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说，日本文化的参照系对中国人来说是最近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难分难解。在历史的过程中，日本人把中国文化改造成适合他们的类型。譬如孔孟之道在日本的框架中，被日本民族实行了全面的改造，实现了宗教化。比如茶，我们拿起来只是喝，低级的喝是“牛饮”，高级的境界是“品”。日本人却把它变成茶道。
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对亚洲尤其对中国、朝鲜影响很大。之前日本的幕府时代，还没有过侵略。明治之后的日本，一方面在发达和腾飞，一方面就开始作为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东方的、亚洲的殖民主义历史。
张承志说，日本人为什么总要脱亚入欧，有没有过亚细亚主义？有没有过对白人殖民主义的抵抗？为什么非要跟着欧美走？为什么在政治上永远选择美国做自己的伙伴，而拒绝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刚才我说日本人不说话，喜欢“腹议”。其实他们也说过，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就是对中国的警惕。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而且今天已经越来越强大。我们确实有过大国情结、天朝思想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的实践中和思想中，可能有过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歧视、压迫和侵略。如果做这样的思想整理和扫除，能显示我们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这本书中充斥着这样的思想。只有这样的批评，对自己的批评，对自己的批评认真了，日本人才可能重视我们对他们的批评。
张承志对目前流行的大国崛起的说法表达了疑虑。他以日本为例说，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看到，要崛起是可能的，像英伦三岛那样的国家都可以崛起做世界的老大。所以他们当时的目标，第一是琉球，第二是台湾，第三是朝鲜，第四是满洲（中国东北），然后是亚洲。结果胃口太大，把肚皮撑破了。大国崛起这个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大国崛起背后的思想清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对弱小民族的尊重，对他们所有权利的尊重。对弱小国家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包括资源在内的权利的尊重。因为当时的殖民主义就是从推销商品、掠夺资源开始的。
张承志说，大国要有对军队和武力的约束。我们已经是一个有核国家，虽然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中国会率先使用核武器，但是作为一个核拥有国，有没有能像日本的广岛长崎被原子弹炸过的人一样真正地思考核问题？前几年北京的一张小报上有一篇短文，用非常轻佻的口吻讲，美国可能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似乎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中国的记者、媒体和读者来说只是花边新闻。不使用核武器乃是人类必须恪守的一个底线，因为使用核武器，和使用冷兵器不是一回事。
张承志还谈到他放弃小说写作的原因。他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了。因为小说必须要以一种虚构的口吻，不管是古典式的还是“洋式”的。我已经没有虚构的心境。有时候打开小说，虚构的口吻让人觉得，不了解作者的真心是什么。这可能是我的个性选择而已。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杂文和散文的时代。读者可能都跟我有类似的心境，想直接看到事情的本质是什么，你到底要说什么。我在文章中还表达过：就以虚构为基本手段的小说写作而言，我自己并不具备充分的才能。确实有一些作家专门能够虚构，写得假的跟真的一样，假的写得特别有味，但是我不具备这样的才华。我更希望写的是散文，有时很短的一个东西，可以容纳很大的内容，可以考验自己的知识，催促自己去学习。读者阅读的时候，感受也是直接的。
最后，对于记者对他左派立场的提问，张承志干脆地作答：我就是左派。我不喜欢右派。什么叫左派？左派就是对社会不公正提出批判的人。左派就是要站在广大的受苦的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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