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
引言
2005年春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内部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大家前前后后讨论了半个多月，为是否要养一只毛驴。
支持者认为：学院需要发展有机农业，而其中畜力是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既可为学院翻耕农地提供持续的动力，完全不需要石油，也不会有污染，更不用依赖外界市场。又因学院是个公众平台，经常有各种人前来参观，一只“活”驴可以成为目前石油危机下思考另类出路的很好教材，这样可以用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提醒更多人反思。同时，这也是我们追求所倡导的“中间技术”和乡村文化复兴的重要环节。
反对者认为：养毛驴是一种倒退，目前村民都不养而改用拖拉机了，而且成本过高，还需要专门有个人来饲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办博物馆，这样是否会过于极端，把可持续理念僵化，并遭受村民及外界的普遍不解和攻击。
双方僵持不下，村民得知后，意料之中地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不解。最后，温铁军院长支持购买，同时由他妻子个人出钱认养，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从那以后，这只颇具争议的毛驴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为清理校园搬砖拉瓦，在拖拉机进不去的地方翻耕土地；另一方面，也继续成为一个饱受议论的活教材。
本文不想被卷入那些以“环境保护”为名义的各种争论，因为既然被加之一顶顶“极端环保主义者”、“不切实际”、“脱离国情”帽子是那么的容易和一锤定音，同时又是那么的拥有道德优势，好像反驳者都已经站在人类的利益和立场一边，而被反驳者都是以人类为敌——如果按你们说的，会造成多少人饿死啊，那么，还要再说下去吗?……
“极端者”之一大罪状，就是在所有善良的人都在“明天会更好”、“一切向前看”、“随着科技的发展，会……”的合唱和憧憬时，刺耳而缺乏足够证据地提出了一个个的问号，打断了大家对“明天”和“科技”的美梦。自然，比起“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发展高科技”来说，“本土经济”、“适度发展”、“中间技术”都显得如此的不够刺激。
“极端者”可能被质疑和标签化的，不是他们的担忧和警告，而是他们倡导的东西，似乎意味着让“现代人”们回到过去，是一种充满着“怀旧”和“乡愁”的毛病。
本文希望跳出主流讨论中的简单化倾向和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毛驴争议与传统消失、石油危机、气候暖化等全球性议题的不可忽视的关联。而正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性逻辑，成为产生我们种种常识和幻象的土壤。
毛驴与“三农”问题
现在，毛驴除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外，还能让我们想起什么：慢、效率低、太麻烦、平常都要养着、有风险(可能生病甚至死亡)，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方面：没有技术含量、不符合现代化的整体趋势、不符合我们对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努力方向。正因为这种趋势，很多驾驴技术已经逐步消失，即使我们想养，也有困难。总之，它正是中国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甚至是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缩影。
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重要区别在于，传统农业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肥，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内循环；现代农业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故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外循环，就是现代农业需有外源的能量(石油)投入，正是由于大量的外源能投入，现代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但现代农业和现代生活方式也因此而过分依赖外源能。中国科学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也指出：现代农业变得更加开放，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其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代价。
现代技术(能源开采、化学工业)的发展和交通上的突破，使得这种外源投入型的现代农业成为了可能。于是拖拉机取代了畜力，农民不再饲养大牲口，但同时，有机肥来源也越来越少，造成化肥用量居高不下，土地越种越“瘦”。更重要的是，由于随之带来的粮食增产、农业成本“看似”下降，似乎已经给人们以这种“化学—石油农业”必将取代传统农业的公论。
我们不妨以两个非常具有可比性国家的农业危机为例，它们的情况无疑具有某种预演性意义。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世界范围内针对古巴和北朝鲜的贸易禁运，北朝鲜和古巴过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产量峰值。在危机面前，北朝鲜试图尽可能延长其原有工业化农业的正常开展，而古巴则实施了一种旨在发展可持续农业并实现自给自足的政策。结果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前者面临着国际瞩目的饥荒，后者却实现了粮食自足。
由于突然遭遇石油禁运，两国来源于化石燃料的农业投入(石油、化肥、农药等)一半以上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石油及其衍生品的价格逐步而稳定地提高，使得传统化学制品的使用日益变得让人负担不起。所以，朝鲜遭遇了持续至今的粮食危机。虽然一般人都将其归因于政府，但这一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指责却掩盖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失败。
而据估计，古巴一直以来有57％的粮食要靠进口，在苏联解体和美国加紧其禁运之后，古巴的贸易损失了85％，有些地方，每天的粮食配给量就是每人一根香蕉和两片面包。
