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敏

　　在乡下，阁楼上不摆几个坛坛罐罐，算不上过日子的人家；坛坛罐罐里不装满几样干菜，那说明家里没有个贤惠能干的好女人。我家的楼上，陶罐、瓦瓮、泥钵、坛子，大的、小的、高腰的、细脚的、粗肢的，一字排开，摆满了阁楼。一年四季，里面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干菜。

　　顺着木梯，便能爬上阁楼。阁楼下，是我们一家人的卧室。阁楼上，是我们家这些干菜打盹儿的场所。我现在想想，阁楼上，大概是我家最舒适的地方。你瞧它，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地上的潮气够不着；贪吃的鸡飞不上去，嘴馋的猪拱不到，要是有一两只老鼠胆大想要胡作非为偷吃点什么，它蹑手蹑脚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早就出卖了它的贼心。你看，角落里，父亲买的铁夹子，一直在那里张开着铜牙铁齿，坐等着享受一顿饕餮美味。

　　这些坛坛罐罐里，不同的季节，会装满不同的干菜。干菜的种类实在多，有干豆角，干辣椒；有土豆干儿、红薯干儿；有萝卜丝儿、红薯丝儿，榨菜丝儿；有蚕豆、黄豆、红豆、米豆；有红薯粉、小麦粉、糯米粉……

　　母亲的记忆力总是那么的好。她随便就能讲出哪个坛子里储的是什么，哪个罐子里藏的是什么。母亲不仅记得这些坛坛罐罐里面装的是什么，她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坛坛罐罐里的东西还剩多少。日子过得清贫，可是母亲心里有一本账，什么季节该晒什么，什么季节该吃什么，母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母亲说起这些干菜的时候，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于一个农家妇女来讲，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干菜更珍贵呢？

　　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从一个高高的瓦罐里取出一木升子红薯丝儿。乡下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木升子。一木升子装大米，刚好两斤。有时候，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只好找隔壁邻居借一升。借过来的时候，大米装得平平的，还回去的时候，母亲总是将它堆得满满的。借回来的大米，总是要省着点吃，比如说，熬一大锅粥。清水煮白粥，总是让人吃得不觉饱，走起路来，两腿发软，两眼冒金星。大米粥，清汤寡水，实在没什么味道，我们总是不想吃。纵使吃了过后，老是不到饭点儿便要嚷嚷：娘，我的肚子饿了。母亲帮我们紧紧裤腰带，说，等一下，娘就给你们做饭去。娘生起炉灶，淘好两三把米，将从楼顶瓦罐里取出来的红薯丝一并放了进去。咕噜噜，不到一会儿，粥的清香、红薯丝的清香便冒了出来。我们在灶台边，敲着碗筷，流着哈喇子。

　　土豆新挖出来，堆了满满一房子，母亲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土豆宴、清炒土豆丝儿、红烧土豆块儿、土豆片儿汤、土豆泥、青椒炒土豆、油炸土豆丝儿；或者放在米饭边蒸，或者干脆给我们煮一锅土豆；奢侈时，母亲还会做一盘腊肉炒土豆。新鲜的土豆总不能一天两天吃完的，但总不能等它烂掉吧。吃过晚饭，母亲看了看天，说，这两天是好晴天，明天晒土豆干儿。母亲看天的本领，似乎比现在的天气预报还要准。

　　母亲把洗净的土豆放进大铁锅里，舀满水。父亲坐在灶门前生火。父亲是个教书匠，也是个烧火的好手。父亲在灶膛里架起木柴，熊熊的烈火烧得“呼哧哧”作响。锅里的土豆开始躁动起来，不断传来“汩汩汩”的声音。这声音，似乎是啜泣，又似乎是期盼。乡下的土豆，想必是知道它们终究会有这一天被滚烫的开水煮熟，然后被剥皮，切成片，晾在竹匾里，等着那火一样的日头晒过来；它们还知道，晒成土豆干儿后，在瓦罐里，它们可以待上一整年，自己的生命又多了十二个月。

　　母亲一刻也闲不着，把刀磨了又磨，把案板洗了又洗，把竹匾擦了又擦。我们也不能闲着，洗净小手，准备剥土豆皮。煮出来的土豆，一个个圆滚滚的，胖乎乎的，香喷喷的，闻着，便想吃一口。土豆多的是，我们尽管吃。我们给土豆剥皮的时候，刚剥出来的第一个，一定是进了自己的肚子。只是，这刚煮熟的土豆，第一个好吃，第二个说得过去，到第三个舌头便开始发麻，再也不想吃了。

　　母亲在竹匾旁放一碗清水。我们剥完一个土豆，便把手放在清水里蘸一下。我们的手好像是一支写字的毛笔。父亲写毛笔字时，写几下，总要蘸蘸墨水，然后再放进砚台沿边儿舔一舔。父亲舔好的毛笔，光滑顺溜，锋毫毕露，那样子，像是一个刚梳洗过头的小姑娘的那条黑辫子，好看极了。我们把沾满土豆泥的手放进清水里，手便立马滋润起来，剥起土豆皮，毫不费力。

