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近现代两百年来，除了非洲黑人奴隶以外，华人和犹太人曾经是天涯海角最受人歧视与凌辱的民族，犹太人因为没有祖国（现在有了以色列），华人因为祖国不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彻底改变这一状况。
谭中说，我觉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这一段历程中，“自力更生”的精神极为宝贵。已退休的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曾经告诉我，以前纽约的华人经常在公开场合被美国人侮辱，中国有了原子弹以后，情况就改善得多。苏联“老大哥”、联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本来答应派出专家帮助，还供应一个原子弹样品，但后来又撕毁协议。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炸响的那天，恰恰又是赫鲁晓夫倒台之日。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试验氢弹成功，毛主席开玩笑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发一个一吨重的奖章。”
与中国相比，印度在国际上左右逢源，使她对国际援助产生了一种依赖情绪。冷战期间，印度和苏联打得火热，苏联供应印度90%以上的新式武器，表面上看是得了便宜，实际上不然。苏联把新式米格战机卖给印度以后却不供应足够的零部件，飞机要维修，经常由于零部件短缺而受卡。米格飞机的发动机是封死的，稍出毛病就报废。经过一段时间维修以后，原价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苏联飞机也就不便宜了。更有甚者，在五十年代，印度工业制造科技方面比中国先进得多，她在半个世纪内也埋头苦干、力争上游，但现在比中国已经落后一大截了，这主要由于中国“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大超过印度所致。
许多人议论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和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比方说，在政治体制上，印度比较符合世界潮流，采纳英国威斯敏斯特多党议会制度，实现全民普选政府，中国缺乏这些。国际评论家比较中印发展，都会自然而然地在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上做文章。一般的结论是：中国的体制行政效率高，便利于全国总动员，因此能高速发展。相比之下，印度要改革、要建设、要拆迁，都遇到顽强的阻力，使得印度基础建设大大落后于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指出：印度的政治体制不像中国那样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突发的群体事件与官民冲突。这样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研究与借鉴印度体制之长，因为两国都是人口超级大国，面临问题相似。
中国发展走自己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以外，还要抵制“崇洋媚外”的风气。我们看到，中国发展“西洋化”的程度要比印度浓厚得多，也就是说印度对民族传统的保存比中国做得好。国际旅游者到印度观光，随便走到哪儿都觉得身在印度，但到了中国就有点莫名其妙了。许多外国人说：“到了北京和到纽约是同样感受。”站在中国传统立场上看，可以说故宫、北海、天安门、天坛、先农坛等是被“崇洋媚外”文化沙漠包围的少得可怜的传统绿洲。
近世纪以来，日本就是“东施效颦”的恶劣典型。印度诗圣泰戈尔对日本文化一直很钦佩，但也一直担心日本模仿西方的危险。他说：“虽然日本掌握了欧洲的科学使本民族得到安全，同时却必然使她的国际关系失去人格。日本的血液中已经渗透西方帝国主义的毒素。”这是他早就预料到日本会发展军国主义而碰得头破血流的名言。战后日本仍然“东施效颦”，虽然一度名声显赫，最终走不出自己的康庄大道。日本新首相鸠山于2009年8月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在自民党的右翼政府领导下一直是长期以来“美国领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看样子日本也会抛弃“东施效颦”。
中国的发展牵涉到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首先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让十三亿多人吃得够、吃得好，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中国从2006年起才停止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援助，但中国还远远没有实现《南泥湾》歌中那“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美景，中国广大农村还有吃不饱的现象。在当今国际和平的大环境中，中国发展的方向主要应该是把农村建设成乐土。第二，应该彻底改变“工业先进、农业落后”的陈腐概念。农业本来就是“工业的综合”，现在更是“生命科学的前沿阵地”，农业不但可以生产粮食，而且可以生产能源。农业可以最科学地利用取之不尽的阳光与越来越少的水资源，使人类从“黑发展”道路转到“绿发展”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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