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语文资料：口述实录020号
“教忠有方”
我父亲在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革命党的同盟会，主要是跟于右任老先生一起做事。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可以说像兄弟一样，大家不分彼此。我后来帮于右任老先生在监察院工作，有时爸爸他们的革命党朋友来探访，于老先生就会叫我进去，介绍说这是谁谁的小姐。爸爸的朋友说，你的妈妈好像是……，不讲下去了，我就说我妈妈是日本人。噢，你是日本太太生的。我就笑笑说，我爸爸穷得很，只有一个太太呀。我在老先生面前真的是比较轻松的。说回来，那时可能是满清政府吧，我父亲在日本参加革命党，主要负责帮助留学生。我母亲是日本人，也帮助我父亲和革命党做事情。父亲在日本是学法律的，后来我看他的履历，有几位写小说的告诉我，因为要在日本主持革命党协助留学生的工作，为了能合法待在日本，爸爸在日本连续读了两个大学学历。爸爸在文学方面很有研究，日文很不错，帮留学生写论文什么的，帮忙把论文翻译成日文，提供一些经济资助。爸爸博学多才，对《易经》也很有研究，有好多人都很钦佩我爸爸，问他运程什么的。爸爸回国比较晚，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
我家一共五个孩子。大姐真如生在日本，苹如是我二姐，她是否生在日本我就不知道了，大我不到十岁，对人很客气，总是笑嘻嘻的。她牺牲时有人说26岁，有的说23岁，我们家里说是23岁。我大哥海澄是老三，后来当空军飞行员牺牲了；二哥南阳是老四，学医的；我叫天如，是家里的老幺，最小。那时主要都是姐姐在照顾我，妈妈主要帮忙照顾爸爸和他的朋友。爸爸对妈妈很尊敬，两人感情非常好。
妈妈是日本人，她家里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她从来不提，大概是那种日本武士道家庭吧，她讲话偶尔会流露出来，好像与政府有一定关系，说得难听点，也许属于后来慢慢衰败下来的贵族。我们有一个表舅，在日本皇宫里当医生。妈妈是家里的老九，妈妈嫁给爸爸时，跟家里也闹革命了，她家里反对她嫁给中国人，把她的名字从户籍中取消了。后来，只有妈妈的大哥偷偷与妈妈来往，好像他大妈妈二十岁。
妈妈不太说话，很安静。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很了不起，在日本时就帮了爸爸很多忙，为革命做了很多事，但她从不多说话，很谦虚。我到了台湾以后才知道，妈妈的中文非常好，可以写中文信。妈妈去世的时候，蒋中正专门给题了一幅字：“教忠有方”，四个大大的字。上海沦陷时，人家问妈妈，你是日本人，现在日本跟中国打仗，你怎么看？妈妈说我嫁的是中国人，姓中国姓，孩子也是中国姓，姓什么，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是中国人。妈妈非常要面子。到台湾后，我帮于右任老先生做事，在监察院管外交公关。有一次去日本大使家玩，他们开车送我回家，大使太太说顺便来看妈妈，她们都认识，也很熟。刚好妈妈在家里弄花草，穿了一件普通旗袍。大使太太一走，妈妈就骂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不事先打招呼，多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她很少骂我。
父亲后来在上海的法院里做事，做到首席检查官。法院在公共租界里，叫特区法院，主要审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国人。我父亲虽然不是做政府工作，但和政府还是有来往的，他的许多朋友都在政府里的。后来听说父亲另外给政府做工作，至于父亲给政府做过什么事情，之前我不晓得。这是重庆的一个材料，上面说到父亲给政府做地下工作，这儿盖着中华民国的印章，不可能是假的，上面有我父亲和姐姐的事情（中央抚邮委员会发布褒奖令说，“郑铖同志蛰居上海，暗中指挥地下工作，并令其长女苹如实行锄奸，后遭敌伪毒手”）。[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准中央抚邮委员会36年11月4日抚字第1818号函请转陈明令褒扬郑铖同志一案经陈奉），复印件。引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其实他们搞不清楚，我父亲和姐姐做的事情是单独分开的，他们之间没有联系。
