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

　　欣逢新诗百年华诞，回望中华诗词的百年风雨，展望诗词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相信对于团结诗人们共同努力，推陈出新，携手攀登创作高峰，都有其积极意义。

　　一、戛玉敲金有愁遗：中华诗词的沧桑百年

　　传统诗词历经二千多年的风云激荡，已根植于华夏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传承至今。回顾中华诗词的成长，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生存状态，感慨之余也令人欣慰。

　　1、在打压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前后，白话文兴起，新诗诞生。同时，传统诗词受到严重打压，被贬称为旧体诗，甚至被当成“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加以扫荡。当时新诗（白话诗）的开拓者们，无不把新诗和传统诗看作誓不两立的事物，他们不但自己和传统诗决裂，也反对别人写传统诗。在这种情形下，传统诗確实走人了低谷，进入了沉眠期。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华诗词并没有消亡，仍然顽强地生存并成长。

　　我们认为，1919年至1976年是传统诗比较艰难的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传统诗词运交华盖，道路坎坷。但是，它还是在艰难跋涉的过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大约60年的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到1931年。这是新诗的萌生期，也是传统诗的坚守期。这一阶段诗词的主要力量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南社”诗人。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团体，它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南社社员人数达1180余人。1917年因对“同光体”的评价发生争论，南社内部开始分裂。1923年南社解体。虽然诗社解体，但其影响始终未绝。二是“学衡派”诗人。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辅等七人，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开辟“文苑”专栏，大量刊登传统诗词，除了黄侃、胡小石、汪东、王伯沆、胡翔冬等人外，还有陈三立、夏敬观、汪辟疆等同光体诗人与胡先辅、梅光迪、吴梅等原南社成员。虽然《学衡》在1933年7月终刊，但“学衡派”学人诗的骨干力量却成为“五四”后诗词创作的大本营。三是从事新文学创作却仍然坚持传统诗词创作的文学巨擘。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新文艺工作者和新诗人写的诗词，为传统诗词突破陈旧狭窄的语言环境，开掘富于时代感的主题和构造新鲜生动的意象，以及造就诗歌语言新鲜活泼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阶段从1931年到1945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抗日题材的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战时期，是新诗继“五四”之后的第二个高潮，也是传统诗词焕发青春，走出困境，重登大雅之堂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新诗的创作可谓波澜壮阔，诗人勇敢地吹响了抗日战争的嘹亮号角，形成了抗战“史诗”。而传统诗也一样佳作累累，发出时代强音。1941年5月，在重庆的诗人聚会，决定以端阳节为中国诗人节。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艾青、王亚平、何其芳、戴望舒等新诗作者，也有于右任、汪辟疆、林庚白、田汉等传统诗作者，显示出新旧诗体不分畛域的动向。而且，从事抗战诗词创作的队伍也显得相当庞大而精锐。1997年杨金亭先生编辑的《中国抗战诗词精选》，收入抗战作者237人，2007年解放军红叶诗社编辑的《抗日烽火诗词选萃》收入作者266人。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和抗日将士。他们创作的抗战诗词，谱写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光辉篇章，形成了恢宏翔实的抗战史诗。可以说，抗战诗词和新诗一样，是中国诗史上一座峭拔的高峰。

　　第三阶段从1946年到1976年。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传统诗词再次走入低谷。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毛泽东同志对旧体诗词的认识，毛泽东虽然自己创作了优秀的诗词作品，但他在1957年1月12日写给臧克家等同志的信里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和和特殊的影响力，以致中国的教育界、宣传界很少关注，甚至是有意限制传统诗词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来自史无前例的“文革”冲击。“文革”期间，一些人把传统诗词当作“四旧”一起批判，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传统诗词再次受到重创。在这数十年间，传统诗词虽然受到压制，备受摧残，但没有销声匿迹，仍然顽强地生长着。比如大家熟知的聂绀弩先生，他的诗词创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而且达到了他个人诗词创作的高峰。

　　鉴于此，我们说在这近60年中，总的是传统诗在打压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同时也证明了传统诗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2、合时代脉搏，现复苏曙光。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山岳低首，万民同悲，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但遭到了“四人帮”的无理阻挠和压制。4月5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悼念的高潮。人们云集这里，将诗词贴在纪念碑上，挂在松柏枝叶间，并在人群中朗诵。还有人当场谱曲，带领群众歌唱。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四五”事件。英雄的首都人民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例如著名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等。之前诗词一直处于低谷，不可否认这些诗词在格律上是存在缺憾的，但是诗词这种古已有之的形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乃至表现新的社会生活、表达今人的思想感情的适应能力，却由此得到了雄辩的证明。

