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

　　白瑞·霍斯屯·娄派兹的《狼与人》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关于狼与人的关系的书。我常想，每一个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几本书如闪电一样照亮我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的灵魂。这本书对于我就有这样的意义。书不仅极为引人入胜，而且引人深思。1978年书出版后，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位居前列。直到今日，好评仍然如潮。“一本灿烂美丽的书！”“聪明绝伦！一部充满了智慧，献身精神和美的书！值得获得最广泛的注意，不仅为狼，也为人类。”“充满了雄辩！他的充满了耐心的、努力地对这种被鄙视的、被恐惧的、被神话化的动物的理解，带领我们进入某种令人心颤的陌生之中，这种陌生表达了这本书的新的、原创性。”不像往常一样，我没有一口气地把这本书读完。我读的时候，经常把书放下，站起来，在房间或到树林中踱步。是的，我被它的美丽的英语深深吸引，我也被娄派兹的思考深深震动。娄派兹对西方文化和行为的批判，激发我审视自己在思考现代性时的立场，激发我重新思考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在二十世纪初把西方的现代性当成唯一的现代性的，激发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娄派兹的思考是一种挑战。是的，《狼与人》是这样一本书，你拿起来就放不下，可是，你又得放下，它迫使你思考。书写得非常美丽、机智、灿烂，但是，书又极为严肃、深沉，凝聚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今日文化和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的挑战性的重新审视。作品语言美丽的原因是因为作者是一位文学家，他以写小说和散文著名，特别是关于大自然的散文。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他被誉为“美国作家中的主要的声音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发表了八部短篇小说集、一本寓言，及六部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书。他的主要著作有《荒野笔记》、《狼与人》、《北极之梦》、《加勒比轻装行动》等。因《北极之梦》，他于1987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还“因其出色的对自然历史的书写”获得了声誉卓著的“约翰·保柔金质奖章”；因“人道主义写作”获得了“克利斯朵夫奖章”。在读娄派兹的书中，我逐渐发现这样一位声誉卓著的作家就住在我家的这个地区，俄乐岗州卡斯克德的群山里。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知道一位热爱大自然、热爱动物的著名作家也选择在我喜欢的地区居住，我觉得和他很亲近。我的大学里也有关于他的录像带，我借来看，听他朗诵自己的小说。左看右看，这个大胡子的瘦男人好像就是我的邻居呀。

　　“我在阿拉斯加法尔邦克外的一间小木屋里写这些字。这里，寒冷如铁一样钉在每一个角落。漫长的冬天的黑暗使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把灯点亮着。外边，零下三十度，烧炉子的木头在斧子刚一碰，就噼噼啪啪地爆裂开了。在灰光中的白天，隔着针叶短树丛，我可以看到那边。

　　到那边去。

　　在这个国度你走上好几个小时，你也看不到什么动物的痕迹。也许一个或者一只野兔的身影。也许过了好一会儿，一只驼鹿的痕迹。在深深的冬天，什么都简直一动不动。在这里存活极为艰难。但是，狼得吃。狼在黑暗中狩猎。狼得保暖。狼得到那边去。”

　　我出声地念这本书的最初的三个段落，好像是在念语言抑扬顿挫的诗歌。语言有怎样的魔力，可以使我们深深地着迷？前面的三段话，好像是在森林中的轻语，好像夜晚的喃喃自语。接着：

　　“狼是极为不同寻常的动物。1976年的冬天，一位航空猎手惊讶地看到了十只正在阿拉斯加山脉一座山顶上穿行的狼群。这里，狼群绝对无路可逃。持枪的人迅速地射中了九只。第十只冲跑到山顶的悬崖边。猎手知道悬崖下是万丈陡壁，三百多尺深，那只狼面临的只有一条绝路。他好奇地想看个究竟，看看那只狼到底在绝路面前能干什么。只见那只狼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悬崖，掉到三百尺下的雪地上，抖抖身，在雪爆中夺路飞跑。”

