他们不足以撼动现行体制。

　　既如此，在这种“权势者的游戏”中，今日大学知识分子是如何生存的呢？依笔者观察，实有四种区分。一，虽操学术之业，但深知做官乃中国最快致富之职业，所以，一边奋力打拼学术GDP，一边紧盯大学官场，希望以学术为跳板，学而优则仕，并寄望从大学进入政府，真正步入政界。这类知识分子占相当比例。二，钟爱学术，却又不能不投身这场“权势者的游戏”，用心经营各方面人脉关系，努力争取学术资源。这类学者可能为最多数。但既为游戏，就有成功、失败之分。其中的成功者，学术优秀，但为保证这种“优秀”，往往不得不出任行政职务，亦因此陷入了吊诡的处境：在中国，只有做了官员才能更有利获得各种学术资源，然而一旦做官，杂事缠身，学术即几近荒废。等到任满卸职，学术状态却难以恢复。这类学者在“道”与“势”间颇为纠结。其中的失败者，代价则更明显。他们未必能成功地获得有权力者的提携，却往往为了迎合项目、迎合权威刊物的风格，不断“调整”自己，结果丢失了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自我。三，热爱学术，也承认“权势者的游戏”，但只愿以游戏态度对待论文、项目、奖之类，会适当争取，但不会傻到将之视作有价值的评判标准，不会以之“自律”，更不会为之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这类学者，其实是“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是大学知识分子数量不多但毋宁最具智慧的一类，他们可能在利益上收获很多或很少，但他们在学术上往往最能获得回报。四，世事洞明，彻底放弃“权势者的游戏”。不过这类知识分子极为稀见，而且在现实中也日渐丧失生存空间。十几年前，我的老师一代人还相信“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术姿态，然而今天在教育部的“指挥棒”下，这种边缘人物已不可能生存下去，至少在中山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里，情况如此。按照中山大学职称聘任制度的规定，如果一位教员，在三个任期内（九年）未能使自己职称“升级”，那么他（她）就将被解聘。也就是说，纵使你个人甘坐十年“冷板凳”，中山大学也不给你坐了。你想鄙屑权威刊物，鄙屑项目，那中山大学只好请你到校门外去“鄙屑”了。

　　对权势而不是对学问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大学知识分子的不同生态。这决定了当前学术并不乐观的前景。由于所谓“学术共同体”整体上已被权力和势力双重扭曲，学术在中国丧失了必要的价值“土壤”。当然，由于中国人的可观智商，未来技术突进可以预期，甚至出现一两位世界级人才也不为奇（譬如获诺贝尔奖），但中国科技不会整体性占据世界前沿，尤其在基础理论领域。爱因斯坦这种伟大科学家的出现，需要的不仅是天才，而且还有对未知世界的深邃的爱，对知识自身的迷恋。这类天才往往疏离于俗世世界，但在“权势者的游戏”中，这种天才尚未成长，即有可能被边缘化，被现实利益体系抛弃。人文领域亦然。在部分缺乏现实性的人文学科（如古典文献学、考古学之类），将来可能继续出现一批优秀成果，但能够影响时代的学术、能够在历史上占据位置的思想，必然会被体制抑制在萌芽状态。对于这类缺乏经济效应甚至带有开启民智之“不稳定”因素的学术而言，当前体制毋宁是妨碍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当然，我也并不以为这是历史上最坏的时代。鲁迅曾经说过：“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当前学术体制之利弊，未必完全是当前政治或具体领导的问题，它的内部是否也飘荡着传统文化的“幽灵”呢？实在大可思考。譬如，倘若整个社会是如此地崇拜权力，倘若所有人群都将知识视作通向权力的路径来“尊重”，我们又怎能指望“象牙塔”独自舞蹈于权力之上？故我们与其像媒体那样为谋夺眼球大力讲述“学术腐败”的故事，不如回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真的热爱知识吗？我们不妨这样轻轻地问一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