　　天安门诗歌运动是非常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这种现象再一次昭示着：传统诗词的形式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跳动着时代脉搏。“天安门诗抄”既有文学价值，也有着极为宝贵的史学意义。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萌芽的思潮。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抄”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拉开了传统诗词复苏的序幕。

　　1977年到1987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应运而生，诗词的复苏呈现燎原之势。各地诗词组织、诗词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自发地产生，而且很快就遍及全国。特别是1981年，《当代诗词》杂志在广州创刊，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引起诗坛极大关注。在此期间，中华诗词学会从1984年开始筹备，1987年5月31日正式成立。中华诗词学会从那时起，逐步地成为全国诗坛上组织活动、创作研讨、沟通联络、引领方向的最大诗词平台。中华诗词由此真正开始走向了复苏。

　　3、抓发展机遇，筑复兴之路。1987年到现在，由于经济和文化上的改革开放，久受压制的传统诗词获得解放，创作呈井喷现象。各地诗词组织与刊物也大量涌现，尤其是1994年《中华诗词》杂志的问世，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成倍增长。目前，学会会员已发展到两万七千余人，并且每年还在以兩千余人的速度增长。《中华诗词》杂志发行两万五千余份，《中华诗词通讯》印发两万余份。据不完全统计，散布民间的传统诗词社团有两千五百多个，期刊上千种。全国各地诗人、诗词爱好者约在两百万人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网络诗词尤为活跃，用手机、微博创作诗词、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年轻人的加入，为传统诗词创作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诗词的热度正在持久上升。而且，近年来，中华诗词的诗教工作发展迅速，截至当前，全国共授予“诗词之市（州）”20个，“诗词之乡”215个，“诗教先进单位”205个。我们所追求的“政府行为，社会效果”也初步显现，而且，各地的积极性还在不断地增长。

　　当然，复兴之路可能比较漫长，道路也并不一定很平坦。我们要抓住机遇，既要有信心，也要下大力气打造和推出诗词的精品力作，坚实地构筑起中华诗词发展的复兴之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诗词学会在繁荣发展中华诗词上责无旁贷，理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积极作为，有所建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勇于探索，大胆实践，认真研究新形势下诗词事业发展繁荣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应对的新举措，努力为传统诗词注入时代精神，激发各地诗词组织的生机与活力，使诗词事业呈现出新的气象和面貌。

　　二、吟魄千年自骛驰：中华诗词的社会功能与诗学本体

　　中华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诗词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和智慧，蕴含着天人合一、包容开放、平衡节制、中庸仁和等一系列优秀的精神财富。纵看古今，那些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经典诗词作品，都包含着对时代问题的追问、对现实人生的观照、对社会生态的考察、对历史大势的深思；又无一不是以真求美、以质修文、以现实的深度赢得艺术高度的。正是它们，绵延不断、前后接续，形成了一部独特的社会文化史，动态地提升着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也正是它们，不断地向后来者重申着诗词创作的根本要求：根植人民，观照时代，无愧历史，面向未来。

　　1、兴观群怨的现代阐释。孔子在《论语》中言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又云：“不学诗，无以言。”中华诗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闪耀着夺目的光华，散发着醉人的芬芳。自古以来，中华诗词就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着华夏子孙的灵魂，孕育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到今天，中华诗词仍然在陶冶性灵、抒发情感、启智育人、丰富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兴，有振兴、复兴、兴起、兴替、兴隆、兴旺、兴盛诸义。而诗之兴则可以弘扬正气，激发斗志，振奋精神，培养品格。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诗词的主旋律和重要内容。“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这些气壮山河的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远大理想和浓烈的爱国情怀。一腔忠愤、无边浩气都在诗中喷涌而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祖国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勇赴国难。吹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号角，写下了一页页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檄文。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气象万千。诗坛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一批讴歌主旋律、反映新时代的诗词作品应运而生，热情地歌颂了华夏子孙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观，是通过客观事物表像的观察，洞悉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提高人们的辨识能力和感知能力。《毛诗大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古往今来，前辈大贤都是在观察物象、体察时政、了解民情中获取信息、吸取教益的。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鹊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等，都是诗人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总结了自我的经验体会，悟出了人生真谛，成就了稀世箴言。

