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你好！
我在北京几天，心里一直都很兴奋。一方面是因为参加母校七十周年校庆，人大给我个人太大的荣誉，使我也有机会“上墙”，成为校史馆中不到八十位“我们亲爱的校友”中的一员。整个校庆办得隆重热烈，让我们这些人大学子备感骄傲与自豪。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你的爷爷、奶奶在家乡莫大的变化，不止让我，也让你的姑姑、叔叔都高兴万分。洋，今天爸爸愿意把这份欣喜写出来，让你与我一起分享。
洋，也许你不知道，爸爸每个星期都会给爷爷、奶奶打电话——爷爷他们都养成习惯了：只要是周一，他们都会在下午等着，等着我打电话过去。为什么是周一、为什么是下午呢？是因为周一上午正是爷爷每个星期测量他糖尿病病情的时候。病情的数据是高了还是低了？吃药正常还是不正常？吃的药是不是还有疗效？这些都是爸爸非常关心的。每次电话接通，爷爷都会像报告家庭作业一样向我报告这些问题的答案。好几个月了，每每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没有超标。这自然让我非常高兴。但这几个星期以来，更让我高兴的是，我隐隐约约地感受到，爷爷奶奶他们自身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变化，他们正在经历一个由“闲人”到“忙人”、由老人向“中年人”心态的转变，而这，正是我在上周一（10月29日）跟爷爷奶奶通电话时得以证实的，也正是我与姑姑叔叔感到欣喜，比我参加人大校庆的欣喜更想让你分享的事情。
这天的电话比往日的接通快了许多。电话声的背景音很嘈杂，应该是爷爷奶奶刚带了一帮客人回到家中。奶奶接的电话：“是文峰啊，我们刚回来，去梅维（爸爸的一个表妹）家吃搬家酒了！”这句话没说完，奶奶便开始说起家里的鸡啊、狗啊、猪啊的来。原来，在爷爷奶奶的喂养下，我们家两头猪，每天以一斤多的速度长膘，家里的十几只鸡，个子比别人同时买的大出许多，都快两斤多重了，其中一只是公鸡，其余的全是母鸡。“文峰，你和爱珍、洋洋一定要回来过年啊！回来后，我天天让你们吃土鸡蛋，吃新鲜的猪肉……啊，你们是不在身边啊，在身边的话，你们天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吃，我和你爸爸还收获了两担多番薯、一担多花生，还去捡了三担茶籽，能够榨二十多斤茶油呢！”奶奶在那边兴奋地述说着，爸爸这边却静静地流起了眼泪。洋啊，奶奶说的这些“成绩”，听起来很轻松，但爸爸知道，那背后却要付出多少代价啊：那一斤斤的猪肉，是爷爷奶奶一把把猪草从地里拔出、洗净、铡好、煮烂，一桶桶提到猪栏里才喂出来的，那一只只番薯、一颗颗花生、一把把蔬菜，是爷爷奶奶挖了多少土、挑了多少粪、锄了多少草才种出来的，那一颗颗油茶籽，是爷爷奶奶爬了多少山、翻过多少岭、冒了多少摔胶（跤）、蛇咬、针扎、草刺的危险才换来的。爷爷奶奶可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很多城里人家里都已经是退休老人，开始独享清福的人了！
“文峰，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奶奶在电话那头听出了我的抽鼻声，“我们又不是真没钱用，没钱你们会给啊，我们只是想做点事情，身体更好些，减轻点你们的负担啊！”是啊，爷爷奶奶的子女们，包括你妈妈，对他们都是有孝心的，否则大家就不可能一下子凑出几万元钱给爷爷奶奶家重搞装修了。爸爸也鼓励爷爷奶奶适当干点农活。适当干点农活，对他们的身体也好。爷爷从北京回到三都后糖尿病的指标一直保持正常水平，除了按时按量吃药、回到本乡本土心情愉快之外，坚持在地里干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是爸爸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干了那么多、干得那么狠。
这一点连铜鼓的姑姑们也没有想到。大姑昨天早晨（11月4日）五点多给我发来短信（说不定她就是为爷爷奶奶感动得失眠的），说：“昨天回家，妈妈正在学骑三轮车，爸正在洗红薯准备打粉……你们能回来过年多好！回来看看爸妈那忙，你们都会替他们感到高兴……我们已经给爸订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也准备给妈买一辆三轮车……（现在她是借了别人的车）一吃完饭就练！……”洋，你看奶奶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你买了单车时的兴奋劲头？