按道理，这些都将使古巴面临更大的危机，但完全不同的做法是，古巴竟然把全国农产业的主轴，由原来走了三十年的、以外销蔗糖为主的现代大型耕作，转为一半耕地以照顾百姓粮食为主的中、小型有机／半有机式农耕，而且努力做到自给自足。在缺乏石油、农机零件状况下，各地畜牧场纷纷设立，以牛只代替机械耕种，或运送作物，并重新制造与动物耕种、运输相关的器材。至今为止，古巴不仅顺利度过了石油和粮食双重危机，其有机农业技术也在全世界位居领先。
这无疑是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成绩。而其中主要的推手：1993年成立的“古巴有机农耕协会”(GAO)也于1999年获得瑞典颁发的“另种诺贝尔奖——正确生活奖”。
今天，虽然我们不太可能类似古巴那样因突发的巨变而被“逼”采取减少外部石油依赖，但我们却更应对造成朝鲜人道主义灾难的原因有深刻的反思及警醒——那看似方便背后的软肋，如果没有石油或油价太高，拖拉机就等于一堆废铁。
类似的内部循环被打破，又何止农业?经济学家温铁军指出，相较于1980年代、1990年代出现尖锐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三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不断外流，以城市为导向的金融、教育等制度更像强力抽水机，使农村中的资金(存易贷难)、人力(所谓精英的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等单向地流向了城市。而作为回馈，不再是传统文化中的“告老还乡、回报桑梓、落叶归根”，而是远为优越的城
市文化的冲击和诱惑，于是乡村整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循环也被打破。除了希望、逃离和童年记忆外，很多农村剩下的只是38(妇女)61(儿童)99(重阳节，指代老人)部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留守群落。
而使农业技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之一，就是使农民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也工业化和现代化。因为塑造农业社会及代表农业社会存在的政治组织如不被摧毁，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无法推行的。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的农村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分裂——它为我们提供基本的食物来源，但城市才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其他需要；它可能是我们生产的地方，但却不是我们期待着的生活乐土；它是将来“不再年轻力壮者”和“竞争失败者”们不得不回来的地方，但城市才是他们年轻时所向往的地方；它可能是我们的童年和老年(城市和与之相应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自然无法为这么多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所在，而城市才是我们的青年。
总之，曾经高度统一的生产和生活，生产和消费都不同程度地分离着。“身土不二”似乎成为一个高速发展进程中不乏浪漫但却略显奢侈和无实际可能的生活状态。所以，学者汪晖尖锐地指出，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问题，而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见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绿叶》杂志2008年第2期)。
当然，很多东西也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了，也可能因为原来的男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半劳动力自然只能选择相对节约劳动力的化学农业；农业收入本身就只能占将来开支中的很小部分，自然不值得像祖先们一样去精耕细作；或许只有出去打工，才能支付那些主要依赖外部购买的农业资料、医疗服务及将希望播散在遥远城市的子女教育。那些被称为“理性小农”的农民自己，自有自己的智慧和选择理由，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被动。既然大家都在线性发展的“现代化”中，努力看清“因／果循环”——是否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
你可能不知道的“绿色革命”
与拖拉机取代毛驴同时出现的，还有很多如化肥、良种、农药、除草剂、大规模单一种植等等，他们都被归类于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绿色革命。
关于绿色革命，我们已经被告知和证明了许多的标准答案，它通过神奇种子的改进和传播，工业和农业创造性地结合(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等)，满足了人口增长对粮食的客观需求，为人类赢得了时间。
这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以经济增长和工业逻辑看待农业的思路，但事实似乎并不如善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
如果再看全球气候的暖化，难道我们还能如此自信地说自己赢得了时间?虽然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影响，但全面采用依赖石油的化学农业，以及给人所造成明显优势的幻觉，自然起着重要的影响。而可能更大的间接影响是，它以胜利者的姿态和优越在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摧毁了大部分以其为依托的农业人口的传统生活方式。
或许，我们有必要去重新探究那已被加满无数“光环”的“绿色革命”另类历史及其易被忽略的影响。
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的技术革命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学者马格林指出：绿色革命是在美苏两大帝国较量这种背景下炮制的。为了争取第三世界的人心(更不用说市场和资源)，食物就成了重要的武器。
而整个氮肥工业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弹药生产扩张而附带出现的。因为氮肥的生产工艺与制造炸药相同，并且战争结束后的军工产业表现出巨大的氮肥生产能力。而农业化学与军工产业的联系就更为密切，农业使用的许多杀虫剂(除草剂)最初就是用于军事的脱叶剂和神经性毒剂。
