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

　　

　　1990年11月2日，是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八十周岁生日。那天，他和一些老朋友欢叙，说到人类学的前途时，脱口而出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简约十六字，源自他至少已积累六十年的深长思索。其中，体现出一位人类学家的高度自觉状态与境界，表达了他对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回顾、梳理与前瞻，更蕴涵着一种以宇宙演化为思索背景的观察、表达角度，在人文学者的文字中非常少见，值得多加体会。

“我哪有这许多心情来回味酸苦！”

费孝通十四岁上开始发表文章，十五岁那年写下《新年的礼物》时，已提到关于“全人类”的话题，认为“新年的快乐，本来不是少数人的，应该使得全人类都快乐。尤其是穷人和老人，因为他们辛苦了一年，在一年的开始，应该特别地使他们快乐……”

　　费孝通出身当地名门望族，家境优裕，不会有生活上的困苦，但是他有很强的同情心，同情那些衣食艰辛的穷人，同情受人欺负的小工，甚至同情被人误解的小猫。

　　对世道人心的敏感、易感，对身边不幸的伤感，经常出现在费孝通青少年时期的文章中。他时常涉笔人间生死、草木枯荣、心中悲欢、梦里甘苦、母亲手中的针线、清明时节的纸灰……尤其是带有苦难因素的事情，诸如弱小受欺、庸医误人、亲友病故、志士捐躯等，似乎更容易触动他的心弦。费孝通那一时期的作品中，落寞、萧索、低沉、压抑的气氛，真实记录了他在那个时代和社会中见闻所及的民生实况。

　　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事件，例如“四一二政变”、李大钊殉难、康有为辞世、王国维沉湖、内战爆发、广州起义失败……也都在费孝通的关注和思索之中。他不仅思索，而且行动，跟随着大哥、二哥投身政治，参与革命，很是热衷了一段时间。不过，他似乎不属于天生的革命者，而是个天生的学者。事实上，他最迟在十八岁上已“从政治斗争退隐到了学业当中”，专心其医学预科的功课和基础训练。

　　十七八岁的费孝通，已萌生了“从毫末辨流向，由现象看本质”的自觉意识。所言“流向”，当指社会变迁流向；所说“本质”，当是人类发展本质。

　　

　　他在1927年写作的《圣诞节续话》中表示：“我很怕我在‘为人’的最后一刻时仍和现在一般的未认识人类究系何物，因为我实在为了人类的行为双目已眩了。”

　　刚刚踏进青年门槛的费孝通，已考虑到自己生命终点上对人类的认识程度，内心深处已产生出非常真实的紧迫感。1928年的春节初二晚上，他写《年终》一文说：“过去的事究竟是悲多乐少，这是人人都能体会的。……我哪有这许多心情来回味酸苦！……人们本来有多少岁月供你不尽地虚空的回忆的消磨呢？……在这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随处都给你看见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时启示你了宇宙人生的意义。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作一些参考，但是我却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的息灭。我自己认为这是我惟一的责任。”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由此正式破题，自觉“惟一的责任”便是一个标志。

“人们要在痛苦流离中逼出一个转变来”

费孝通曾经热衷的革命活动，象征着中国社会的一场变革、一次转型。当时及日后的国共相争、国强共弱、国退共进、国败共成……还只是几十年间的政治转换，费孝通所关注者，更有几千年间的文化变迁，以及自身在这变迁中所能亲历的百年场面。

　　他对文化变迁、历史关节有一种超常的感应，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超常的理解和响应。费孝通几享百岁之寿，幼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著述等身，一生的立言、立德、立功，从大处看，几乎都在历史关节点上表现得更充分，在文化变迁过程的临界线上看得更清楚。

　　《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响应的是人类学研究对象由他民族文化向本民族文化的转变。

　　《江村经济》、《乡土重建》响应的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乡土中国》、《小城镇四记》响应的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性质向现代性质的转变。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响应的是人类社会从民族国家向地球村落的转变。