更让人兴奋的是爷爷接过奶奶的电话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文峰啊，你不是跟林业派出所的张所长很熟吗？跟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也包了一个锯台，以后要他多关照了！”语气中开始带有几分小老板的味道。爷爷要我打招呼这件事，说的是他与你的二叔公一起承包了一台专门用以木材加工的车床，爷爷只搞“管理”，每个月搞得好可有一千多元的收入，只是这个工作非得有林业派出所的人关照才行。这是件小事，我自然答应。“以后啊，我们就不会再向你们多伸手了！”爷爷说得非常自豪。“爸，事情要做，可也别累过了头，身体要紧啊！”我这当儿子的，自然更担心他的身体。他是个糖尿病患者，又是六十多岁的人，这样拼命干，吃得消吗？“这样日子过得才充实啊！心情好，身体才好，这不是你经常说的吗？”我很多劝慰他们的话，经常被爷爷挂在嘴边当成语录。这不，爷爷一高兴，又冒出一句来。
我自然没什么话可说，但心里不住地翻江倒海。你的爷爷奶奶为养育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生长、上学，吃尽了苦头。爸爸至今都还记得，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家里连我的奶奶在内一共七个人（那时你叔叔还没出生呢），每顿家里就只能熬八菜碗稀粥充饥，每人一碗，“不够的”再从第八碗中舀一些。记得有一次我是不是太饿了，一碗粥下肚竟是没吃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第八碗，太诱人了，也不管它应该是归每天干着重活的父母的道理，一手揽入自己面前，结果不小心，揽入的是自己怀中，把自己烫得在地上打滚，实实在在给自己长了一个记性。因为那段时间喝稀粥太多了，爷爷到现在为止见到稀粥心里就作呕——就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环境中走出来的，该享清福了，也有条件享清福了，而爷爷奶奶为了给我们当子女的不添负担、少添负担，依然那么卖力地干活，我和你的姑姑叔叔们心里能不感动吗？
除了感动，爸爸心里头还有许多的兴奋。爷爷奶奶自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送出去后，心理上也有一个是不是可以退休了、是不是可以依靠子女就过上整天打打牌、看看碟的好日子了的想法。其实，这也是正常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段时间下来，爷爷奶奶也想明白了——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家，他们还是属于农村的，自己种点瓜菜、养点鸡鸭，既是一种自我供给，减轻子女负担的方式，又是锻炼身体、延年益寿的好办法。所以他们从北京回去后，立即展开这一系列的工作。鸡肥了、猪壮了、瓜菜出土了，那种丰收的喜悦带给他们巨大的成就感，促使他们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洋，我会带你回去的，不是在过年时去享受爷爷奶奶收获的果实，而是带你一同走进那绿色的田野，去弯腰下种、去蹲地除草、去铡猪草、喂鸡食，流一身臭汗、磨几块老茧，真正去当一段时间农民，去体会劳作的辛苦（记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吗？）和收获的喜悦，去理解爷爷奶奶的慈爱之心、理解爸爸妈妈对老人的孝敬之情。
洋，你去吗？
爸爸
2007年11月4日
全住和半住的好处和坏处
洋：你好！
在你提出走读一段时间的时候，爸爸首先要跟你说的是，你是个大孩子了，爸爸会尽量尊重你的意见、你的选择。记得两周前你要调宿舍的时候，我马上就过来帮你调了，这就是爸爸尊重你的体现。至于后来你觉得新宿舍比原来的还要吵，还是回去原来的宿舍好，这个结果爸爸也尊重，因为这也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2008年，四川遂宁市的蒋先生计划让儿子在18岁前体验18种职业，图为其子在成都卖报
但是，在做任何决定之前，还是要先把事情想清楚，哪个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哪个花的时间和金钱多还是少，都得想清楚后再决策、再行动。自己想不清楚的，可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包括爸爸妈妈的意见。就像这次搬宿舍，如果你了解一下对面宿舍的情况，知道那个宿舍还不如你现在的宿舍，那你就不用去费那个事了，你说对不对？
所以，在你做出决定之前，爸爸想先帮你分析一下全住与半住的好处和坏处，如果你觉得非得自己试试不可，那也没关系，先半住一段时间再说，以后是全住还是半住，最后的结论你自己下。
半住的好处：（1）晚上可以不跟那些调皮的宿舍同学呆在一起；（2）晚上回来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3）可以天天吃到妈妈做的饭菜……
全住的好处：（1）可以跟各式各样的同学住在一起，锻炼自己与不同类型的同学交往的能力，享受集体生活的乐趣；（2）可以免去每天在路上的劳顿之苦，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跟同学一起玩和学习上；（3）每个星期只回来两天，更会觉得在家的日子更好过，更会珍惜在家的这两天……
