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萍

　　枫香驿

　　刘晓萍

　　壹

　　在梅屋的山坳里，一株七年多的梨树花满枝头。我经过它时，布谷鸟已是满身馨香。我的母亲正在三分地的菜园里翻土，她在寻找确切的地点，挖出她在旧年冬至日埋下的瓦罐。瓦罐里装有一枚鸡蛋，鸡蛋被植入一只萝卜之中。它们被埋了整整七十三天。瓦罐、萝卜、鸡蛋，它们在母亲的手上成为一种良方。大哥的哮喘便是在这个良方中得以愈全。瓦罐、萝卜和鸡蛋，它们平淡无奇，母亲将它们制成良方，只是因为两个特殊的日子，冬至日和惊蛰日。母亲说，埋下瓦罐的冬至日必须要有阳光，而挖出瓦罐的惊蛰日必须在露水未干之前。

　　母亲在三分地里圈出很大的范围，翻开很多土壤，并不是因为她真的记不清自己在三个月前埋下瓦罐的准确位置，而是她有很深的疑虑。她对自己的记忆力信心十足，但对泥土下的瓦罐缺乏信任。这是母亲烙下的病症。三十多年前，当母亲亲眼目睹红卫兵在我外祖父的书房里掘地三尺，寻找我曾外祖母埋在地下的金子而不得时，母亲就得出一个结论，一旦东西被埋入地下，就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的行踪。金子在地下渺无踪影所带给母亲的震惊，毫不逊色于红卫兵在家中开辟出的条条战壕。

　　梅屋的那株梨树长在我必经的路上，那条路是我从家到学堂的唯一通途。它包括狭窄而曲折的田垄、土丘、山坳、水库和几个总让母亲提心吊胆的池塘，以及总让我浑身发麻的几座小桥。我至今都没有搞懂我的恐高症是否是那几座小桥的后患？惊蛰过后，桥下的流水奔腾不息。一旦风暴，小桥就会成为水面的一叶扁舟，随水奔流。曾有夏天，小桥带走了两位少年。我对它望而生畏。母亲叹息不止：“这如果是在枫香驿，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独木桥，在枫香驿早被我大大修理了。”母亲神情复杂，有骄傲，有忧伤，还有愤恨。母亲的大大就是我的外祖父，他死于盛年。枫香驿的光泽也在外祖父倒下的那一刻停止了闪烁。之后，母亲来到了离枫香驿六十里地的一个穷徒四壁的小村庄，它叫铁象湾，我父亲的出生地。

　　没有人可以了解铁象湾与枫香驿在我母亲心里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距离。按照我事后的判断，在母亲心里，它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枫香驿是母亲衣锦荣宠的华年，温柔之乡。不管其中有多少血雨腥风，在母亲的记忆里它被一段固定的甜美岁月定格。铁象湾则有太多的愁苦。不管这些愁苦是否肇事于铁象湾的穷徒四壁，它的确见证了母亲的落魄和苦难。铁象湾就像严寒中的冬至，母亲屈就于它只为治愈她儿子的一种顽疾。而枫香驿犹如惊蛰过后的一声惊雷，它炸开了母亲的美梦。

　　母亲在惊蛰时节翻土寻找，除了那个在冬至日埋下的瓦罐，我知道，还有一个残梦，一些片断，一点蛛丝马迹。它们是母亲的良药。

　　贰

　　我不能说母亲只生活在她的记忆里，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当母亲将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我——带到这个世界时，记忆已成为母亲的不可承受之重。很长的一段日子，母亲拽着家中成堆的破衣裳缝缝补补，拉着不谙世事的我坐在她的身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那些陈年往事时，母亲在缝补的除了衣裳，还有她的往昔。只是，岁月的色调已由明转暗，渐渐蒙灰。

　　老花镜戴在还不满五十岁的母亲的鼻梁上，总让不满十岁的我觉得像是一只玩具。一旦母亲取下它，它便见缝插针地移到了我的脸上。那真是一种奇妙的变换，眼前的事物开始旋转，界限不清，而平整的地面突显幻觉似的深坑，我一脚踩下去，人仰马翻。夕阳在对面的竹林里时隐时现，在稀落的枝叶间闪烁着最为黯淡的沉寂。