同时，外部的高投入和对灌溉等方面的高要求，使得绿色革命增产成为了可能，作为绿色革命的发源地——墨西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成功引进绿色革命，玉米产量确实增加了近三倍，其他农产品如小麦、稻米和大豆产量的增长同样可观。但大量种植生产也降低了市场价格，种植成本则因为使用化肥、农药而上升，农民所得的边际利润大幅下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生产成本已大大提高至农场收入的一半到八成。
而且这种增产往往只局限于大规模单一作物。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进_步调查显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小型农场，食品产量能比大型工业化的单一栽培农场高出数千倍。生态学还告诉我们，不仅这种大规模的单一种植在抗风险方面较为脆弱，同时正是这个看似丰产的进程，把全球范围内不同作物的成百上千个品种最后筛选剩下了几个全球推广的“超级良种”。
这些做法，一方面当然便于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但也因摧毁了生物多样性而造成生态的极度脆弱。
而对于不到世界耕地面积10％的中国来说，短短几十年，全国的化肥使用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并且成为种植业成本中的最大比重，一般都要占到总成本的40％。农药施用量则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其中真正对病虫害起防治作用的农药仅占喷施量的0.1％，其余99.9％都挥发到大气或淋溶流失到土壤和水域中。
除这些方面的直接影响外，绿色革命还通过改变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以产生深刻的间接影响，从“圣牛”到“疯牛”的这个例子似乎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宿命。
牛，在印度被认为是圣牛，是印度文化的象征，和毛驴一样也是农耕文明可持续性的核心，并且还有宗教的情感在里面。印度牛不需要与人争夺食物，而且还提供有机肥，印度村庄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来自八千万头牛的牛粪燃料。然而，这个对牛的全面利用为基础的高效食物系统，却在效率和发展的名头下遭到了解体。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包括肯德基在内的跨国公司在长期以来以素食为主要饮食习惯的印度进行了各种宣传——肉食营养好，更容易让人聪明，虽然深受疯牛病冲击的欧洲已经大大减少了肉类的使用。
于是印度人的饮食习惯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增长的需求相应被创造了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土地被用来种植饲料，越来越多的“圣牛”被送进了屠宰场，而原来提供“畜力、有机肥、燃料”等多功能的“圣牛”被简化为一台奶牛或牛肉生产机。同时由于这些利用功能单一，以及养殖方式的改变(由分散到规模化养殖)，也使牛的种类和就业机会大大地减少了。
类似的种种变化，正使隐喻着生态文明的印度“圣牛”变成了隐喻着与生态文明相悖的工业文明的“疯牛”。
而对于最大的赢家，绿色革命无疑是资本雄厚农业集团的天大喜讯。这些农业财团具备了绿色革命要求的所有生产条件，财团的规模和盈利因此大幅提高。这正反映绿色革命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及市场垄断的现象。
双重荒谬的是，绿色革命——从定义开始，就先天性地被包装成了生命的颜色，同时是多么的宁静、平和，给人类带来活力和希望——但它的最大“功劳”却以加快的速度导致大地的贫瘠，一些利益集团从中透支大自然
本该慢慢给予我们的未来，而那个真正养育我们几千年的土地和自然却成为了比较凸显这一“功劳”的工具。
正是在“丰收”的名义下，始终由发达国家所操控的绿色革命，在那些渴盼着与世界接轨的广大前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所向披靡。同时也正是初始的甜头让大家拥抱着“增长”这个最大的迷信，纷纷兴高采烈地调整自己的种植结构和几千年来的传统耕种模式，斩断本土经济的束缚，更快更直接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今天，当我们看到随着油价上涨而带来的农业生产成本急剧升高、生物能源让富人的汽车与穷人抢夺口粮、全球新一轮粮食危机全面爆发时，或许数十年前的根源早已埋下。就像耕地成为建筑用地后很难逆向转变一样，那些已经不知毛驴有何比较优势的乡村新一代是否还可能找回那早已失传的驾驴技艺——以及背后的那一整套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
当传统成为过去
为研究人民公社与中国传统村落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当代社会学学者张乐天教授指出：现代化在中国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这就是传统的带着温情脉脉外观的自然村落。星罗棋布的村落具有超稳定性的特征和极强的再生能力……它们犹如一个具有强大吸纳力的“循环的陷阱”，一切进步的因素，一旦进入村落，就被强大的传统势力所化解。历史在村落中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时间不是向前流逝，而是循环的，日月的循环、四季的循环、贫困与富裕的循环、生存与死亡的循环，这一切构成了村落生活的内涵……总之，村落制度缺少内在的创新机制，村落的发展有赖于文化的输入或外部力量的推动。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打破这种“循环陷阱”，比如改变村庄的时间，让农人们不再落后到“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而应该像现代城市人一样“不断向前看”。
然而，对在发展主义和全球化这一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单向轨道中追赶了近百年的我们来说，传统村落的超稳定性和极强的再生能力现今是否还存在?却需要大大的质疑：只剩下留守祖父(母)和留守儿童的村庄，当然不能说是“温情脉脉”；面对大门敞开的城市和工厂，那“星罗棋布村落”中的后代们，当然不像一些浪漫着田园牧歌的外来者所期待的那样，恪守着“背井离乡的不该”；象征着进步因素的科技产品——各种电器、手机、电子游戏，似乎也在购买力范围内最为快速地更新和抢占着市场；而对于父母依旧含辛茹苦供养着的一些农村大学生，更青睐的，或许是圣诞节、感恩节而不是传统的端午节和清明节。
可能，事实已如一些学者和大多数老百姓所期待的那样，乏味传统和无望循环的魔咒正在被有效地改造着。除创新机制外，外部力量和都市文化已经将村落毫无疑问地推向了现代和城市。
而被推动的首当其冲者，少数族裔文化将显得更为敏感。
这到底是一种倒退、一种无意义的坚守，还是更为根本的生态保护?