全住的坏处：（1）总是有一些不合脾气的同学跟自己玩不到一起；（2）自己的东西经常会损坏或丢失；（3）在食堂吃不到好吃的东西……
半住的坏处：（1）中午还得在宿舍睡觉，还得跟那些包括调皮捣蛋的同学打交道；（2）晚上你不在宿舍住时，你床上的东西更容易被别人损坏；（3）每天要在路上浪费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等车还要不少时间；（4）在家里不会像在学校那样学习、睡觉有规律，学习效果下降；（5）人会变得更累；（6）每天要增加至少一块钱的支出；每天还要浪费原来交的平均10元钱的费用（学校绝对不会退的）……
很明显，半住的坏处多于好处，全住的好处多于坏处，所以我建议你继续全住学校。
2009年6月9日，福建晋江一位小学生发泄完心中情绪，坐在地上休息
洋，你们都是孩子，都生长在不同的家庭里，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同。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对你来讲一点都不在乎的事，在别人那就是件天大的事情；而在你是天大的一件事，对别人而言却是玩笑一般。这就需要相互的沟通和理解，同在一个集体，大家都要知道，哪些事情是你非常在乎的，哪些事情又是别人非常在乎的，要通过沟通才能了解，了解了才能做到相互理解。就像是你不愿意别人动你的东西，动了你就会很生气；但对那些爱动别人东西的人来说，我动动你的东西，搞脏一下，甚至“借用”一下又怎么了？有什么大问题吗？你在生气呢，他却在旁边满不在乎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必要生这个气，你可以跟这个同学说明白（如果不知道是哪个同学干的，就跟大家说），我的东西不能动，不经我允许动了我就会怎么样（比如说告老师、揍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别人不是搞脏了你的东西他不在乎吗，你也可以把他的搞脏，给他一个教训，看他怎么办。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你也不在乎，把东西重新收拾好，该洗的洗干净，该擦的擦干净，接着就把这件事忘掉——有什么了不起？有了这种豁达的态度，在跟同学交往时才能放得开，才能从交往中得到乐趣，交到朋友。
洋，你现在跟大家在一起过集体生活的时间还短，还没有体会到这其中的乐趣。爸爸前面说了“可以跟各式各样的同学住在一起，锻炼自己与不同类型的同学交往的能力，享受集体生活的乐趣”，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因为现在的一点点小事就打退堂鼓，坚持下去你看看，你会很珍惜同宿舍同学之间的感情和友谊的。爸爸到现在玩得最铁的朋友，多数还是出自于原来高中和大学班上同宿舍的哥儿们。坚持下去，决不当宿舍的逃兵，好吗？
爸爸
2007年11月9日
我的儿时片断
洋：你好！
这段时间看着你的变化和进步，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像洋那样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何不作点回忆，也让洋从我的影子中寻找他今后可能的发展轨迹？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今天这封信就以爸爸的回忆为主。
1980年代的大学宿舍
都是13岁，你读初一，我却读初二了——就像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六年级。那个时候的我肯定没有现在的你高，但身体会比你好。我都不记得我曾经生过病！但我不胖是肯定的。你看过爸爸初三时的毕业照（那可是我最早的相片）吧，小眼睛、小瓜子脸、小平头，中山装打扮。怎么样，够酷吧？
但我是不知道什么叫酷的。家里生活很困难。那个时候你叔叔跃峰已经出生，我13岁，他3岁，中间两个姑姑，分别是10岁和7岁，四兄弟姐妹走到一起，典型的楼梯形。那个时候的爷爷奶奶，也就爸爸现在这个年龄，但他们承担的生活压力你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整天在工地、菜地里干活，很难顾得上我们。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下课了，一点多钟了，爷爷奶奶还没回来，我们进不了门，肚子饿得发慌，我是老大，不能哭，但你叔叔还小啊，他忍不住大声哭泣，引得我们两三个大的最后也抱在一起哭起来。爷爷奶奶终于回来了，我们简单吃点东西，又得匆匆忙忙牵着弟弟上学去（我和你大姑有分工，她带一节课，我带一节课）。