　　1934 年，费孝通发表《“知我，罪我”》一文，其中说：“个人在社会中是那么渺小，社会着眼的是大众生活的维持，……而人类自从有了共生共活，办法须得大家通行，变易顿觉不易，不免时常发生处境已非，而办法依旧。在这个时节，人们要在痛苦流离中，逼出一个转变来。”

　　费孝通写作这篇文章时，是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他当时已经觉察到中国社会正在开始发生的变革，为提高自己的响应能力，改换了所学专业。当初学医，是因为他看不惯庸医，思作良医。放弃医学而攻社会学，是因为他感到为个人治病不如为救治社会出力。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论争中，费孝通不是一个中心论坛上的发言者，却是一个切实摸索中国文化内核、致力于改造传统以适应文化激变的行动者。他没有参与学理层面的体用之争，而是在民族同胞的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燕京本科毕业后，他走进广西瑶山，一去数月，自然就看出了民众生活所需与虚浮主张之间的悬隔。他的声音冷静、温和而有力度——

　　“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人生活太苦，病那么重，谁都有些手忙脚乱。其实这痛苦的由来是在整个文化的处境变迁，并不是任何一个部分在作怪。你激动了感情，那一部分应该打倒，那一部分必须拆毁，这整个的机械却愈来愈是周转不灵，生活也愈是不可终日。”

　　

　　“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拢才对。……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滩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

　　费孝通看出，中国的转变是被逼出来的。逼迫之下，难免有人慌乱无措，故须有人冷静从容。在此境况下，费孝通的建设性思索难能可贵。他不仅知道必须转变，也懂得怎么转变代价较小，过渡较平顺。

“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1935年后半年的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付出了新婚妻子殉职、自己身负重伤的天大代价，却引出了他的江村调查。

　　1936年初夏，费孝通回到家乡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本意是为养伤。直到住下之初，他也没有想去做调查。凑巧的是，这个村子里，有他姐姐费达生帮助村民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生产场面，使费孝通亲眼看见了传统农民劳动与现代缫丝机器的结合。费孝通曾称该社是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他为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生产和生活而激动，并被强烈吸引。他觉得面前的事情意义重大，应该记录下来。费孝通在此前已有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使他迅速形成了明确而系统的调查意向。

　　此时，费达生在当地推行的蚕丝业改革已有十年之久，村民从改革中得到收益，改善了生活，他们都很感激费达生，尊她为“费先生”。费孝通到了村里，村民爱姐及弟，称呼他“小先生”。开弦弓村虽小，村民却处在中国农村里生长工业的前沿地带，是生产与生活变革的实践者。他们很能理解费孝通的调查意图，不仅尽可能提供素材，而且还能提出一些费孝通觉得有价值的建议，包括切实可行的办法。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费孝通的实地调查如鱼得水。在以蚕桑为重要农事与经济活动内容的开弦弓村，这两个月正好是一年里蚕丝生产的最后阶段和农活开始的最初阶段。费孝通认为，到结束这次调查时，他搜集的关于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已足以供他作初步分析之用。

　　费孝通带着江村调查素材到英国留学，专攻社会人类学。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是当时国际人类学的领军人物。这位导师一眼就看出了费孝通江村调查的非凡价值。他十分用心地指导费孝通以此为基础，写出博士论文，力促尽快出版，为此写序言道：“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费博士看到了科学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这本以英文初版于1939年的书，后来果然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一本经典著述。其主要价值，应是其中的成果使人类学研究实现了从“野蛮”向“文明”的跨越。马林诺斯基甚至因此期待出现“社会学中国学派”。而在费孝通，属无心插柳，当时也确实没有其导师那样的眼光和用心，但是他以学术服务社会进步的态度是明确而尊严的，他在文化上的自觉是延续着、提升着的。在《江村经济》前言中，他说：“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没有法子可以相互完全了解，只求能相安共处就得”