我二姐比较活泼，初中的时候就写壁报、写传单，打倒日本什么的，很爱国。我母亲也不管，由得她们去做。我那时虽然很小，但是还记得，有次家里突然来了一些缝纫机，姐姐和同学们一起做衣服，说是给伤兵做衣服，大哥和二姐都很积极。后来两个哥哥去日本留学，是官费留学，大哥学航空，二哥学医，照理和父亲会有一定关系。父亲是租界法院的清官一个，我们家里的生活不很富裕，可是生活很平稳，是很正常的家庭。就是有一点，我们的家教非常严，父亲好说话，但管我们小孩子很严，我一直就觉得我们家很特别。比如父亲哪天拿了一样东西回来，也许是水果，这个东西很好吃，父亲不说给我们，我们都不会要，他说你要吧，拿去吧，我们才会要。我父亲非常爱小孩，可能我是最小吧，父亲对我特别好些，对哥哥、姐姐差不多，都是很严格的。到台湾后，有一次监察院女同事来我家玩，我们在外面大声聊天。过了一会儿，妈妈就把我叫进去说，你讲话不可以这么轻松，如果再这样，我就不是叫你进来，而是要到外面当着你朋友的面说你了。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家教很严。
姐姐做这些（反战抗日）事，受我表舅的影响很大。表舅姓阪，妈妈来到中国以后，他也来到了上海，还改姓中国姓，叫徐耀中，学讲中文，学京剧，后来还娶了个中国太太，但没有孩子，所以他很喜欢我们家的小孩子。日本和中国正式开战以后，表舅来到我们家，不进来，只站在门口跟家里佣人说，告诉他们，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日本人，你们是中国人。然后他就做日本人的事情，开会反对战争什么的，姐姐后来就是常常参加他们的会议。表舅虽然不再来我们家里，但对我们小孩还是很好，有时在路上看到我们，经常给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他很喜欢我，可能我是家里最小的吧。
后来二姐读法律，认识一个男同学（嵇希宗），这个男同学年纪很大，他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他想到我家来，向父亲请教法律问题。一般情况下，姐姐的女同学来家里都要被问来问去，更不要说男同学了。我当时想，这下连祖宗三代都要被查了。那个姓嵇的同学来到我家里，见到父亲就鞠躬，表现得很尊敬，向父亲请教了一大堆的法律问题。后来聊天才知道，原来他是陈立夫堂弟的朋友，我父亲和陈立夫都是革命党，也认识，所以父亲允许让他经常来家里了。
那时姐姐和表舅很接近，他们都是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姐姐是想帮中国的忙，她常常接近舅舅，就是想从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中帮忙中国探听一些消息。舅舅的身份我实在不知道，在日本我们有好多亲戚，我曾经调查，结果一个字都调查不出来，他们不给我。还是有个写书的日本人，帮我找到妈妈家在日本的亲戚。
舅舅和姐姐都是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的。那时候日本人分成两派，一派是军人，东条呀，部队的，是要打仗的；另一派的是首相，是天皇的助手那一派，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我姐姐经常跟这一派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来往，参加他们的聚会。姐姐是日本血统，日文很好，他们日本人也不避讳，姐姐很懂得应付。姐姐把从日本人那儿听来的消息，告诉姓嵇的，其实他是国民党中统的，陈立夫是中统。我记得那时候姐姐没有参加什么中统，应该是最末了才参加的。姐姐的条件是不管怎样，你中统不能泄露我的名字，我帮你们忙，一有消息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千万不能有底子。
其实姐姐在日本人之间来往探听消息很不容易，又要上学，又要怕我爸爸管。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爸爸永远是家里的头，虽然是交给妈妈管家，但爸爸一回家就要问，谁谁谁表现得怎么样。爸爸人缘很好，对外面的老百姓很好，他们有事都来找他，就是有一样，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对跟什么人来往，特别是女孩子，管得很紧。记得有一次，我们万宜坊的邻居家，从美国来了个亲戚，带了个电吉他，她家的女儿跟姐姐是朋友，约好晚上让姐姐过去听。吃过晚饭，大概七点钟左右，姐姐准备去，爸爸就不准她去。姐姐说：都约好的，去几分钟就好啦，否则太不好意思了。爸爸严肃地说：不要去就是不要去。我当时在旁边听了，觉得爸爸好严厉。
后来汪精卫要叛变，姐姐从日本人那里听来消息，就告诉姓嵇的，马上通知重庆了。重庆说不可能呀，蒋介石下来就是汪精卫了，是二号人物，怎么可能？姐姐又去问那些日本人，结果是真的，真的人逃走了。这样类似的事情，零零碎碎太多了。姐姐做的都是反对日本战争方面的事情。