　　群，有集聚、凝聚、汇聚之意。“故近者聚而为群”（柳宗元《封建论》）。中华诗词自古就有凝聚感情、汇集人心、团结大众的作用。它可以鼓舞斗志、激发豪情，为一个共同的理想或愿望而舍生忘死，奋勇当先。如《诗经·无衣》：“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展现的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冲天豪迈。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面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慷慨悲歌，读来忠愤满纸，字字血泪，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和生命认同。这些作品强大的凝聚力同样会让人们对国破家亡的沉痛带来共同的自觉和醒悟。

　　怨，有怨恨、责备的意思，落在诗词之中，就是借用辛辣讽喻之手法，鞭挞丑恶，针砭积弊，谴责社会不良现象，起到除恶扬善、惩前毖后的作用。古人在这方面有过很多成功的范例。如宋代林升所作的《题临安邸》：“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诗中抒发作者对那些忘记“故国”之人的感慨和怨愤。一首诗把那些纵情声色的达官显贵的精神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结尾“直把杭州作汴州”，是直斥南宋当局忘了国恨家仇，把临时苟安的杭州简直当作了故都汴州。辛辣的讽刺中蕴含着极大的愤怒和无穷的隐忧。入木三分，令人深思。而唐人王昌龄的《闺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则是怨之手法在诗中绽放的另一奇葩，读来别有情趣，显得春意盎然。

　　诗词的兴观群怨有着极其深刻的精神内涵。弘扬诗词的兴观群怨可以从不同层面、多角度、大视野地观察社会，反映生活，讴歌时代。诗词也将因此而焕发出更加绚丽的时代光彩。

　　2、中华诗教的时代价值。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诗词和诗教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与生存发展，对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形成，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同样诗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作为传统教育的主要手段，以诗育人、以诗化人是中华诗教的精髓所在。在中华儿女全面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秀文化，传统诗教在今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无法估量的时代价值。

　　（1）诗教对人品格修养的影响。诗教传统源自儒家文化。“诗教”一词，始见于《礼记·经解》篇：“温柔敦厚，诗教也。”由此可见，诗教可以作为国家的教化手段，可以用来丰富学识，修身养性。高尚的人格追求、远大的政治理想、深刻的人生哲理都可以在诗中得到完美的表达，从而使阅读者受到心灵的震撼和启迪，进而融入血液，注入灵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沁园春·雪》）等等。读到这些经典佳句时，会让人油然而生豪气，不管人生有多坎坷，也不管前途有多迷茫，我们依然信念执著、一往无前。经过诗教的陶冶，有助于培养人的进取精神、开拓理念，有助于培养人的同情心理、悲悯情怀，也有助于造就人的赤子之心、担当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诗魂就是民族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能对人的精神潜移默化的主要构件。

　　（2）诗教对人创新能力的影响。诗词使中国人精神飞扬，灵气生动，感觉精微。追求高远深邃的精神家园和高雅粹美的生活境界，把人生价值与审美价值结合起来。所以，诗词能够促进和提升人的创新能力和进取精神，尤其能够提高人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古人对诗词的创新有过很多描述，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刘禹锡《杨柳枝》）；“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赵翼《论诗》）。爱因斯坦也说：“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直观的形象思维，尤其是诗词丰富的想象力对创新思维的启迪有着巨大的作用。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生活日新月异。高科技依赖高素质，高素质有赖于高潜能的人文修养的开启。开展诗词教育是一项培育创新思维、开放意识的长远规划，也是一项强基固本、修身齐家的重要举措。没有创新意识的民族，是没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同样没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也就会缺乏创造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能力。

　　（3）诗教对当代文明的影响。通过诗词的阅读欣赏和实践创作来实现对人的教化，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着悠久且相似的传统。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强调诗歌的道德价值，亚里士多德则主张诗教的审美愉悦功能。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则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新观点。而中国诗教的形成和体系的完备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的。从《诗经》《论语》到《神童诗》《千家诗》，中国都一直坚持以诗教为核心的美学教育，利用诗词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在社会上开展以诗育人的教化活动，使诗教成为国人心中一项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和生生不息的人文源泉。如劝人热爱祖国的“扶衰忍冷君勿笑，报國寸心坚似铁”（陆游《大雪歌》）；劝人廉洁奉公如“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鼓励战士奋勇杀敌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劝人孝敬父母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教育人们珍惜时间、发奋学习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颜真卿《劝学》）；劝人珍惜粮食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古诗二首》）。这些经典作品的学习和理解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塑造人格精神，构建当代文明有着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