在费孝通眼里，历史是生动、延续、有血肉的，文化是具体、实在、有生命的。可是由于距离太近，人们很少会觉得眼前发生着的就是历史；由于太过熟悉，人们对时时浸润其中的文化反而欠缺感知。总之，不自觉了。比如吃饭用筷子，大家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也很少有人想到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人类学的职责，科学知识的用处，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事物讲出道理。费孝通对这一点非常在意，他对自己一条终生不渝的要求，就是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把他们生活的道理讲出来，讲得合乎事实，合乎常识。他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写出的《乡土中国》，就是一本好看、耐读的、小中见大、卓尔不群的书。

　　这本书像一幅中国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素描，且属中国笔法，散点透视，写意兼工笔。费孝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生动有趣的日常生活细节，驾轻就熟地叙述百姓身边发生的故事。他探讨的虽是理论和学术问题，但其所讲则在平易中接通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感受，能引起他们的广泛共鸣。1948年，《乡土中国》初版印行三千册，未及一月，销售一空。此后半年里，不断加印的该书平均每月发行两千册。

　　费孝通“收到了从高中生到工厂主等广大群众的许多来信”。《大公报》把他的照片同胡适、巴金等人的排在头版；美国《纽约时报》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时代》周刊对他的称誉是“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

　　这一时期的著述，费孝通最为看重的一本是《生育制度》，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代表性著作。他曾对一个美国人类学教授说：“那时我写了一本我喜欢的理论性著作《生育制度》。我喜欢那本著作。它是我最好的著作之一。它是偏重理论性的著作，是人类学的而不是政治分析。”

　　

　　这本著作的深刻性毋庸置疑，其语言一如既往的平实。其中，说到文化的异同，费孝通从每个人都会有的具体经验说起：“没有两个人是有完全相同的经验的，……没有一个人真正地能充分地尝到另外一个人的甘苦，感到另外一个人的休戚，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思想，完全懂得另外一个人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礼貌和不同的癖尚。他们没有法子可以相互完全了解，只求能相安共处就得，于是造成了……共生现象。”

　　这里所说的“共处”之共、“共生”之共，与费孝通晚年多次说起的“共存”之共、“共荣”之共、“美美与共”之共，是相通的，是融通的，更是贯通的。曾有人让梁漱溟谈他欣赏的学者，梁先生迅疾说到费孝通，说“他这个人，通啊”。

“我怎能不心急呢？我们这一代处在这一代历史的考验里！”

“相安共处”这样的问题，早在写作《生育制度》之前，已在费孝通心里缠绕多时。

　　1943年，费孝通第一次访问美国，为期一年。作为这一年见闻与思索的记录，他写下《初访美国》一书。读读这本书，便知他的心境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费孝通这本书开篇就说自己的习性。“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传统的性格和成见，对于上海的喧嚣，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懒散。”

　　这种骨子里的懒散，来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耕文化。外部世界却已是机器轰鸣的大工业生产，以及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发展。要走进现代世界，自然不能再坐牛车。于是，费孝通的美国之行，从最初一刻就告别了“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式的早行。飞机的高速航程使他觉得世界被突然缩小。从中国升空不过十几小时，就看见了美国大都市摩天高楼摆出的“文化上的下马威”。

　　费孝通又一次念叨起“相安共处”的话题说：“世界缩小得太快，快到我们心理上竟赶不上有此准备。”过去，不同文化里的人各自偏居一隅，几无往来，不需要有什么“准备”。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却把全人类搅和到了一起，此后大概没有多少国家可以闭关自守了。于是，不同文化里的人频繁碰面，带来了能否相互适应、理解、尊重的新问题。

　　在费孝通眼里，这恐怕是他从十几岁上开始关注的人世间“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中最值得留意的大问题，甚至是最大问题。因此，他当初所说“惟一的责任”不妨理解为已经明确写在《花蓝瑶社会组织》里的一句话，“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怎样算是“正确”？费孝通内心画着成串的问号：“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的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位置一般，刚刚相反的吗？……它的黑暗时代是我们的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样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吗？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

　　大写的、大堆的问号积于内心，费孝通回国后，自觉性子有变化。朋友看他神色匆忙，表示担心：念书人，做学问，连点悠闲味儿都没了，书怎能念好？他则表示：我怎么不想悠哉游哉？可想起这世界，心神确实闲不下来。