　　“旺德叔从山上带回二只虎崽子，和几个月大的猫一模一样。他把虎崽子放在谷仓里，喂米汤给它们喝。接着一连几天，母老虎天一黑就跑到后院外，围着谷仓嚎叫。那声音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住的，令人心惊……旺德叔只得偷偷地将虎崽子送了回去。”母亲称呼的旺德叔是外祖父家的管事，他在我的曾外祖父眼皮底下长大，与我的外祖父同寝同食。他的家在长江边上一个叫坝头的地方，而他从来就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枫香驿就是他的家。“你曾外祖母迈着小脚，被人拖去批斗时，我看见旺德叔一个人坐在后院的墙角下，脸上都是泪花……他‘文革’结束后才离开我家。其实他在土改时就应该走的，但他一直赖着不想走。”母亲低着头，专注于自己手上的针线，那些话在针线的穿梭之中飘忽不定。坐在母亲的脚边，我想着的是那两只虎崽子，它们的样子是否真的和猫并无二致。母亲的答案是肯定的：“上山看虎，不如家中看猫。”不管母亲说得如何漫不经心，我也不能消除一只因孩子走失的母老虎在深夜凄厉的嚎叫所带给我的内心的震动。它远比一只猫来得惨烈。

　　我的曾外祖母被人拉出去批斗时，我的外祖父从口腔里喷涌出巨大的血球后，已沉入黑夜的深处。外祖父是她唯一的儿子。我的曾外祖母迈着三寸金莲从黑夜跨入白昼，又从白昼陷入黑夜。

　　一辆无人驾驶的电车停在铁象湾的祠堂门口，这是一幅奇幻的场景。在如今拖拉机都行驶困难的铁象湾，一辆电车的到来则是荒谬的，但我见证了这一切。无人驾驶的电车上唯一的乘客就是我。它停在铁象湾的祠堂门口，像天外来客，又那样真实可触。此刻，我父亲的灵位就放在祠堂的一角。无人驾驶的电车，铁象湾的祠堂，父亲以及摆放在祠堂里寒冷的灵位，他们刺破了我的梦境。

　　母亲的大大，我的外祖父，在母亲的缝缝补补中站到我的面前。他满腹经纶，喜好游历，捧着马克思著作时对闺阁中的我的母亲说：“鞋就不用学着做了，以后会有机器做的鞋，花样多得很。”“我大大就像看见了似的，我当时还不相信。”我的外祖父预见了流水线上花样繁多的鞋，但没有预见洪水般向自己涌来的浩劫。我猜想，他叫我的母亲不要学着做鞋时，正斜倚在自己书房的躺椅上，托书品茗。

　　母亲的大大是母亲心头挥之不去的云彩，不管这片云彩寄宿于怎样的天空，他依然光芒万丈。我的梦也出自同样的一束光。不管他是否反射于一辆不合时宜的电车。

　　叁

　　毫不讳言地说，我是一个丧失时间感的人。许多时候，人生在我眼里只是两点而已，就是在一个平面上，没有连接线且永不相交的两点。当然，一时半会儿我很难向你解释那两点之间为何遗失了连接的线。我只能说那根线形同虚设，虽然那根线其实由无数个点组成，且它们其实前呼后拥熙熙攘攘地在两点之间密密匝匝，但它们一个个又组成了生命的空无。它们熙熙攘攘，密密匝匝，其实只是反反复复地描摹着两个字——生、死。我难以诊断，我为何是一个时间面盲症患者？过去和未来仿佛从来就没有过变换。如果不是后天原因，我只能推断我的这种痼疾生于胎腹。这是我母亲的基因。我的命运就是为了将母亲的此种基因加以延续。

