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淳

　　《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一版）对刺的解释是：“刺是形声兼会意字，左为声，右为形，ci也兼表义，表示树木生长的尖刺。刺的本义指用尖利的东西扎。”我曾经在电影里学习过“刺客”一词。古代用剑或刀、匕首、毒药、箭，现代更是发明了用枪。一剑下去，鲜血喷溅，对手仆地，“客人”悄然遁形。或者一枪中的，对手应声而倒，“客人”吹吹枪口，从容而冷峻地走到死者身边，伸脚踢踢那具余温尚存的尸体，而后丢下个穿黑衣戴墨镜的背影，傲然离去。……这种场面看多了，我对刺客总是不怀好感。不论那个人是该死的罪犯还是正义之人，我都觉得刺客的身份令人生恨。剑是尖利的，枪膛里的子弹自然也是尖利的，且力度更大。想来，剑戟的来源，应是古人在采摘果实时，被树木的尖刺扎过多次，扎得皮肉流血，遂慢慢制作出一种尖状物体（比如剑或箭），可以对付柔软的物质（比如肉体）。

　　《古代汉语字典》还说：“绣是形声字，左形右声。绣的本义指五彩俱备的图画或制绣。”还没有进入C厂之前，我听说“刺绣”一词，立马想起了古代仕女的模样。她们云鬓高挽、素眉黛目、身披霓裳、端坐窗前。五彩的丝线在她们手中飞扬，山水、云雀、花叶、星月、骏马……在她们轻盈的纤手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织锦、绸缎上。那是一种清雅洁净的美丽。不论是苏绣、湘绣、蜀绣、粤绣，绣娘的影子姣好地刻画在历史画卷里，已逾两千多年。光绪年间，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沈云芝闻名苏州绣坛，她融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于刺绣之中，新创了“仿真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慈禧七十寿辰，沈云艺绣了佛像等八幅作品祝寿。慈禧备加赞赏，书写“寿”、“福”两字，分赐给沈云芝和她的丈夫余觉。从此沈云芝改名沈寿，嗣后她的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曾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意大利，轰动了意国朝野,《耶稣像》于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一等大奖，售价高达一万三千美元。对于“绣”，在进C厂之前，我只知道这些。

　　不消说，“绣”是一种艺术，是精美、雅致、高贵的艺术具象；是轻盈、灵动、细腻的词汇组合。进入C厂前，我在“绣”字上浮想联翩，怡然自得，作美好状遐想。我想，我是进入一个制作艺术的作坊，我想，我是一个现代的“绣郎”了。至于“刺”，我基本上忽略了那些不祥的记忆。当别人大声说“刺绣厂”时，我的脑子里只有针与线的搭配。五彩的丝线穿越了细密的针孔，柔软的、华丽的软缎上面布满了精致的图画。这就是我要完成的工作。我没理由不喜欢啊！

　　1993年的秋天，我站在C厂的车间门口，迎面传来的马达声强烈地震撼着我。我看见一台台庞大的机器正在高速旋转着。一台、两台、三台、四台……车间阔大，一字排开的机器，一长溜地延伸过去。“哒哒哒哒”，所有的声音同时响起，敲击着你的神经，这是一个坚硬的场，它把你吸进去，吸进去，再吸进去。我的脚步显然迟疑不定了。我看见了线，确实是五彩缤纷的绣线，它们一粒一粒地排放在机器的顶端；我看见了针，它们诡秘地躲在机器的下方，在每一个机头的针柱上，不是一根，每个机头是七根；我看见了图画，绣出来的图画铺展在机器台面上的材料上，有布料、帽片、手袋、羊皮、猪皮、牛皮……。各种材料千姿百态地呈现在那里，唯独看不到织锦、绸缎。这就是我看见的“绣”。这是“绣”，是他们大声说出来的“刺绣”。针是“刺”，其他的一切都是“绣”的过程。喧哗声里，我有些晕眩，有些迟疑，又有些恐惧。

　　一部电脑，安放在机器的旁边。上面荧屏闪烁，很多符号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面。有人翘着腿，站立一边，用手指触摸那些按键，电脑发出“滴滴滴”的声音。随即，这台看起来笨重的铁家伙便“哒哒哒哒”地鼓动起来，二十个机头瞬间整齐划一地“咔嚓”、“咔嚓”响。针在落下，针在整齐地落下。那些针很纤细，又很坚硬。羊皮、猪皮、牛皮，甚至是经过了加工的同样坚韧的材料，都在针的刺扎下软化。彩色的线于是轻易地穿越了皮料的肌体，上下、起落，图形就出来了。直到我站在机器面前，直到我进入C厂的车间，我才终于看清楚了整个的“刺绣”过程，我才终于把“刺”和“绣”两个字链接在一起。