　　

　　“我怎么能不心急呢？我们这一代处在这一代历史的考验里！”这是他写在《初访美国》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时值1945年8月。

“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

两年后，1947年7月，费孝通继续以美国为镜，表达自己的文化思考。他为《美国人的性格》写“后记”说：“在经济上我们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利害相连，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业已开始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却还有着他们从个别历史中积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价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应……进入价值的冲突……如果我们不愿意人类自相残杀，以致消灭，很显然的，我们只有积极地促进这世界性社会的形成。我们也就得极力克服文化的个别性所造下的障碍。”

　　为说明这障碍在国与国、群与群、人与人之间的表现，费孝通的生花妙笔曾借乡土中国的寻常家居格局，把他见证的时代文化场景描绘得出神入化——

　　

　　“天下一家是个外形，内里住着的还是小门墙隔开着，各自起炉子的多房媳妇。我们传统的大家庭很有点像这时代世界的缩影。身世不同，互不了解的妯娌们，偏偏要住在一个家里，经营共同生活，于是误会、口角、骂街都是免不了的日常事务了。大家庭还可以分家，兄弟阋墙，至多也不过是断绝往来。这个天下一家却分无可分，逃无可逃，因之更麻烦了。”

　　有了麻烦，要面对，要想办法解决。中国知识分子广泛关心、学界热烈争辩的当年那场文化讨论，应该就是这麻烦引起的文化反应。在费孝通看来，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乃至论战是需要的，但是所论内容和论题却偏于原则、流于空疏了。究其原因，在于还缺少有效讨论这类问题必须先做的基础工作，就是全面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有个如实的了解，同时详细而有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化。因为少了这一步，没有事实做基础，所以，说了半天，说到天边，还是不能发挥出社会科学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应有的重要指导作用。

　　费孝通为此心急，并有持续的实际行动。留学英国之前走进广西瑶山，走进江苏江村，学成归国后一头钻进云南易村、禄村和玉村……就是要接触实际、观察实况、积累实例、了解事实是怎么回事。

　　那段时间，抗战与内战连绵，国家危难，百姓涂炭。闻一多那样的名教授，穷到在家里刻图章卖钱买粮食，费孝通则去茶摊替人写信写文章补贴家用。国事家事，他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感触越深，越能看到根子上。他说：“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这紧要关头把我们的船触礁在混乱的水里，这原因显然不是我们中国人命运不佳，或是偶然的被一辈群魔所害，而是我们累积下的文化和这个现代国际局面发生了冲突。”

　　也就是说，中国的危机表象上是战争，根子上在文化。

　　为此，费孝通呼吁道：“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一次。……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生活方式中所养成的观念……加以说明。有了这笔清清楚楚的账才能使我们走下一步时不致再像目前这样的艰难而浪费了。”

　　这个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规定，费孝通“为中国文化求出路”设定的标准不算高。在中国，是事实清楚；对世界，是“相安共处”。

“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面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

1949年9月21日晚，费孝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他亲耳聆听毛泽东的宣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这一时刻，费孝通已瞩望多年。写《江村经济》前言时，他曾预言：“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写《云南三村》序言时，他曾表示：“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毛泽东的宣言，意味着费孝通可以全神贯注地投入“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工作中去了。众多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当年的日记、文章、诗歌、会议发言……真实记录了他们那时的振奋、激动和纵身大化的豪情。费孝通并不例外，只是他一如既往地行动多于言论。他与梁思成一道参与北京古城发展筹划；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带团慰问少数民族并作民族识别；作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持学校的“大课”工作；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写下《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作为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则由衷地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把这支大军“改造”到全身心投入国家建设的状态……

　　但是，历史向他提出了新的问题。他仍然勤于动笔，仍在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思索，只是能让读者体察其文化自觉程度的文字在这一时期不大见了。在《我的一年》中，他写道：“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面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那个环境，使他觉得自己“究竟还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觉得自己百无是处”。他描述心情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历史这个东西偏偏不能这样的。恨也无用，悔也徒然，口口声声羡慕新生的婴儿，更有什么用处？”