　　在铁象湾三间瓦房的右边前半间里，一只雕花的衣柜被夹在低矮的楼板和积满灰尘的地面之间。它是母亲的嫁妆，经过六十里的长途，由枫香驿背来。如今，它早已油漆剥落，老迈不堪。我第一次够着拉开衣柜上那两个带有铜扣的抽屉时，一只雕花的银镯子，一块有些残缺的玉牌，一把沉甸甸的精致铜锤，一根花样繁复的头钗，几枚分不清年代的铜币和银元就那样不动声色地躺在抽屉的杂物之中。它们异样神秘，又显得格格不入。当父亲需要找一把修理指甲的剪刀或一盒点燃烟斗的火柴时，这些物什便会在一双粗暴而急切的手中不得安生。父亲对它们的粗暴和冷漠，不是因为缺乏珍惜，而是因为缺乏共鸣。这真是一种要命的缺失。长期以来，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正是因为这种缺失而令彼此痛苦不堪。一只翻山越岭背过来的衣柜，并不能消弭枫香驿的历史，也不能改写铁象湾的未来。我的父亲和母亲就陷在这历史与未来的沟壑里，我也许是这沟壑得以弥合的可能。不管我离铁象湾多远、多久，那只委身于尘埃和幽暗之中的雕花衣柜都如影随形。衣柜上那两只抽屉曾经满足了我对枫香驿的无尽遐想。

　　我不能说我比我的父亲对抽屉里的那些物什更有共鸣。那两只抽屉成为我想象的乐园，并不全在于它们，还有一只布满穴位的耳朵。至今，我都没有彻底弄清楚，那只耳朵的出处。我相信它同样来自枫香驿，或者比枫香驿更为遥远的地方。在铁象湾的不毛之地，一只静止的耳朵是深度的寒凉。

　　我不知道要怎样向你解释我第一次看见那只耳朵时的惊奇，我只能说那是我真正走进世界的唯一介质。一只躺在雕花衣柜抽屉里的布满穴位的褐色耳朵，使我抵达世界的最深处。

　　“我大大死的当天，我在许岭（一个离枫香驿有一百多里地的地方）做苦力，修水库。等我得到口信，他在门板上已经躺了三天，唉……因为没有石灰，不能入棺。我连夜从许岭挑了一百二十斤石灰赶回枫香驿，很多山路，漆黑一片，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的力气……那年我才十六岁。”母亲站在铁象湾的煤油灯下跟我说这些时，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夜沉寂得可以听见连绵群山之外的叹息，我清晰地数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两下，三下……慢慢地，心跳声和群山外的叹息声融合在一起。我慢慢地挪动着自己的身子，目光紧盯着微合的大门，仿佛随时有令人惊惧的不速之客推门而入。我的身体退到了墙角，目光退到了自己的脚尖，一旦有可能，我甚至谋划着退回母亲的子宫，但墙角冰冷而坚硬，我无路可退。

　　我警惕着自己的耳朵，许多时候我却盼望着失聪。风生或者水起那都是外界的讯息，唯有心跳和叹息才能揭示世界的真相。在我的母亲惊人的记忆面前，没有消逝的时光。岁月在她面前只是一阵风。我母亲的生活在一阵风过后离题万里，如今，这阵风在我的头顶呼啸。

　　枫香驿的往昔正一步步向我走来，我知道，一只静止的耳朵尤为重要。

　　肆

　　我已记不清，我第一次在枫香驿曲折的回廊里探头探脑，是什么时节。当我在外祖母的床上抱着她肉粽似的小脚捱过漫漫长夜，在清晨的微风中穿过回廊时，一株枝桠低垂的紫荆花树正花团锦簇。那层叠的、充满肉感的花瓣甚至勾起了我的食欲。那是一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那株紫荆花树与枫香驿那群布满回廊，但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房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同一个滴满露水的清晨，它们却有着各自的时代。那群房子曾经也许风光无限，在经过了日本兵、土匪和打倒“土豪劣绅”的“翻身农奴”们的洗礼之后面目全非。枫香驿早已分成了许多等份，被一份份地割裂开去。它被浓稠的大雾所笼罩，在散不尽的尘埃之中又被岁月所吞噬。

　　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说说我的外祖母，她是我至今所见过的最为沉静的女人。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见过她有过哪怕是误出的一句多余的言语。不管是暴风或者骤雨，酷暑或者严寒，我的外祖母都是以同一种姿态，同一种神情，沉静地守在她固定的位置上。她看上去平静得犹如冬日里照进房舍的一抹阳光，无惊无喜，无怨无怒。只是，你不能碰触她的目光，那是一双没有焦点的眼眸。她似乎永远都不在此刻，她所注视的远方似乎远得无法抵达。