有一个多月的情况是最惨的。爷爷一天去帮老外公家干活，不小心砸断了小腿，住在老外公家养伤。奶奶去照顾爷爷了，家里就剩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一个多月啊，我既当学生，又当家长，管了自己的学习，不让掉下来，还要管上六七个人的吃喝休息（那时候还有三个外地在三都打工的叔叔在我们家“搭伙食”呢）。除了大姑帮一点忙外，大部分的事都得我干。每天都是早晨五点多钟起来，搞好大家吃的，送妹妹们上学后，又牵着弟弟跟我上学；上午、下午下课后又匆匆忙忙回家，搞饭、洗衣服、做作业……忙是一回事，吃也吃不好，不只是我这个厨师手艺不行，更主要是没什么东西下锅，有的时候甚至吃的米都没有，得到邻居家一升一升地去借。记得那个时候最经常的菜谱就是早餐吃蒸茭（一种类似大蒜一样的菜）头，中午炒茭苗，晚上就是茭头、茭苗一起炒。这就是我们六七个人吃了一个多月的菜！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家那长长一拢（垅）菜地，天天这样拔啊拔啊，一个多月下来，竟拔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那个时候我们家这几个小孩放的屁都带着茭苗的臭气！
生活再艰苦，我们的生活依然不缺乏追求和快乐。我的学习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开始冒尖了，到初中时，就我和现在加拿大工作，曾在新加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黄洁阿姨有能力竞争第一名，其他同学只有竞争第三名的份。那个时候，竞争是白热化的，我得了第一，黄洁阿姨不服；她得了第一，我心里又非常难受。考试过后，往往是我气嘟嘟地从老师办公室回来，黄洁阿姨就高兴；而她显得垂头丧气时，我又会急冲冲地跑到老师办公室，收获我的快乐。有一次考数学，题目太难，我是班里唯一一个及格的（自然也是第一啰！），我难过得躲起来哭，家都不愿回——我不知道黄洁阿姨是怎么过的，肯定比我还难受！——这种竞争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洋，你现在也有了在班里得第一的经历，我想肯定会有人把你当成目标来追赶的，你也得在班里找那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作为你竞争的目标，暗暗地跟他（她）比赛、竞争，争夺第一名的宝座。竞争使人进步，相信你能从竞争中找到乐趣，并求得更大的进步！——这是插话。
生活的乐趣更多的是反映在自己的进步上。就像你这次语文考得比较好，给你很大触动和激励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的每一个进步都能刺激自己取得更大的进步。我的作文一直也不好。在小学四年级时，一次老师布置写“一次劳动”。我依然是按照当时学会的套路写（第一段是形势大好，第二段是认真检讨，第三段是把决心表——你都会笑话我，这哪是写记叙文呐！可我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记叙文，只会拿这种套套来套！），写完后老师讲评，拿了黄洁阿姨写的作文念给大家听，我这才知道作文还有这样的写法！以后再碰到写记叙文时，我就开始琢磨了，怎么观察要写的人或者事情，怎么去抓住它们的特点，怎么用一些比喻、修辞的方式写得更生动些。到初三时，我已经能用自己的语言写一些作文了。记得一次要求写人，我写了班里头一位叫邹庆发的同学，把他走路时那忸怩作态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让老师好好表扬了一番，自己很高兴，以后写作文时就会更注意写好了。
海南建省初期，南下的大学生围观招聘信息 黄一鸣 摄
我那13岁时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苦，但乐的时候更多。不是不知道吃不好、干活累是苦，而是没有任何比较，以为这就是我们必须过的日子，没吃过香蕉，哪知道香蕉是香的？就像你们现在，没吃过苦，自然就不知道苦日子是怎么回事。日子过得虽然苦，但我们的快乐却是常有的。于我，更多的是来自书本中的快乐。那个时候已经不像是在小学时读不到任何课外书籍，我已经能够借到许多小说、杂志回来看了，像《海底一万里》、《小灵通漫游未来》、《一千零一夜》、《三侠五义》、《隋唐演义》、《芙蓉镇》等等，有些是小学时候就该看的，有些是长大以后才该看的，我都是那个时候看的。活干完了，作业做好了，我就捧一本书，坐在大门坎上，借着日光读，直到天黑。老家很多长辈都还在说，我自己也依然记得，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形象。书本带给我的乐趣超越了生活所带来的任何苦楚，这就是我的少年生活。
总结起来，爸爸儿时的经验就两条：一、竞争使人进步；二、以读书为乐。爸爸谨以此与洋共勉。
爸爸
2007年11月15日
洋，爸爸也曾自卑过
洋：你好！
昨天（1月22日）晚上，你提起你去打篮球时没人愿意传球给你的经历，爸爸从中感觉到你那丝丝的无奈。我知道，因被朋友“圈子”拒绝而尴尬、难堪甚至自卑——年轻时我曾有过——的情形现在也开始出现在你的身上。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迟早要发生，只是我不知道，于你，我的儿，这个时间竟来得那么早。
