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

　　文学经验总是内含着空间经验。当我们说“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亭子间文学”等等时已然包含了空间认知在内。空间不仅是物理形态，也是政治、社会和感觉的结构形态。对于小说来说，人物故事和叙述感觉都要依托一定空间展开。空间因素不仅塑造作品，甚至会上升为象征性因素。

　　包含一定空间经验的文学必然首先是地方性的。但是，一些看似地方性的文学经验却能够被转化到总体性历史结构中来，从而具有历史意义。例如1930年代上海的亭子间文学便是如此——一方面，大量三教九流人员和职业文人一起寄居亭子间。前者每日引车卖浆、倚门卖笑，而后者依托都市印刷文化和消费市场，以市井生活为草料，生产出诸如《亭子间嫂嫂》这样的消费文学。《亭子间嫂嫂》长篇细述作者与亭子间邻居——一位妓女的故事，引发市民读者一洒同情之泪。亭子间成为小市民乃至底层人民凄惨生活的演绎空间，更成为都市读者窥视欲得以满足和再生产的对象，因此具有典型价值。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大量革命者和左翼作家隐身亭子间，他们的想象力并不停留于对市民苦难的消费，而是超越都市遭际本身，指向革命与乌托邦未来想象，从而赢得无可置疑的文化领导权。这样的文学力量是历史性的，因此才有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亭子间文人”的阐释：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毛泽东叙述了一条知识分子从亭子间走向延安的道路。与其把毛泽东的观点看作对于亭子间经验的否定，我更愿意将之看作对于亭子间经验的扬弃和激活，亭子间文人因此成为中国革命有机的一部分而不仅是历史陈迹。这启发我们对于当下文学经验也应该展开面向未来的阅读和阐释，寻找出那些蕴藏未来的萌芽。

　　本文关注另一种出现在当代中国，也出现在当代文学经验之中的逼仄空间。这空间就是地下室，尤其是北京的地下室旅馆。那里居住着数十万外来人口。

　　北京的地下室原是冷战遗产一部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在建国后修建了巨大而完备的地下人防工程。然而人防工程的维护成本可观，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很多地下室年久失修，积水成灾。另一方面，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深化，北京流动人口急速增加，住宿成了社会难题。大量地下人防改造成的地下旅馆就此应运而生。

　　地下室由于安全和治安问题几经政府整治。北京市法制办曾在2006年9月出台《北京市旅馆业安全管理规定》，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居民楼内或者利用人防工程、普通地下室的地下二层以下开办旅馆及对外居住性出租。但是由于租金便宜，地下旅馆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不息。“据相关部门调查显示，2006年京城外来人口比2005年增加了50万人，已经突破500万。这部分外来人口中租房者比例约占6成。从目前北京市租赁房源供求看，以小户型公房、地下室、平房为主体的北京市低端租赁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供需比例为1∶2.8，地下室租赁人群约占低端租赁人群的30%左右。”（《透视地下室经济微循环》，扈明、赖大臣、刘洋、吕智勇，《北京商报》2006年10月17日）“几年前政府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统计称，全北京地下室租客约有10万人。另一数据称，北京6万多处地下室中，开办旅店、招待所和出租屋的至少有上千家，仅朝阳区就达174家。这些地下室多数经营数年，至少为30万进京务工的低收入人员提供了栖身之地。”（《北京清空地下室》，陶卫华，《凤凰周刊》2008年第19期总第296期）

　　2008年5月1日，北京市民防局发布《关于实施〈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细则》。该细则首次明确表示闲置的人防工程可开旅店，还可用作停车场、仓库等。鼓励现用于人员租赁方式居住的人防工程使用单位或个人转办为旅馆、招待所等，并纳入旅店业管理。民防部门显然希望引入民间资金以分摊维护人防的成本。然而2010年8月市民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8月1日起，民防部门不再新批用于散租住人的项目，执行只出不进的政策（参见《新京报》2010年8月2日《人防车位改为一年一租》）。很多小区物业公司出于利益驱动将地下室出租，外来人口的大量入住又引发业主不满，官司此起彼伏。当一幕幕以《物权法》为脚本的法律戏剧在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上演时，地下租客们更像是物权法的局外人。奥运会前夕，从2008年3月开始，政府下令清空四环以内地下室住户。“作为2008平安奥运行动的组成部分，此次地下室整治行动的直接目标是清人……北京地下室信息网的编辑介绍说，目前北京地下室清理的重点区域丰台区、朝阳区、海淀区已经基本清空，沿南三环一线，西三环到东五环直至北五环，大部分地下室已经关停，至少涉及10万以上低收入者。”（《北京清空地下室》，陶卫华，《凤凰周刊》2008年第19期）

　　地下室出现在不少北漂明星的自传里，但是北漂族并不是地下族的主力，民工也不是，“地下室租户多数是在京从事餐饮、商场超市、清洁保洁、家政服务人员、物流运输工人、进京求学的学生及小型个体工商户等低收入人员。”（《北京清空地下室》，陶卫华，《凤凰周刊》2008年第19期）