我们可能需要认真的发掘，传统是如何成为过去?——作为一种参照，在一种对“进步”的定义中，传统往往被认为非理性、非科学，甚至一文不值。原来悠长的历史文化，原应能够令普通人在面对市场、工业、国家的时候，还能保留自尊与自信。但是，在各种压力下，普通人逐渐与土地割裂，放弃祖祖辈辈留传的智慧，沦为工业的工人、市场的消费者。
就像中国传统农业里的毛驴或印度文化中的圣牛，自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的背后是一整套的做法、文化和价值。当我们告别了所有的这些，当传递传统的链条和社会基础不复存在时，毛驴——除了食用价值，就像动物园(其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其更象征着对越来越多物种的“动物园化”，以不断巩固人类中心的幻象，以完成所谓“保护”)里的其他动物一样，只具备有物种或某些人的怀旧价值了——自然，当再度被现代人与耕作联系在一起时，会显得那么的不协调与可笑。
在没有毛驴的耕地上，悄悄变化的，还有主人们的生活方式。终于来临的现代社会快节奏让物质和消费成为衡量我们生活质量的晴雨表，节俭的传统美德和知足常乐的修身标准在“新世纪的消费理念”和越来越容易的“更新换代”面前，越发显得迂腐。既然“循环”被打破了，科技和广告也解放了我们，《明天会更好》的歌声给了我们多么美妙的心情，为何不多去享受越来越廉价的生活?
在没有毛驴的耕地上，为化肥鸣不平者同时也非常理性地分析着：年轻一代的新式农民成长起来以后，和有机肥料的感情已经越来越远了，要他们重新去摆弄那些传统的有机肥料已是勉为其难了，尤其是在使惯了干净方便的化肥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在没有毛驴的耕地上，那个由世代农民们根据自身与乡土环境互动中所发展出来的乡土知识和智慧自然也随着农民本身地位的日趋边缘而受到贬抑，而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农民知识就自然无关痛痒了，新的机会需要新的知识。
而我们可能要为这个互相联系着的现象付出代价，不仅是一般的生态代价，更是文化的代价。
当传统遭遇雪灾
正是2008年春节，再次提醒我们，近年来几乎年年都发生着多年不遇的极端天气，不管是此前的重庆大旱还是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雪灾。生态环境的变化、全球暖化的影响、能源危机、后毛驴时代的各种恶果已经不再是科幻片中的想象，而实际成为了我们的真实体验。
同时它也警醒我们，以高科技和方便快捷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竟是如此的脆弱。大雪压断电缆导致电网中断，电气化列车因此无法开行，这又使电厂急需的煤炭无法运抵，以至人员、物资流通受阻，正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乱。公路和机场的冰封，使铁路的困境更加凸显。交通依赖电力，电力又依赖能源，能源又依赖交通，而经济又依赖上述三者的循环。在三峡能断流、神舟能升天的今天，如果没有了越来越依赖的能源和各种外部条件，现代社会将可能“死机”。
这使我又想起1990年代能源危机中的古巴，虽然全国上下都弥漫着痛苦和绝望，但也正是这个痛苦逼着他们不成为被越来越升温的温水煮熟的青蛙，而是奋力一跳，一点一滴地找到让他们持续下去的做法。
而那暂被困在铁皮车厢里的我们，是否会在二十四小时后大舒一口气，再次以与我无关的身份去观看那每日发生的“生态危机新闻”。或许，大家会开始在电视媒体和潮流的吸引下使用环保型产品，吃有机食品，更新环保型汽车，但并不会降低生产和消费水平，因此，资源消耗，废物增加，环境污染的趋势并不会因此而停止。
在今天，认为技术天生善良的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创造出某种东西，就应该把它创造出来，而早期社会却努力了解新技术将对其生活方式和地球产生何种影响。我们今天看来简直离奇古怪的一种固步自封的守旧意识，在当时往往有助于保护社群的稳定性并维持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曾被某种伦理观念长期抑制，这一伦理观念的特点是不图积累，把经济和技艺置于社群(包括自然环境)的通盘考虑中。经济活动及支撑
经济的技术当时仅着眼于社群及其生活方式的存续绵延。中世纪后期，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成长才解开了技术发展的锁链，释放了贪得无厌、物欲至上、自私自利这些力量。而资本主义的天生法则就是使经济活动突破社群的既有藩篱，不断求得增长，它的兴起自然解放了科技力量，使科技服务于日益扩张的经济。而这一切也都只是以距今不算久的近代为开端。
作为农耕文化中“播种—耕种一收获—再播种”和四季循环新起点及丰收与播种的间隙-，春节既是一年辛苦的总盘点，对新一年的新希望，更是全面的休息和整装待发(所以各地习俗中都有不同的禁忌，以让劳作一年的人们享有真正彻底的休息)。但如此丰富的内涵，在举国上下一片被带领出的倒计时(这些西式对时间的想象方式，正在电视台年复一年的号召下成为了我们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声中被淡化了。
当我们的民间可以为韩国人申请端午节为他们的世界遗产而愤怒时，是否有人以同样较真的态度去关注这些千百年来的习俗是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是否有人在越来越没有“年味”中做更多的比较和思考?
