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未民

　　“木兰从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母题之一，在古代诗歌、戏曲和说唱艺术等艺术形式，以及其他社会话语形式中，都有极其广泛的表现。时至今日，作为“木兰从军”母题的源本的《木兰诗》在现代语文教育和社会中更被广泛传播。上个世纪末，一部大型动画片《花木兰》在好莱坞被巨额投资包装后又风靡世界，这表明“花木兰”形象所蕴含的文化母题不但能被现代中国语境赋予新的解读，也会被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所利用，给予西方式的特定解读。而在新世纪，随着中国文化的时运前行，“花木兰”的形象亦被热络不绝地搬上舞台，如大型情景交响音乐《木兰诗篇》、大型歌舞剧《花木兰》、大型杂技故事剧《花木兰》、电影《花木兰》等等。相比之下，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形象和母题在今天最为受宠的绝无仅有的特例。

　　在中国文化史上，尽管花木兰形象和主题在小说、戏曲和其他社会话语形式中有很多表现，但其都源自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因此在新世纪解读《木兰诗》这个母题源本，看看我们能有什么发现，或可以对当前的“花木兰”之“热”提供一些解释。

　　纵观历代文本对《木兰诗》的解读，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它们虽然使《木兰诗》的基本叙事情节大都得到再现，但在理解中又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木兰诗》的“韵味”，或者附加在《木兰诗》上许多后人的附会或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本来的韵味，即其民间意味，则被严重地改写或削弱了，所谓“古朴自然”（《四冥诗话》）的气象大都损失不少。如明代大剧作家徐渭的名作《四声猿》中的二折《雌木兰替父从军》便附会了花木兰功成归来后,与得了朝廷选举科名“校书郎”的文人王郎成婚而归于圆满，多少有些改味。而木兰的征战对象本来原诗中已说明是“燕山胡骑”，为北方少数民族，但剧中却说成是黑山贼匪，从而成为一种朝廷平息叛乱的战争。除此，该剧中的“裙衩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更是发了封建时代花木兰主题的女权式的奇绝之声。在徐渭之后，许多花木兰形象和故事的改写，由于情节附会增多则更容易和更多地成为一个抵御外族，为国杀敌，驰骋疆场的正剧，而女扮男装不过是一个次要的装饰、噱头和看点。到了近代，花木兰又进而成为在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下的民族英雄，或者成为女权主义式的中国英雄，而被广泛改编和传扬。这在豫剧《花木兰》、龙江剧《木兰从军》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这些主题的意义上，花木兰主题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使其社会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我们不能说历代这些对花木兰的解读没有道理，但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影响，应该说都有其历史思想根源，有其必然的历史语境和理由，大体也是《木兰诗》故事和人物的一个合理的方向。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之中，《木兰诗》还常常被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夷夏之辩”中的“夷夏之大防”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所释读。视木兰从军所征讨的敌人为北方入侵中原的少数民族叛军，依此则使花木兰的主题自身缠绕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它往往站在大汉族中心的角度而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此便不能在一个宏大的中国文明和大国整合进程中来超越和解释各民族融合中的战争与仇恨，不能从中华民族的大视角来化解历史上的民族纷争与恩怨，而执著单一的抗敌和卫国英雄模式，有时就容易将古代国家和民族语境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加以理解，将古代民族融合的过程等同于现代民族和国家的战争，并将这抗敌英雄情结抽象化、概念化，从而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并不去深究其所产生的自身悖论。