　　“我姆妈家是世代中医，对草药知根知底，连带做起了药材生意。中药房最多的时候开到二十几家，方圆几百里地没有人不知道雷家的方子药到病除。我姆妈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我第一次接受外祖母的侄子，我母亲的表哥，我的表伯搭脉问诊时，便彻底扫除了母亲对外祖母的家世编故事的嫌疑。我甚至能从表伯看病时从不问病情而只需搭脉，几十年如一日严格遵循着一天接待不超过十个病人的家传医规，以及药到病除的神速上看到了外祖母家渊源的医术。“听我奶奶讲，我姆妈的大大有一天大清早出门应诊时，碰到了一群送葬的人，眼看着棺材晃晃悠悠就从他面前过去了，也就是那群人走过去不到一丈远，棺材硬被我姆妈的大大给拦住了。他非要问人家棺材里是什么人，扯着嗓子说不能抬去埋了，人还活着……结果这个棺材里的人还真是被他救活了。棺材里是一个难产的孕妇，九牛二虎之力后生了个死婴，自己也咽气了。其实她没真咽气，只是脉搏微弱，看上去像是死了。送葬的那天，鲜血从棺材缝里一路滴滴答答，我姆妈的大大也就是看到了从棺材里流出来的鲜血，知道里面的人还活着。”母亲在跟我说这件往事时忽略了时代背景，它听上去有诸多疑点，起码在我听到这件事的瞬间，就对棺材里滴滴答答而出的鲜血感到惶恐和不可思议。不过随着我年岁的增长，我逐渐懂得，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存在可能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时，它们以令人疑惑的方式存在于世，只是因为某些错误的交集。就像即便是世代行医，救人无数的外祖母家也逃不过一张“土豪劣绅”的标签。在这个极具杀伤力的标签之下，外祖母家和枫香驿一样在劫难逃。我的外祖母经受着两个家族的变迁，我难以判断，她的沉静是因为良好的教养，还是因为心念如灰？唯有一点是我可以肯定的，即便是心念如灰，我也没听见过她有一声叹息。

　　与我的外祖母比起来，我的母亲则要激烈得多。我只能将之理解为她们对劫难有着不同的温差。外祖母的小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注定跨不过她自身的时代，而我的母亲虽然满身都写着刚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篇浩荡的序言所修订。在那篇序言里，枫香驿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它统治着母亲的前世今生。

　　伍

　　秋日，枫香驿倒影在向东而去的河面。在流水的碎影里，一扇布满蛛网和灰尘的格子窗向昨日洞开。窗内墙壁幽暗，房间空荡、宁寂。一把太师椅残缺了一截扶手，书桌上砚台早已不见踪影，笔架上的毛笔三三两两，笔芯干燥散落，除了几张沾有墨迹的宣纸，书架上空无一物。只要跟随我母亲的记忆，我将毫不费力地看到这扇格子窗里曾经一眼望不到头的书脊。它们大多由一些如今销声匿迹的珍贵藏本组成，书脊之间未裱的郑板桥字画露出挺拔的竹节。在如林的书脊之间，格子窗里灯影如豆，我的外祖父徜徉其中如沐春风，他的身边可能坐着我年幼时的舅舅。如今，我的舅舅独自困守在这格子窗内残破不堪的书房里，他像我的外祖父一样满腹经纶，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但除了他自身的投影，这间曾经蕴藏天地乾坤的书房带给他的只有深深的孤寂。

　　我的舅舅是我母亲的心头之痛，而我舅舅的故事应该要从一只巨大的装满银元的樟木箱开始。如果我的推断没错，铁象湾那只雕花衣柜抽屉里躺着的那几枚银元，就是从那只巨大的樟木箱中不慎滚落的。依我母亲的描述，那只樟木箱该有一米深，二米长，它由布满年轮的木料制成，箱子的内壁涂满桐油，外壁则漆满了精心描绘的图案，三只厚重的铜锁严丝合缝地落在由金水勾勒的图案之间，充满神秘。更为秘密的是，我的母亲守护着那箱银元所度过的苦难岁月。一只装有三只铜锁的樟木箱，一箱必须守口如瓶的银元，它们是我的外祖父离世后留给枫香驿绵长的希望和痛楚。那只装满银元的樟木箱，同时装满外祖父一生唯一的一个遗梦。在那个梦中，他希望他唯一的儿子，我唯一的舅舅能博古通今学业有成，远离枫香驿。而我的母亲是他这个梦的唯一守护者和执行者。只是，我的外祖父没有想到，他这个梦不管是对于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我的母亲，还是比我的母亲小八岁的舅舅都注定充满了徒劳的残酷。