当警报成为消费
因为观众需求和喜好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灾难片已成为全球商业电影市场中的新贵，从表现自然灾害的《未来水世界》、《后天》到表现人类整体灾难的《末日浩劫》等等。所以，当“9·11事件”发生时，竟然有路人一直在呆呆地看着，在等待着大团圆的结局，因为我们已经分不清眼前是否正是一部好莱坞超级大片的拍摄现场。
虽然情节和特级效果越来越逼真，但灾难片的不变结局总是人类的最后胜利和英雄(通常是英俊勇敢的美国白男人)拯救世界。总是在观众惊险连连的同时，不忘让观众最后长舒一口气，也以此换来高涨的票房。似乎越来越多将来我们可能面临的灾难都已经或正在成为了有惊无险的题材，它从现实和观众的日常体验中寻找着灾难发生的合理因素，在获得观众共鸣的同时生产着获救和胜利的快感，而这些也越来越成为现代人——日益依赖更多外在刺激才可保持我们的兴奋与时尚——的必要娱乐及生活方式。第二天，原来还饱含热泪和痛心疾首的影院观众依然在水泥森林中穿梭，依然排放和吸收着越来越多的工业尾气。难怪好莱坞电影导演曾以顾问的形式被反恐策略家请去。
然而，响起的警报是否因此而结束，明天之后大家真的就可以从此过上正常和幸福的生活?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消费，似乎可以成为缓解现代人普遍焦虑症的一种有效办法，但当不断被“大团圆结局”的娱乐工业所捕获，原本让人们警惕和自我改变的警报——是否也可能像“狼来了”故事中小孩所说出的谎话一被无意地消解了。
更具悖论的是，作为最为基本的权利——吃上健康和无污染的食品(原本应该和吃饱饭一样)——反而成为一种奢侈、一种时尚有闲的标签和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专利。而那些有幸可以自留健康农产品的农民则不能如消费者所想象的那样，把有毒的卖给别人，专留无农药的农产品给自己。因为其所卖出的有害农产品可能更先让他们直接地接触到农药，让他们比分散间接接触的消费者更加难以逃脱。
而我们又不能只对农民谈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东西，虽然农民懂得这些东西，他们当然看到了几十年来农村环境发生的变化，但是当全世界都在追求着“现代”、追求着“发展”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期望农民来遭受损失以承担“可持续”重任，所以如果要推广这种方式就只能以金钱为诱饵，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有机农业”，因为现今有机食品价格高昂，完全可以弥补因为减产造成的损失，可是有机农业其实是一个西方化和商业化的概念，虽然其起源于中国农业的生态循环和天人合一思想，但在西方的推广中它已经被技术化了，必须有严格的记录和认证你生产出的食品才会被称作“有机食品”，而农民没有记录的习惯，单户农民也无法承担昂贵的认证费用，即使把农民组织起来做了认证，我们也无法保证可以按有机食品进行销售。
在这样的两难中，“小农”难以持续的“有机”，眼下正被越来越多商业资本所接管，其高昂的价格更让普通的消费者望而却步，而其中的价格差有多少是真正支付给作为生产者的农民的?这种可能形成的新垄断正同时让那些以其他形式恢复有机耕作的农民(团体)面临更多的障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新兴的“绿色生活”正在成为流行时尚——节能汽车、绿色装修材料、环保型写字楼，小区内设立回收站(回收后的物品远远他方，而在该处的再造工厂中怎么污染就不顾了)。而对于反思汽车文化本身、保护社区文化生态的完整(不让地产商连根拔起重建，而使原社区居民四处漂移)等更根本的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不正符合西方国家及一些财团要推销其环保科技的新消费潮流，它如何能够避免“绿色环保”反而成为富人们更进一步侵占他人“环境空间”的借口?进而成为无产者的任务和有产者的风光。
以科技医治科技
现代社会不仅带给了我们便捷快速、高消费、高耗能、高污染的结果，更让我们形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当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不是深入地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依据同样的逻辑，以可能带来更多问题的办法来进行解决。用更多的农药杀死更多的虫子而逼出“超级害虫”是这样，用更为残酷全面的战争对付恐怖行动而引出更深的仇恨也是这样，而眼下给人们带去很大期望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更是这样!
