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在2009年的出炉并走红，几乎是一种必然。从远因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时隐时现，几乎每隔几年、十几年我们就能听到它一次盛大的欢唱，而且，中国越融入全球体系，扮演的角色越重要，这种声音就愈响；从近因看，2008年发生的诸般大事，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全球火炬传递、北京奥运、神七上天，都在激荡着中国人被百年历程锤炼得异常敏感的“中外关系”那根神经。“不高兴”非常形象地表达了那种被伤害、被打压、被边缘化的委屈心态。
虽然非常容易从这本写作风格相当随意的畅销书中找到大量的硬伤与瑕疵，反驳这些知识上、逻辑上的缺陷也毫不费力，但笔者认为对它最好的讨论方式，是尽快地绕开此书具体的论述，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不高兴》如何迎合中国社会日益鼓荡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如何将这一系列的读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大多数传媒评论必定提及1996年的同类著作《中国可以说不》来看，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不是破天荒第一本鼓吹民族自大、国家主义的读物，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本。
十五年前：“第三只眼”超越二元
对于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而言，1989年都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或许是，中国与西方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亲西方的文化姿态，从一种文化共识演变成文化立场的选择。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搅得头晕目眩的中国知识界需要冷静下来，重新调整与核定自己的位置。当然，变化不只发生于中国，1991年的苏东剧变，使得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倾覆。时移势易，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也需要重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是一个调整自我与他者认知的范本。这本政论性著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古怪形式出现：版权页标明作者是“[德]洛伊宁格尔”，译者“王山”。“出版说明”里也煞有介事地介绍“L·洛伊宁格尔博士（1953.8—）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八十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和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评述，对西欧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欧共体东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论根据之一”。译者王山还表示“书中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苟同的，……作者的观点都带有明显的悲观倾向。”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译著出版形式，有保留地译介西方学者的观点，用“出版说明”中的批判立场来获得政治审查的豁免权。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原创中文论著。译者王山就是它的作者。于是有趣的问题出现了：王山为什么要冒用一个子虚乌有的德国人名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也许不需要1998年出版的《解释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来告诉我们幕后详情，读者也能揣摩出为何王山会选择这么一种匪夷所思的形式表达他对中国的观察。
《中国不高兴》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提出的严厉指控之一，是当时存在着普遍的“逆向种族主义”。事实上，从《中国可以说不》到《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再到《中国不高兴》，作者们论说的起点都是反思自己及所在群体的“崇美倾向”——不可否认，这的确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某种普遍取向，是“现代化神话”或“世界化神话”的核心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倾向可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界，一般民众与管理者同样处于被感染者之列。即使是在1994年，用一个西方人的口吻来讨论中国历史与现状，能争取到的自由度会远远超过一个国内思想者的最高限度。“洋人本来就喜欢危言耸听嘛！只要不至于过分反动……”出版检查者心里也未必没有回响着这样的声音。
而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面对中国的读者，作者以一位德国的中国学学者的面貌出现，会让本书的论述带有更强的权威性，自然，在讨论中西关系的时候，洛伊宁格尔为中国所做的辩护也更让读者感到慰藉：连西方阵营内部的研究者都在这么说！
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由：当作者思考与写作时，化身一位“家国之外”的观察者，并模仿他的思路与口吻，将会为观察中国社会提供一种差异化、陌生化的视角，从而超越“遏制中国/反击西方”的二元论述本位。在此前大量的关于中西方关系的论述，总是容易落入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误区。在这个意义上，《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提供了非同一般的积极的尝试，希望跨越中/西的意识形态籓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对“改变中的中国”的重新审视。