　　我们今天来解读《木兰诗》，应该看到历史上的解读范型虽然有其时代可以肯定的一面，但这些解读对今人来讲还应超越。毕竟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进步已非昨日可比，这使我们可以更加宽容的文化理解、更加原韵原味地去理解《木兰诗》。况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一个充满西方强势文化的竞争格局中，同时又在现代文明的和平与发展的要求下，“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已经昭明于世，它一方面是不可阻挡的“崛起”，必定要求一种富于竞争性的进取心，一种英雄情结；另一方面它又是和平方式的，有着数千年来以和谐为社会理想，与各族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的泱泱大国的文化传统，在尊严、责任的前提下，它必然要求重新阐发和弘扬中国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把发展和崛起建立在全球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而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母题之一的“花木兰从军”，只要我们仔细解读其历史源本《木兰诗》，便会发现一个本真的花木兰，原来正是中国和谐论与和平文化精神的体现。自古至今，中国从来都是在尊严、自律、自爱、责任的前提下和平崛起于世界的，它从来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中国”，一个自封且自律的、天赋使命的中央之国。我们只有这样去理解“燕山胡骑鸣啾啾”、“可汗大点兵”和“天子坐明堂”才符合历史真实，这当然是我们在新世纪背景下给予《木兰诗》的重新解读，但却是时代需要的，也更符合《木兰诗》原味的解读。

　　《木兰诗》是流行于北朝时期的民间故事的诗化形态，是民间诗，因此“古朴自然”成为历代有关它的诗论的一个定评，进而《木兰诗》所表现的“古朴自然”也反映了古代中国民间最为“自然”和“古朴”的民风、民俗和民间的精神。大家知道，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尤其北朝多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北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战争此起彼伏，充满了血与火、铁马金戈。《木兰诗》中的战争的实际背景正在于此，很多学者指出它所反映的应是北魏与北方柔然军队的战事。而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烽火连天的长期的战争洗礼过程中，沉积下来的中国诗篇却不是同仇敌忾、血色韵味十足的纯正的战争诗，而是像《木兰诗》这样的生活味喜剧味强烈的诗篇。诚如范文澜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战争的性质今天在中国历史的宏观动向和发展规律的意义上，都不可能被局限于具体的民族间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解释。如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南北朝时期的战争情势主流，只能理解为在更高的意义上，一个有关的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由争战而达成融合的历史进程。通过民族融合走向“中国”，一个统一和谐的天下国家即“中国”成为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潮。这其间具有重大价值的渗透在各民族的联系中间的“中国”思想便成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这种由“中国”一词所标示的“中国思想”是对战争的超越。在“中国”观念下，战争从来都是达成平衡、融合、和平的盛大社会与天下国家的手段，从来不具有受崇拜的地位；“中国思想”的最高意义和使命在于天下休战和人类联合，在于民族间的融合与共同体倾向，在于“天下一家”“混一寰宇”的东方理想和大同理想。由此来解读《木兰诗》，我们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烽火连天的征战岁月，一个连女子都上战场的时期，它所沉积和锤炼出来的文化诗篇，却有着和谐的喜剧精神。而且，这种“中国思想”是有着和平生存和非攻息战的民间精神基础的，《木兰诗》正是其形象的体现。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木兰诗》完全忽略了对战争本身的描写，它仅用“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几句便将整个战争过程打发了过去，并不直面战争的残酷，笔调之沧桑弘阔，视野之苍茫宏观，应该体现了一个胸怀博大面对战争而有所超越的中国式的典型思维特征。这里面已经没有多少敌人的凶残、战火的血色、苦难的深渊、死亡的意象，这些通通都被我们的民间文化创造者们忽略掉了，拆解掉了，颠覆掉了。而他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所使用的智慧就是发现并津津乐道一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模式，这模式里边既可以有人道伦理关怀的孝道，又可以有为“国”赴边杀敌的正义，在这些安全合理的光环照耀下，又有女子从军的传奇，似乎又构成了一种民间的对正统社会理性的男尊女卑现实的抗拒与颠覆，一种民间价值对正统伦理的心理弥补，以及奇迹般的欣赏和释怀。《木兰诗》正是如此以一个轻松的“木兰从军”的神话颠覆和解构了紧张而激烈的战争语境，在充满世俗性的喜剧气氛的背后，隐含着不执著于战争追问和转移战斗情结的倾向，其实质还是中国式的和平主义，以及有关国家和人类融合的思考路向使然。民间精神的喜剧气氛，以及在征战频繁年代的世俗价值和生活情调、乐观和承担、淡定和风趣，执著于世俗生活场景和性别角色变换奇迹的扑朔迷离，构成了民间主题中充满悖论状态的真正的复调和对话。它用世俗情怀和民间生存的乐观而和战争政治、国家政治展开了一场对话，一场用女扮男装重新书写的另一种历史观念的对话，这在世界文化中独步古今。它津津有味于“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的“唧唧复唧唧”中的“木兰当户织”；津津有味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仿佛是奔赴重大仪式的置办；津津有味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的“当窗理云鬓”式的女性状态，以及“磨刀霍霍向猪羊”的世俗欢庆场面，更执迷于“安能辨我是雄雌”的猜迷般的生存迷思和性别情趣追问。所有这些，都表明世俗的欢乐、祥和、达观才是民间生存和思维的真谛，才是《木兰诗》超越朝廷与国家战争思维和民族仇恨的真面目。当然也应看到，这种超越也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喜剧式的超越，《木兰诗》在现实原则上，还是正视了、服从了“正义战争”的现实，这使它获得了一种现实的正确和合理性。然而，这种现实原则虽为全诗之基础，却终究不是这首诗的精神主旨。