　　“狼狩猎的技巧变化万千。狼给那些不能再狩猎的年老的狼提供食物。狼给彼此礼物。他们可以一个星期不吃不喝，他们可以疾走二十英里而面不改色。他们有三种交流系统：语言、行为和嗅觉。他们身体的颜色从藏蓝到纯白、从巧克力色、浅褐色、桂皮色、灰色，到金黄色。如同最高级的动物——灵长类动物一样，狼和它们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很多时光，它们玩耍、游乐、游戏。一次，我曾在冻土带看到一只狼，拿着一块草皮，藏来藏去，好像自己和自己玩飞盘似的玩了一个多小时。”

　　“狼对人类的想象力有很大很强的影响。狼让你瞠目结舌，狼使你惊觫不安。贝拉库拉印第安人相信，曾经有人想把所有的动物都变成人，结果，他只成功地把人变成了狼的眼睛。恨狼的人说狼是天生的杀戮者，但这不是真的；爱狼的人说不走投无路的狼从来都不杀人，这也不是真的。”

　　娄派兹为本书所写的前言把他的写作的立场、态度和情景都说得清清楚楚。作者的亲身观察、作者的研究、作者对人类和动物的关系的思考，都在这简短的前言中表达的极为透彻。使我更感兴趣的是，娄派兹说，我们创造了动物。我想，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创造了动物？动物的本性不是客观存在吗？怀着这个疑问，我打开了书，在阅读了全书之后，我恍然大悟。是的，我们创造了动物。考察我们对动物的理解，考察世界各个文化对狼的观念的变化，可以看出动物是怎样被人类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逐渐创造出来的。考察我们对人的理解、对人和自然关系理解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说，人是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如今，在后工业革命和信息时代，对动物的新理解是否应该导致我们对动物的新的创造？对动物与人的关系的新的创造？

　　虽然狼的社会结构和语言系统，其他狼生态学家的书已经介绍过了，娄派兹的书还是提出了新的观点。在娄派兹的新的观察和观点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娄派兹论述狼的社会结构的时候，他愤怒地批评其他的狼生态学者，说：“我们常常觉得如狼一样的动物，跟我们人类在社会结构上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因为雌性在西方的人类社会中是在次要的服从的位置上，所以，雌性的狼也相应地在服从的地位。这个类比实际上是很糟糕的。”传统的狼生态学认为公头狼是狼群的首领。娄派兹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事实是在狼群中，倒是母狼可能是狼群的首领，并对整个狼群有强烈的影响。因为是母狼决定在哪里建窝，建窝也就决定了随之而来的五六个星期的狩猎的地区。不仅母狼的作用极为关键，年轻的母狼通常都比年轻的公狼跑得要快一点，是更好的猎手。娄派兹思考到，“公狼猎手——公狼是狼群的首领这个形象是误导的。我敢肯定，这个误导的形象是由男性倡导和维持的——因为狼生态研究领域，是男性占统治地位。”娄派兹对某些研究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狼或其他动物，比如大猩猩，来确认自己的观点很不以为然。

　　娄派兹探讨狼和人类的生活习性的不同。比如，狼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饱了或饿了的。它们的食物习惯和消化系统适应它们的生存环境，那就是或者暴餐，或者断食的生存条件。它们可以一下子吃它们体重的五分之一重的食物，它们也可以几天粒肉不打牙，三四天没有肉没有饭。它们暴餐一顿后就会躺在地上晒太阳，几个小时之后等消化完了再站起来。娄派兹探讨狼的智力和智慧。狼靠打猎为生，是出色的猎手，在打猎中它们不但有勇也有谋。它们懂得怎样布下埋伏，然后派两只狼去诱敌深入，然后群体共同行动，捕捉猎物。它们也懂得不能过分猎杀动物。在它们活动的领域，研究者发现，狼居然采用“间歇耕作”制来打猎，也就是说它们有些年根本不杀任何自己领地里某一地区的动物，等四五年后，等动物数量过分增长后，它们再去在那个地区狩猎。娄派兹揭示程式化的概念的荒谬，比如狼吃人的概念。娄派兹根据狼生态学家的研究，结论说，狼一般是不主动袭击人的。实际上，狼袭击和狩猎的动物是有选择的。通常狩猎的动物都是老弱病残的动物，狼一般不杀健康的动物。狼是怎样判定一只动物的身体状况的？也许是凭嗅觉，也许是外表的行为举止。一次一个研究者发现，一群狼看到四只野牛，两只公的，两只母的。其中的三只健康良好，一只有点瘸。这群狼走近野牛，然后又退回来，往返了几次。每次接近野牛时，那只瘸的牛都惊惶失措，四处察看，而那三只好牛都静坐不动，不予理会。最后，当狼接近瘸牛时，那只瘸牛单独面对狼群。好像狼和其他野牛之间有了默契，好像选择的过程是双方共同进行的。狼专门袭击老弱病残的动物，是有逻辑的。因为老弱病残的动物本身就需要淘汰，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里，淘汰弱者是最合理的选择。所以，狼的食物链也是万物竞争的环节之一。虽然有很多传说说狼袭击人，但是，1945年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报告说，二十五年来一例狼袭击人的例子都没有。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每日星报》的主编吉姆斯·克兰悬赏一百美元，奖给任何报告狼袭击人事例的人。那个奖赏从来没有人领过。要知道安大略省南部是世界上狼最多的地区之一。