　　此后，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消，费孝通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学术岗位。

　　“三反”运动的推进，把他拖进了再二再三的检讨与自我批判之中。他写下了题为《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的沉痛长文。

　　“反右”运动，更使他一向自信、常有神助的头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所有的人都说自己错了，自己怎么可能站得住呢？”“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大罪？”

　　及至“文革”，终于把费孝通的精神世界几近彻底摧垮，使他想到自杀……

　　人生易老。随着历史起伏，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可悲地被中断了二十多年，“文化自觉”遂成伏笔。这段历史对他的社会观和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一个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

学术生命虽被中断，费孝通对社会的感知和思索却在延续。

　　“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社教”、“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有具体可感的巨大迫力，使他能切身体会在寻常状态中体会不到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

　　费孝通说：“在这不寻常的情景中，社会的本来面目充分显示了出来。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在这个实验室里我既是实验的材料，就是在我身上进行这种实验。同时，因为我是个社会学者，所以也成了观察这实验过程和效果的人。”

　　例如“反右”，费孝通受到了严厉批判，而且“所有人的脸都转了过去”。他心里明白，有些人的批判没有实质内容，不过是个人攻击。他们在过往的学术成果和名望上不如费孝通，长期嫉妒在心，遇上机会，便以人身攻击发泄嫉妒，抬高自己，求得心理平衡。这种情况下，以前总隔着的那层面纱就去掉了。他因此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本性的某些方面，也体验和见证了某些社会力量的形成过程。他后来写“人在神兽之间”的体会，应与此直接相关。

　　至于“文革”，费孝通在1993年所写的《个人·群体·社会》一文中更明白地说：“为期十年的‘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少见的‘实验’，一次震度极强烈的社会变动。……我确是切身体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

　　费孝通写此文时，已全面展开其“第二次学术生命”。

　　这次学术生命若从1980年的“改正”算起，至此已延续了十多年。这段时间里，他恢复了社会调查和学术工作，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写出《小城镇四记》，倡导城乡统筹发展；建议作黄河上游多民族聚居区的开发，促进东西协调发展……这么大一个国家，从实现温饱到基本小康之间，需要做多少事，该怎么去做，自己能做多少，费孝通心里大致有数。他给自己提出了要求：“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费孝通的“全局”里边，有农村、有城市；有内地，有边区；有东部，有西部；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温饱，有小康；有经济，有文化；有中国，有世界；有生态，有心态……所以，即便在主要是为国人丰衣足食的奔波中，脑子里也还活动着文化层面的考虑，似乎是一个人类学家的天职所系。

　　晚年里，费孝通曾表示，回顾一生，所处时代很伟大，对每个人要求很高，所给的条件却苛刻，像是严格的老师在考学生。他觉得自己“取得的分数是不高的”，想在余年里增加几分。

　　在一次学术讲座上，他对朋友们表白说：“我所接触的问题主要限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人和人共同生存的问题。……这几年，也可能是因为我已进入了老年，越来越感到人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个层次了。……”

　　在农民家里聊天、和基层干部座谈时，他把这想法转化成他们听得懂的一个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

　　这是个重要信号。费孝通对人类文化自觉程度的瞩望，开始设定较高标准，将从以往的共生、共存提升至共美、共荣。

“在培养美人之美的容忍和观摩精神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

1988年，费孝通借其《外访杂写》出版的机会，在“前言”里旧话重提：“我这四五十年心里确是有一个疑问在烦恼我：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来体现宇宙的不断发展？……大大小小的群体之间，……心理上还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是其是，各美其美，甚至还要以我之是强人为是，以我之美强人为美，一句话，相互不理解，相互不容忍。……怎样使人群间能相互理解是我要探索的课题。”