　　我看护过许多台刺绣机，我能够清楚地叫出它们所有的编号。是的，它们都有编号，1号机，2号机，3号机，就是这样叫的。我还能够轻易地说出它们的出产地和型号：“JAPANESE BEX”，或者“JAPANESEBESR”。这些英文字母陌生地雕刻在机器底部的横栏上，字体突出，书写有力。不仅仅机器有编号，我们的胸前同样有编号。我的工号是“19931021”，这个编号包含了进厂年份、月份，最后的数字才是真正的号码，我是21号工人。我最先看的机器是6号机，只有15个机头。先我而来的工人叫泉子，他的工号是09。这就比我优越许多了。正因为他是09，他就可以大声地呵斥我，粗暴地把我从机器旁边推到一边，用鄙夷的眼神看我把材料贴合到台面上，看我穿线，上针，调试绣线的松紧度。有一次，我这边的针还没有上好，他在另一头已经扳动了操纵杆，机器启动，针落下来，我的手指还来不及拿出，那尖利的针便一下子深入了我的指头，殷红色的血水流了出来，滴在绣了半截的绣品上，一幅图画就显得更加色彩斑斓了。断了的针尖留在肉里，手指头肿得很大，主管把一块创可贴丢过来，说一声：“去镇医院处理一下，回来报账。”我去了C厂以外大约二里地的医院。医生看见我捧着个手，就问：“又扎了？你们那个厂一天要扎伤多少人？我这几天就做了五个啦。”我的胸前戴了C厂的工号牌，很清晰的身份。拍片、清洗、手术、包扎、打破伤风针，这个过程比我们C厂的流程简单快捷得多。我回到车间，主管看看我的手指，说：“没事，接着上班吧。都是这样，习惯了就好了。”

　　一箱箱绣线被拆开，撕开上面的塑料膜，每粒五千米，把它们盘开，把它们挂在机器线架上，再从一道道滑轮中穿过，一直到达针眼；绣品一摞摞码放在车间，把它们一片片排放在台面上，固定在机头下。调线、换针、擦油，启动操纵杆，声音响起来，针落在台面的梭床上，“嚓嚓嚓嚓”，分秒必争；针扎在材料上，“咚咚咚”，“嘁喳……嘁喳”。我们从第一个机头走到最后一个机头，又从最后一个机头走到第一个机头，来回，或者回来，来来回回。每天，足足十二个时辰，就这样来——回，来——回，来来——回回。我们的眼睛盯着那些针，那些线，那些绣品；我们每分每秒注视着刺——绣，再刺——绣，不断地刺……然后绣。日光灯悬在头顶，古代的绣娘影子渐渐消失，那些精美的图画渐渐消失，耳畔只有马达的噪声不停地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响，两个班次轮换着响。

　　C厂的工人来自不同地方。男男女女，每个人都是提了个行李箱走进厂门的。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便是身份证、毕业证、流动人口证、健康证。其实，我们本就没有带来什么，除了一双手，一具可以站在日夜轰鸣的机器旁边加班到深夜的躯体，确实什么都没有带来。走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带走，除了两只被刺扎过多次的手，除了熬得通红的眼睛，除了有点失聪的耳朵，除了口袋里所剩不多的几张纸钞，甚至，除了一双静脉曲张的脚，我们什么也带不走。在C厂，我呆了十四年。我看见一个个工友来了，一个个工友又走了。很多人的模样我根本没记住，就走了；又有一些人，头晚还跟我睡在一个宿舍内，第二天就被开除了。那些花朵一般的女孩子，不堪C厂严厉苛刻的管理，有的跑去娱乐场所做了“三陪”，有的在长久的寂寞中被老板用几张钞票招引到了床上。有几个女工连续加班多年，以致患病身亡，尸骨也扔在了异乡。还有一个送货司机，因疲劳过度，在回厂的路上与人迎面相撞，车毁人亡……我在想，工友们不论走到哪里，那些不断起落的针，都会留在他（她）们的记忆深处。用来刺绣的针尖锋利、尖细，像C厂日日重复的噪声和粗粝的环境。它扎在我们的内心，一针又一针，脆弱的内心被刺得千疮百孔，直到碎裂、麻木。那些绣线，恰好是另一种缠绕在灵魂上的藤条，坚韧、固执、繁复，让你无法自由呼吸。

　　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写道：“第一个中秋节，我在机器的哒哒响声里加班到深夜。类似这样的加班已经成了惯例。我的上班时间是固定的：早上，7时15分打卡，进入工厂；12时吃中午饭。12时40分接着上下午班，下午5时30分吃晚饭。傍晚6时开始加班，一直到夜里11时下班（旺季赶货，有时会延至凌晨）。我们工厂是加工绣花的，两班倒。……我常常感到喘不过气来。……我的想象——那些清晰的、美丽的事物，被机器切割得支离破碎——绣花机上，悬挂的日光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逼视着疲惫的眼神，我的视觉渐渐麻木。不用抬头，我自然知道，那片高远的、原本镶嵌了月亮和星星的浩渺天际，不再属于南方。俯视我们的，是一栋栋巍峨的建筑物；满目阑珊的灯火，暧昧地流淌成一条时间之河。我矛盾地在此间寻找，直至迷失。我迷失在一片没有月光的天空下。”

　　“刺绣”一词，是一个不可颠倒的过程。先是“刺”，后是“绣”。在不断的刺扎下，华丽的绣品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NBA篮球赛精彩的瞬间里，你看见的是他们跃起投篮时，球鞋上醒目而耀眼的“NIKE”、“ADIDAS”绣花标志，而在幕后，又有多少次尖锐的刺穿，是你漠视掉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