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尴尬、难堪甚至自卑的时候和地方。有人讲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女模特，天生丽质，作为一个模特，她几乎是完美的；但她对自己也不满意，甚至感到抑郁、自卑。问她原因，居然是因为她一颗露不出来的牙齿长得不好！——这自然是吹毛求疵了！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爸爸前面说的是有道理的。
洋，在你面前，爸爸是不是比较完美的？积极、自信、平和、快乐，整个一个没烦心事人似的。我想，到现在这个岁数，爸爸确实做到了这些。但你知道吗？爸爸也曾尴尬、难堪甚至自卑过，为自己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而自卑，为自己身高仅为“三等残废”而自卑。现在想起来，因为自卑而逃避、因为逃避而做的一些荒唐事，是多么的让人心酸，又让人可笑！
先说说身高的事。你知道，爸爸只有165厘米，这在我们年轻那会是叫作“三等残废”的（至少要长到170厘米啊！）。你说，就这样的个子，跑到长（cháng）者如云的北方去上学，能不尴尬、难堪甚至自卑吗？女孩子正眼看你一下都难，更别说跟你谈恋爱、结婚。所以，为了显得更高些，我可是什么办法都想过了、试过了，包括穿衣服尽量穿出显得更瘦长些、少跟个子高的同学站在一起，等等。更“现实”的办法是穿高跟鞋。比平时高出一两厘米，天地都显出不同来了啊！——那份虚荣心，穿上高点跟的鞋子后，多少得到了满足。但，老穿带跟的鞋子也麻烦啊，一是不好买，且贵，买不起；二是穿着实在太累，晚上上了床，天天得给自己按摩脚跟。为了虚荣，自己找罪受。大学快毕业了，本来是要留校当老师的（那可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的去处），后来还是下决心来海南了，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次要的），就是心里头总有那么一个疙瘩：像我这样一个矮个子，在北京怕是连老婆也找不着！——就这样，爸爸来到了海南。现在看，这也是件幸事：我不来海南，能认识你妈、能有你这个好儿子吗？——哈哈，在海南，跟周围人一比，我的个子竟然不是问题，比我矮的人多着呢！——这样，我这个矮的心理毛病算是彻底消除了！
再说说我的眼镜。洋，你看过爸爸以前的相片吗？看了你会吓一跳的，那厚厚的镜片，一圈一圈的，真像是啤酒瓶底一样。形象上惨不忍睹，生活上更不方便，经常是隔远了点就看不清楚人，闹误会、造麻烦是经常的事。至于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类似篮排球、乒乓球这样需要剧烈运动，或者是快速反应的运动项目，几乎都没我的份！洋，你想我那个时候多难受啊，我可是天生爱热闹、爱运动的人，那么多同学、朋友都沉醉在其中的活动，我居然参加不了，想我是多么的失败、失落！没办法，自己做不了、做不好的就不去做，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总会有适合我做的事情，总会有让我成功、让我交到更多朋友的机会。
多的现在我就不多说了，就说我在大学时的一些事情。我不是个子矮吗？我不是高度近视眼吗？打球的圈子我进不去，到学生会当干部没我的份，但我脑勤、腿勤、手勤，我多跟研究生们、年轻老师们泡在一起，帮他们办事、给他们打工，先是从体力劳动开始，打扫卫生、搬运书籍、做些社会调查，什么都干，不给报酬都可以，后来开始上些档次，编书、办刊、搞研究所，整个课余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丰富多彩的，不仅锻炼了能力、提高了水平，而且挣到了不少钱，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让班上同学羡慕不已。这样，谁都不会再因为我是个矮个子、“大眼镜”而瞧我不起，我也在班上入了党、当了“三好学生”。毕业分配时除了学校准备留我，还有许多单位都愿意接收我，甚至最后在我决定来海南时，别的同学知道我参与竞争了，吓得都不敢再填报分配海南！——可以想见，这个时候的爸爸变得多么自信，心情会是多少快乐！
作为佐证的是，爸爸分配到现在这个单位、来报到的时候，负责接收的伯伯初次见到我时，有些不太愿意给我办手续，说：“我们原来没想到你那么近视啊！”我倒是不慌不忙，把自己的各色证书、编写的各种书籍、刊物一一拿出来，说：“这就是部里同志见了我以后决定录用我的理由”——我和光前叔叔都是在学校的时候，由部里的相关领导直接面试录用的——看到我“那么能干”，那位伯伯也愉快地给我办了手续，使我成为我们单位的一名正式成员。