　　根据《北京商报》2006年10月16日提供的一份地下租房者职业调查图可见，地下一族主要是包含学生、下层职员和小生意人在内的“小市民阶层”。与1930年代的上海亭子间住客成分相似，既有知识人，也有三教九流人员。

　　在新闻媒体的叙述里，地下族的特征是：来自底层，怀抱梦想。媒体更关注那些从地下室走出来的成功人士，比如孙楠、周迅、白岩松一类影视明星或者经理人之类商界精英。媒体也关注普通人，讲述他们的苦闷和不屈，但是突出的永远是“奋斗”这个词。这一类描述能够很好地被整合到都市奋斗神话里去，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帮助个体暂时克服苦难。

　　然而地下室一旦被叙述为奋斗生活的必然起点和资历，这种经验就会驯服，就会成为不需要惊奇的标准化经验。除了这种“奋斗学”的表述之外，地下室群体的生活世界和经验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何其他意义？笔者希望能在文学中找到更丰富的呈现。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新闻报道不断刺激我们的神经，而在文学领域，相关经验是否得到足够呈现？知识分子能否接纳并处理这种经验？

站在地下室的门口

作家刘庆邦多年来坚持以人性视角进入底层生活尤其是矿工生活，《走窑汉》和《神木》为其代表。而《城市生活》则描写都市日常生活的琐碎荒诞，可以归入新写实写作一脉。报社编辑田志文，每天在一地鸡毛中混日子。一桩烦心事就是自行车总挤不上车位。他发现一辆破旧自行车占着车位，就趁着没人扔掉了那辆破车。奇怪的是第二天破车自己回来了。田志文再次出手，破车再次回来。他好奇地想：它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表现都市邻里之间的隔绝，这不是什么新鲜主题，其中所透露的无非是对于社区精神瓦解和人之孤绝的现代性焦虑。刘庆邦为此专心寻找隐喻，找到了一辆破车。但是作者似乎无意识地感觉到，被隔绝的还有一个与社区无关，而是关乎“阶层”的陌生世界——当他再次等待机会搬车时，一个女子从地下室走出来：

　　“他不着急，他得把女子熬走再干他的事。地下室原是一处贯通的场地，供楼上的居民存放摩托车和自行车用。随着到这座城市求职和淘金的人越来越多，物业管理公司的人就把地下室隔成一个一个小房间，出租给外地来的人住。那里住的人很杂，可以说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西装革履，出来进去夹着老板包，耳朵上捂着手机，像是做生意的人。当然，也许是骗子。有的是姑娘身后跟着妇女，像是母亲为女儿来陪读。更多的是三三两两的女孩子，染着红头发、黄头发，脚上穿着厚底鞋，谁也不知道她们干的是什么营生。田志文想，地下室也许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深部，也是隐秘部位，说不定那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有时想以采访的名义，到地下室里深入一下。但他的念头只稍微动了一下就打消了。他是这座楼上正儿八经的住户，住的是上层建筑，是楼房的主人，也是有身份的人。他觉得到地下室去有失身份，还担心一深入就会陷进去，拔不出来。所以他往上走的时候，尽管每天都能看到向下走的进口，但他跟没看到一样，只管按自己的轨道走。”

　　田志文是一个生活在后革命时代，既无法穿透自己生活，也无法进入底层世界的当代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地下室入口为界，现实主义只能到此为止，小说追随田志文关于破车的荒诞想象走向现代主义——

　　“他迟迟没有实施自己的计划，是因为有一天他的想象力爆发了，把一个故事想得活灵活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天天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或者上班。突然有一天，女孩子遇到了车祸，或在网吧里遇上了大火，结果女孩子死了。女孩子的母亲当然悲痛欲绝。好在女孩子的自行车还在，女孩子的母亲就把女儿的自行车运回家来，当作一件纪念物保存下来。当母亲的每天都要把自行车看一遍两遍，看到了自行车，就如同看到了女儿。看不到自行车，就心急火燎。田志文被自己的想象吓住了，他想，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

　　这段充满人道主义的意识流无非产生于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无力。而那辆破自行车，谁知道是不是一个地下住户的宝贝呢？刘庆邦的《神木》等作品将笔触伸向黑暗的煤矿窑底，不过其认知依然包裹在人性视角之下，延续人道主义的文学想象力。京城地下族是新的地下群体，也许还未能成为新的写作资源。文学刊物上几乎再看不到与刘庆邦同时期的知名作家书写过地下室。“新时期文学”的主力们大部分与田志文一样，通过写作转入知识分子体面世界。也许他们都曾站在地下室的门口，却没有机会进入。倒是一些不属于新时期文学同人的作家有机缘进出地下室。

如何走进地下室

在一篇署名川雪的网络小说《地下室爱情》里，女主角小乔放弃家乡的国企工作只身来北京寻梦。她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地点很远，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从南三环的朋友家赶到北五环，用她的话来说，每天都可以在拥挤的人缝中偷窥这个神秘的城市。小乔觉得这样的生计条件下有必要搬家。原因之一是她还碰见了以前的朋友张可。”张可准备考研，也住在地下室。无数来北京寻梦的年轻人将像他们一样住进地下室。

