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坚

　　

　　在如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实践精神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们的脱贫攻坚电视剧中就能清晰地呈现出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种精神和梦想，走向国际并获得国际认同，只是时间问题。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相关题材影视作品产量巨大，涌现出《江山如此多娇》《装台》《温暖的味道》等一批乡村题材作品，赢得了观众群。2021年元旦前后，正午阳光出品的电视剧《山海情》和《大江大河2》，更是分别获得9.0和9.4的豆瓣评分，成为现象级作品。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何以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平民视角与国家叙事相结合，强化了意识形态共同体，成为共同体美学的一种呈现。

　　共同体美学的建构

　　2020年前后的扶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创作实践，为中国电视剧创作开拓了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也为其美学建构树立了标杆。历史上，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两本著作奠定了社会与民族意识形态共同体构成的理论。而在文艺理论领域，共同体美学的提出和建构直至21世纪初，才普遍被认同与接受。共同体美学的理论渊源在电视剧领域的出现，最为显著的是关于影视剧的民族特征的探索，学界普遍接受影视剧蕴含民族性和身份认同的观点，而扶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则是共同体美学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的典范。

　　过去的观点认为，“土得掉渣”的扶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往往不受市场待见。除非是跟随政策导向，由政府买单，否则很难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远不如古装玄幻、谍战悬疑、都市青春这些娱乐属性更强的类型电视剧更受欢迎。新世纪走到第三个十年后，国产电视剧发生了奇妙的逆转，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异军突起，这批立足当代中国城乡普通民众生活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获得了口碑和收视的双丰收，也使得共同体美学的建构有了最为扎实的载体。

　　当主旋律和时代脉搏相吻合，和民心民意相一致，就不再是应时而作的“命题作文”，而是终将汇成时代洪流的“源头活水”。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对国家而言，脱贫攻坚的续章是乡村振兴，实现小康的下一阶段是奔向现代化，中国当代史的书写就是进行时态的人民生活、生产实践;对国产电视剧创作者而言，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涌现的鲜活事例，是难能可贵的勘探点、钻井台，“写好当代中国故事”才是未来可撬动的创作富矿;而对观众而言，“改革开放”“脱贫攻坚”“2020实现小康”这些原本写在政府报告中的名词，转换成为难以磨灭的影像记忆，而这影像记忆，具有共同体美学的特质，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经历的激荡年华。电视屏幕上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父老乡亲—边远、贫瘠的山村、烟火气息的城中村、南腔北调的方言杂糅，为什么能够瞬间激活国人的情感记忆，甚至可以跨越代际、地域？恐怕正是共同体美学的奇妙魅力在起作用。

　　共同体与在地性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题材国产剧一般以都市场景居多，但其中的弊病在于剧集过多展现华服美颜以及与普通民众生活不相称的奢华装潢的室内外布景，甚至可将其称为是“时装剧”。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无可厚非，但这并不代表以柔光滤镜和虚假繁荣的场景来粉饰现实，以至于所谓的城市显得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全然成为了红男绿女的都市布景板。

　　脱贫攻坚剧开创了另一种更接地气的当代题材，这里的“接地气”是指每一处“脱贫攻坚”的发生地都是故事展开的根据地，具有无可取代的地域标识。《山海情》中的闽宁村，《江山如此多娇》中的碗米溪村，甚至包括《装台》中的西安城中

　　村—刁家村、《大江大河》中的小雷家村，这些村落有些是真实存在，有些则有虚构的成分，但无一例外均成为了观众魂牵梦萦的美好村落。即使是久居城市的观众，也对这些土屋矮墙相围、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心生牵挂、心生认同。细加分析，其实脱贫攻坚剧真正的主角是村庄，是亟待改换新颜的贫瘠之地，是让人困顿不安、却蕴含无限希望的田野。温饱线上挣扎的淳朴村民最能够体会到对一方土地怒其不争、却又爱之深沉的复杂情感。

