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廷

　　来自两地的舞者以身体碰撞书写出兼具我他声音的作品实属不易。我他之间最大的界限正是身体。个体身体的界限并非无法跨越，共通的欲望与情感能将我他连结。

　　身体为我他之间不可消融的界限，同时也为通向自我与他者的中介。《两地书》的三组舞蹈作品，展现了一场跨越我他界限的实验。舞者以多变的服装符码、层次丰富的编舞设计以及具有张力的动作语汇，使个体的形体特点、外在衣饰乃至内在的欲望情感，都能以一种可视化、戏剧化以及在场化的方式呈现。我他之间的关系在身体、语言的碰撞下，既保有鲜明的个性，又有相互冲击的花火。

　　两地的肢体碰撞与书写

　　“香港赛马会当代舞蹈平台”的《两地书》为香港艺术节与中国舞蹈家协会“培青计划”共同制作的交流项目，目的為促进内地与香港两地年青舞者的交流。来自两地的八位编舞出身、训练背景各异。编舞以语言为原点，由语言、意念的交流，落实为肢体动作、舞蹈语汇的交融。《两地书》由三部独立的短篇舞作组成：杨畅、张翼翔及白潍铭共同创作出《柚子·橙子·橘子》，李超、姚洁琪和杨浩的合作作品为《Fly Me to the Moon》，而《…after…》则由谢欣和潘振濠联合创作。

　　八位编舞大多为自由舞者、创作人，其风格强烈鲜明。杨畅、张翼翔及白潍铭擅长以肢体述说自我或他者的故事，如：曾任职于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张翼翔，编创过中国版的胡桃夹子《过年》；曾任北京现代舞团的杨畅以自身追梦经历为蓝本，创作出《远方》。三位舞者共同创作的作品不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反而是回归个体的形象。李超、姚洁琪和杨浩编跳皆擅，李超曾任中国歌剧院舞剧《赵氏孤儿》的舞编；姚洁琪除了擅舞，其曾任舞蹈电影《Place in Motion》的编导；而来自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杨浩，在其独舞作品《直言不讳》中反思舞蹈的限制。三位舞者的作品《Fly Me to the Moon》，除了具有可视化的符码、物象外，其亦不乏对人与人、人与外界关系的深思，及其三位编舞的风格、特色。编舞谢欣与受戏剧训练出身的潘振濠曾参与经典作品的演出或制作，前者曾在中葡合作的《春之祭》中任中方编舞，而后者曾参与邓树荣戏剧工作室《麦克白》的欧洲巡演。《…after…》既具有谢欣风格的暴烈肢体动作，同时又糅合了潘振濠的戏剧思考逻辑。八位编舞经历了语言、意念上的争执、磨合，才生成了三部舞作。

　　三部舞作虽然为独立作品，但三者并未限于各自的言说。而是跨越个体的形体限制，以符码、欲望和婚姻关系为切入点探索、思考我他之间的关系。

　　以符码标签肉体

　　《柚子·橙子·橘子》透过运用对比鲜明的服装符码，将我他个性、外形的差异可视化。此作的可视化效果与灯光以及服装符码运用大有关系，我他在形体上的区隔被突显。三位舞者在开场以及结束时，以极具冲突感的三套服饰标签自我：杨畅身穿凤褂，张翼翔身穿西装，而白潍铭身穿高跟鞋以及女装外套。舞者分立在三束灯光下，如橱窗里的假人般伫立，然后在麦当娜的流行乐下走起模特台步。服装符码为标签个体肉体与个性最直接的方式，三位舞者的自我标签对比鲜明，极具视觉冲击性。

　　相比起另外两部作品，此作的符码以及舞者身体指向的并非舞作的角色或群体关系，而是舞者自身。舞者的外在特点、性格差异正为舞作生发的原点。舞者先以三言两语道出自己的身形与性格特点，再以多段三人舞突出其形体之别。其中一段三人舞，身形最矮小的白潍铭每次被夹在另外两名舞者中间时，头部会被二人按下然后身体向下沉，再跃起。此段三人舞带有孩子气以及恶作剧色彩，同时亦展现了身高差异之下个体与他者的关系。我他之别在外观上有着不可改变的差别，后天的自我标签更强化了我他不同。观众从舞者的身体以及语言，窥视到个体的差别。

　　此作最可惜的地方在于其止于符码以及肉体表象的区隔，而没有深入我他的内在关系。相对于另外两组以不同层次及视角审视我他关系，并将个体内在的欲望、情感作相互交流碰撞。此作以形体之别与符码标签强调我他之别，舞者如并立的橱窗模特，流为一种并列对比的关系。而舞者对其选用的符码又未加以延伸，如：富有性别流动的色彩的凤褂与高跟鞋。符码变成了身体上一个平面的符号，虽然光鲜亮丽但无法通往个体内在。