　　3、诗言志、诗缘情的当代意义。“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具有纲领性和里程碑的意义。《尚书·尧典》最早提出了“诗言志”的论点。于是，先秦时期“必称诗以喻其志”的文化习俗成为上流社会公卿交往的标志性存在，“赋诗言志”也成为士大夫和文人墨客之间的一种艺术时尚。这种“志”并非诗人本身才华、性情和意志的表现，而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培养出来的那种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才能的真实流露。诗的原则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发乎情”而又“止乎礼义”。诗的主旨是满足“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社会需求。

　　“诗缘情而绮靡”则是晋人陆机《文赋》中的经典语录。他明确了诗人的内在情感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作用，使个人情感自此摆脱了从属地位而成为诗歌的重要内容。陆机提出“颐情志于典坟”，“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的主张，都强调诗词作品恰情悦性的主要功能，他把诗人的情感建立在对客体的审美观照之上，使之成为一种韵味无限的审美情趣。

　　明志言情乃为诗，志与情都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概念。“志”偏重在礼俗政教，它受人的思想观念的支配，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而“缘情说”打破了情感要遵循于“理”“道”的传统，确立了情感在诗中独立的本体地位，使诗从政教功利的教化工具转为个体生命的歌唱。其实志与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很多时候是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情志统一、以情明志、以文达意也是诗人常用的表现手法。《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都曾提出美刺谏讽说，充分阐明了“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真义，情与志的进一步融合构成了诗词作品的抒情特征。

　　千百年来，言志抒情就是诗人词家们表达意志、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诗词言志抒情在当下的意义取决于当代诗人的精神生活以及诗词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中，传统诗词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由言志缘情带来的古典诗词艺术，其审美价值之高，社会需求之广，都已无需论证。作为传统诗词的主要表现手法，它在人们鉴赏诗歌、陶冶情性以及各种文学创作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代诗词的创作和鉴赏仍然离不开言志和缘情这个范畴。从毛泽东、叶剑英、董必武、胡乔木到聂绀弩、李汝伦、刘征、霍松林等当代诗人的作品，无一不是言志缘情的有机结合和生动体现。面对科技社会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人们有太多的志趣需要表达，有太多的情感需要抒发，有太多的压力需要释放。于是言志缘情的中华诗词便成为人们调适心灵、寄托情感的最佳载体。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温厚丰富的精神资源，言志缘情这种精美绝伦的艺术表达，已成为当下人们理想的精神家园。随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随着人们对经典阅读的渐次深入，言志缘情的中国传统诗词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华。中华诗词这一文化瑰宝也必将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职责，为中国梦的伟大壮举放声歌唱。

　　三、满树繁枝犹有待：中华诗词的趋势前瞻和发展愿景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就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能够扫除颓废，振奋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诗人和诗评家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造。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益，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1、新诗之崛起和诗词之开拓。中华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情、中国梦的重要载体，凝聚着民族精神，体现着时代风貌。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无论人类的文化背景如何不同，作为宇宙间的万物之灵，它总有一种共通的、永恒的情感，成为人类终极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悲悯、善良、奉献，以及对信念的坚守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鲁迅先生说：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中国梦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中国梦对世界来说，就是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社会。这恰恰是诗人们的本质精神所在。可以说，中华诗词艺术是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最温馨的工具。每一位诗人的心里，都有温柔敦厚的琴弦，不管他采用新诗的形式，还是采用中华诗词的形式，都会弹奏起深情的乐曲，以优美的作品歌唱人间的真善美，以增进自身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上世纪初期出现的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凤凰涅檠》，是最早升起在中国新诗天空里的灿烂星辰。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李金发的《微雨》、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阿垅的《白色花》、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鲁藜的《泥土》、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穆旦的《赞美》直到余光中的《乡愁》、纪弦的《你的名字》、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郭小川的《秋歌》再到食指的《相信未来》、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伴随着百年长途的铿锵脚步，新诗为中华诗歌长河注入了澎湃激情和汹涌活力，也为中华诗歌宝库积累了崭新的创作成果、审美经验和艺术启迪。

　　传统诗词，并没有伴随着新诗的崛起而默默消失，而是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接受了新的审美质素，开拓出了新的境界，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活力。柳亚子、苏曼殊、陈去病、宁调元、陈三立、马君武、郁达夫、吕碧城、沈祖、聂绀弩等众多诗人，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名篇佳作。尤其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众多中共领袖人物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成为一时诗坛风尚。