洋，爸爸说出自己的“丑事”，实际上是想告诉你，你是爸爸的儿子，爸爸以前遇到的情况，你以后也可能会遇到（尽管可能表现形式会不同）；爸爸采取的解决办法，洋也尽可以采取，这会让你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使你遇到让你尴尬、难堪的事情时，不再尴尬、难堪，自信、自强起来，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洋，衷心地祝愿你成为学习好、身体棒、特长突出的“阳光少年”！
我和妈妈期待着！
爸爸
2008年元月25日
我在人大幸福的“地下生活”
洋：你好！
今年是爸爸大学毕业及来海南工作二十周年。从古到今，逢十纪念是个惯例；二十年的光阴过去，为毕业、为海南，都有许多回忆往事的理由。爸爸也是个恋旧的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也愿意刨出往年的“破事”，算是对自己青春的追忆。
说起我在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四年大学生活，用“地下生活”来形容是十分贴切的。所谓的“地下生活”，是相对于做班级、院校学生会、团委这些风风光光的工作、“地上”的生活而言的，像我这样的“后进生”，半是出于求知，半是出于求钱，牛一点的倒卖汽车，简单点的代收洗像，损一点的自己编了“海淀区高考练习题”印了送到外地卖，折折腾腾，热热闹闹，这些事情挂在“勤工俭学”的名头之下，上不了多大的台面，是为“地下生活”。我这大学四年，特别是后两年，除了上课、考试和一些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之外，几乎全部投身于“地下生活”之中。忙，一直忙到1988年7月13日离校前一天晚上十点钟，安排完一本“书”（《各省市自治区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驻京办事处名录》）采编班子的重新组合工作后，我才回到宿舍收拾行囊，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六点多的告别母校、告别北京。四年的匆忙和收获，只是到7月28日懵懵懂懂地踏上海南这块热土、沐浴在椰风蕉雨之中后才开始梳理开去，内化进永恒的记忆之中。
在这里，爸爸给你讲讲四个“地下生活”故事。
首先是吃亏当“工头”的故事。
家里生活的窘迫，逼得我一入学就开始寻找能“来钱”的活儿干。
像当时的许多同学一样，我做过小买卖，卖书、卖袜子之类，也干过许多体力活，扫地、整理办公室等等。吃亏当“工头”，却是我干体力活经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记得大二的某几天日子，拜从哲学系调至信息学院当党总支书记的邹老师的介绍，我揽到一份在信息学院大楼为IBM公司捐赠给人大的计算机中心打扫卫生的活。那个时候，计算机被看成皇家公主，金贵异常，机房上面吊着顶，下面架空铺着金属复合板，整天开着空调，人们出入都得穿着白大褂，弄得像医院似的。给计算机中心打扫卫生，自然不是件简单擦洗的活，每个边边角角都要求擦到不说，那死沉的地板都要揭了起来擦拭两遍——那实在是件苦活累活。
我个子小，又戴副大眼镜，在班里没号召力，只好忽悠着旁班的同学一起干。整整三天，我和经济学系的几个哥们，起早贪黑，没日没夜，苦干死干，好歹把活干完了。临到结钱，每人才挣四五十块！——我领来的活，一分钱不敢多得，平均分了，还得由我做东，请大家吃一顿饭！
就这样，当一把“工头”，吃亏吃大了。当然，说是“吃亏”，交到几位交往了近二十几年的朋友，却让我受益良多，比如目前在上海一家投资公司任职的王宏、在光大银行任业务经理的蔡朝录，就是那次大扫除后交下的好朋友。
第二个是帮李路路老师做统计分析的故事。
那趟活的“老板”应该是现在人大人口与社会学院任教的李路路老师。大三的一次讲座，李老师主讲。讲的是什么我忘了，记得的是我又用自己惯常的方式，挤到前面去，讲座一结束，用最短的时间介绍自己，然后主动提出有没有可为他做的事情。李老师简单问一句：“你学过社会统计学没有？”“学过！”虽然实际上没学过，但我还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知道，只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找一本相关教科书，自学一两天就能知道个七七八八。“那好，你跟我走吧，我正好需要人帮忙。”李老师那果然有事可做！
七折八拐来到李老师住的筒子楼。逼仄的房间里满是书，连每个床角都没空着。这是王小波小说里描写过的典型的人大青年老师的宿舍。挨着床角，依着靠窗的书桌坐下，就着台灯温暖的灯光，李老师向我介绍起要我做的事情。原来，李老师正准备主持开展一个有关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方面的大型调查，因为调查问卷的样本将要达到十万个，所以在调研正式展开之前，他们已经做了一个80个样本的预调研。我的任务是对这80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问卷中146道问题与调研主题之间的相关系数，以评判这份调查问卷所提问题的科学性。大型调查？统计分析？相关系数？听着这个个闻所未闻的词语，我兴奋得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这是一件多有意思、多有意义的工作啊！