　　以《山海情》为例，闽宁村对于村里的年轻人而言是“初时想离开，离开终牵念”的精神栖息地。剧终前主人公重返闽宁村，一个长镜头，青山绿水呼应着全剧最初的黄土漫漫，无须过多台词描述，其情感冲击力足够让观众热泪盈眶。这才是脱贫攻坚剧最为动人的情境—情与境相容，首先就源于对“境”的刻画。当代题材最忌空谈现实主义，却不落实“在地性”。“在地性”的体现只有一条标准，观众看完这出剧，是否能记住这方土地，是否有冲动有朝一日到剧中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科尔沁草原之于《枫叶红了》，凉山彝区之于《金色索玛花》，大娄山脉之于《花繁叶茂》……几乎每一部扶贫剧都对应着一处祖國的好山好水好村庄。

　　多年来有关行业都在呼唤“文旅融合”，其实“文旅融合”的核心就是文艺作品能够完成“在地性”的艺术塑造，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让当代中国城市、乡村都能拥有其独有的影像故事和人文记忆，这才会让观众愿意以“旅”会“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旅融合”。优秀的脱贫攻坚剧拓展了关于中国这片大地的影像疆域，毕竟中国的疆域如此广大，民族如此众多，南腔北调杂呈，即使身为中国人，即便走遍大江南北，谁又敢自称了解中国？所幸有了这些优秀打造“在地性”的电视剧，凭借一个个真实动人的影像故事，为中国地图点上地标，当这些地标越来越多，越来越鲜明具体，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趋向完型，共同体美学的建构也蔚为大观。

　　扶贫题材影视创作的“平民视角”扎根于“在地性”的影像书写，“在地性”不仅是指特定地域的刻画，还包括演员“接地气”的表演。扶贫剧的热播让观众重新认识了一批当红演员，当他们饰演满口方言的村民，身着土布衣服，一路趔趔趄趄，摸爬滚打，竟然让观众一时之间都无法将他们和以往的屏幕形象相联系。事实上，演员应当游刃有余地塑造各色人等实属分内之事，但演员需要好作品加以滋养，如果市场不断催生粗制滥造的类型作品，无形中也局限了演员的角色塑造能力，而扶贫剧开发了当代中国影视剧演员的一片全新的角色领域，他们为了塑造好“脚底带泥自芳华”的农民，努力学习方言，揣摩平民的肢体动作，甚至放弃光鲜亮丽的外在形象，成为真正的平民角色。

　　平民视角下的国家叙事最为中肯。这其中的逻辑非常容易理解：只有得到人民认可的国家治理才最具说服力。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召开获得了国内社交媒体争相点赞，这其中多数是来自群众的由衷赞美，如果没有影视剧作品向观众展现了那些默默耕耘、甘苦自知却永不言弃的平民英雄，想必大多数中国人只会在新闻联播、报刊文摘中读到他们的事迹，新闻的传扬显然不如电视剧影像的传播更具效力，那些陌生的地域、陌生的名字当然被书写在历史卷宗里，被镌刻在纪念碑上或陈列于博物馆，但是为这些英雄所写就的影像故事却能在中华大地上传扬。

　　从国家叙事到国际表达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飞速发展有着各种质疑和猜想，中国的减贫事业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减贫事业的背后则是中国梦的精神内涵和实践路径，其实影视剧创作和播映也是一种具体生动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建立在电视剧文本和现实语境的对话之中，在这种文本间性的对话过程中达成意识形态共识，我们从前强调的主旋律其实不需要刻意倡导，也不需要夸张的煽情，一切自在平实、朴素的叙事中徐徐展开，在此过程中因着文化凝聚力，日渐达成一种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在如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实践精神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们的脱贫攻坚电视剧中就能清晰地呈现出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种精神和梦想，走向国际并获得国际认同，只是时间问题。

　　当代史的采集和书写方式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史的书写是共同体美学风格电视剧创作最需直面的难题。关于当代题材影视作品在主旋律影视创作中的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此无需赘述;而关于其创作难度，则不可不提。看似遍地都是素材可随手采撷，但创作过程绝非简单的闭门造车：一方面是事无巨细的田野考察—考察不仅是下生活、蹲点采访，还包括观察、分析相关历史事件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项要素，方能不脱离相关史实和历史逻辑;另一方面是要体察民心舆情，善于把握时代脉络，在此基础上塑造可亲、可信的角色，因为电视剧中的人物必然会在一个较长的播出周期内，伴随观众共同成长，因此角色须拥有足够的成长潜力，既有鲜明个性又含人类共性，方能引发观众共鸣，令其信服。

