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研究东欧巨变著称的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认为，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坚持主张，各地的集体行动是主导力量，西方势力在当地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将运动归结为“西方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实际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谨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暴力性质，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并不普遍适用，其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国际关系的形态。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在双重幻灭之后，既有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所谓中国模式备受瞩目。对冷战后的西方思想界来说，当下的中国崛起也许是最出乎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更趋热烈。
《国家利益》杂志2009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荡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危机还要来得及时，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
马丁·雅克斯2009年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雅克斯在书名中使用“当”而非“如果”，意味着“中国统治世界”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迟早要来临的现实，其结果将是（如副标题所言）“西方世界的终结”。作者之所以使用有些“耸动”的书名，意在针对西方流行观念发出告诫与警醒之声：西方人久已习惯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中国，而且想当然地将自身的历史发展看作普遍必然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完全是误解和幻觉。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独特的传统历久弥新，随着目前难以阻挡的迅猛发展态势，将在2050年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会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会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欧洲国家成为昔日辉煌的遗迹，类似于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公民使用普通话会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语；孔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思想一样为人熟知。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许多尖锐的批评。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在评论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中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许它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诉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这种可能，又说“儒家正统学说的力量会使民主化更为困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过程”。黎安友认为，雅克斯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而中国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人彼此之间对根本价值也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类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优势，也不是殖民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的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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