　　地下室入口星星点点隐藏在每个大厦电梯间的角落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地上的洞穴。“张可领着小乔静悄悄的从一个隐藏在大楼下的一个小门下去，或者叫‘小洞穴的入口’吧。小门上面写着‘专家宾馆’。”接下来发生的是一个三角恋故事——地下室邻居莺莺是坐台小姐，她为了找个好归宿勾引了即将读研的张可。一切故事围绕感情纠葛展开，结局无非是各自带着情感伤痛却成功地逃离地下室。因此，这不过是一位小资写手对于地下室蜻蜓点水般的访问。她虽然进去了，却立即又从言情的通道出去了。地下室于她只是诸多言情戏背景之一而已。

　　徐则臣则提供了一个严肃文本。作为北漂作家，他的笔触伸向那些“边缘人”。在2006年发表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中，他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追随一个办假证卖盗版的年轻人敦煌进入地下室。敦煌同样是抛弃家乡稳定的工作，来北京寻找“好日子”。同伙被抓，他在走投无路之间遇到一个卖盗版的乡下女人。同病相怜，在她的帮助下开始卖盗版光盘。吃是不愁了，愁的是“居”，这也是推动小说发展的主要矛盾。他在路边废弃早餐铺里躲了一夜风，第二天满脸尘土地来到地下室旅店：

　　“地下室不大，有种阴森的凉，摆设像一间逼仄的学生宿舍。两个学生用的高低床基本上就把空间挤满了，其余的地方只能放一张小桌子和一个盆架。桌子上放点小杂物，脸盆毛巾牙缸啥的都放在盆里。三个床位上已经住了人，还剩一个上铺。行李箱都塞在床底下。房东说那三个都是来北大听课的，准备考研究生，绝对安全可靠。但敦煌感觉极其的不好，好像在哪部恐怖片里见过类似的房间。他不打算住这里，就随口压了价，说住一周。房东及时地答应了，然后神秘兮兮地说，他们三个回来了你可别说是二十啊，他们都交二十五。敦煌想了想，住就住吧，总比早餐屋舒服点。‘好，我就说三十。’”

　　作家清秋子的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以下简称《地老鼠》）是描写地下室生活的力作。他最初走进地下室的体验是恐怖的：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住在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阴森森的，不好受。其实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人们像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不可能有健康心态。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

　　笔者曾有幸结识清秋子先生。他回忆地下室经历的时候说：“其实没有那么恐怖，那和我当时的心境有关。”这部小说有大量纪实成分，描写1990年代末海南一位房产公司高级员工厌倦商界的尔虞我诈，难忘早年从文梦想，在听了一位著名作家演说之后毅然弃商从文。到了北京却发现被朋友耍了，口袋空空，只好住进地下室。所谓“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作者就是在这种震惊体验下走进地下室：

　　“从外面看，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的一座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天，通过长长的走道，然后是住宿区。每个屋子约有六平方米，大多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有公厕、公共厨房、公共淋浴间（另外收费。但天冷，基本没人用）。当然，设施很简陋。房间里看看倒还干净，要命的是没有暖气，一股子寒气逼人。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我头脑中翻江倒海，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住别墅、坐皇冠、潮州菜吃到不想吃，一进歌舞厅，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但又一想，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掏过大粪，起过猪圈，卖过西瓜，扛过麻袋，露天野地里也睡过一个月。眼下这算什么?民工盲流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我一咬牙，把二百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主人。”

　　清秋子经历过“文革”与上山下乡，对于毛时代有切肤之痛，因此地下室唤起监狱式的体验不足为奇。不过接下来他按照自己的品位改造了房间：

　　“我有个脾气，倒驴不倒架子，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我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安顿好住处，还得来点情调。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过去的)的玉照，墙上有个水泥搁架，正好放书。于是乎，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

　　主人公作为自觉的小资安顿了下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住地下室并没有特别的震惊。

　　2005年，一部由郭敬明文学工作室推出的青春小说《地下室》在年轻人中引起较大反响。叙事者是一位从小县城来到北京投身摇滚事业的青年。他以第一人称内心视角讲述一群地下摇滚青年的爱恨情仇与聚散离合。比起年长一辈，主人公对于住进地下室这件事情仿佛早有准备。小说以参观一次地下乐队演出开始，闹到下半夜，“我”在与一个女孩纠缠之后，才身无分文地走回住地——

　　“房间里黑漆漆的，已经凌晨三点多。我进了地下室，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听见自己懦弱地喘息。现在的我一定很落魄，头发很痒，狗一样扑棱掉头发里的沙子，看不见的颗粒沙沙作响地撒落下去。”