而那些从第一次绿色革命获取丰厚利润的企业，则又一次发现了生物科技可能带来无限商机和新的扩张垄断机会，开始大量投资研究开发新品种，合并收购更多种子公司和化学品公司，以保证利润的增长。
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则是：在DNA重组技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出现时，这一阶段的主要从业者都是大学的科学家，他们自己也呼吁暂停关于DNA重组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某些开发基因工程技术的科学家离开大学，开始自主建立生物技术企业。在这个阶段，对安全性的考虑在生物技术奇迹的口号下则被搁置一旁了。
根据这个同样的发展逻辑，还有另外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以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然而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对环境和生态进行保护的科学技术，全世界的资金也足以用来解决诸如水质大面积污染和大气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但“环境一生态”恶化还是在一步步加剧。这说明，“环境一生态”破坏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环境一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正是这种“代价论”的滥用，常常有利于维护一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及安排，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和悲
剧几乎都可以在“代价论”的粉饰下获得其合法性：殖民主义也带去了科技的传播，侵略战争也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官僚集权体制也曾促进了GNP的提高，这些都可以被有些人视为“成绩和代价”、“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都可以在“代价论”的逻辑下得到肯定。因此，对“代价论”必须具体分析。问题不在于增长和发展有没有代价，而在于这种代价是否超过了社会或社会中某些阶层可以承受的程度?这种代价是由谁来承受?
无论是前者的“以科技医治科技”，还是后者的“先污染，再治理”，都将“现代科技”与其背后的操控者及复杂的社会历史脉络割断，包装成为了“中性、独立”的形象。而马格林则指出：技术的发明既是针对控制的需要，也是针对效率的需要，有时是追求控制多于追求效率。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非对技术进行本质化的理解和归纳，那样可能既无效而且还掩蔽了更为根本的问题一正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屡屡引导着人们开发并接受对环境有害的技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竞争和积累构成了生活的唯一法则，任何东西，不管多么神圣或罕见，都将成为市场活动的对象。大自然必定会被当作一种仅供掠夺和剥削的资源来加以对待。自然世界的毁灭，决不仅是自以为是所犯错误的结果，更是资本主义的无情生产逻辑所带来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科技中心论”中那温情脉脉面纱下的科技并非真的易于接近，其背后都往往被“专利权(知识产权)”法则所控制。
本来制定专利和知识产权规则是为了防止盗版。而现在，这些规则却成了西方科学家和大企业盗窃第三世界国家穷人传统知识，并将它们据为己有的手段。罗马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总干事杰弗雷·霍亭博士在此基础上指出，“专利使得随便一个发明者却能够操纵我们的农田和园圃。大笔一挥，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就被一场合法化的经济劫掠行为一笔勾销。”(见《失窃的收成》，范达娜·席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而以社群为主体的知识和理念却被加倍地压抑，新形式的知识将更为便利地赋予国家和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控制普通消费者——人民大众的权力。
当越来越多从海外归来的朋友们，对比着国内日益严重的污染，兴奋而不无羡慕地谈起“人、乡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欧洲时，对比着原来教科书中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雾都”伦敦，大有上当之感。殊不知，这正是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动成为“环境友好型”欧美的巨大污染转移场，而全球化转移后的污染总量及影响却将大大超过从前。
“科技医治科技”也正是这样一个可转移的矛盾，但它却让我们接受了科技万能的迷信，给了一个“随着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的危险幻象。
农民的选择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农民的选择却不断减少，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选择是农民自己的意愿，正是他们用脚投票的结果。否则，当初毛驴之争时，为何是与毛驴最有感情的农民会成为反对的最大力量。
类似技术的选择显然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这种农民自动淘汰毛驴的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显然忽视了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正如我们所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条件下，让小农放弃灵活的牲畜而自动农机化无疑是非常困难，但在当时前苏联援助重工业生产线上马的情况下，利用农业合作化体制进行农机化的推广，本身就和统购统销及人民合作社体制一样，都是特殊时期的国家战略需要。
而在化肥的运用方面，虽然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消费国，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连续二十六年以年均30.9％的速度递增，但之前我国农民在作物生产中都以农家肥为主，基本不施用化肥。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农业交流会上，全国各地的老农回忆了农药、化肥的推广过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这些东西的，它们刺鼻的气味使农民觉得这些对生命有害(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如此)，然而政府强行把这些东西扔到农民的土地上，因为它们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农业的现代化，如今农民已经彻底地接受了这些东西，三十年前他们觉得“这点化肥能有什么用”，而今天当我们决定不用农药化肥时，村里的老农已经不相信我们能种出庄稼……