　　百年回首，尽管新诗和诗词两种诗体的互相争论和辩诘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两种诗体并行不悖、共存共荣、比翼齐飞的现实发展，也给我们的诗坛营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诗歌写作场域毕竟不是奥运会的赛场，诗人也毕竟不是奥运会的选手，我们不需要采用一种诗体战胜另一种诗体的竞技方式来分出胜负，也不用让新诗和传统诗在诗体层面分出高下输赢。两种诗体合力共存，在百年诗歌史上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百年诗歌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百年的民族心灵史。可以说，崇尚新变的诗歌（无论传统诗还是新诗）每次都是勇敢地冲在时代思潮的前面引领风骚。无论怎样风雨如磐，怎样曲折坎坷，总是在时代脉动的第一时间传递心灵的火焰和思想的光辉。一篇篇閃耀着光辉的诗歌，为我们保存的实际上是我们民族奋进道路上的一份份精神标本和感情档案。

　　2、排除偏见，诗坛共荣。新诗与诗词本应同气连枝，共同构建出中国诗坛的绚丽风光。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两种诗体之间缺少互相沟通和理解。舒芜先生甚至曾经发出过“两个诗坛”的感慨。主要在于新诗界与诗词界都过于各自为政，自以为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忽视了应该互相学习的问题。

　　谈到两种诗体的关系，坦率地说，双方都面临着一个排除偏见的现实瓶颈。就诗词界而言，摆正诗词和各种姐妹文体尤其是和新诗的关系，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补充、比翼双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的现实问题。新诗和诗词，都是诗坛的一部分。新诗的崛起和诗词的开拓，是争奇斗艳、充满活力的诗坛风光。诗体虽有新旧之别，诗心却是相通的。百年新诗，留下了不少艺术瑰宝，但也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和遗憾。散漫无缰、虚无缥缈、空洞无物的新诗作品令人生厌。百年诗词，有不少风骨清奇的传世佳作，但也有陈词滥调、附庸风雅、萎靡颓唐的陈旧作品。好的诗歌闪耀着一个时代的思想火花，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分量、审美经验和生活智慧，是百年诗坛共同的文化珍宝。新诗与诗词，谁也不是谁的附庸，谁也无法忽略另一方的存在，谁也不要轻视另一方的成就。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新诗和诗词互相学习，互相沟通，加强交流和对话，相信我们的诗坛将呈现出另外一种更加和谐美好的发展愿景。

　　另外，对于一些借助新诗百年总结而刻意贬低诗词成就的偏见，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份公正、公平、清醒的学术立场。2014年5月24日海内外中华诗词高峰论坛通过的《海王子宣言》曾经指出：“诗词界要尊重其它的文艺种类，社会各界也要尊重诗词的社会地位。应当看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一些领潮者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时候有扩大化的倾向，把诸多传统文艺当作封建余孽而一概打倒。传统诗词是受冲击很严重的一个领域。时至今日，民族虚无主义的流毒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理，但远没有彻底肃清。”目前，还有些人士不肯承认传统诗词也能反映新的时代，甚至公开反对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反对当代诗词走进学校课堂，片面强调新诗的主体地位却不肯正眼看一看诗词的发展成就……不过，我们高兴地看到，关心诗词事业、研究诗词发展、为诗词振兴鼓与呼的同道者已经越来越多。不仅诗词的发展引人注目，楹联、辞赋等传统文体，也同样得到了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这是令人欣喜的一个文化现象。

　　3、向新诗学习。柳亚子先生在1942年8月曾经预言：“再过50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做旧诗的了。”他认为：“平仄是旧诗的生命线，但据文学上的趋势来看，平仄是非废不可。那么，50年后，平仄已经没有人懂，难道再有人来做旧诗吗？”社会的发展，证明传统诗词不仅没有死亡，而且还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时代活力。很显然，柳亚子先生的忧虑，是没有依据的。如果说诗词格律在反映当代社会方面，面临自我束缚和制约等诸多困境，那是传统诗词作者没有真正掌握诗词的创作技巧和创作方法，亦或是传统诗词作者没有足够的语言积累和文学修养。传统诗词是典雅的文体形式、精美的艺术表达。它有着精妙的表现手法和丰富的创作手段。它完全可以通过借代、借喻、通感、象征、寄情于物和借景抒情等艺术手法来达到反映现实生活的目的。我们有无数成功的现当代作品可以用来见证这一点。