　　对于习惯夜生活的乐手来说，这不过是从一个黑夜走进另一个黑夜而已。走进地下室算不上一桩事件，他们的情绪焦点在别处，而不在走进地下世界这一刻。

　　2010年夏天我去北京学习，住过几天地下室。在清华大学南门外的新东方学校附近，地下二层。电话里，老板告诉我那里很凉快，晚上要盖被子，而且24小时有热水。几经周折找到那幢大楼，当别人乘电梯而上，我悄悄钻进旁边昏暗的地下入口。霉味扑面而来，还混合着一股下水道味，后来我才知道整个大楼的下水井就在地下室水房里。地下世界之庞大复杂令我吃惊。道路宛若迷宫，环形的主廊周围有很多旁支斜出的“死胡同”，每个死胡同都连着几间屋子。我被领进一间斗室，里面有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一个写字台。去厕所和水房要走几十米远，所谓的24小时热水就是几十米外的一部电热开水机。一出房门我就迷路了，差点找不到归路。管理员徐阿姨善意地嘲笑我：“哎呀，你这找不到房间可怎么办呀？”我竟有点惭愧，因为意识到地下室的长住民们是不会迷路的。徐阿姨是甘肃农民，家里还有地，儿子女儿都出来打工。儿子在北京一处饭店。女儿嫌北京工资低，去了广州。她很担心，想叫女儿回来。她告诉我，这里住的很多都是餐馆服务员之类，也有学生。

　　我在去水房的路上总能遇见住客们。没有看见地下室小说里常描写的那些风尘女子或者不三不四人员。大都是淳朴的面孔，有的像农村来的服务生，有的戴着眼镜像学生，有的还很孩子气。洗热水澡要另外收费，所以大家都尽量在水房简单擦洗。水房男女共用，很拥挤，不过大家都比较谦让。两个女孩明明穿着保守的长衫在洗脸，却和一个孩子气的小伙子开玩笑：“看见了不该看的是吧？”小伙子害羞地笑。一块幕帘后就是下水井。在难闻的气味里，一个女孩耐心地一遍遍洗她的头发，然后从容地走进正对水房的小屋里。

　　晚上睡觉，能听到不知何处传来的聊天声。房间都是用木板隔开的，不隔音。此时是盛夏，地下室比外面凉，但是又湿又闷。最难过的是后半夜，气温下降得厉害，湿气仿佛压在身上，钻进脚板底，钻进腿肚子，酸溜溜的。我很早就醒了，打开灯，看见墙上有数十行娟秀的文字，是一个女生小资味极浓的失恋日记，肯德基、星巴克、哈根达斯伴随着忧伤小情绪闪耀在字里行间，风格颇似《地下室爱情》。

地下世界的空间与社会

1、人们在此遭遇，无法躲开

　　“地下室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我住的这间屋子有六个人。三张床，床是上下铺。六个人里，两个人是大学生，他们来北京实习。一个剃着平头，屋子里的人都叫他‘平’。平头是在河北读大学的大四学生，他说他来北京，是为了考北京的大学的研究生。两个年纪大些的男人，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他们竟然都已经结婚了，他俩说，他们的妻子都在读研究生。为了省钱，他们才住在这里。还有一个，住在上铺，整晚保持一个姿势，双手抱头，眼睛望着天花板。长发说，那人说他是画家，可是从来没见过他画过一张画。有时大家开玩笑，让他帮忙画一张画像，他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求你们让我清净一会儿吧。’据说，画家是这里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位。最开始，住在这里的目标，是考美术学院。一家家美术学院考过来：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天津美院，但他依然还没有离开这里。”（王宝强：《向前进》）

　　王宝强遇到的是地下族里的文化阶层。《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敦煌在地下室遭到文化阶层的歧视——“哲学博士”的手机丢了，“敦煌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发现他们三个都在看他，他往后跳了一步，坚决支持报案。”警察来了，虽然并不认为敦煌就是小偷，可是对敦煌说：“你那盗版碟，小心点。我们要严打。”敦煌只好连夜逃离地下室。

　　警察与居委会管理员也是文学地下室中的常客，搜查暂住证、调查案件等等。他们在小说里总是代表着冷漠的统治力量。地下住客对他们永远敬而远之，有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妓女往往是文学地下室中的重要人物，文学地下室也因此情欲化。倾听隔壁妓女的言论，这在《亭子间嫂嫂》等作品里是常有的桥段。不过在清秋子那里，情欲被躲开了。主人公因为矜持和囊中羞涩而拒绝了妓女露露的挑逗。露露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书上面——“妈呀，这么多书！”

　　《地老鼠》里的人际关系是同类作品中最为写实也最为丰富的。老知青与地下居民似乎更容易发展出信赖关系，他首先认识了隔壁两兄弟：

　　房门不大隔音。一日，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慢慢地，听出了点名堂来。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你愁什么愁?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有门就往里进。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三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扇你嘴巴子！我听着，为之动容，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

　　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白天里走廊空空，有回声，因此非常好听，回肠荡气。听了大约四十分钟，我关了音响，开门出去，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我俩同时一愣。小伙忙说：你是新来的?你这音乐真好听，好听!我都听了半小时了，嘿嘿，没打扰你吧。我竟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说：你要不要再听？他连忙摆手说：不啦！说完，回身进他的屋了。