　　读了八年私塾的母亲从以轿代步的闺阁生活中，一头栽进了农田，像一个久侍农事的劳力，将自己十四岁光洁的双脚送入深陷的泥土之中。在稀里哗啦的水田里，蚂蟥成群结队地涌来，瞬间爬满了母亲的小腿，稍远一点的地方长着各式肤色的水蛇正伸着懒腰。一旦我的母亲从一尺多深的水田里爬上岸，她就可以看见比她大八岁，大小姐风范的大姐，裹着小脚的祖母和母亲，以及二个年幼的妹妹和更为年幼的弟弟在眼巴巴地望着她。跨出枫香驿的大门，我的母亲就是一大家人的衣食来源和全部支柱。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烂泥地里，怯弱是最大的败局，这是我的母亲在枫香驿陷落的瞬间就懂得的真理。我没有资格评判母亲过于坚强、倔强的秉性对她以后来到铁象湾的生活所带来的致命的缺失。没有人可以背负母亲的历史。

　　红卫兵开进了枫香驿，一场大火将外祖父的书房化作了灰烬，没有留下一点残篇断章。我的舅舅眼巴巴地看着无数珍本烟飞灰灭，他两行寒泪，心念如灰。我的母亲用整整一箱银元，通过无数个秘密的途径将舅舅送入学堂，小学、初中、高中，最终，在进入大学的门槛上戛然而止。舅舅无法改写他“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出生，大学是一个他不得入内的所在，不得入内，还要接受群攻、批斗。舅舅就这样悬在一间成为灰烬的祖传书房和不得入内的国家学堂之间，一直悬到如今。而我的母亲则在许多人看舅舅嘲弄的眼神和“一事无成”的指责中悔不当初。在必须靠自己耕种才能温饱的岁月，舅舅却不善农事。对此，我的母亲始终对自己的失责耿耿于怀。

　　如今，一根铁轨将枫香驿分成了两截，我的舅舅六十不到便门牙脱落，头发稀少，整日沉默不语。

　　陆

　　手捧《庄子·逍遥游》，我的舅舅将目光探入云层深处。在云层之外，宇宙广袤无边，人类渺小如蚁。无数个空间混合一体，没有界限和目的，或者说界限无处不在，目的形同虚设。枫香驿更是薄如蝉翼。我的舅舅将一切都交给了空无，或者比空无更为不着边际的东西。我知道，这是一种比生命更为辽远的蜕变。

　　“一片河滩多秋草/隐碧条/木桥横锁似藏娇/西北望/峥嵘叠叠/无数峰高/山影处处/雾绕绕/边街杨柳堤岸/行人少/无道笛声触烦恼/吹碎心憔/时光容易把人抛/叹韶华/青春老”

　　在舅舅无数于腹中写就的诗词中，这首名为《二郎河看秋暮》的诗，是为数不多被我听来的几首之一。如果我没记错，舅舅写这首诗时，还是一个俊美的少年。在他高中时代的寄居地——二郎河，这首诗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他那时也就十六、七岁，正是如梦青春，但一场大雾是横在他面前的冰凉现实。我难以考证，舅舅从什么时候开始便不再将诗句写在纸上。在那间空荡的书房里，四面孤寂，墨汁已干，稿纸化作青烟。只有和我的哥哥、表哥们在一起时，舅舅才会有吟诗的雅兴，那些诗层出不穷，胃液一般一触即发，是食粮，也是疼痛。我的大哥曾在大学主编诗刊时期，曾再三要求舅舅将他腹中足有千首的诗章写于纸上，以便他能挪移到他的刊物。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件事迟迟没有办成。舅舅抬着原本受于外祖母的没有焦点的眼眸，一切都如秋风过耳。一切都是虚无的，这点痕迹何苦淹留。不留痕迹，这就是舅舅的人生哲学。枫香驿曾经是他心底最为恬美的印痕，但不管如何想要留住，也只剩下残垣断壁，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不舍呢？除此之外，所有的舍弃都不足挂齿。

