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周日，大堂里也从未有人。电梯升到六层的过程中，女儿一直盯着看电梯后方镜子中的自己。门开了，强光、人声和推车声的喧闹、热气扑面而来。她沿着大厅的边缘向前走，在那些坐在桌子旁的妇人中寻找着她的母亲，围着同样方格围裙的母亲。妇人们都转向她，露出微笑。女儿的母亲起身，站在椅子和桌子之间。骄傲，因有人来看望。羞耻，因身处在这群彼此相像的妇人之中。正如昔日的女儿，她在操场的长凳上等母亲，见母亲到了，她就站起来。任由母亲亲吻。“我等的要是你就好了！”她并不期待探望，她很好地证明了在这里她有无数的事情可想。她在看电视。很多妇人穿着到膝盖的无吊带丝滑长筒袜，露出十分白皙且美丽的皮肤。
女儿领着母亲缓慢地走到房间。一个穿蓝色睡衣的男人等在電梯旁。一个盘着头的银发女人把手放在他的唇上，快速走过，没有说话。男人微微一笑，垂下眼。房间里满是黄色的阳光。母亲的同屋在窗口旁的扶手椅上，读一本连环摄影小说。女儿让母亲坐到另一把扶手椅上，给了她一块布里欧修。她看着母亲艰难地掰下一小块，犹豫地放到嘴里，接着迅速地吞下，然后重新来过。接下来是巧克力，她放到母亲手中前，先撕下了包装纸。高速公路上的喧嚣。对面房间里的女人唱着“来自圣·让的情人”。母亲把糖果悄悄塞进口袋，留着待会儿吃。女儿在母亲耳后涂上古龙水，给她冷冷的脸颊涂上日霜、用粉扑打上粉底。每一次，她都要触摸她的身体，向上卷起长筒袜，把眼神已变得暗淡的面容打扮漂亮。“洗完后就好多了”，母亲说。这是往日的话语，当她做完家务，洗漱化妆完，她就会这么说。每次探望，还有另外几句：“你坐，不会跟你多要钱的”，或者“你假期过得不错吧”。
她们面对面坐着。女儿什么都不想。有一种味道，被洒满窗口的阳光晒得热烘烘的。弄脏了的摇篮床上柔柔而又充满生机的味道。女儿小时候，母亲屈着膝在她身前，给她拉平衣服的褶皱或者修齐卷边。这一幕让女儿幻想成为夫人，而夫人变成女儿，想着想着就笑了。
护士来掀开被褥，给每张床都放了夜用的尿布。母亲看向了别处，女儿也是。有一次，母亲神情歉疚，“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控制不住了”。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睡熟很久了，手放在性器官上。女儿又领着母亲走向大厅，但她抗拒。她跟着女儿一直走到电梯，突然说了很多。女儿按下按钮，母亲颤巍巍的模样在两扇门之间消逝，她在动嘴唇。她在镜中又一次看到了自己。
她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五月的周日。领圣体时，那时的母亲个头高挑，穿着一身黑色羊呢绒裙套装和一双并不妨碍她赶路的超高高跟鞋。那时母亲四十五岁，正是她当下的年纪。
卡萨诺瓦酒店
在一叠写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期的票据里，我发现了一封P的信。一张白色的大纸折了四褶，精液的斑点让信纸泛黄变硬，蒙着一层透明的粒状物。信头右上只写着：巴黎，1984年5月11日，23：20，周五。这是那个男人留给我的所有。
在母亲因严重的精神问题被允许住院后的几周，我遇到了P，一位法律记者。她的情况日渐恶化，突然变成了老太太。我自问要如何才能够继续承受这个现实。走出医院，我僵在那儿，把磁带还是广播调到最大。那是蝎子乐队和《依然爱你》的时代。
P给我打电话，我也记不得是因为哪件事。电话里他的声音让我躁动。我想见他。他已经在位于罗马街的那家餐厅里，坐在以前我们见面的那张桌前。我想这就是个普通人，神情疲惫，一定年近五十了。我想我不该接受这顿午餐的邀请。尽管我渴望男人，我也不会和这种人做爱。尽管我喜欢他的声音和那充满攻击性又出色的交谈，分别时，我决定此生不再见他。当天夜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想到他，竟有一种强烈的要获得性高潮的欲望。
我因此没有拒绝几天后他在电话里的邀请，一起去博布尔中心看马塔的展览。这种感觉总是出现，那时我开始对男人有了欲望，我想立刻和P做爱，只为了结那让我别无他想的等待，这样就可重归平静。
约好的那天，我们在罗马街的饭馆吃午餐，看马塔的展览，仅此而已。我们只在一辆带我回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出租车里拥抱了。在开往郊区的火车上，我愤怒又沮丧，我还要继续等，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在飘飘欲仙前，我还要看望病中的母亲很多次，还要为她的胡言乱语流泪。
接下来的一周，P想方设法地让我难耐欲火，不断地打电话，向我倾诉他的欲望。我接受了某个中午和他做爱的提议，那是一家位于歌剧院广场的酒店——时间和地点同时符合他的工作需要和作为一个已婚男人的义务——当作一种释放。