　　以他的房间为中心，住客们串门不断，遭遇变成了交流，所以——

　　2、地下室的生活具有准共同体性质

　　木板墙不隔音，鸡犬之声相闻，很容易互相了解，也很难有隐私，于是索性不在乎，即使性生活也不顾及隔墙有耳。公用走廊和水房把大家联系起来，低头不见抬头见。

　　某日，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嗵嗵嗵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穿得油光水滑。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搭眼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正在纳闷：这样一个小帅哥，怎么也落难到此了？不想那家伙先发话了：哎，这不是个老总吗?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女秘书到哪里去啦？他妈的，一听这就不是好话。虎落平阳啊，奶毛未褪的小崽子，也敢来讽刺大爷了。我便反唇相讥道：你一个帅哥，不也如此吗？女朋友呢？跟别人走啦？从此，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就要互相讽刺一通。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比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只好忍着，气得七窍生烟。（《地老鼠》）

　　小伙子一心想把自己的商业构想推销出去，知道“我”是过来人，就来讨教，两人关系好了起来。又有一天某屋发生火灾，大家一起跑到走廊上，两个正在洗澡的坐台小姐也赤着身子跑出来。火灾不严重，倒是大家一起哄，两个风尘女子也和大家认识了。

　　地下室的共同体性质不同于集体主义，这是一种既有窥探、又有理解，既有嘲笑、也有互助的关系。陌生的人们由于相似的处境和共同生活而接近。这种理解和接近往往发生在最日常的需求层面上。清秋子写道：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的。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豪华、欢乐、成功或漂亮女孩子……他们是鼹鼠，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某日主人公去拜访一个富豪朋友，带回来一些蛋糕，送给隔壁唐山兄弟。兄弟俩借口吃过饭了推辞一番才收下。“我”离开后想起一件事情又回去找他们：

　　“我又去两人那儿，门没关严，我推门进去，却见两人正拿着我那剩的面包和蛋糕，狼吞虎咽。我们两下里一齐呆住，我连干什么来了都忘了，连忙退出，一面连说：走错门了，走错了！”

　　唐山兄弟终于因为营养不良而晕倒。送到医院后，院方一定要先交钱再抢救：

　　小宋一撸胳膊说：大夫，我卖血行不行？医生有些生气了：开什么玩笑，我们又不是血站！这时，露露挤上前来说：得了得了，你们这些男人，卖什么血？咋不窝囊死？她低头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大票，一把甩到了医生怀里：去交吧，这是老娘卖X的钱！拿去，够不够？

　　露露的声音很尖锐，很高亢，划破了医院走廊里的沉闷。人们全都沉默了。

　　那大的猛然哭出了声，腿一软，给露露又跪下了，捣蒜般地磕着头，一面带哭声地喊着：“大姐，大姐，你就是我亲妈，你就是我亲妈呀！”

　　人们在最平常的需求层面上遭遇危机，激活的是亲情与乡愁。我们很容易辨识出一种新的饥饿叙事。1980年代以降，那些回忆1960年代大饥荒的文学叙事，关注官僚政治引起的饥荒，而在徐则臣和清秋子那里，饥饿成了一种市场经济的分泌物，也是与底层奋斗相配套的身体感觉。

　　地下世界与过去的单位家属楼类似而又不同，毕竟人来人往，容易引起物是人非的文学体验。在《地老鼠》里，唐山兄弟不得已告别北京，好在他们还有故乡可回。

　　“唐山兄弟已不可能再出现。他们只有影子留在我印象里。我似乎觉得他们还在奔跑，大清早就出去了。他们无暇来送我。他们实际上是倒下了，默默无闻地，没有任何英雄感。”

　　清秋子把地下世界感受为有互助精神和友谊存在的地方。不同种类的作者会有不同处理方式。比如在Benjamin的《地下室》里，世界虚伪，同伴颓废，而温情总是来自各种“情愫”，这种情愫总是发生在两颗孤独的心之间，转瞬即逝，来去莫名。比如女孩香香在无望地被摇滚大腕玩弄的同时，绝望地与“我”互相取暖。共同体式的亲情与关爱不会出现在这里。

　　地下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物理世界，它包含了人物的心理与“情感结构”。雷蒙·威廉斯曾考察英国作家们对于工业社会的情感结构，而在地下室文学里，一种对于革命后时代的市场经济以及大都市的情感结构埋藏在隐喻和经验叙述之中。

作为隐喻与经验的地下室

1、关于不平等的隐喻

　　我们很容易想到，地下室天然是一个社会隐喻。就像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对空间关系来隐喻社会结构，作家们也有意无意用地下室与地上建筑的对比来昭示一种社会关系。

　　在刘庆邦那里，地下室是个隐秘仓库，存放着地上居民不了解的都市秘密，能够给文人提供“纯文学”式的无解想象。

　　而在走进地下室的作者那里，高与低、内与外的对比化为切身感受。《地老鼠》里写道：

　　外面的草木生机勃发，里面的人脸却是暗黄的。

　　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

　　王宝强在《向前进》里写道：

　　在通道里，我忽然迷了路。到处都是通道，哪一条是通往洗手间和厕所的，哪一间是我刚才出来的那间房间？我茫然地仰望头顶，头顶是各种各样的管道，不时听得见流水流过的轰轰声。这座楼里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废水、垃圾，就在我头上经过。