　　同一年，费孝通当年翻译出版的《人文类型》一书经修订再版。

　　该书作者雷蒙德·弗斯，是费孝通留学英国时的导师马林诺斯基门下第一个得博士学位的人。费孝通则是同门学子中得博士学位的最后一人。该书初版于1944年的重庆，经历近半世纪，到修订再版时，马林诺斯基的十几位亲传弟子中，除该书作者、译者两人健在，其余皆已谢世。面对师兄，念及恩师，费孝通当年写在博士论文谢词中的一段话，当又一次震动其心弦：马林诺斯基“对我知识上的启示和亲长般的情谊使我感到对他一生具有承上启下的责任——以我的理解说，我必须在建立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以及在使一切文明之间真正合作上分担他那沉重的负担”。

　　这负担究竟有多沉重，费孝通当年会有领略，再历四十多年个人顺逆、社会沉浮，尤其是有了在“社会本质与力量实验室”的现场长期观察的阅历，应该体会到足够充分的程度了。当年承诺了分担责任的黑发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老翁，不仅始终没有忘却，而且随着历史的延续日渐强化，正所谓“皓首不移”。

　　在《人文类型》“译者的话”中，费孝通再次表达其文化自觉主张：“引导在封闭式小院里培养出来的各美其美的文化观逐步开放，进入美人之美的相互容忍的文化观，来削弱以至消灭原有的文化排他性，……当前的世界，多元一体的格局日益深化。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上还没有走出各美其美的境界。为了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在培养美人之美的容忍和观摩精神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至于怎样稳定多元一体的格局并预见它的发展前景，已是应当及早提到日程上的课题了。今天的人类学似乎还没有赶上这历史的要求。”

　　这段话里，值得注意的地方少说有三。

　　最迟是在1980年代后期，费孝通明确把人类共处的愿景从共存、共生提成到了共美、共荣的层次。此其一。

　　本文开篇说到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时已初成格局，呼之欲出。此其二。

　　费孝通明确表达出对当时人类学研究水准的失望和不满，是其以后大力呼吁“开风气，育人才”的先声。此其三。

　　这以后，费孝通对“文化自觉”命题的思索、解说、强调和呼吁日见高调。

“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在呼唤新的孔子”

在一系列的高规格、高层次学术活动中，费孝通的声音明显集中于这一命题。

　　1989年7月，费孝通出席“二十一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他在演讲中说：“二十一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现在已有人提出对话代替对抗的主张，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要培养这种能适合于二十一世纪世界生活中的人，……必须从小加以培养”。

　　1990年，生日里的费孝通积六十余年深长思考，水到渠成地说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本文开篇所述，不赘。值得留意的是，“天下大同”四字，不早不晚出现于此时，似乎埋下一个伏笔：在以后的阅读和思索中，费孝通比过去更注意去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这将在他此后的“补课”过程中得到确认。

　　1992年10月，费孝通参加“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周年纪念会”。他从十天前刚刚结束的一次考察经历说起，谈自己在山东孔庙、孔府、孔林里的感受。他把当今世界比喻为“全球性的战国时代”，认为这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在呼唤新的孔子，呼唤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手笔。他呼吁“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为此“要创造一种环境、一种气氛”。

　　1993年7月，费孝通出席“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会议”。他借“重释美好社会”的会议主题，再次阐释其文化理念。他列举了中国古书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信条，引述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宏主张，表示“作为人类学者，入门的第一课就是要设身处地地从各种群体成员的立场去理解各群体人们的实际生活。我们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

　　1996年2月，费孝通出席“国际幼儿教育会议”，以“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为题发表演讲说：“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说‘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在人际关系中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的古训主张王道而反对霸道”。

　　1997年3月，费孝通出席第五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他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文化自觉”被他以接近定义式的语言写进该文：“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世变方激，赶紧补课”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纪念活动中，安排有“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是费孝通非常看重的一次学术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世界同行中的一流学者请过来，同台讲学，比试比试，看看差距。

　　这个差距，费孝通早就清楚。他更希望大家清楚，后学清楚，才安排和参与这种比试。当年马林诺斯基曾瞩望的“中国小分队”，虽曾初成阵容，却由于历史动荡曲折而夭折。改革开放之初，他受命领衔重建社会学，自觉有责任带出一支能跟得上的队伍。二十年过去，队伍怎样了，学科状态如何，他一直念念在心。在一次范围很小的谈话中，他曾表达过真实想法，不无失望，仍抱希望，这才有这个系列性的高级研讨班。如果经过这番比试，还不清楚差距，他就把话挑明。他说，“人老了，有资格发点警告”。