挺身而出
那时候中国有个游击队，很大很大的司令，叫熊涧东。中国那时候好多地方都沦陷了，安徽没有沦陷，游击司令说起来都跟搞谍报的、中统局有关系。游击队司令被76号给抓到了，被关起来了，说要枪毙。有一天，游击司令的太太来到我家，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年纪有三四十岁，人家说她本事大得很，身上有两把枪，开来了三部车，听说很厉害，后面都有机关枪，我不晓得，是听说的。那时姐姐已经帮他们做事了，也认识他们的人了。她一进门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13岁了，她一上来就对姐姐说：郑小姐，你的身份暴露了。她讲“暴露”，当时我觉得“暴露”这两个字很奇怪，所以记得非常清楚。姐姐就看着她，一直没说话。她说，我没办法，我要救我丈夫，同时游击队也很需要他，那么多人。我去找了汉奸的头，就是那个姓丁的，他要认识你。姐姐就一直不说话。司令太太说丁默村做过你的校长。姐姐一个初中生，怎么能跟高中校长认识？姐姐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司令太太。丁默村给司令太太开了三个条件，一个是要他们的副司令，副司令叫张瑞金，因为人家张瑞金很聪明，听说抓权抓得很厉害，比熊涧东司令还厉害；第二个是有一个女的，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在一起，长得很漂亮，有人说是日本人，有人说是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不利。司令太太就说，她是你的学生呀，我们熟得很，她是中国人。就这样，她把姐姐给供出来了。丁默村说我一定要认识她，你给我这两个人，我就放了司令。他一共提了三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我不记得了。司令太太说，我为了救我丈夫，没办法呀，张瑞金已经给弄走了，是吃东西放上麻药，已给76号送过去了。丁默村说要认识你，现在怎么办？其实你们认识了也好，对你爸爸也好，不然你爸爸每天上班下班、进进出出的也不安全，对你们家也好。那时候，我父亲已是首席检查官，院长也没有了，手下有两个庭长，一个管民事，一个管刑事，不知民事还是刑事的庭长，就是郁达夫的哥哥，叫郁华，被他们暗杀打死了。他家里也都是爱国的，他太太在帮忙伤员服务时，耳朵都被炸坏了。郁伯伯死了，我们家的人都很伤心，我当时小，不太晓得，看到爷爷妈妈很伤心，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姐姐知道后心里也很气。但是无论怎么说，在那个时候，76号离我们家根本远得很，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杀人杀得不得了了。司令太太说他们就想要认识认识你，怎么样？我们就等你回信。姐姐就一直不说话，后来说让我考虑考虑。这样讲完，司令太太说我等你消息，就走了。
姐姐马上把情况告诉姓嵇的。姓嵇的就跟陈立夫堂弟讲了。陈立夫的堂弟叫陈宝骅，当时是在上海主持的头，姐姐以前不认识他，就是这次才认识的。他跟姐姐说，重庆有消息来，要把丁默村这个人除掉，这个人太危险了。这根本都是很晚发生的事情，书和文章什么的都讲，好像姐姐很早就认识姓丁的，根本不可能。我那时13岁，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我姐姐和哥哥都是爱国的，我小时候也是爱国的，帮助他们做过事。陈宝骅说你认识他以后，要想办法把他骗出来，在外面才能把他杀掉。就是这样才会有姐姐要去骗他出来。后来他们见过两三次面，每次都有姓熊的司令太太在边上。后来要动手的时候，当然熊太太不能在场。姓嵇的带来一个姓陈的，叫陈彬，他们暗杀部分都由不同人负责，陈彬这个人手下是动枪的人。姓陈的就到我家里来，本来是不可能来家里的，应该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知道姐姐做的事情了。郁华伯伯出事后，姐姐就跟爸爸摊牌了。本来我爸爸以前很不高兴我姐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父亲觉得他这个女儿有什么事情，对她很严厉。到后来两个人感情很好，因为爸爸已经晓得姐姐干的事情了。后来另外一个庭长也给他们杀掉了。死得很可怜，是用斧头砍死的。他的儿子是台大的校长，叫钱思亮，钱思亮的儿子就是当大使的，叫钱复，报上从来都不登。76号的人真是狠毒。