　　娄派兹在第一章中表达了一种在生态学研究中的新立场，那就是不是把动物当成简单的研究对象，不是人高于狼，不是用所谓的西方的科学研究立场来看待狼。他把狼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存在，人和狼的关系是平等的。他对其他生态学家持西方人的所谓科学立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第二章，娄派兹带领读者进入了人和狼共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狼有着深深的理解和彼此的尊重。在北极地区生活的爱斯基摩人，观察狼、思考狼，他们对狼的认识和理解远远超过狼生态学家。娄派兹旗帜鲜明地要走向真正了解狼的人，请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对狼的认识。娄派兹接着说，“更大的议题就在此：我们从跟狼有差不多的相同的生存条件的、半游牧的人类猎手的生活方式中能学到关于狼的什么？”这两个议题是相辅相成的，北极猎手在狼身上看到的，也许就是我们从北极猎手身上看到的。北极猎手对狼的认识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白人科学对狼的认识不过几十年。以几十年的，很多还是实验室的观察得来的知识来归纳狼、总结狼，而不向有实践经验的、有几千年与狼共存的经验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请教关于狼，这种研究的荒谬性简直不言而喻。更为可笑的是，白人生态学家还在那里起劲地“发现”狼，“这样的事使我很不安，后来，我就更不安了，因为在现代爱斯基摩人的心中，狼有着无所不在的存在”。怀着这种信念，娄派兹满怀崇敬地叙述了爱斯基摩猎手和印第安猎手心目中的狼。他讲述了一个名叫斯蒂文森的狼生态学家的故事。1970年，斯蒂文森被派到北极去研究狼减少的原因。年轻的斯蒂文森在北极和爱斯基摩人一住就是三年，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爱斯基摩人喜欢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员。“他在猎手中研究猎手”，他逐渐学会了以爱斯基摩的时间和空间行动。他对狼的理解，既富有他所受的学院训练的背景，也有他苏醒的原始的感受力。

　　“无法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看待动物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从概念上把自己和动物隔绝。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印第安却认为自己是。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是人，动物是狼、熊、老鼠，等等。从这开始，在这章里，印第安人和动物的界限可能将消失，不是因为印第安人看不出自己和动物的区别，而是因为印第安人更关注自己和动物的相似性。”怀着对印第安人的极大尊敬，娄派兹谈论印第安人心中的狼。对印第安人来说，狼是和自己一样，有部落的。一群狼，就如同一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它们共同围猎，共同抚育孩子。它们依靠部落或群体的力量生存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印第安人把狼看成是和自己一样平等的生活在大地上的动物。狼成了印第安人的“坐标系统”，像镜子一样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原则。

　　在印第安文化中，模仿狼，与狼关联可以说比比皆是。以狼命名的部落就如同狼本身一样，在美洲大地到处都是。美洲西北地区的两个大的部落之一是狼部落。南方三个大部落之一的部落是狼部落。他们不仅以狼给自己命名，他们也模仿狼，在很多仪式上他们穿上狼皮，以狼的形象在祭祀中出现。对狼的崇拜和尊敬使印第安人不杀狼。许多部落相信杀了狼围猎就进行不下去了，他们还相信杀狼的武器就再也不能用了，就失效了。