　　学术交流现场实况，证明了费孝通二十年前那句话：一个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

　　在研讨班闭幕式上，费孝通说：“听了这么多各国学者来给我们做学术讲座，也听了我们自己很多同志的发言，……历史对我们的要求相当大、相当深、相当重，而我们自己的力量与此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这个要求同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对于人类的文化是不是有了有条理的认识呢？还没有。我们这个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比前两年大有进步，这一点我同意，可是我们的水平呢，还刚刚开始。实在不能掉以轻心。说老实话，我是很着急，就是天天看书还来不及，……我们基础知识还是差，讲起来东也不知道，西也不知道，还得要补课。”

　　接下来的话，带有明显的警告色彩了——“不能我们自己关上门说我们不错了，我们很好了，国内那个杂志上面登了我的文章了。不稀奇。你到国际上边去比一比，抵用不抵用啊，……要有自知之明，还是自己要一个自觉，自己知道缺的是什么，应当怎么补课。……现在还是要补课、追上去的问题，还不是比他们好，要一下子超过他们的问题。说老实话，我们还不行，我自己也还是不行。”

　　费孝通把话落在自己身上，想到一句话：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扎扎实实地开始补课，认认真真地写下“补课札记”。

　　在札记开端，他写道：一句“我跟上时代没有？”就把自己问醒了。

　　费孝通觉得自己远远没有跟上时代变动的步子。身为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一生亲历的国内外重大变化已经提出了多少有意义的题目？为什么总是抓不住，吃不透，只是掠得一点影子？关键还是下工夫不够，常满足于浅尝而止，难逃不深不透。他表示：“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当前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决心补课’。”

　　他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式上即席讲话的文字稿整理出来以后，确定题目为《世变方激，赶紧补课》。

“谢谢大家为我上了一课！”“谢谢各位为我补了一课！”

费孝通当众表示，他要补的课主要是社会学基础课，当与其早年读预科的经历有关。

　　1930年，他由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该系的一年级课程已经讲过。类似“社会学概论”那样的讲授社会学基本概念与框架的基础课，费孝通没有在课堂上听过，而是靠自学补上的。他因此认定自己“可说是半路出家”。

　　为补上欠缺的“半路”，费孝通找出他珍放多年的书，是其美国老师派克的《社会学引论》和《城市论》。这两本书是费孝通的中国老师吴文藻去世前特意嘱咐留给他的。吴文藻和派克是费孝通进入社会学界的学术源头，所以他选择这里作“补课”的入门，《补课札记》的副题就是“重温派克社会学”。

　　这篇补课札记，长达八万来字。费孝通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派克从一个“密西西比河上的顽童”成长为美国社会学界著名的思想探险者的经历，同时写下了他在重温中的领悟。对费孝通比较熟悉、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他对派克阅历、志趣、性格、主张的叙述中，不时看到费孝通的影子。

　　派克关于“我们自身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社会学素材”、“社会学就在自己的生活里”的观点，可以使人想到费孝通的类似主张，想起他经常从穿衣、吃饭、耕种、球赛谈出的社会学课题。

　　派克“要求自己能理解这个世界上在芸芸众生里生活的人们，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行动和具有怎样的感受”，可使人想起费孝通在晚年要求自己的研究题目从生态层次进入心态层次，希望知道人们的喜怒哀乐及其背后的东西。

　　派克“兼顾城乡两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则可以使人直接联系到他从江村走到浦东的一生历程，进而欣赏到当代中国学界的一幅壮阔景观：费孝通学术生涯的两端，出现了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呼应；东西文化两端、二十世纪两端，则出现了费孝通和派克一师一徒的呼应。199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社区调查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派克曾在1910年访问欧洲，“了解那些在欧洲农村里已呆不住但又没有条件远走他乡的、大批被城市里新兴工业所吸收成为城市劳工的人们的生活环境”。