就这样，姐姐借机会认识了姓丁的，这是发生在很后面的事情了。你说当时的一个初中生，怎么可能与校长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姓丁的这种人有钱，两人认识以后，要送东西给姐姐。姐姐就说那送我皮大衣吧，因为卖真皮大衣的那个地方，马路很宽，很安静，方便行动。姐姐跟中国方面已经说好了，动枪的那天是24号，也就是两个认识以后短短几天。根本不像外面的那些书上乱说，什么在跳舞厅门口等，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都是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
那天汽车停在了皮衣店门口，时间很短，人根本还没进去，小说上说的给钱什么的根本没有，人要是进去了，就不容易打了，一定要在外面。人要进去的时候就开枪，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负责开枪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枪坏掉了，打不出子弹；另一个全打在了汽车上，没打到人，失败了。那是民国29年12月。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头，已经听姓嵇和姓陈的两个人说，中统的人在上海被抓了八十几个人。姐姐兜了几个圈子回到家里，姓丁的打电话到我家，让姐姐去自首，说即使我放过你，我手下的人也不答应。结果姐姐就和姓嵇的及陈彬商量。我始终怀疑这个陈彬已经叛变了，他手下一个人的枪子弹卡住了，不能打，一个子弹全打在汽车上，这不可能嘛，一定会有一枪能打到人身上。姓嵇的告诉姐姐说，你不要管，快逃走。姐姐说爸爸年纪大了，还有这么一大家人，我不能走。姓陈的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去自首，法律上自首的判刑都会减轻，况且我们里面有人，说不定在里面还能打死他。我那时候年纪小，在旁边听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危险，觉得跟演电影一样。姐姐那时是抱着牺牲自己的精神，决定去自首。
25号那天她跟妈妈说，不要在家里做饭了，咱们出去吃吧，就陪妈妈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父亲在上班，没有一起去。26号下午三点半，姐姐走了。姐姐要走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记得我自己是怎么样表情，只记得我大姐的女儿——大姐结婚三年就去世了，小外甥女由妈妈带大，抱着姐姐哭呀哭呀，不让她走。我也不记得那时是不是知道姐姐去自首，还是逃走，不过我记得那时候我赞成姐姐逃走，逃走只是一段危险的路，过去之后就是游击队了，就可以送到内地了，就安全了。我学医的二哥知道姐姐是去自首的。
英勇牺牲
姐姐走了，后来写过两封信给家里。妈妈心里很难过，但也不说话。爸爸也不说话。爸爸平时下班都是六点多，26号那天回来特别早，四点半、五点就回来了。平时爸爸下班回来，都会很和蔼地摸摸我的头，问乖不乖呀？26号那天一回到家，就和妈妈讲日语。爸爸平常跟妈妈在我们小孩子面前从来不讲日文，除非两个人有什么事，关在房间里才讲日文。我不太懂日文，哥哥姐姐们都懂，我大概的意思能听明白。爸爸马上问妈妈姐姐在哪里，然后就不再说话，回到自己屋子里就起课。爸爸会《易经》，会算命，还挺准，我就听见这么一句话，“唉呀，从此以后我们见不到了。”姐姐走了以后，这里的气氛很沉闷、很沉闷。我们全家人都心里难过，但是大家也都不说出来，都如常生活。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希望能有什么动静，结果一直也没有消息。我知道，如果爸爸答应去投降，他们一定会放回姐姐的。但是有一样，汪精卫政府里有的人也很恨我爸爸，爸爸是清官，跟他们不同，姐姐做这样的事，他们很恨。可是日本人很想我爸爸去做事，日本人盯得很紧，派个律师叫陈纪风，来过两次，劝说爸爸给日本人做事。当然爸爸一直没有答应。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2月份的一天，离姐姐走以后两个多月，我放学回家，看到爸爸妈妈两个抱在一起痛哭，我的小哥哥靠在墙上哭，是有人告诉说姐姐已经牺牲了。我那时候很气愤我的小哥哥，冲上去埋怨他当初为什么不劝姐姐逃走，我年纪小不懂，你年纪比我大呀，你不应该赞成姐姐去自首。现在想也许他心里有苦衷，可能是冤枉他了。现在想起那天的情景，心里还是很难受。
后来最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姐姐的尸首。76号人找我们家要钱，给了钱才能领回姐姐的尸首。他们要很多的钱。那时上海都被封锁了，我们家没有钱。姐姐出事以后，日本人把我们家的保险箱什么的都封锁了，是我陪妈妈去清点的保险箱，所以记得很清楚。结果，我们家拿不出钱，所以姐姐的尸首也没有领到，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