为了提高产量，村民使用更多的化学肥料和磷肥，同时为了杀虫也用更多的杀虫剂。路修了，煤气罐被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他们用煤代替树枝来取暖、烧饭。为了省事，大部分村民不再堆肥。他们很满足于吃饱穿暖。一些人失去了工作的热情，即使他们并不富裕，他们每天吃喝玩乐，等待别人的帮助。那些买了拖拉机的富裕农家也不会在冬天土地冻结之前翻耕土地了。
现在的土地是成片相连的，如果你翻耕了土地而其他人家没有的话，害虫就会飞到你的田地里。如果你不用杀虫剂的话，害虫同样也会飞到你的田地里。现在要产出绿色食品是很困难的……
这反映出了这些年农耕传统丧失的具体过程。人们不再把自然当作一个生命体系，而只是靠它来谋生。追赶现代化步伐的渴望取代了对现实生活及土地的关心、，但土地却是农民们仅有的可以依赖的东西，他们无疑是对自然集体剥削和掠夺的直接受害者。虽然比起1950年来，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分别增加了十倍和十七倍，粮食产量仅增加三倍，但农民们却有着更精确的计算：如果减少化学投入，农民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劳力来制作堆肥和用生物学方法控制害虫杂草。如果他们想要节省时间和劳力，或不知道怎样堆肥，那已经必须购买的有机肥(原来则无需购买)就远比化肥贵了。采用有机农耕对农民来说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可能得到的产出水平较低，尤其是刚开始几年。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有效办法把分散的有机耕作者和新生的有机食品市场联系起来，高产低质及全球市场已经把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压得很低，真正按有机方式耕作出来的农产品却可能难逃普通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分散农民又根本负担不起政府有关部门收取的高额鉴定费。这样一来，实践有机农耕对农民来讲意味着高风险和低回报。
所以，我们不能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因为当前我们的人口增长客观需求和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的消费主义已经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土地资源因快速城市化而不断被大量占用，水资源被过量开采，这些当然都使农业资源日益短缺。而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作为产业的增长，其结果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物化劳动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失去可持续的基础。
显然，作为全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也只是目前大的发展环境和逻辑下一个受同样影响的部分。
别的不说，就说2005年那场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冲击波，全国报名人数达十五万，收视率突破10％，超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决赛
收视人数更是达到了四亿。而这么多观众同样也可能来自被“明星梦工厂”所呼唤着的农村，当我们为这场据说可能给中国人带来民主的练习而欢呼时，对于大多数参加不起的农民观众来说，除了发短信和观看节目以进行遥远的选择外，还将收获一种参与的想象。
同样的想象，在他们面对形形色色的高新技术时同时具备——尤其当这些技术被与代表着“先进”的广告／电视联系在一起，并由于背后的经济利益而被供上神坛时。那些远远挑战自己原有生活经验的“神奇种子”早已让使用者没有进行选择的空间和信心，同样的“放羊循环”故事更被“打工循环”所取代(打工为了什么?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娶媳妇；娶媳妇为了什么?生娃；生娃为了什么?打工……)，作为投入产出比相对不高的弱势产业，农业似乎更没有理由成为被选择的对象。
作为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香港学者文思慧博士对湄公河沿岸六个国家的不同人群进行了调查和访问，希望能更多地了解那些被主流媒体和权力集团所掩盖的本土居民的声音，结果指出：说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是lI按照人民的意愿”而铺设的，这种说法明显地忽视了现代化排山倒海而来的历程，它包含了宣传、教育等意识上的霸权主义。这些霸权将可能以大众文化的名义或包装而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社会形态解释为中性和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
超越二元对立
行文至此，似乎我们很容易地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是否我们正在美化和浪漫化传统?我想我们绝非此意，否则如何同时面对历史上的各种匮乏以及由此所产生出的更多紧张和压迫。
传统是什么?当我们说传统的时候，又是以什么为参照?谁在说着传统?所谓的传统又是如何被表述、呈现和想象?——似乎更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不是不变，而是按照当地人与生态的情境而不断改善，以本土生态为念而长久生长演变下来的。
作为一种现实的问题和处境，正如《天涯》杂志所组织的南山生态论坛上各位学者们共同指出的：“环境一生态”和发展问题，常常被构造成二元对立和两难的困境：似乎要发展，就要破坏“环境一生态”；要保护“环境一生态”，就只能牺牲发展、忍受贫穷。这种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流行话语正在很多人那里内化成某种“常识”或“共识”，阻碍着人们对发展与“环境一生态”问题做任何严肃而富有积极意义的探讨。……但我们关注“环境—生态”问题，并不否认人们追求日益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合理胜。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一生态”保护的相对平衡，本来不也是“舒适”的应有之意吗?