　　薄薄的一层土豆皮儿，像是土豆穿的外套。只是，土豆大概和我们一样穷酸，衣服也没几件。我们轻轻一掀，土豆光滑的肚子就露了出来，胖乎乎的背便露了出来。土豆浑身长满肚脐眼儿，它们老是有些害羞，穿在肚脐眼儿上的衣服，老是不愿轻易被我们剥下来。我可不管，我用我尖尖的指甲，仔细地抠着，不一会儿，肚脐眼儿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母亲的刀工精准、細致、娴熟，一刀一刀下去，土豆片便一块一块诞生。母亲切的土豆片，厚薄均匀，从不碎块儿。弟弟也是个好帮手，将母亲切好的土豆片一块块整齐地摆在竹匾上，就等着太阳爬上山来。

　　大概半天工夫，土豆片儿在竹匾上开始蜷缩、变小、变薄。母亲带着我们将它们一个个翻了个身。母亲说，我们的日子何时能翻身啊。那时，我还不懂母亲这句话的意思。自从与爷爷他们分家后，我们兄弟三人便陆陆续续、像是赶趟儿一样来到这个寒酸贫穷的家庭。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块钱，母亲除了忙家里的事，承担着所有地里的活儿。母亲生大弟的头两个小时，还在地里挖土豆。挖着挖着，母亲觉得肚子隐隐作痛。心里想，莫不是老二要出来了？母亲加快了动作，挖满一担土豆，挑着便急匆匆地往家赶。回到家中，把扁担撂下，这才发现，裤子已被鲜血染红。母亲大喊隔壁邻居，婶子，快来帮我一下，给我烧一锅水，我家老二要出来了。等婶子一锅水烧好，老二便哭啼啼地降临了。

　　大概两到三天，土豆干儿便晒好了。晒好的土豆干儿金黄、坚硬，放在阳光底下，如一块金灿灿的玉。阳光照射在一块块金灿灿的玉上，照在母亲的脸上。母亲好看的脸上，有了如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土豆干儿烧肉，是最好吃的一道菜，可惜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了。上初中时，学校蒸饭，我经常在饭盒里蒸上几块，只要加点猪油，放点盐，吃起来便像是在吃肉。

　　除了土豆干，母亲还要晒干豆角、萝卜丝、辣椒、母亲晒的这些干菜，颜色大都保持着原本的色泽，捧在手里，能发出“铮铮”的金属响声。新鲜蔬菜还没出来，这些干菜儿便是餐桌上的佳肴。干豆角烧肉，萝卜丝烧鱼，哪怕是一碗辣椒干，都是味道奇佳，让人垂涎三尺。我生病前有段时间，吃什么都不香，母亲每顿给我做一海碗辣椒干，满满的一大碗辣椒干吃下去，吃得满口生津，吃得满头大汗，那一直高烧不下的体温随之降了下来。

　　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晒的红薯干。母亲晒的红薯干，大抵可以说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食。这些年来，我也吃过一些红薯干，在县城里的小摊上也买过一些，可没有一家做的红薯干能比得上母亲做的。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清晰地记得，母亲做的红薯干的味道，以及母亲做红薯干的样子，

　　同样是要等天晴，同样是要在灶里生起木胚火。做红薯干的红薯，母亲都要精挑细选一番，歪瓜裂枣的，有伤口的，个头太大或太小的，母亲一个也看不上。母亲挑选红薯的认真劲儿，比给我们兄弟几个挑媳妇还要细致。

　　做红薯干的红薯，母亲都要选红心薯。林清玄在《红心番薯》里写道：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那些番薯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散步回来时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奔走过的风霜。”

　　我也买过红心番薯，还给女儿亲手烧过红心番薯。那年，从医院回来，家中连吃的大米都成了问题，自然是拿不出钱给女儿买牛奶和零食。女儿刚满一岁，正值嗷嗷待哺、急需营养的时候。我有时候想想，这一辈子，亏欠女儿太多，小时候没钱给她买衣服、买吃的，现在条件稍好点却不能陪她。时间从不等人，一晃，女儿都快要上高中了。

　　女儿小的时候，我每天在土灶里给她烧一个红薯。女儿捧着红薯，从客厅跌跌撞撞跑到房里，又从房里扭扭歪歪跑到客厅，一口一口地吃着红薯，一声一声地嚷着“好吃”，就连最后的红薯皮也舍不得丢掉。那时，我的泪水就像是手臂上输液管里的抗生素一样，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母亲将挑选好的红心薯洗净，削皮，放进大铁锅里。这个时候，父亲这个再合适不过的烧火佬，已经将土灶里弄得热火朝天，火苗腾腾直窜。母亲说，火苗笑，客人到。儿子，你听听，这火苗笑得多好！