任务领来了——一大摞的调查问卷抱回来、不算太厚的社会统计学课本借回来、合作伙伴——现在云南玉溪师专任教的同班同学——戚家顺找过来，平生第一次的社会统计学实践活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这是件不太难，但极其烦琐的工作。我们要从内含146个问题（每个问题有4个选择）的80份问卷的原始数据，经过6道加减乘除的数据转换，其间146×80的大表得填两次，才能得出这146个相关系数。那段时间，我与家顺又是起早贪黑地干，宿舍太闹，干不了，小教室太静，也不能干，我们只好挤到教二楼101教室那样放开点声音报数、讨论也不会引起太多人侧目的大教室干活。这些个教室灯光都不怎么样，可苦了我这个高度近视眼，几乎是趴在桌子上画格子、填数字、算结果——但于我，只要不被人说道，再苦也无所谓了。
几近一个星期的努力，我们交出了那146个相关系数。李老师一一看过，终于说出一个让我们大舒一口气的话：“做得不错，除了一个数据稍显不合理之外，其他数据都在初步判断之中——工作的质量很高，谢谢你们！”
自此，我知道了什么叫社会统计学、知道怎么去设计自己的调查问卷、知道怎么去展开那些或大或小的调研了。
而这次劳动的直接成果，是平均每人七八十元的收入，我当即用其中的四十多块钱，去买了一副心仪已久的黑框眼镜。
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就是，我只是把这些“活”当成一次次学习知识的机会，且只想把事情办好的一个简单过程，同伴家顺却给予甚高的评价，他甚至用“佩服”二字加以形容，这亦让我好生得意了一段时间。
第三个是给《青年哲学论坛》当编务的故事。
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开始跟着八三级的蒋超、胡邦胜几位师兄办哲学研究会。我最高职务做到研究会的副秘书长。
但正是在这副秘书长任上，我参与了《青年哲学论坛》的编辑工作，见证了这个虽然存在不多期数，却在当时的中国青年哲学界享誉甚高的油印刊物的创办过程。
那个时候的人大哲学系，在中国哲学界是响当当的第一系，不仅名家济济，青年才俊也云集于此。哲学研究会几经研究，创办一个《青年哲学论坛》的项目顺利确定、展开。也许又是我主动申领的结果（我自己都忘了这个过程），我成了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员。主编是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的欧阳康博士，副主编是现在人大公共管理学院任教授的秦志华师兄，我挂名是编辑，后来才知道，我做的全是编务的活，会议记录、收集稿件、跑印刷厂、校对、发送刊物……基本上让我一个人包了，没有任何报酬，但我却乐颠颠地干得非常起劲。
在其中，又有两件事情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事是成功索请袁宝华校长的贺辞。《青年哲学论坛》的创刊号要刊发学校领导和学术名家的贺辞，学术名家的部分都由那些博士、硕士师兄们做了，我负责的是跑校领导。其他在校的书记、校长都好说，当时的校长袁宝华老先生可不好找，他不住校内，只是学校有大的活动时才会返校。怎样才能索请到袁校长的题词呢？我问校办的老师，他们说袁校长可能会参加“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那时可以想办法盯着他。果真，那天袁校长来了，临散会时，我守在八百人大教室的后台，一直紧跟着袁校长到他的办公室——居然没人拦——老校长一落座我就三言两语提出要求。老校长倒也爽快：“让我写什么？”写什么？我那时候哪知道要领导题词得事先拟出内容给领导参考这些规矩？我没有准备，只好胡乱地说：“您就写几句勉励、鼓励的话吧！”——把皮球踢给校长！——袁校长稍微想了一会，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勤于思考，勇于探索，连（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袁宝华”的题词，字体刚劲老道，充满着对年轻一代哲学工作者的期待。
我一看任务完成，千恩万谢地辞别校长。却没成想老校长居然写了个错别字，联系实际的“联”字写成了连长的“连”！怎么办？还是秦师兄有办法：“你去复印一张，把那‘连’字盖着，照着老人家的笔法补一个‘联’上去不就得了？”如此这般，袁校长的题词搞定了。
第二件事是第一次写学术研讨会报道失败。那个时候办《青年哲学论坛》，人手是非常紧的，所以，挂名编辑、实为编务的我也得拿起笔来写点报道式的东西。记得一次系里举办宗教方面的研讨会，我被秦志华副主编点名参加并做记录。我第一次做这类事情，没有任何经验，记录的结果是，除了几个讲者的人名、来历，其他什么都没记下来——想记也记不明白，虽然是学哲学的，可涉及宗教方面的一些内容我听都听不懂——会议结束，志华副总编命我写一个报道。我哪能写得好？照着一般的会议报道写了交过去，结果招了他一顿狠批——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都写不好啊，你还能写什么？——够损的吧！志华兄那个时候的严厉劲，让我至今都难以释怀，那一会，真是恨不能钻到地底下去！整个报道他重新写过，而我在认真揣摩这类报道的写法之后，完成了后来几次的报道任务。