举个例子，《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第一章就是《不要干预中国》，这宣称了本书开宗明义就是要反对“遏制中国”的冷战思维。作者引用了“1989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文章的结尾还质问：“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活，邻居们为什么不愿与我们和平相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
作者强调这篇文章“被纽约的报纸转载了”，这样，他既向读者解释了一位德国学者何以会看到这篇文章，又暗示这种观点在西方民众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他马上对北京中学生的文章进行了颇有意思的评论，从而开启了他“不要干预中国”的论述：
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和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
在这里作者使用了双重的虚拟状态：一方面他化身为一个西方观察者，用肯定的口吻描述了“西方”对中国民意的隔膜；另一方面他又以学者身份代言“西方社会与公众”，批评他们缺乏反思——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关心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带有强烈的对华善意及期盼世界和谐共处的有良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形象，而这样一类人，恰恰是后冷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热切期待他们能够担任中西方沟通管道的公正、无私的“跨文化观察家”。如果暂时没有这样的代表性人物，《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就为中国的读者创造了一位。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反思，在“西方研究中国”的面具之下，带着强烈的“建言献策”的意味。它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学者”在中国官员、民众心目中“客观、公正、先进”的固有印象，将自己的观点包装成一种超越二元态度的普世化论述。此书出版后，许多读者惊叹于“洛伊宁格尔”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与分析，传闻中它的影响直达政府高层，应该说，这一成效多少得益于此书对西方论著的“模拟写作”。
十三年前：大家都来“说不”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应该被看作为时势所迫的产物，它延续着《河殇》式的纵横捭阖的视野，同样指点着社会变革的方向，但更多地为中国的现状提供辩护——这些辩护出自“西方人”之口，当然更易为读者接受。它可以看作是八十年代式的呼吁西方“理解中国”的余音，全书的姿态比较平和，也力图给人以作者同时照顾中西双方利益的印象。基本上，这是一种当时中国各界都可以接受的姿态，对它的观点不乏批判与辩护之声，但争议双方的大前提仍相对一致。两年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5月版）横空出世。其作者是几位年轻的媒体人。同年12月，更具学理或官方背景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从这里开始，久违幕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表达又站到了舞台的中心。
这里有必要“向后看”一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西方屡次打得无还手之力，中国知识界逐渐认知到西洋并非只有坚船利炮，制度先进是其取胜的根本。于是自清末始，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个罗志田所谓“自我野蛮化”的阶段，承认西方代表着文明，而那是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直至今日，这种意识仍有其余绪，如评选“文明家庭”、“文明个人”，甚至街头标语写着“争当文明先锋”，表明中国始终处于向着“文明”的朝圣历程之中。
在这百余年的进程之中，文化保守者始终处于少数与边缘状态。共和国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并未改变对“野蛮传统”的唾弃，“文化大革命”即是“创新”的巅峰，虽然“文革”论述隐含着从“学习西方”到“超越西方”的立场转变。
因此，《中国不高兴》指责的“逆向种族主义”，事实上是八十年代最大的文化努力“重返启蒙”，既然承认中国尚未完成启蒙任务，除了向物质、精神都更先进的西方学习，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中国可以说不》其实没有能力真正颠覆“五四”以来“启蒙神话”，即所谓“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它针对的更多是所谓“民族虚无主义”，认为过分强调学习、交好西方，已经让中国有沦为“被领导”的二流国家的危险，中国必须奋起应对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新冷战”。从《中国可以说不》的封面、封底宣传辞上可以看出作者们的基本立场：
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封面）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封底）