一顿沉默、近乎紧张的午餐后，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它把我们放到位于和平街和歌剧院大街之间的一条热闹的小路上。 我们走进的那家酒店，大堂里挂着一个布告牌，写着：满房。一个男人出现了，我躲在后边，他和P低声说了几句。男人示意我们上楼。二层，昏暗的走廊里，出现了一个中年女人。我看到P给她钱。她打开一间房门，然后默默地退出来。这间房无窗，连着一个临街的小客厅。床上盖着一层人造毛的铺盖，四周环绕着镜子。我还记得，我们不到一分钟就赤身裸体了，那是第一次，他以一种轻柔和不同以往的技巧带给我高潮。走的那刻，那个我在镜子里看到的女人，眼神带光，看起来不像我。我摸到一缕被精液打湿的头发。我们在房间里只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之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快点回家。在郊区火车线上，我感到那缕头发变干、打绺、变硬，掠过我的脸颊。我想忘记这个下午，这个把我带到显然是寻欢的地方的男人，我怀疑他曾带妓女去过这绝佳的约会之所。在疲惫和满足中，我确定再也不渴望和他做爱。当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何要离开他，我只有一个愿望，和他再次高潮。
那年春天，母亲的病不可逆转地恶化了，我像疯子一样在我们第一次去的卡萨诺瓦酒店和P做爱。这是个僻静的地方，除了一些往来的人——听到轻微的关门声响——我们从不会碰到任何人。所有的房间都是昏暗的，都有镜子，有的是一面单侧的镜子隐藏在床头的床帘后。不能超过一小时——P支付的时间——这段时间里，贪婪定义了我们的姿势与交欢。这地点本身，一切都通向性，无论是否被定价，都刺激着出格的行为和最粗鄙的言辞——随后，这些再次在我脑中掠过——以卖淫之名。
在这些房间里，我会想到母亲。对我来说，需要高潮才能够支撑我看到她萎缩了的身躯，她沾满污渍的内衣。我需要到尽可能远的筋疲力尽的欢愉中，在精液与汗水的无助中，或许为了消除——或许为了抵近——那属于她的精神荒原。恍惚间，卡萨诺瓦酒店的房间和母亲医院的房间交错着。在那个春天，“做到死”，这句话对我来说不能更真实了。于我而言，这更会是一个机会，甚至近乎恩泽。
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当我到早了，我就会去奥斯曼大街上某个大商场逛一逛，“巴黎春天”或者“老佛爷”。在这里，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总有些女人欲火中烧，购物时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我就是其中之一。
酒店那幕之后，我们走向圣拉扎尔火车站。春日来得早且热，除了知道回家要乘郊区火车外，我处在一种柔缓的迟钝中，一种消除了任何过去或未来思考的迟钝。如果P有点空闲，我們就去画展或博物馆走走。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我们放肆地相互抚摸着。将近傍晚，P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说起下午我们做的事，设想着我们下次的剧本，正如他所说的，“致敬卡萨诺瓦”。他有一种色情电影和《阁楼》杂志里都相当欠缺的最高形式的精致的想象力。
我没有问自己是否爱P。只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去卡萨诺瓦酒店和他做爱。他说着“你爱我的身体，别无其他”，他，拒绝任何错觉。是否渴望一个男人的身体，仅仅是身体，不已经够多了吗？
面对母亲的状态，我不再反抗。当我去医院看她，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的双手，我不再对她的身体感到反感。
六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我们跨过酒店的门口，那个像往常一样放哨的男人快步向我们走来，喊着“满房了”并示意我们别过来。可能警察在或者刚刚来过。我们打车去了拉雪兹神父公墓，去那些荫翳的小路。但在这露天的地方，伴着树木和鸟儿的鸣唱，我们感到慌乱。我们只是偷偷摸摸地抚摸了对方。温热天气的作用下，P的脸变得红晕。像第一次，我发现他显得疲惫，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很多。
几天后，又一次尝试去卡萨诺瓦，结果依旧。P没有再找另一家酒店，我也不想去。那是在卡萨诺瓦酒店，一个温热的春天，母亲开始患病，我们的故事得以构建、安放，高潮迭起。
结果，我们见面的地方越来越远，在我郊区的家。当他有几个小时的空档可以乘火车时。他来时犹豫，走时很快，在我的公寓里显得很不自在。我等着他，无欲望无幻想。有些事情清楚了，成为常态。一次，我问自己：“他来这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最终不再见面的。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酒店所在的街道，即使它就位于歌剧院街区的中心，那里的商场很少。可能他有理由说我只爱他的身体，因为我只记得他的身体和与他在卡萨诺瓦酒店共度的时间。
我知道因这个男人——这个某日我在歌剧院站远远地看到的男人，已白了头——让我体会到肉体之爱的无限与神秘，体会到情的维度。
在每一种姿势中，每一次紧扣时，总有些是关乎他和卡萨诺瓦酒店的，如同一种无形的存在汇集了那些不再相遇的男女。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