第四个是参与创办人大软科学研究所的故事。
进入大四，我参与的工作和活动越来越“高级”了，而其中跟着李忠尚老师创办中国首家软科学研究所，差点成了我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虽然那次报道没写好，看在我腿脚勤快且为人实诚的分上，志华兄还是处处“罩”着我，给我不少机会。正是因为他的推荐，我进了《软科学大辞典》的编辑班子，在著名哲学家刘大椿老师的领导下，参与了“软科学与科技管理”部分的编撰工作（差不多写了十万多字吧）；又正是参加了编写辞典的工作，我结识了李忠尚老师，并参与了人大软科学研究所的创办过程。
这又是一段让我收获巨大而难以忘怀的日子。
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丛生，而本是搞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李忠尚博士，从德国回人大任教后，倡导起软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来，一时也是风生水起，热闹非凡。而我，一个小小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不管不问毕业分配的事，又乐颠颠地替李老师跑起腿来。
那个时候的软科学所，除李老师、志华兄外，还有孔祥智（现任人大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知名“三农”问题专家，与我相交一辈子的好朋友）、许云飞（一位极尽才华和激情的哥们）两位，而具体跑腿的就只有我一个。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了在大学里为所里的办公室添几张桌椅还要跑那么多的部门、报一次账还要盖那么多的公章，知道了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请“大领导”参加是多么的重要和艰难，知道了尽管你对谁都一样真诚、帮谁跑腿都一样勤快但依然会让人划入谁谁谁的一派而同被穿小鞋……虽然如此，我却依然快快乐乐地做着自己分（份）内的事，一个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分（份）内的事。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我平生第一次“怒发冲冠”，在李老师面前暴跳如雷，正式提出离开软科学所，而不听李老师的反复劝诫，不在乎时近毕业所里为我争取的宝贵的留校名额（那年只有两个本科生留校名额）……
而今，爸爸来海南工作二十年了，没有什么骄人的成绩，却也过得从容、快乐而满足。每每回望北京，想起我在人大的四年，那由懵懂小子而成为激情满怀、壮志欲酬的“天之骄子”的历程，那份幸福感依然会像小小鱼儿在幽幽林中轻漫地游来。那四年，我很“憨”，“憨”到把每一件事都看成一次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拼命去做而不计报酬；我经得住批评，把每一次老师和师兄们的批评和责难都当成是为我好，给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我很勤快，只要是老师和师兄们交代的，无不全心全意地去办好。拿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我真的是有那么些“许三多”。来海南后，我不住地被问或问自己，就这样轻易地放弃留校、留京的机会，后悔吗？我不知道，人生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特别是于我这样朋友不少，但偏偏缺乏一位人生导师的农村孩子而言，后悔也没用。也许留在人大、留在北京，我钱没少挣，也拿了个博士学位，甚至也混上了个教授，但我能过得（像）现在一样从容、快乐而满足吗？未必，有书为证，《海南，我们的故事（二）》。
但无论如何，在这毕业二十年且进入往回看年龄的时刻，我感恩人大。是她的包容和给的众多机会，让我除学习功课、形成一个较完善的知识架构之外，如鱼得水，做了许多让我长进、让我明白事理的工作，让我那人生最美好的四年也留下了点点精彩和许多可供回忆的人生片断。人大，我亲爱的母校，此生此世我都不会把你忘怀！
洋，大学的生活是美好而精彩的，你向往吗？我想一定。衷心希望你也有一个快乐而精彩的学生生活、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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