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首先对经济史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做了回顾。他说，贸易保护主义最早诞生于18世纪末，是英国反对重商主义的思潮运动。重商主义是那个时代争夺贵金属的贸易政策。当时每个欧洲国家在其国际贸易中都力图实现以黄金为实现形式的贸易盈余，黄金是当时世界通行的货币。大英帝国尤其如此，它向国外出口工业纺织制品，（从欧洲大陆和美国）进口农产品，它得到的黄金越多就越“富”。
在这套思潮流行后，出现了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说自由贸易不是普世真理，只是对于英国有利的一套国家策略。英国之所以鼓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对大英帝国有利。德国处于经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唯一能够抵御大英帝国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办法，就是执行贸易保护。因为如果你在对方的尖锐攻势下不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成长起来。李斯特不赞同自由贸易，而是要公平贸易，通过国家保护主义来实现的公平贸易。李斯特深深影响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政纲里有大量李斯特的遗产。当美国最早以强大经济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南北战争结束后，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大肆贯彻了所谓的保护主义。直到二战后，由于美国已经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才成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并跑到全世界去推行。但他们干的更糟糕。因为大英帝国至少是在金本位基础上的自由贸易，而美国则是从1971年起在纯粹法币（他们自己发行的法币）的基础上去搞自由贸易。由于美国之外已经流通、持有了那么多的美元，法国、英国就开始要求将这些海外美元向美联储兑换成黄金，于是尼克松就中止了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多的黄金了。
于是美国搞出一套办法，使得美国可以持续产生贸易赤字，但却以纸币白条来支付。拿石油这个典型例子，自从1973年以后，美国以石油以美元标价为条件容忍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存在。而当石油用美元标价的时候，事实上美国拥有了全世界的原油——我们可以用纸来换你的原油。而这些美元纸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大量使用——因为如果你在任何其他国家花费，你首先要将美元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而如果你真的那样做（将向美国出口所得到的美元换成本国的新货币使用，同时国内生产规模不变），那么你将发生通货膨胀——因为你的当地货币背后的“真实财富”送给美国消耗掉了。这就是美元霸权：因为你向美国出口，得到的以美元形态的外贸盈余越多，那么你就越需要将美元送回美国，去支持他们的经济，为他们的经济融资。
当世界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债务泡沫。这是对美国很有利的安排。于是它不仅鼓励外国通过贸易盈余来积累美国国债，而且开始推动自己的人民也借债来买房买车，银行不管你是否有收入都让你借钱，所以，在十年内这个泡沫就破裂了。所以每次，每十年一次泡沫破裂的时候，格林斯潘下的美联储都注入更多的货币，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廖子光说，在美国，特别是主流民意，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世界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利。这种大众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弗里德曼，他在里根执政的1980年代特别流行，向大众灌输了这套理念。于是在这场危机里美国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们让中央银行“猛烈的干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继续大肆鼓吹世界自由贸易以防止贸易停顿；第三件事情是呼吁所谓的“国际合作”——大家要站在一起。希拉里跑到北京来，告诉中国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相当荒谬，我们根本不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在不同的船上！可能我们在同一个惊涛骇浪里面共同颠簸，但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沉得更快。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通过国际贸易使得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那么我们恐怕是把自己弄得更加依赖于美国的需求，更危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减少对外的依赖其实将拯救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还在金融方面完全打开市场，我们会陷入更加可怕的境地。回到轮胎特保案上，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却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问题——如果他们在轮胎上能够这样干，那么就意味着在所有事情上都可能这么干。
美国在与外国的外交关系的操作上，比我们聪明、先进得多。他们搞出这么个阵势：政府出面说我们想和你中国政府建立很好很好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们有“国内政治争论、议题”，而这些“议题”“阻止”了他们政府去采取他们本来会去采取的“友好”“自由贸易”立场。所以，这就不能算他美国政府的错了，这只能算是“美国政治的属性”天然决定了这种“遗憾的事情”。而我国，由于中国传统的原因，总是表现出一副“全国人民都100%完全无条件支持政府”的姿态，结果我们就丧失了选择的能力，这其实是一种劣势。每次我们做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了“中国政府的过错”，没有缓冲啊！我们应该做的，是给美国政府说，我们的用心是非常友好和体谅的，但是我们的国内政治议题有诸多不同意见，其中有些意见不允许我们做某些事情，很遗憾。但我们就是不懂得玩这种牌，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们都在谈判中失利的原因。
廖子光最后说，现在，世界经济的实际问题，基本问题，是放任市场经济，或者说放任市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和收入的公平——在哪里都是这样。在中国更明显，因为我们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名义起点开始改革的，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应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公平、大同。但为了参与全球化经济，我们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我们的“和谐国家、稳定社会”不可能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这两者是基本的对立。现在中央政府、党中央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在尽力进行制度性的纠正、调整。但是有一些人，在过去三十年形成了既得的立场、地位，他们有权、有办法、有力量、有“理论”来为他们的既得利益辩护。
在这其中，党很重要。因为需要有一个组织出来代表人民行动。人民确定国家的目标和方向。在美国，有共和党、民主党，但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党，一个党两个分支而已。他们的党实质上是代表了各类富人和精英阶层。而我们的党不同——我们曾经有另外一个党，国民党，这个国民党镇压了自己的左翼，成了一个代表富人、权贵的党。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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