大陆方面没话说，在上海福寿园给姐姐立了一个雕塑，虽然姐姐是国民党，但还是把姐姐当烈士，那时候反对战争也不分什么党派的。本来要给姐姐做个坟的，可是什么都没有，找不到姐姐的遗骨，就立了个雕塑。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很难过。
原来在上海的时候，日本方面有个做情报的，叫花野吉平，很喜欢我姐姐，他们那时候都是四五个人一起开会，没有机会单独相处。川岛芳子手下有个很厉害的女间谍，叫渡边的，喜欢花野，很嫉妒姐姐。姐姐牺牲以后，她就一直盯着我们家，不放过我们家，跟我们家捣乱。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两个男人跟踪我，我很害怕，就跳上有轨电车，跟司机说有人要绑票。那时候爱国的人很多，我在司机帮助下才逃掉跑回家。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绑票我，可能是跟我爸爸有关吧。
一门忠烈
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租界也没有了，我爷爷就开始逃难了，在上海的朋友家里东躲西藏，都是我陪着，前后有一年多时间。那时候我爸爸在上海给重庆做一件事，帮助过很多人，帮助他们逃难到重庆去。很可惜，我把爸爸的名册弄丢了。那个时候上海沦陷了，但租界还在，要逃难到重庆的那些人，先由爸爸写信，再去找杜月笙的表弟，叫朱文德的，我们叫朱伯伯，是在银行做事的，后来当了立法委员。从我爸爸那里拿了信以后，再到朱伯伯他那边去拿钱，再到重庆。因为逃难差不多是全家都过去，所以需要的钱很多。那些人拿了我爸爸写的信，到重庆去就可以安排做事情，有工作做。我爸爸在上海就管这个事，应该是爸爸与朱伯伯他们两个合作吧。后来爸爸身体实在不行了，病得很厉害，没办法就只好回家了。
回到家没几天，渡边就来了，带了三辆军用汽车。她跟我妈妈很客气地说，听说你先生不舒服，我们请了很好的医生来看看他，是军队的医生。妈妈说，谢谢你！那时大家都有假面具，表面都客客气气的。我记得爸爸原来躺着，后来坐起来，医生看了看，说不要紧，吃些补药，然后就走了。我就知道爸爸病得很严重，否则日本人肯定要带走爸爸的。爸爸后来不久就去世了。
爸爸去世也很特别。4月1号，妈妈到学校找我，让我赶快回家，我还以为日本人又来捣乱呢。她说爸爸算了一卦，说他要走了，他要归天了。我说：妈妈，今天是愚人节啊，爸爸在家里没事情太无聊，不要开玩笑。妈妈说，他很认真的，没有开玩笑。我听了赶紧跟妈妈回到家。那时小哥哥好像是住校。我们家很文明，家里什么话都推开来说的。爸爸问我：妈妈有没有告诉你？我回答说：妈妈告诉我了。爸爸说你坐下。爸爸不叫我坐，我还不会坐下呢。爸爸的原话我不大记得了，大概意思是：一个人不是说父母生下来就下来的，生下来时都是背着一个包袱来的。就是说，人一生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在包袱里都有。好人都是会到这个地方去。他指了指天，上面有好多好多门，好人怎样都会到这个地方，我相信我做人还不错，我也会到这个地方去，你们放心，不要替我担忧。我一听就傻了，那时候家里已经空了，本来还有朋友，因为日本人总来捣乱，也没什么人来我家了。我对爸爸说：妈妈是日本人，不懂中国规矩，我也不懂，（这后事）怎么办呢？爸爸说：这简单得很，我的朋友都是佛教的，你去请教他们，他们会帮忙安排。我告诉你日子，今天是4月1日，一直到7号是最凶的日子，我决定8号走。我听到以后赶快去找爸爸的好朋友，上海有名的小儿科医生，把事情跟他说了。徐伯伯过了一会儿到我家，跟爸爸说他在附近出诊，看过病人后顺便来看看爸爸。他帮爸爸把了把脉，聊了一会儿就走了。照规矩客人走，我们都要送到门口的，徐伯伯就对我说，看来你爸爸拖不到那么久，也许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我说不会的，爸爸说是8号。徐伯伯走了以后，我问爸爸应该做些什么？爸爸说，到5号，你去找我的朋友，他们会来帮忙料理的。后来又交给我一个名单，说这上面都是去成都、重庆的人，让我把这个名单带到重庆去。那上面有七十几个人名，很遗憾，这个名单后来我怎么也找不到了。