　　进一步，我们还应注意到，即使从抵御外族或北胡敌人的角度，《木兰诗》也在“夷夏之辩”的大背景下作了不少自我解构。抵御外族的主题似乎作为全诗的一个声势颇大的正题。但这里由于没有了现实社会真实的男子英雄而受到嘲弄。女扮男装的木兰形象虽然使中国英雄得到别具一格的出场，但其奇异的经历毕竟改写了英雄的原本内含。把现实社会男性的雄遒涂抹掉而由“装扮”对全诗的正题作了驾轻就熟的改装，既加强了正题，同时也喜剧化、诙谐化、软化了昂扬的正题，从而形成了超越现实的副题，一个民间世俗精神的副题。而最后，这副题则成为全诗的实质上的正题。让宏大而酷烈的战争题材和英雄主题由于“女扮男装”而变成了民间叙事的非正统性。一个虚化的战争和一个改装的英雄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情境，这在本质上就是某种民间化了的“中国”思维在更超越和更高的、天下一家的、人类融合联合的原则作用下使然。在这种思维原则之下，所谓夷夏战争和民族英雄都可以从生活和历史的沧桑中、从大中国和天下观的宏阔中看得轻一点的，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而民间生存的欢乐，人生的入世和通达，建功立业的平凡化才是在日常中实实在在的。因此木兰诗并未把“归来见天子”、“赏赐百千强”作为一个局限于国家主题和夷夏之防主题而终结于此，而是将归家团圆、欢乐的世俗民间作为木兰的归宿，用意是很深，也很智慧的，是它千百年来惹人喜爱的真正原因。而古今一切将花木兰从军母题仅仅归结为抵御外敌、报效朝廷国家的结局，都不过是对《木兰诗》源本的肤浅化、简单化，没有得其民间精神之髓。

　　此外，如果我们再细究，木兰的女子形象在诗中并不能作为汉民族的女英雄，诗中的木兰活动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可汗天子”并称也透露了所表现的内容当在北魏之时，而一个很有少数民族姓氏色彩的性格开朗健旺的女子花木兰，其拓拔鲜卑族女人的形象则是可以被指认的。如此，花木兰本非汉族女英雄，但为什么我们后人总把她看作是中华民族的自己的女英雄？原因就在于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是建立在民族融合基础之上的，所谓中华民族，正是东方的一个大国民族的共同体，它自然要超越某些单一民族的纯粹性、偏执性的理念，而实现着东方民族的融合和联合，以和谐、和平的精神而共处一体，这是我们把花木兰从来都作为自己的英雄人物，作为中国英雄的原因。

　　如此，穿越历史时空，古老的《木兰诗》在新世纪仍向我们、向世界昭示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