　　地下室不是一个孤立的空间，而是被作者体验成总体性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与地上建筑的对比昭示的是不平等和被遗弃。

　　地下室是一个阳光照不到的世界。人们渴望阳光，一般也并不质疑“阳光”本身，意识不到阳光往往也代表一种关于主流价值的神话叙述。

　　某个白天，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蛮大的，家中朴朴素素，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吧。理完发，我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地老鼠》）

　　清秋子的阳光归结为家庭生活与知足常乐。更多的地下室角色则渴求着成为地面上的成功人士。

　　清秋子感到的不仅是生活水平的不平等。在富豪女老板潘婷家的花园里有一番对话：

　　我说：我从来正正经经做人，却活得不如鼠窃狗偷的人，你还让我怎么正经？潘婷说：你看看，知识分子的毛病来了吧？活得不如人，反而怪规则不好。大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游戏，你没玩好，怎能怨别人？我说：先不说别的，就这35岁以上的全是废物，没人要，这规则也有理？你说过了35的，就不要活了？潘婷说：规则之所以是规则，总有它的道理。我还快35了呢，你看我有活不下去的意思吗？我说：你是占尽了天时地利，怎么可能人人都像你？潘婷说：我的一切都是我争来的，没借过别人的光。我说：那没出过国的怎么办？没上过大学的怎么办？谁都像你“谈笑皆奔驰”，那的确是不可能，但总要让人活。潘婷有点不屑：你就爱耸人听闻，这年代，还有活不下去的？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潘婷啊，你这后花园，它的确是好啊。

　　这里不仅有对于机会不平等的理性思索，还有对于底层人的理解与感情，作者认识到奋斗神话不可能照顾每个人。

　　青春作家所感受的不平等则是另外一种模式。小说《地下室》一开篇就突出的士司机的狡诈。这个开头也象征着整个世界的尔虞我诈。其后无论在酒吧演出，在商店购物，周围无不是冷漠与敌意。

　　我们的演出往往同一些卑劣的朋克乐队混在一起。那些比我们更加“有名”的“地下乐队”。中国人的窝里斗在摇滚圈子里一样盛行，人们刚有点小小的名气就开始倾轧别人。友好的交流是绝对不可能的。哪怕一个对视的眼神，我们都可能冲动到打起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说话，严守着时间到来和离开，避免面对他们尴尬的嘲讽和冲突。

　　然后就是一系列踢馆般的演出，被“暖场”的乐队大部分都被我们轻松“哑了”，他们从此就在“森林乐队”面前玩不转了。那段时间，我们的台风日益成熟。亚飞的嚣张，鬼子六的妖娆成了传说。我们“暖”一场灭一个乐队。

　　贯穿其中的是一种非人道的竞争意识，但是却被人道的个性意识伪装着。叙述者发现，除了自己一伙，所有乐队都是庸俗的，甚至曾经的偶像也是可怜的。到最后，乐队的同伴们也一个个变庸俗，只有自己在不懈求索。于是这个逻辑就颠覆了自己，因为自己同样可能是庸俗的。

　　在年轻一代的意识里，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经自然化了，似乎从来都是这样，无需震惊。比照之下，在清秋子的意识里还有当年社会主义叙述与实验所留下的平等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他并不认为社会从来都应该如此。

　　2、地下室的“人学”

　　作家处理经验的方式也就是写作的内在逻辑，这一点围绕作家关于“人”的具体观念更为清楚。“人”已然包含在一定的空间结构、政治结构之内，一切深刻的“人学”天然已是政治经济学。抽象的“个人”在地下室面前是没有意义的，从作家们的笔下，我们可以抽出一些“地下人”的具体样式。

　　在徐则臣那里，“地下人”是与“边缘人”和“青年”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我至今没有弄清‘边缘人’的确切概念，但我清楚他们和所谓的‘有为青年’不一样，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正式工作，除了身份证，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时常也需要躲躲藏藏。他们基本上是金领、白领、蓝领之外没有‘领’的那个阶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这个社会旁逸斜出的那一部分，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比如卖盗版光碟的敦煌，比如小说《啊，北京》里办假证的边红旗，比如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里企图靠攒书来证明自己还有点用的沙袖。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怀抱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态度诚恳认真。因为做的和主流不同，想的也就无法一样，但他们各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尽管很多人难以用语言系统地表达。往大里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文化，这是区别于主流青年的‘亚文化’。”

　　“边缘人”的观念表露这样一种对于社会结构的想象：主流与边缘。这里并没有涉及太多政治经济学思考，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青年面对世界的感觉，仍然是成长小说的范畴。作者关注的“人”是青年人。“青年”这个词包含了“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实际上，在《地下室》这种青春小说里也体现出抽象的个人与世界的对立。徐则臣这里多了具体的感受以及对于群体的关心。