8号下午，爸爸开始吐血，一直吐。到了晚上，爸爸突然好了，不吐了。爸爸留着仁丹胡子，他让我帮忙修修。爸爸为了逗妈妈开心，我剪好后他开玩笑地对妈妈说：太太，这个小理发师还不错，要多给点小费。我当时还想，爸爸不像要走的样子嘛，如果朋友明天一早来念经，这不是骗人家嘛，多丢人。我哥这时也赶回家了。爸爸对妈妈说：跟你夫妻三十年，都是平平安安、愉愉快快的，你是个好太太，我也不是个坏家伙，只有你一个太太。因为那时好多人都有好几个太太，爸爸只有妈妈一个日本太太。妈妈说：是呀，我也不坏呀，对你忠诚了三十年。爸爸说，不见得吧，你不是事事对我忠实吧。就指了哥哥的小孩对妈妈说，你告诉我说这是真如同学的孩子，这其实是海澄的孩子吧。因为那时候规定学生不能结婚，大哥海澄去重庆以前瞒着家里在上海偷偷结了婚。大哥去重庆以后，还曾经让我去问大嫂能不能去重庆。后来大嫂跟别人去了马来西亚，就把小孩交给我们家，妈妈怕爸爸生气，没有敢讲实话，只说这是我大姐真如同学的孩子，寄养在我家。其实爸爸早就知道，只是一直不说破。爸爸又跟我和妈妈说，你们不要哭，我就要脱离苦海了。因为爸爸生病，又要东躲西藏的，其实很辛苦。第二天一清早，爸爸的朋友来家里念经，爸爸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很平静。
爸爸走以后第三天，妈妈告诉我她梦到爸爸了，说爸爸穿着和尚衣服，头上披着白纱，站在荷花上面，光着脚。过了两个礼拜，我放学以后，顺便去爸爸朋友家道谢，把妈妈的梦说了。爸爸的朋友告诉我，那不是荷花，应该是莲花，说坐缸有一定规矩，怎么是光着脚呢？让我去殡仪馆找懂佛的人再问问。结果我当天回家晚了。一回家，妈妈就埋怨我说，你看你真不孝顺，不早点回家，我刚刚又见到你爸爸了，仍旧头披白纱，这次是坐在莲花上，可还是光着脚。我一听，马上找了个同学，陪我赶快冲到殡仪馆，因为天已经晚了，就快要戒严了。到了殡仪馆，人家问我，这么晚来这里，你不怕鬼？我说我爸爸是菩萨，我不怕。他们就说，居士是不是原来在小礼堂，后来转到了大礼堂？因为当时我们家没钱，还在小礼堂，后来爸爸的朋友不同意，就转到了大礼堂。我赶急说对呀。他说小礼堂留下包东西。拿来一看是一包鞋。我当即就烧掉了，回去以后又买了一包也烧掉了。后来，妈妈就再也没做那样的梦了。爸爸还交待我们，过三年把他火葬，原来三年以后打完仗了！结果，我叔叔呀，好多亲戚都来了。爸爸都算好了。本来我是基督教学校，信奉耶稣，礼拜天要上教堂做礼拜，姐姐是天主教，讲圣母玛利亚。爸爸从来也不管，无所谓，那时候上海绑票很厉害，只要学校离家近，安全就好。
姐姐当时有个男朋友，叫王汉勋，江苏宜兴人。我们都认识，很熟，姐姐当时行动都有我嘛，好多时候都会带着我这个小尾巴。他们是在同学会上认识的。当时上海许多人中学在大同中学，大学就上了上海交大。大同中学是胡家三兄弟办的，很有名。大同中学校长胡郭复有一子二女，他家也住在万宜坊，王汉勋跟他儿子是朋友吧，具体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胡家小女儿胡福南，跟姐姐是同班同学，就这样大家一起参加同学会。那时候时兴同学之间轧朋友，结果把王汉勋拉给姐姐，这样大家就认识了。认识不久，王汉勋就去了重庆。后来，两个人都是靠通信联络。
王汉勋是空军，是空运队20大队大队长，管运输，运东西、运人，还有轰炸，都是大飞机，后来执行任务时牺牲了。我大哥哥海澄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也去了重庆当空军。王汉勋的职位比我哥哥高好多，他是空军二期的，我大哥哥是十一期的。
王汉勋个子高高的，人很漂亮。宋美龄那时候管空军，她出国去买飞机的时候，就是带上他去的。他有个好处，就是大飞机、小飞机都能开。外国人分得清得很，开大飞机的不能开小飞机，开小飞机的不能开大飞机。
爸爸去世以后，为了安全，妈妈让我逃难去重庆，投靠爸爸的朋友于右任。当时日本、中国的飞机轰炸很多，船很远才到汉口，重庆政府安排接我们这些家属的人多等了两个星期，等不到就回去了。一起的人有些就回去了，我不肯就这样回去。当时痢疾很严重，我把身上带的金鸡纳膏都给了村长，说找游击队走。一路经湖南湘潭、长沙，身上带的钱都用光了，后来我也得了痢疾，路上很苦，耽搁了很长时间，辗转经桂林到了四川。我到重庆以后，找到了有关系的人来接我，才知道大哥已经牺牲了。哥哥的同学告诉我，哥哥一直很担心我，执行任务前还说，妹妹出来八十多天了，还没到，不知怎样了。我很恼，没有能见到大哥一面，就差四天。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到，就好了。
到重庆以后，我在成都见到了王汉勋，现在想起来还很难过。那时候在打仗，讯息很不通畅，尤其是他在成都空军，整天在上面飞来飞去，也不太经常看报，所以他并不知道姐姐牺牲了。我告诉他姐姐不在了，他也不相信，以为我们在说假话骗他。见到我以后，他很伤心，掉眼泪了，问我是不是姐姐在上海跟别人结婚了，说我晓得你姐姐很漂亮，上海有很多人追她，她怎么可能等我这么长时间，况且我待在这个地方，像个乡巴佬一样。他一直没有忘记姐姐。那时候给他介绍女朋友的人很多，可有一样，他请人家吃饭时说：唉呀，你吃这么多饭呐，我从前的女朋友，吃饭吃的少得很！每次出国，他都买了好多东西，都是给我姐姐的东西，衣服呀什么的，那时交通不方便，没法带到上海，就都存在他一个同学叫毛瀛初的家里。当时他还想让我住到这个同学家里，方便照顾我。我后来被于右任老先生安排住在张大千在成都的房子里。他执行任务牺牲前几天，还捎信给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我让人带个毯子和无线电，是送你的结婚礼物。结果再也没见到他，当然东西也没有收到。