而越来越多类似争论的背后，都是“传统一现代”、“乡土，民间知识一现代知识”、“人类一自然”、“增长—贫困”等对立矛盾。将各种问题诉诸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似乎更成为中国现代化话语在分析中国问题时的最主要特征。
但从另一个角度，却反映出我们想象力的匮乏和局限。我们希望的不是一种简单回归，而是新的建构。既是重视传统，尤其是孕育传统的土壤，更是批判，批判那些抽离人们实际生活，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以此希望能打开更大的开放空间。
作为早期发达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和英国政府的长期顾问，E.F舒马赫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对当前的“发展”本身表示了深刻的忧虑，但同时，他更大胆地提出：“大量生产”帮助不了世界上的穷人，只有“大众生产”才能帮助他们，由于“大众生产”利用最好的现代知识和经验；因而易于分散，适应生态学的规律，缓和地使用稀少资源，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而不是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而“中间技术”则是让这种状态成为可能的技术，它大大超过以往年代的原始技术，同时又比富国的超级技术简单得多，便宜得多，自由得多……如果当前发展中国家将一千英镑的技术渗透到本国经济中去的企图，不可避免地会以惊人的速度扼杀一英镑的技术。而我们要推广的“中间技术”正是一种介乎一英镑和一千英镑之间的技术。我们也可以象征性的称之为一百英镑技术，它与“土技术”(往往处于衰退的状况)相比，生产率高得多，与现代工业资本高度密集的高级技术相比又便宜得多。
除提出理论，E.F舒马赫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中间技术”的现实研究和推广，其生前创办的“中间技术”研究中心至今仍然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挥着作用，无疑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但要超越各种二元对立，同时需要改变的，还有我们对“他们”及即将开展工作的定型化和近乎封闭的想象。
2006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开始举办生态农业培训班，学院工作人员尝试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新模式是建立在对“生态农业问题的理解应来源于乡村社区之内而非之外”这一观念的认同上。因此，生态教育并不是人们接受新概念的过程，而是人们重新发现当地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能通过正式课堂教育由“专家”教授“非专业人员”而得以建立，却需通过交流和反思，把人们目前的生活与处境、历史、风俗、礼节等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对生活的理解。
在这次培训交流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普通农民而不是农业专家。他们回忆并讨论生活环境的变化，例如：以前村里的河水可以作为饮用水，但是现在变得越来越脏。他们一起回忆这几年村里的鸟类是怎样减少的，并讲述着在使用化学防疫药后养鸡场的鸡是怎样死去的。这些都是当地人民重新考察自己的生活，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的过程。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开始注意到自己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但人们还是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种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所以人们必须面对并思考怎样更好地协调解决。
而一旦将“过去、现在、将来”之间建立起联系，问题和解决措施也就变得逐渐明了。他们回想自己父母／祖父母的实践，并且认识到这种传统农耕实践中所可能蕴含着的智慧。学员们分享着害虫控制、堆肥、土壤保养的方法。在讨论中，他们发现“有机农耕”并不是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深奥技术；他们互相坚定信念：即使不使用化肥他们仍然可以种出比使用了化肥更美味的农作物。这些都进一步使学院的工作人员确信在生态农耕技术上农民比他们懂的多得多。
而对于参与交流学习的农民来说，“有机农耕”不再是一个外来的现代理论，而是他们祖祖辈辈发展并实践过的东西，是他们自己的知识，是被他们忽略甚至丢弃了几十年的知识一正是由于这种丢弃，使他们对非化学方式的农耕失去了信心，更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在培训班中，他们有机会接触并重建与传统农耕知识系统的关系。通过了解这些，农民不仅认识到传统农耕较之于化学农耕的优势，而且也知道为什么传统农业会有这些优势。这样的认识因此重建了农民对自己和自己所做事情的信念。
正是这次培训，让我们看到主流论述和自己想象中所简单化约了的农民——似乎他们都只是忽略自己及消费者健康，不关心或没条
件关心环境，没办法与化学农业说“不”的消极被动群体。
虽然有着各种限制，但正是其中的许多学员让我们看到来自草根的活力及可能性，或许这也是一种来自生产源头的、不是单纯环保的可持续生活实践。
后记：思考与行动
作为当年晏先生和老乡们开展工作的帮手和重要工具，至今毛驴仍在默默地耕耘着，或许当年的晏先生不可能想到小小毛驴能带出这么多的问题，能再次作为工具而刺激起我们的讨论和思考。但“由毛驴所引发的思考”却再次印证了他的那句老话——在中国谈农村问题和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这种说法目前似乎正被西医及实用主义哲学所击溃。
当作为一个行动者时，我认为“知”易“行”难。
而当我暂时能够更专注于思考时，我发现，“知”一点都不比“行”易，尤其一种更为彻底和挑战性的“知”，因为它已经被太多的现实和错综复杂所包裹。
想想，当我们尝试去反思毛驴、能源和生活方式时，身边正有多少人正日夜期盼、身心投入的上着热门“驾校”，他们可能是我的老师、朋友、家人、乡村建设的志愿者，总之，都可能是希望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的善良的人们。
的确，当Radical这个词汇因为革命的恐惧而给大家带去“激进、不现实、暴力”等想象时，是否还有人去追溯它的本意或另外一层意思——回到事情的根本!因此，有香港学者更准确地翻译为“基进”。
而正当许多类似语言和行动资源都已经被污名化、蔑视，甚至成功消解时，反思如何成为可能?批判如何还能够具备改变及建构的力量?行动如何可以成为打开新想象的载体，而不是堕入犬儒主义的泥潭或在“为行动而行动”中使无力者更加无力!
既然社会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自然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如果用一种非平和的手段去谋求一种平和的生活状态，在我的眼里正如同拿着枪去告诉别人不要用枪。
整个社会运动或许也要避免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习惯，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需要自身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和视角。
今天，我们不是在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寄托无谓的乡愁——可能我们都已经喜欢和习惯于对一些不同的声音做出最快速的评价，就像我们可以从对“失败者”的审判中获得自己所期待的解释和快感。
我们也不是悲情地为毛驴和传统农业唱着挽歌，我想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对那个——曾经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那个养人的农业，那个作为我们整个文明载体的农业!
潘家恩，学者，现居香港，曾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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