　　诗词的魅力，需要用优秀的诗词精品来展现。诗词精品，要反映新的时代，要捕捉新时代里的生活感悟，要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需要汲取当代姊妹艺术尤其是新诗的艺术营养，从而起到精益求精、渐入佳境的作用。

　　近年来，诗词创作发展很快，怎样向新诗借鉴学习等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认为以下几点，是诗词向新诗学习时尤其应该刻意加强的。

　　①学习新诗灵动的语感和鲜活的句式。诗词讲究凝练，讲究音韵，偏重书面语。缺点是规矩严苛，词汇偏旧，同质化、趋同化的语言现象比较严重。而新诗的语言接近口语，轻快自然，可以吸收众多新鲜的当代语汇，适应更多的当代读者。比如鲁藜先生的《泥土》：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短短四句，内涵十分丰富。如果我们把这首诗中鲜活的口语硬性变成一首七绝，就可能无意中遗失了那种活泼自然的口语天籁之美。胡适先生在《谈新诗》中认为所谓“新诗”，即不受一切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自由活泼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状态，确实值得传统诗词作者认真思考。而传统诗词在如何加强当代口语的运用方面，需要向新诗学习的地方也的确不少。最重要的是克服古奥生僻、照搬成语、醉心用典等毛病，在每行每句都限定字数、整齐划一的形式之外，尽量突破窠臼，学习借鉴新诗明白晓畅的灵动语感和新鲜句式。

　　②学习新诗的创新思维和敏锐思想。黄遵宪、梁启超诸前辈主张的诗界革命，为诗词史标树了一个鲜明的分界碑。但是回眸百年诗词的发展，诗词界当年进行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改良尝试，并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观念的制约和束缚，相反倒是新诗却做到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境界，让诗歌得以“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新诗本身就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而诞生的。新诗形式也是解放甚至打破格律之后的艺术产物。新诗在题材语言和表现手法方面已经有着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从新月派、七月派、九叶派到朦胧诗等等，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等等，新诗一直处在一种无拘无束、求新求变的探索过程，从而也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亮丽明媚的诗苑风景。相较而言，传统诗词则面目相似度比较高，缺少众声喧哗的自由氛围，确实面临着革新和提高的时代任务，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多元化的审美生态，需要更增加一份新诗那样的青春活力和蓬勃朝气。

　　③学习新诗的现代转型和表现技巧。新诗反映新世界，表现新思想，营造新境界。千变万化，值得仔细体味的表现技巧也丰富多彩。新体诗人们用现代精神和时代目光体悟生活、感应现实，善于从立体思维方式进行打破常规的现代发现。新体诗人们采用现代蒙太奇、时空变换、视角转移等等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也常常令人有耳目一新的阅读喜悦。目前诗词界不少诗友们开始注重在诗词创作中借鉴新诗的表现技巧，尤其是不少中青年诗人，也包括不少网络诗人，在这方面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研究和总结。我也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诗友进入到这一和新诗相互融合借鉴的诗词创作队伍中来。

　　④汲取民歌和外国诗歌的艺术营养。学习新诗，也不应该忽略向民间歌谣和外国诗歌进行学习。胡适曾经把民歌称作“一切白话诗的来源”之一。民歌清新活泼，接地气，近民心，是百姓喜怒哀乐的真实心声，也为新诗提供了丰富的情感空间、艺术空间和意境空间。民歌大胆的表达方式，泼辣的语言风格，赋比兴的原生态，都是思想和艺术俱佳的诗歌珍宝。传统诗词学习民歌长处，是历代诗人们的重要实践，也是艺术进步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优秀的外国诗歌，同样给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丰沛营养。无论是深刻的意蕴，还是灵动的意象、鲜活的表现手法，都为我们的诗词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厚的营养沃土。

　　因为本届海峡两岸论坛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新诗百年纪念日的到来，所以我在这里谈论这一话题多了一些。总之，新诗和诗词互相学习，携手前行，将是诗坛一大幸事。同样，能够和两岸诗词家们共同出席一个论坛，探讨中华诗词的百年回望与发展前瞻这样一个有意义有意思的学术话题，更是诗坛一大幸事，也是人生一大乐事。诗词文化是我们两岸诗词家“共同的宝贵财富，共享的精神纽带，共有的文化基因”。叶嘉莹先生曾经说过“诗词使人心不死”。我相信，诗词就是我们心头互相传递的熊熊圣火。圣火承传，光明普照。祝愿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在我们两岸同胞的手中继续发扬光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深情，鼓呼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