　　我穿过因为我要生活，要挣钱填饱肚子。然后穿过的同时打量北京城，我看见那些办假证的人、卖盗版碟的人、肩挑手扛沿街叫卖鸡毛掸、小挂件、报纸和看不清究竟卖什么的人。他们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一天我隔着公交车的窗玻璃看见一个卖葫芦丝的男人，突然想，如果我也去做小买卖，我想卖葫芦丝。肩膀上挂一串，胳膊上搭一串，我一声不吭只吹着一支葫芦丝，把最喜悦的曲子也吹出低沉的忧伤来。接着我把他们一个一个记下来。我记下我看见的，箴言书上说：“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我写他们，也包括我自己，与简单的是非、善恶判断无关。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没有被规驯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那种逐渐被我们忽略乃至遗忘的“野”的东西。面对生活，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太美好的表现，但他们基本上保留了本色，在生命形态上，相对更及物一些。我喜欢有强烈的生命感的东西。和这些朋友在一起，我的酒量有点寒碜，但喜欢看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喜欢他们爽快地大喜、大悲、大声笑骂。而我做不到。

　　作家脑子里的文学传统影响其对具体经验的处理。在这段话里我们很容易看到那种存在主义式的所谓对于生命本真形态的兴趣。孤零零的一个人、生命感、野性、欲望、绝望……是这些个体性的词汇在引导作家对于经验的处理。于是敦煌的衣食住行都被赋予“存在主义”的意义，一切细节都被吸纳进去，变得抽象。所以徐则臣仍没有走出1990年代的文学。

　　可贵的是，作家本着对于活生生的个人的文学兴趣，客观上却恢复了对于“阶层与人”的记录和想象。作家感兴趣的是“蓬勃的生命力”，实际却写了敦煌的失败——最终被警察抓捕。文学以自己的无意识力量突出了这个失败，使得这个存在主义式的写作没有沦为一曲“有情”的挽歌。

　　《地下室》里的“人”则是愤怒而颓废的青年。他们沉醉于“酷我”中，让他人成为永远陌生的敌人，自我也就成了一个“同义反复”。于是“他人”消失了，貌似充满血肉的人物更像是以血肉和情欲为风格的扁平角色，而“自我”最终成为虚妄的英雄：

　　摇滚乐也是这样，摇滚乐带给我最好的东西，就是那种英雄一样的感觉。好像伟大的巨人的脚步，你听到他隆隆地坚决地走过来，是不能妥协的，是摧毁恶意的力量！是不救助伤残的同伴，却单骑杀入敌阵的利己主义！

　　一切团结和友爱都在消费世界中瓦解，青春文学的作用就是以上面这种看上去很酷的解释来掩饰这个瓦解带来的伤痛。

　　《地老鼠》里的“人”是城乡二元背景之上的“民”，是都市化和市场经济神话背景上的“移民”。小宋、露露、唐山兄弟，都是农村来的务工者。小宋和唐山兄弟幻想成功，露露幻想赚笔钱回家乡过安稳日子。有网友称，《地老鼠》有些地方与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很相似，尤其是那些下等旅馆的居民们，饥肠辘辘，有个土豆吃就很满足。清秋子认为这种类似体现了人类苦难的普遍性。但是在我看来，两部小说中的贫民们恰恰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奥威尔笔下的地下居民们心中已经没有神话，而清秋子的1990年代中国贫民们则被神话支撑。这神话是现代化叙事，也是成功叙事，如同《卡耐基成功之道》，但又不完全如此：中国改革开放在初期经历了精英与底层的蜜月期，每个阶层都得到实惠，也都相信改革的许诺。所有乡下人都认为可以来城市寻找好日子。而《地老鼠》恰好写在神话破灭的前夕。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早就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即使那些贫民也都是资本主义的过来人了，所以他们不再有梦想，只要能在巴黎的劳工市场上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位置就认命。所以，“我所代替的女人将近六十岁了，一天十三个小时站在洗碗槽前，一星期工作六天，一年到头都是如此，而且她经常被侍者们肆意欺凌……奇怪的是，尽管她已经这么老，生活又是这样残酷，她还是经常戴着明亮的金色假发，涂着眼影，涂着脂粉的脸像二十岁的小女孩一样年轻”（《巴黎伦敦落魄记》49页，乔治·奥威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没有乌托邦幻想，只爱着自己的美丽。《地下室》里的市场经济新生代们已经接近这种心态了。地下室的年轻人们终于会走到那一步吗？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探寻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莫不如此。那些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在今天还能被激活吗？因此我更关注《地老鼠》的作者本人。

　　3、《地老鼠》与革命后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意识

　　清秋子生于1950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与“文革”，又经历过1980年代的社会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文革”结束前就爱好写作，1990年代下海经商，最后又回到文学创作。在他身上各种历史经验交织，各种文学资源混杂。在他写作时，不同资源甚至在不意之中被启动。