媒体炒作
其实关于姐姐、哥哥牺牲的事情，过去我们在家几乎从来都不提，大家也不说，如常过日子，也没有找过政府。关于姐姐的事情，现在出来的书啊文章什么的，有好多根本是在乱编，编故事，他们说我姐姐要绑票日本首相的儿子，你说他是他爸爸派来的，帮忙中国人的、反战的，我姐姐绑票他有什么用？这不是胡说八道嘛？其实很多小说、文章都是在编故事，实在是很幼稚。还有，说姐姐有屋子，姐姐哪里有屋子，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天到时候一定要回家。前段时间有很多人来找我，有日本人、中国人，找到我家里问我，像你看这个就是上海《一个女间谍》那个写小说的，叫许洪新写来的，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家里的事，就是姐姐的事、爸爸的事、妈妈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情况，否则不会写这样的信，让我介绍下列什么什么人的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我是告诉他一点点，但写出来好多都不对。把我气得呀，我都骂我上海的侄子，也就是我大哥的孩子，姐姐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两岁，话都不太会讲，知道什么事情呀！结果两个人（侄子郑国基和许洪新）做了好朋友了，在一起胡乱编，一下子说姐姐跟汉奸说：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一下子说姐姐在跳舞厅门口等他们。跳舞厅，我们家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简直莫名其妙嘛！其实我这个侄子很爱国，亲自到重庆、南京的空军烈士公墓的石碑去找大哥——也就是他父亲的名字，可是却把我姐姐弄得四不像，就好像从前小说里的女间谍一样，开玩笑，我们家里那么古板，怎么可能。还有，我们家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很好，他们出的那本书里说邻居们拿石头扔我妈妈，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我很气我上海的侄子，不知道就不要乱编嘛。
还有这本书里照片也修得四不像，把姐姐描的一塌糊涂，哪里有这种笑话，画得像什么样子？根本就不像了。哪有一个人的嘴像鸟的嘴一样，突出来的？不提了！姐姐个子很高，五尺六寸，照相的时候总是人有点缩起来。还有，那时照相穿的衣服都很特别，是当女嫔相穿的，特殊场合才穿，平时生活中都不是这样的。
李安的电影我没有看过，也不感兴趣。听说他请人吃饭，来了好多记者，可能是记者多事吧，说李安想见我。我没有理他，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什么话可谈。那时候我就开了一个记者会，我在记者会上没说什么，我也没骂人，就发了一个声明，只是说我很气愤。我就是表白一下，电影不真实。后来好多记者来过，还有香港的凤凰卫视。那时候我请了一个律师，姓方，后来才知道请错了，原来他跟李安他们都熟得不得了，糟糕得很。后来我就给了他一点钱，就算了。他就写了这么一封律师信，就在报纸上一登，有什么用？
你看这个是日本人写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写我妈妈的身世。有人在日本拍了一个电视片，他们到我家里，跟我谈过一点点，我反对了，说里面的衣服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讲话的态度也不对，你们拍电视一定要经过我本人同意。结果片子拍出来后也没有给我看。有朋友看到了，告诉我的，那时候我有好多情报来源。
父亲管我们管得很严，尤其对姐姐，我们每天到时间一定回家，姐姐根本不可能在外过夜，哪里会在外面自己有房子？他们说姐姐带着枪去76号自首，那也不对。姐姐是从家里去自首的，我们家根本不可能有枪的。再说姐姐怎么可能带着枪去，那还不一下子被搜出来呀？他们怎么可以乱写？很幼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的说姐姐让姓丁的到家里来坐，准备在家里进行暗杀，我们家里面有老、有小，这么多口人，你说这可能吗？怎么搞行动，不是很可笑的事情？根本不符合事实嘛。有许多话很可笑，说姐姐在跳舞厅门口等，要找机会认识丁默村，姐姐怎么可能这么做？首先跳舞厅，说起来在我们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扯不上关系；还有姐姐确实很漂亮，她守在那里，人家一下子就会注意到，所以说真是很幼稚，怎么可能呢！