　　“尚斌（我的舅舅）接受改造，被派到一个玻璃厂，他那里做过事，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人很瘦小，又是个书呆子样子，手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口子，一道又一道。我姆妈颠着小脚偷偷跑到几十里地之外的那个玻璃厂去看他，回来后对着我一声不吭，哭了三天三夜，最后才说了一句：你要想办法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唉……是我的罪过啊。”外祖父在倒下的那一刻，似乎就附体于我的母亲，因为那一刻之后，我的母亲就成了一家之主。与外祖父比起来，母亲不但要面对被革命、被批斗、被改造的种种莫测变幻，还要面对极度的贫困和极度的孤寂。她将自己当成一座山，试图在枫香驿的土地上创造神迹。在裹着小脚的外祖母、我的姨妈们和舅舅面前，我的母亲试图将所有肩负一身。我的母亲有被命运夺不走的骄傲和勇气。假如有一天她遗失了这份骄傲和勇气，不是因为她屈服了什么，而是因为命运远比她想象的狡诈。

　　改造是一个语焉不详的词汇，在一个特定的国度，一段特殊的时期，它是一枚扎进血肉里的针，穿过时间的缝隙，甚至会钻进泥土深处。地底下，我的外祖父、曾外祖父、曾曾外祖父在这枚针的刺入中不得安宁。“去挖我太爷和爷爷坟的人，有些现在也应该入土了……很长日子后，我才听说，我太爷的坟被挖开后棺材一点也没腐烂，他们打开棺盖时，一股青烟扑面而来，然后他们就看见一只足有脸盆那么大的蘑菇长在太爷的胸口部位，人也没有腐烂……但坟被他们挖开后，棺材里的石灰都挖出来洒到田里去了……”母亲说这些话时，拳头握得很紧，站在不远处的我能听到母亲紧握的拳头中传来的骨骼声。

　　七十年代末，舅舅在枫香驿的祖坟山上一个个修葺那些曾经被挖开的坟墓，一位老风水先生经过，指着我曾曾外祖父的坟地说：“这原本是一块风水宝地，可惜被破了，可惜了啊，可惜了……”

　　柒

　　即便是一艘航母停在我的面前，我也无法回避它的背景——那茫茫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只要我们将镜头拉开，以尽量远的距离旁观，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一艘航母受困于无际海面时的孤寂。那是一种力量被吞噬了的孤寂。如果你有足够的远见，从天空中俯瞰整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到海水在它四周蔓延开来的荒芜，脆弱不堪。无需我多言，一艘航母的力量也是相对的，我不能忽视她陷身于海洋时绝对的脆弱。这也许就是一艘航母的宿命。

　　“修花凉亭水库时，桥头屋的干民提出要和我比赛，我知道他看我是个小姑娘，觉得好欺负。比赛就比赛。既然要比赛就要公平，我提出在开饭时间，等大家都歇下来了，让大家在一旁作证。不要到时候，我赢了他还说我耍赖……那个干民，我早知道他，冲着自己出身好，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结果一个钟头，我挑三方土，他才挑了一方。我们都是自己挖土，自己装土，再挑走，那么多双眼睛，他赖也赖不掉……”我难以追溯我的母亲是如何将自己的双肩锻炼得如此有力，她惊人的力量和过度的坚韧在我幼小的心房里一直是个谜。如今，当我试图来解开这个谜时，仿佛正置身于潮水涌来前布满鹅卵石的海滩，一方面想着快速逃离，一方面又因沙石对双脚的刺痛而迈不开腿。

　　作为我母亲的女儿，我应该葆有与她旗鼓相当的坚韧和骄傲，在述说她的历史时，避免忧伤。“枫香驿方圆百里地的人都对我服服帖帖，是因为我一个人做的田顶好几个大男人加在一起做的。犁田、插秧、打沟、割谷……哪一样我也比他们做得多，做得好……到七几年时，我每回回枫香驿，七八十岁的齐伯总是接好远路就开始叫：‘钟维，回来了，好些日子没看到你了。’齐伯当了几年的生产队长，对我知根知底。他尊重我，我也很尊重他。”时过境迁，母亲的记忆从未因时光的消磨而褪色，它们在母亲的心里牢牢地扎根。在与命运博弈的途中，母亲的好记性也像是一种意外的宿命。母亲不能忘记那些岁月，犹如不能忘记枫香驿的华年。虽然它们处于母亲命运的两极，却同样有着摆脱不了的梦幻般的特质。不管是噩梦还是美梦，它们都深深烙印于母亲的生命之中。