　　清秋子对于毛时代谈虎变色。不过，毛时代的一些正面精神特征还是内涵于他的文学，比如小说的开场模式。《地下室》以个人与世界的冲突展开，而《地老鼠》则对于自己个人的遭际一笔带过，立刻开始关注隔壁邻居。作者对我说过：“小说源于我听到唐山兄弟在门内的一段关于吃土豆的对话，内心震动颇大，在此之前我是无条件支持改革开放的，这段话使我想到了过去。”

　　清秋子在情节处理上与其他地下室作品有相似之处，比如小宋的命运是和寻找投资为一体的，这是有关地下室的网络文学的常见套路。不过那些网文大多沦为“知音”体——找到了投资，继之以一场金钱与爱恨交织的风花雪月。但是在清秋子这里，一切人都是失败的。唐山兄弟倒下了，小宋则继续吹嘘他的牛扒城创意。作者借露露的话讽刺小宋：“你这样的人，在我们乡下也有，我们那儿叫卖‘大力丸’的，玩空手道。”而“我”则回忆起自己在泡沫经济时代玩空手道的社会恶果——就靠一份三十多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骗来二千万的某地方政府部门投资，然后在几年之内糟蹋一空。

　　清秋子到北京的时代背景耐人寻味：一方面是1990年代初海南房地产泡沫，一方面是同时期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者均在文中有所反映。

　　海南房地产泡沫事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第一个房地产热之结果。投资如潮水汹涌而来又仓皇而去，留下遍地烂尾楼、银行坏账与无处讨薪的民工。人文精神大讨论似乎也正是对于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第一次反思。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场持续两年多的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此肇始，“人文精神”亦成为1990年代文化界最热门的话题。陈思和回顾这场讨论时说“这是一次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是知识分子对新时代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虽然这并没能阻止知识分子精神的滑坡”。在那场讨论中，张承志与张炜等作家的参与使得人文精神具备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含义。在文学中，他们走向乡村（《古船》）、走向边疆（《心灵史》）去寻找理想资源。

　　无论如何，在这场讨论中，一种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老调被当作知识分子操守而声张，不久以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中央政策也暗合了这一点。这种意识后来甚至堕落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实际运作。

　　海南开发热时，文学刊物上出现过很多豪情满怀的改革加商界传奇小说。泡沫破碎，神话继续。这段破碎的历史在文学中呈现并不多。而人文精神大讨论引起的社会效果也没有太多直观反映。这二者却吊诡地映射在清秋子一人身上。

　　当大潮退去，参与者面对自己留下的废墟，不能不有所震惊：

　　我们这个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内，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虫。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账，变成了杯盘狼藉，变成了一片荒草。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

　　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决定着作者经验的呈现方式。《地老鼠》原载于天涯社区网站，其读者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生活品味和政治意识且对现实略有不满的网民。照亮作者经验的正是这忧郁的小资之光，清晰却并不明亮。小说不是写给唐山兄弟和露露们的，也不在意露露那样的底层人有什么反馈，它最终面向的是中产阶级的认同。如果我们类比一下早期白话新文学的姿态，比如《阿Q正传》，那也不是写给阿Q们看的，而是写给知识分子和新的精英。清秋子一代不可能再有鲁迅那么自信的启蒙立场，而是充满怀疑和忧郁。这是启蒙立场在告别革命之后的一次忧郁的回光返照。主人公在重返海南之前将《浮士德》送给了露露。我们记得他刚入地下室时曾受小宋的奚落，在这里，他似乎又刻意通过知识找回尊严。只是这尊严在今天意义已经不大，今天的启蒙文化更多是起阶层“区隔”的作用。

　　不过与徐则臣、川雪笔下骄傲的地下室文化阶层相反，现实的文化阶层不但逃离不了地下室，反而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地下室。《蚁族》一书使得“蚁族”群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蚁族》描述的群体是唐家岭一带的地上群租人群，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相当于地下居民中的文化阶层。随着2010年京沪房租的暴涨以及唐家岭的政府拆迁工程，我们可以想象大量蚁族将转居地下“蚁穴”，成为名副其实的“蚁族”。文化阶层与地下族的结合会带来什么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

　　暑期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约了一位长期居住地下室的年轻朋友聊天。他曾经参加官方的下乡支教，一年之后黯然而归。如今他准备考研，同时在为官方的古籍数字化工程打工。微薄的薪水和糟糕的居住环境使得他又黑又瘦，不过他却在热烈地构想一种能让所有人参与的维基式古代典籍数字化平台，他想“把文化还给人民”，更幻想创造另一个活在文字里的北京。他热烈地思考社会正义问题，希望古往今来劳苦大众的经验都不会被人随意抹杀。他希望给自己的信念找个支点，就是能看见与他一样坚持下去的青年。晚上10点钟不得不结束谈话，他要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去。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我想，这就是地下室知识分子的萌芽吗？

　　而1930年代的部分知识分子连同白话新文学最终走出亭子间奔赴延安。左翼作家试图直接面向自己笔下的劳苦大众发声——写给他们看，甚至要他们也拿起笔。这个过程在作家走向延安后得以加速，在“十七年”中得以发展，并在“文革”中走向极端和失败，但是它留下的启迪无法抹去。今天这种文学想象和实践依然缺席，它会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