显然，中国的努力，是要避免日本那样“连自己都无法领导”的境遇——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姿态，日本虽然一向被视为亚洲国家“脱亚入欧”最成功的典范，但从晚清以来，中国人的普遍意识仍然纠结于“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对抗之中，对于给中国制造最深重苦难的邻国日本，却一直有意无意地将之蔑称为“小日本”。《中国可以说不》没有任何的思想创新，这一点作者们也不否认，他们只是强调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就这一点来说，此书确实代表了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在“自卑与自大”两种情绪之间切换的“广泛民意”。
不过，简单化的思想批判不能说明《中国可以说不》的真实意义。它与后出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都是在回答毛泽东代表中国激进思潮多次提出的问题：“西方是先生，中国是学生，但先生为什么老是打学生呢？”答案是顺理成章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它的全球利益，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既然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国只能勇敢面对，用实力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
这是上述两本书的论述出发点，而书中的实质内容，在致力于破除“美国迷信”，作者用过来人的口吻告诉读者，我们也曾经是美国梦的俘虏，然而现实让我们清醒了，（借用一句经典的官方论述）“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它们的舆论工具（当然还有中国一帮糊涂知识分子的配合）一方面向中国人传递着关于美国的错误想象（民主、自由、公正、温情……），一方面向西方民众灌输中国被妖魔化后的面貌（专制、饥饿、虐婴、说谎、污染环境……）一言以蔽之，美国是不可依靠的，而且将是中国崛起后的主要敌手，美国标榜的“新闻自由”、“客观公正”更是靠不住，美国舆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目标服务。
有些反讽的是，如果你不被书中那些猛烈冲动的言辞所感染，或激怒，而是冷静地分析作者们论述的理路，你会发现，书中使用的价值观，正是西方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两书批评的“白人价值观”。比如，他们实际上是在向美国/西方索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要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中国经济、文化多元化的繁荣局面，因为“这在自称最自由的美国社会也是见不到的”，而所谓与美国“平等对话”，实际上是在梦想与美国相埒的全球性领导地位，至少要超越日本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在十三年后的《中国不高兴》里讲得更明白。说穿了，两书作者是在抱怨美国没有在政治、经济、舆论等方面给予中国“国民待遇”，而这种抱怨的前提是“国民待遇是非常好的，是值得全力追求的目标”。看上去，他们跟那些被他们批得体无完肤的“美国一切都好”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天差地远，但二者的价值观真是有差异吗？
更为反讽的是，《中国可以说不》在当年弄出了相当大的响动，很大一部分是拜西方舆论的重视所赐。《泰晤士报》称《中国可以说不》是“中国人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情绪在政府鼓励下不断高涨的迹象”（1996年8月11日）；《华尔街日报》则称“北京领导人目前正在努力以能引起大众共鸣的民族主义取代谁也不太相信的马克思主义”（1996年8月2日）。或许现在还没有切实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插手了这两本书的出版与销售，但当局对言辞如此激烈的读物出版、畅销的默许也很难不被解读为一种鼓励。事实上，借助民间的言论机构表达官方不便宣扬的激进观点，亦属政治运作的一种技巧，这毋庸讳言。
至少，两本书除了大量的宣泄式论述，也不免有着浓烈的“建言”性质，当《中国可以说不》宣称“必须确立态度，必须开始行动”时，难道他们仅仅是说给一般民众听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更为明显，在书末主要作者李希光、刘康的讨论中，他们强烈建议中国政府改变现在的对外宣传方式：
关于宣传方式问题，我建议要采取一种貌似批评的方式，而不是宣传的方式。对中国的多元化现象，在介绍、报道和评论时，也要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作出批评，所谓的小骂大帮忙，而不是广告性的宣传。如报道文艺界的空前多元化，要通过对文艺界争论的报道，给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印象。
2009 年：“不高兴”的故事新编
事隔多年，“说不”的一群人又浮出海面，这一回添了新血，换了时装，《中国不高兴》可以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这次题目更大更雷人：原来叫《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这次名为《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封面上更是大书“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从语义上分析，书名的变化确实也映射着作者群自认的变化，“说不”是一种直接的行为，针对的多半是具体的指令；而“不高兴”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心理状态，一个人不高兴，能让周边人有所感知与反应，这个人的地位还会低吗？言下之意，中国已经举办了奥运，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被推为与美国并举的“G2”，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独自屹立，可是中国没有得到应该的尊重与利益，所以中国当然“不高兴”。
如果你经历了2008年的中国，你当然明白何以这本书、这个题目会恰好应和某种蠢蠢欲动的情绪。当然，也有很多人猛然一怔：怎么“说不”又来了？