　　以欲望连结彼此

　　《Fly Me to the Moon》将身体置于虚实混离的场景，并以个体内在的欲望连结我他，展现了编舞丰富的想象力。此作的舞者并非以形体特点的差异、物象符码指向舞者自身，而是聚焦在个体与他者共有的欲望与内在情感。

　　三位舞者的独舞以虚实相间的编排，展现个体内在的欲望。而三段独舞并非为并置、断裂的关系，个体的欲望与他者紧密相连。李超将自身对理想伴侣奥黛丽·赫本的想象投射在充气娃娃身上，并与之跳了一段双人舞。其与娃娃手拉手滑行，其后充气娃娃被其置于背上、手向上直伸。个体的性幻想以一种富有幽默感的方式呈现。爱恋关系以及情欲并非只能建立在人与人身上，假人在男舞者浪漫的想象下弄假成真，成了其亲密的舞伴。舞者的欲望与音乐高度结合，舞者在奥黛丽·赫本的歌声下跳起双人舞。舞者的情欲对象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附托在假人身上。虚实混杂交替增添舞作层次，亦制造出现实与想象拉扯的张力。杨浩与李超除了各自与道具的独舞外，二人的一段双人舞亦相当具有玩味。两位舞者在各自独舞时的音乐都与恋爱求偶相关，杨浩在双人舞中戏仿李超双人舞的伴侣─充气娃娃，模仿充气娃娃的手向上伸、被置于舞者背上的动作。舞者主动将自我的身体物化，但其物化后反而得以与他者建立亲密的关系。个体与他者借着欲望产生了一种似真似幻的情感关系，我他关系的变幻性在此作富有层次的编排下能充分展现。我他的关系是一场欲望转移，个体私密的欲望非但没有将自身与他者区隔，反而成为了相连的可能性。

　　轻重倒置的婚姻关系

　　《…after…》的编舞将我他关系定位在婚姻关系的前后变化，并把我他关系戏剧化。此作的张力在于舞者的肢体动作与其内在情感，乃以极端对立的状态相互融合。在呈现婚姻关系初期的一场双人舞，女舞者躺下，男舞者以女舞者的脚掌为着力点，将之拖行、拉近自身，女舞者挺身回抱。躺下被拖行的动作带有暴力联想，但女舞者被拖行时丝毫没有表现出痛苦，反而将我他角力的主客关系变得平静轻松。女舞者的芭蕾训练，使之在动作上的收放能达到举重若轻的视觉效果。其挺身回抱在视觉上将激烈的情感、大幅度的肢体动作优雅化。

　　除了化重为轻的编舞设计外，在展现婚姻关系的情感转变中，肢体动作的设计又再一次出现轻重关系的倒置。女舞者将身体伏在桌上，将桌子往舞台后方推。其双手往后，两手手背相贴，手指张开，再十指反扣向外拉。女舞者动作的重量感并非来自于物，而是其向前倾的动作以及手部紧绷的状态所造成。情浓之时没有不能承受的重，但情变之时连轻也会变重。此作肢体动作的戏剧性及张力源于动作的轻重倒置，而动作又与婚姻关系、情感消长紧扣。

　　舞者的身体动作源于个体与他者关系的变化，身体成为了直接与他者对话以及自白的中介。两位舞者的身体因动作设计的颠覆性以及戏剧性，而成为了情感饱满、在场感强烈的叙事载体。女舞者的身体尤其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在最后一幕，她一边以言语道出物非人非的感触，一边让蜡油滴在手背。身体的痛感以一种兼具诗意以及暴力的方式呈现。其行与“蜡炬成灰泪始干”有指涉关系。物象、舞者身体与婚姻情感环环紧扣，浪漫的烛火与灼热的痛感两种极端的情状融合，极具情感以及视觉冲击力。舞者的身体成为了观众进入他者身体感知、情绪的通道。《…after…》为三作中戏剧色彩最浓重的作品，其戏剧性不但是来自于舞者的叙述、情节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身体强烈的在场感以及动作设计的颠覆倒置。

　　来自两地的舞者以身体碰撞书写出兼具我他声音的作品实属不易。我他之间最大的界限正是身体。舞者的身体为其与他者交流的中介，但身体的外在特点、内在差异又成为了其与他者融合的障碍。三组舞者展现了一场我他关系的实验，个体身体的界限并非无法跨越，共通的欲望与情感能将我他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