　　费孝通对学术价值的理解，对治学方法的主张，及其“行行重行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补课”必然会跃出书本。在实地调查中，在社会课堂上，凡是初次见到的新鲜事物，凡是他认为自己早该知道的，都被他由衷地看作补课的收获。

　　每到一个地方，了解到当地的历史、现状、经济与人文特点，下一步打算及可预见的前景，费孝通都会真挚地感谢当地群众和干部为他“补了一课”。许许多多的乡镇长、县市领导、村民、企业家、环保专家等，都经历过类似场面：他们多数是带着“汇报”的心情和姿态去和费孝通对话的，但往往在讲完之后出乎意料地成了费孝通的一课之师或一事之师，亲耳听到了“首长”的真心感谢：“谢谢大家为我上了一课！”“谢谢各位为我补了一课！”

“哪里是我的归宿呢？我的归宿感是什么样的？”

费孝通补课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学问的有关知识。

　　他曾说，因为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式的新学教育，没有旧学根底，对传统文化知之不多。这样的好处是不受旧思想束缚，坏处是该用的时候用不上。说到这里，他对上一辈学者对国学经典的烂熟于心表示出由衷的羡慕。“他们是童子功，张口就来！”为此，他遗憾自己没有能在从“反右”开始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年里好好读读中国古书，感叹道：“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想到了八岁该读的书”。

　　在晚年的调查行程中，费孝通经常把一个小开本的《论语》带在手边，随时翻检。八十五岁以后，更是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读了一些可以帮助自己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论稿》、《柳如是别传》，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还有《梁漱溟全集》等等。

　　1998年底，费孝通在一次闲谈中说：我正在写学术反思的文章，也在补课。钱穆、陈寅恪的东西都是反思出来的。陈寅恪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叫“神游冥想”。心有灵犀一点通，“通”字很要紧。多看点他们的东西，对我有帮助。钱穆、陈寅恪加上胡适、杜威的东西，综合起来，应该可以讲出点道理。我的国学底子差，现在补课，越补越觉得缺得厉害，补不胜补。要想真的把这个世界说出点道理来，不容易啊！司马迁就讲“天人之际”，我们现在还是说不清楚。天人之际就是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关系。人文世界具有延续性，所以又出来一个“古今之变”，更复杂了。现在还讲不清楚，所以还要补课。

　　又一次，费孝通说起读《柳如是别传》的感想，韵味浓到难以言表。他说：“看这本书，主要是想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心情。那是一个过渡时代，变革的时期。从明朝到清朝，经历了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值得看看。陈寅恪写这本书，我体会有很深的用意。他是借柳如是的心情说自己的心思。他们都是前朝人物，都有追求自由的心志，都要找到文化上的归宿。……文化上的归宿感，有很深的感情寄托。柳如是的归宿是前朝。有的人的归宿是后朝。‘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各有归宿。哪里是我的归宿呢？我的归宿感是什么样的？……”说到这里，费孝通沉默了。

　　一次聊天中，李慎之问：“费孝通”这篇文章怎么结尾？这话问到了费孝通心上。这是“归宿”的另一种说法。

　　费孝通终究是“通”的。他当然理解这问号里的意思，说：“我从这个问题领悟到，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我有一个冀望，希望我最后回到早年民主运动的位置上。前浪已经退潮，后浪即将跟上。形势既然已经形成，谁去浪尖上当弄潮儿的角色，在历史进程中实在是个次要问题，而且并非个人主观愿望能决定。”

　　他油然想起清朝诗人黄仲则凭吊李白诗中的一句：“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一边以铅笔刷刷写于纸上，一边自语：“我这篇文章怎么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画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定的，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的。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同样的意思，费孝通有过另一种表达：历史到了一定时候，总要找一批人出来，写文章，做事情。

　　听到这话，如闻天启。

　　此时的费孝通，年届望九。眼前有历史烟云舒卷，沉沉的乡音继续缭绕——

　　我这一生不容易，现在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但还在船上做事情。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破题，开路。

　　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是互相冲突的，而应是相互协调的。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