因为妈妈是日本人，还有表舅的关系，我们家跟很多高尚日本人关系都很好，姐姐也跟很多高级的日本人都有来往，很熟悉的，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她要搜集情报，根本不需要去找汉奸。所以说那些书呀什么的，根本是在瞎编。再有，就是一般有活动，姐姐也都会带着“小尾巴”，或者我，或者小哥哥。我那时还小，去应酬不是带我，多数是小哥哥跟着。我有时会被带去参加那些反战日本人的会议。他们有一个办公室，很大的旅馆里，租了一层，几间屋子。我一般都是在外面，有桌子、茶几什么的，上面有些吃的、喝的东西，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懂了。
那时爸爸和姐姐做事应该是分开的，爸爸有段时间很不高兴我姐姐，回到家里看到姐姐，我总是感觉他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可能是爸爸不知道姐姐做的事，肯定是有朋友在外面看到了，回来讲给爸爸听，说你家小姐经常跟日本人在一起，怎样怎样的……。后来郁华给打死以后，姐姐就跟爸爸公开了她做的事，两个的关系就好了。每天早上爸爸要上班去，经常会说：“我要去上班了，有没有人有什么事要我办呀？有没有信要去寄呀？”姐姐就说：“爸爸，……”爸爸就笑眯眯地说：“又是你呀！那拿来吧。”这说明他同意姐姐和王汉勋的关系了，他认可他们俩交朋友的关系了。所以说起来，我们家里是很快乐、很幽默、很不错的家庭。像电影、小说里说的那些，好多都不是真实的。
还有一样不好的事情，就是人家认为做间谍就都是浪漫得很，总是怎样怎样，姐姐又漂亮，做这种事，就是利用这个啦，其实不是这样的。想想真是太过分了！太气愤了！唉，姐姐也真是……当然姐姐漂亮，有人喜欢她是另外一件事。被人喜欢很普通，我们也可能会有人喜欢嘛。
其实日本人还是很敬重我姐姐的，很尊敬我们家，特别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如果不尊敬，事后就不会与我们再来往了。我还记得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天，有个日本人打电话来我家，那段时间家里的电话都是妈妈接，他们讲日文，意思让爸爸赶紧逃走。我妈妈问为什么要爸爸逃走，那边就说日本人要进租界了，会对你们不利。妈妈问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那边说因为我们钦佩爱国的人。
姐姐后来也救过共产党。我记得有一个女的，是福建人，带个孩子来，胖胖的，让姐姐帮忙救她丈夫，因为我父亲在法院有一定生杀权。姐姐帮她找了一个律师，教他写一份悔过书，后来救出去，送到内地去了。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只是因为她常常到家里来找姐姐，带个孩子，所以我记得。
本来想要出本书的，是中文，计划在美国出，有两个朋友帮我整理材料，因为我太生气，前段时间一直生病，也就给耽搁下来了。我也是想不开的人，想到从前的事情，心里觉得太冤枉，想到爱国爱到我们家这样，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的男朋友，最后被人家随便拿来这样乱写，真是太冤枉了。唉，风风雨雨总是有很多事情，不提了。
资料整理者附言：2009年9月21日、23日，郑静芝女士和笔者两次谈话。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校阅。为使读者更容易看清楚，添加了分段小标题和文字中很少几个带括号的提示。
郑静芝，又名郑天如，郑苹如烈士的妹妹，如今独自居住在美国洛彬矶东部哈仙达市一个华人老年公寓。郑静芝女士是一位温文尔雅、身带贵族气质的时尚老人，她皮肤白皙，烫过的短发一丝不乱，可以看得出年轻时相当漂亮。在我拜访前，老人病了十几天，一见面就反复道“对不起”，说因为生病，家里很乱。其实就我观察，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独居的老人而言，家里相当整洁、舒适。
在郑女士娓娓道来的回忆中，她对烈士姐姐的痛惜，对父母双亲的敬重，对以往温馨家庭的怀念，溢于言表。
——杨莹
资料提供者：张咏，学者，现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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