　　大铁锅里，开始冒白汽，泛起红薯的香甜。再过一会儿工夫，红薯就熟透了。灶上灶下，可讲究搭配，妇唱夫随，在我家的灶台前表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无可挑剔。我的父亲母亲，年轻时因生活艰辛困苦，吵过、闹过，可是他们从来没提过“离婚”二字。母亲爱唱黄梅戏，会唱样板戏，电影里的主题曲或者插曲，听一两遍，便能丝毫不差地唱下来。母亲没学过音乐，甚至连学校也没正儿八经上过，但是母亲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强。而我那有些木讷的父亲，不仅写一手好毛笔字，更是拉得一手好二胡。他们经常一个拉琴一个演唱。这不，做红薯干的间隙也不放过，母亲嘴里哼着，父亲将手中的火钳敲打着。逼仄的厨房里，歌声，火钳声，锅里的蒸汽声，开水咕噜声，灶里的火苗声，还有我们的鼻涕口水声，交织在一起。

　　母亲一边哼着，一边将煮熟的红薯捞起来，沥干水，放在比晒筐小的竹匾里。母亲趁红薯还冒着扑腾腾的热气，用铲子将红薯碾成糊儿。母亲不放过一块没碾碎碾透的红薯。母亲的眼睛清澈明亮，像是珍珠里镶着一颗黑葡萄。我总在想，父亲肯定是被我母亲那一双大眼睛给迷倒的。前些年，母亲的眼睛受眼疾困扰，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瞎了一只。仅剩的一只眼睛也只有一丝微弱的光感。看着母亲那凹陷、发灰、无神的眼珠，我总觉那不是我的母亲，那眼睛不是我母亲的眼睛。

　　灯光下，母亲将碾好的红薯泥里撒上黑芝麻。一粒粒干净的黑芝麻，洒在红红的红薯泥上，就像是晚霞的天边火烧云里飞过的一群大雁；母亲又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那些晶莹的白糖，像是夜晚的天空里眨着眼睛的星星。

　　母亲用手揉搓着红薯泥。母亲揉搓红薯泥的样子，和母亲和面的样子一样有力、优美。母亲这双手，做过太多的事情，穿过针引过线，淘过米和过面，砍过柴喂过猪，割过麦子插过田，打过我们也抚摸过我们。现在，母亲的这双手，每到冬天便会皲裂，像是松树皮，摸起来硌得慌。

　　和好的红薯泥，先切成块儿，再切成片，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晾干。那时，我还不知道有“雾霾”这么个词儿，天气总是那么好，冬天总有艳阳高照的时候。母亲切好的红薯片儿，大小一致，厚度均匀，四四方方。红薯片儿上面，均匀地缀着黑芝麻。暖洋洋的太阳底下，晒上一两天，等红薯片儿的水分散去，半干半湿时再收起来，切成条，然后再晒。

　　红薯条儿晒干后，用透明塑料袋封好，装进瓦罐里，等快过年时，用铁砂炒。炒熟的红薯条儿，放在嘴里，“嘎嘣嘎嘣”，又脆、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客人来时，抓一些放在果盘里；上学时，偷一把装在口袋里；嘴馋的时候，嚼几根儿；饿的时候，吃一把；跟同学闹矛盾想要重归于好时，塞一把母亲炒的紅薯干，他一定会“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前些日子，一个地方的花菜滞销，急得农民愁眉苦脸。公司里的老总自掏腰包买了一些回来，算是做点公益事业。可是，买回来的花菜该怎样处理？天公不作美，前两天温度还十几度，三九天里只需穿一件褂子衬衫。昨夜气温骤降，今天一早，太阳干脆不露面。这几吨的花菜啊，不仅急坏了菜农，更是急坏了我们。一大帮人，从装运卸切洗煮晾烤，忙活了一整天，还没见一颗花菜干出来。烤箱里，有的被烧焦了，变得黑乎乎的；有的还水灵灵、湿漉漉的。而一旁，等着进烤箱的花菜，正在风扇里，呼呼作响，打着鼾。

　　我突然想，要是母亲在这里，她将如何变着戏法将这些花菜变成干儿呢？

　　前几年，母亲的眼疾没这么厉害的时候，总会在我回家前做豆粑干儿。母亲做的豆粑干儿，用料讲究，用糯米、大米、小麦、高粱、大豆、芝麻、绿豆做原料，用石磨磨成粉，调成浆，一锅一锅烫出来，然后切成丝儿，晒成干儿。晒干的豆粑儿，母亲帮我用塑料袋装好，放进我的行李箱里。行李箱沉甸甸的，一大半是母亲烫的豆粑儿。每天下班后，我便烧一锅开水，抓上两把豆粑干儿，打一个鸡蛋，放点葱姜大蒜，几分钟，便是一顿佳肴美味。

　　母亲现在正在一家洗脚城里做着清洁工，每天给那些摇摇晃晃、进进出出的人们收拾着、打扫着，只怕再也没有时间给我做这碗我最爱吃的豆粑干儿了。

　　那些乡下的坛坛罐罐呢？那些清爽透气的阁楼呢？那些如玉如金属一般的干菜呢？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