其实，这股思潮、这种论述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只能说明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经久不移的民族主义焦虑。一旦国际局势向中国不利的方向倾斜，这种焦虑便会以各种形式发作。它可能是正向的，如八十年代热议的“球籍”问题，或《河殇》对“蔚蓝色”的呼唤；也可能是反向的，如《中国可以说不》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总之，仍然不脱“自卑与自大”两套窠臼。
时至今日，这种焦虑又有了新的内容。以前中国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核心之外，有人担心的是被开除“球籍”，而今中国参与了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的运作，有人忧虑的是中国像个初涉职场的菜鸟，被老手们玩得团团转。用《中国不高兴》里的叙述就是：“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
《中国不高兴》对于这种焦虑开出的药方是“持剑经商”，“中国要准备承担领导地位”，当“除暴安良”的英雄，“我们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来保证国际上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不受干扰地运行”。
这些话语是多么的熟悉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翻欧洲史、美国史，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甚至西班牙、瑞典、荷兰，也都在某些时候有过这样的豪语。如今轮到中国来抒发壮志了？类似的言论，近则为两年前《大国崛起》纪录片的回声，只是从暗示变成了明讲；远则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余韵；再远，不妨向上追溯至戊戌变法之前，王照上书中所称“以大言轻外敌为良将，狂瞽之论，不知纪极。今到处乱民滋事，无不托言杀鬼子者，士大夫反称之为义民……”
我们必须承认，民族主义焦虑本身是真实的。2008年大事频仍，正给了这种焦虑显露、发酵的机会。而焦虑的宣泄，基本不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那还叫什么宣泄？）如2008年4月因奥运火炬事件而抵制家乐福的“80后一代”，他们甚至煞费苦心地运用经济学知识去证明中国大城市的一些抵制行动确实会影响法国企业的股价，进而影响法国政府的政策。其实这更多是在为自己的行动“寻找”合理性。历史证明，诸次抵货运动，在经济上、社会心理上均收效甚微。
因此，笔者倾向于将《中国不高兴》的出炉与热销，看作是民族主义焦虑的一种宣泄方式。数年前，曾有中国学者嘲笑首尔大学生一边喝着可口可乐，一边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所谓“矛盾行为”其实非常正常。当外企的中国员工一边职业化地努力工作，一边阅读、称赏《中国不高兴》，也只是折射出他们作为职业人与中国人的双重属性。2008年心潮澎湃的“四月青年”已经回归到了工作岗位，在为房贷、车贷与家庭的未来打拼，一本《中国不高兴》也不可能改变一代人的成长环境。
长远地看，《中国不高兴》的热销喻示着一种“二度叛逆”。这一代读者的父辈，是在反帝反美的氛围中长大的，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无比的热情拥抱以美国为象征的西方文化，是因为他们急于叛逆他们成长的那种教育氛围，因为那种教育许诺的美好生活始终无法实现。
而这一代读者，本身就是崇美喜外的氛围中长大，西方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外在于生活的“他者”，而是切身的皮肤感受。问题在于，西方文化在成功地推广其价值观的同时，也成功地制造了“世界大同”的幻象。这一代中国人长大后需要面对的，是并不如教科书与传媒上渲染得如此美好的全球社会，他们需要面对“中国是后发国家，中国还无法进入全球体系核心”的事实。面对这样的落差，他们同样需要某种对成长氛围的叛逆。理性的解释无法配合这种叛逆的情绪，而《中国不高兴》式的非逻辑论述，正好能起到一种逃避现实的催眠作用。这种催眠犹如青春期的半日离家出走，未必会在生活中留下实质的痕迹。
如果说《中国不高兴》比起《中国可以说不》来，有什么负面的变化，笔者的阅读感受是：《中国可以说不》似乎更为真诚一些，而《中国不高兴》操弄的痕迹更为明显。无论是作者群面对传媒，强调“中国不高兴”这一书名是“书商的主意”，还是书中义正辞严地痛批“文艺腔”——其实，建立在非逻辑基础上的美好愿景式论述才是一种典型的“文艺腔”，它让笔者想到鲁迅《故事新编》之《非攻》里的曹公子：“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
笔者并非想要质疑所有作者的诚意。在2007年的“《色·戒》讨论”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某次讨论会上，黄纪苏承认自己写那篇《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时，并未看过电影《色·戒》的任何影像内容，他只是为了表达他的强烈忧虑：“国家承平日久，大家已经忘掉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意义。”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它仍然是值得尊敬、重视的一种情感。而《中国不高兴》里也自有闪光的片断，未可全盘否定。
从《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到《中国可以说不》，再到《中国不高兴》，其变化或许在于：民族主义的姿态更加极端化，论述更加策略化，其销售、推广也更多地从思想层面上引退，蜕变成一种文化消费。因此，虽然《中国不高兴》的言辞激烈程度较之《中国可以说不》，有过之而无不及，“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政客与媒体似乎并不像当年对后者那样的如临大敌，也许这次他们也从冷战思维中稍稍觉醒，不愿再担任政治建言与商业销售的合谋者？总之，“故事新编”的《中国不高兴》算得商业运作的成功案例，却很难获得如《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那样对思想界的真实冲击。
而应对中国社会真实存在、历久不衰的民族主义焦虑，大约仍须引一句“文艺腔”的感慨，还是《故事新编》，还是《非攻》，墨子对弟子管黔敖说：
“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