　　以《大江大河》为例，改编自作家阿耐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该剧当年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剧隆重推出，该剧甫一问世，就打破了大家对主旋律影视剧的刻板印象—不走高大全、但求烟火气。该剧中几位新生代演员，以往在不少影视剧中以都市偶像型角色亮相，但到了《大江大河》这样“土气十足”的剧组，没有华服美妆和柔光滤镜，却能发挥出十成的表演功力。但话又说回来，酒香也怕巷子深，一部艺术质量上乘的好作品，还需获得观众的正向反馈，资本市场方才愿意一部一部地投拍下去，将“爆款”栽培成常青树。《大江大河2》的故事还未讲完，第三部已列入观众的愿望清单，颇有乘胜追击之势。

　　《大江大河》这部聚焦当代史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可谓生逢其时。新世纪以来，在人文社科和文艺创作领域，为“改革开放”立传其实酝酿已久，渐成一股风潮。阿耐的《大江东去》成书于2009年。此前两年，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出版，一举填补了中国当代商业史书写的空白，这部专著聚焦1978年至2008年的中国企业奋斗史，讲述改革年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企业家故事，探讨改革开放中各类经济运行模式的得失，考据严谨，论证扎实，同时又不乏曲折动人的故事性。中国当代企业家故事题材很快引起了影视界的兴趣，2013年上映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也算是国产电影相关类型的填补空白之作，两岸三地，好评如潮，奖项拿到手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网络文学领域，20世纪初兴起的“工业党”题材小说自成一派，主张用工业知识体系促进国家发展，并完善社会治理。对于中国的工业强国之梦则充满激情，《超级能源强国》《神级学霸》中的男主人公，恰好把穿越的时间点放回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颇有些类似《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学霸人设再加上拳拳事业心，一路所向披靡，亲身实践工业强国、科技兴国的伟大梦想。只不过网络小说为了满足爽文的娱乐功能，故事性强，但在人物塑造方面过于扁平粗糙，文学性差。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业党”文学将民族主义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在中国年轻一代网民中渐具影响力。正所谓独木不成林，阿耐小说《大江东去》的诞生以及电视剧改编之所以顺理成章，应当感谢这片丰厚适宜的“文学土壤”，这样的文学土壤契合于时代需求，是现实语境的必然产物。从此，“改革开放”不再只是书写在政治课本上的名词概念，这段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当代史，借由文字或影像，转换为一群前仆后继的平民英雄群像。

　　《大江大河》的文献价值同样无法被漠视。阿耐的原著《大江东去》以年份为章節，从1978年开始写起，仿照着编年史的体例，细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年的变化，采集、重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营、集体、民营企业中诸多有名可考的风云人物事迹，并着重穿插国家政策、经济生活以及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后，自然不可能再采纳编年体，也削减改造了部分史实细节，甚至为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需要，隐去了剧中正面角色的部分利己念想或官场厚黑套路。但总体而言，电视剧文本以较为精当的视听语言重构当代史的部分面貌，重现改革开放历程的基本脉络精神。当然，历史学家未必完全认可一部电视剧的文献价值，仔细挑拣，必然毛病不少;或嫌其不够严谨，与史实多有出入，甚至所有的角色均为虚构、张冠李戴……但是对于无暇阅读史书的普通观众而言，这一尊重历史、立足历史的电视剧是他们“以史为鉴”、获取精神养料的绝佳渠道，更能促使观众在观剧后，进一步对照历史著作，比照现实问题，深度了解、反思历史之于个体生活的重要影响和加强共同体认同。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公布。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显然，国家乡村振兴工作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下一阶段，而随之变化的是影视剧创作要反映乡村振兴、促进乡村发展，表达更美好的共同体愿景。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