　　和谐的丧失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所有人都得对狼的消失负责任！当十九世纪，印第安人告诉我们狼是兄弟的时候，我们却在布另外的道。”以科学的名义，以发展的名义，以恐惧的名义，以恐惧本身，是的，以恐惧本身，来成千上万地杀戮狼。这种杀戮，超过了所谓的对野生动物的控制，远远地超过了社会学家所宣陈的人在压力下会有偶尔的残酷行为。这种杀戮，“是对这种无理的预设的暴力表达：那就是人有权利杀戮其他动物，不是因为这些动物的所作所为，而是源于我们的恐惧：我们怕它们会做什么”。

　　对狼的恐惧和仇恨有两个根源。一是宗教性的，那就是把狼看成是穿着伪装的恶魔，一是世俗性的，那就是狼吃人类饲养的牲畜，因此使人受损失。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恐惧和仇恨实际上表达了西方人对所谓的文明的理解。文明就是征服野生的自然，就是战胜“魔”，杀戮狼就成为象征。象征着“文明”控制和征服野生的自然，给野生的、没有秩序的自然带来秩序，把“无用”的自然变成“有用的”。当然，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也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把自然看成是像神明一样崇高的地方，大自然高高在上，净化人类的灵魂。西方文明中对自然的这两种理解难怪会产生很大的冲突。直到今天，这两种哲学思想还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体现出来。经济发展论者认为野生荒地和大自然是发展的障碍，环境保护论者相信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保护环境，在发展中尽力不破坏环境，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对狼的态度，就反映出了这两种哲学思想的根源。可悲的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征服自然”派在现实中有更大的权力，因为美国正在向西扩展，移民们源源不断地从东向西占地定居，砍伐森林，美洲的狼被无情地杀戮，好像在进行着一场杀戮狼的战争。狼，被认为是罪恶的化身，人在狼的身上折射了自己的欲望、贪婪、暴力，人向狼不宣而战。狼，手无寸铁，在这场现代战争面前，被烧杀抢掠地杀光了。到六十年代末，除了阿拉斯加，美国本土上基本上没有野生的狼。是的，没有了。狼，作为北美大地的居住者之一，在西方文明的扩展中，从北美大地消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狼被美国国家鱼类和野生生物局列为濒临灭绝的动物。在狼生态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环境保护者的努力下，狼重新回归到北美大地。到2002年，美国大地，不算阿拉斯加，一共有三千七百只左右的狼。一天晚上，我在每个星期的《探索野生世界》的电视节目里，再次看到关于狼的纪录电影。这是一个新的片子，拍摄的是黄石国家公园中狼的生活。在电视中飞奔的雄伟美丽的狼，成为我们重新理解狼的象征。

　　“通过理解动物理解人的位置，不仅是对动物所作的对我们和动物共同分享的物质的、化学的、生物的领域的论断敞开心扉，还有可能产生一种更为深刻的交流。在交流中，动物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意图，和发挥影响的力量，他们有能力介入和改造我们的生活。”

　　“在今日美国西部许多地区的日常生活的谈话中，野生动物被认为可以把思想传给人们，可以跟人‘说话’。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本土印第安人文化对西部分某些地区的无处不见的影响的结果。这种认识与人类智力的概念并不相悖。在这些地区，野生动物代表了重新认识我们在努力建设文明，发展和提高过程中被抛弃的知识，‘倾听’动物是不离开人性的领域，是把人性的领域扩大到包涵那些不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是达到智慧的技术。注意动物的语言，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更少分析，更为复杂的意识。是明白生活的某些等式是不用解决的，意识到不为这些等式找答案比寻找假定的答案需要更多的智慧。在文化的西方，二十世纪早期和晚期科学的根本区别，十分明显的，就是，在科学话语中‘我不知道’这个句子的出现。”

　　在这个意义上，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西方的“赛先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