　　从枫香驿的私塾和闺阁到爬满蚂蟥的水田和没有白天黑夜，淹没在一片锄头声的水库修建地，我的母亲没有过渡地进行着最为彻底的变换。同时也与我的舅舅和姨妈们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禀性。姨妈们像被过度惊吓的兔子，连到门外散步都小心谨慎，舅舅对一切置身事外，捂起耳朵，蒙上眼睛，不听，不看，更不想。我理解舅舅和姨妈们的改变，在朝不保夕的黑暗时光，这是他们在残垣断壁中所能保持的不完美的尊严。

　　四季不停地生长，而天黑了，似乎永远地黑了，无穷无尽，无边无际。扶着犁尾，肩上压着百斤重担，大地的气息从母亲的脚底蔓延到头顶。

　　刘晓萍，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诗集《失眠者与风的庭院》。

　　在法国巴黎，有两所世俗化圣地：先贤祠与荣军院大教堂，象征着法国革命所建立的两种正当性。埋葬在先贤祠的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等启蒙知识分子，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正当性；但近代的法兰西还有沉睡在荣军院里面的拿破仑所代表的另一种正当性，那就是以国家荣耀为最高追求的帝国正当性。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现代国家的启蒙正当性，而国家主义者要的却是帝国的正当性。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将西方单一化了，新左派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嘴脸，而自由派则缺乏沃勒斯坦那样的世界体系视野，从国家关系的内部考察西方法治国家的面相。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有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论，与这两歧性有关。对于西方的两张面孔，自由派看到了天使，新左派发现的是魔鬼。而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天使与魔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与人性其实也差不多，存在着一个内部的紧张。

　　最后，许纪霖说，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尚未崛起。已经崛起的是富强，尚未崛起的是文明。中国的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

　　（秦 空）

中国的体制优势何在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1年1月17日发表曾以“历史终结论”而著称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文章认为，相对于美国的体制僵化，中国的体制更具优势。

　　福山说，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人们对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逆转。十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

　　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眼下，许多中国人认为，安然渡过金融危机是中国证明自己的体制合理的一个机会，也是美国式自由理念不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开始。国有企业重新吃香，北京选择通过国有企业来落实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许多中国人一度对美国的所有东西推崇备至，如今对美国的看法却更加细致透彻，更具批判性——一些人甚至接近于蔑视。如此一来，有民调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山指出，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能够迅速投资建设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以满足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的质量高于俄罗斯、伊朗，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自己应该为人民服务。中国官员在压制民众批评的同时，的确努力了解民众的不满，并就此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最关注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创造就业的大型企业，但当民众对低层级党员干部腐败无能的重大案件表示愤慨时，他们也会做出反应。

　　福山说，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向民主转变，而且希望是在中国强大到构成战略和政治威胁之前如此。中国政府知道如何满足中国精英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似乎认为，它可以通过领导层更加积极地对民众施加的压力做出反应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如今，中国正把社会支出向被忽视的内陆地区转移，促进消费，避免出现社会爆炸。

　　民主的优点总是在逆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如果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占优势的话，美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与误解。过去十年，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过于军事化、过于单边主义，只产生了一种不利于己的反美主义。在经济政策方面，里根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其最初所取得的成功，只带来了预算赤字、欠考虑的减税措施和不足的金融监管。

　　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得到承认并解决。但美国模式存在一个远未解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适应性强，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并有效地加以执行。美国人以宪法的制衡原则自豪，制衡原则基于不信任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文化。这种体制确保了个人自由和私营部门充满生机，但现在却变得两极分化、思想僵化。目前，美国无意解决其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美国民主可能拥有中国体制缺乏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性，但如果政府内部出现分裂，且无力治理国家，那么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模式。

　　（姚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