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尼

　　番茄地

　　村庄的房屋整体坐北朝南（也许有一两家例外），站在院中，左右都是菜园，房后也是，叫做东园子、西园子、后园子。房屋和菜园形成“凹”字，菜园是瓦房的兜。

　　番茄在我们那儿叫洋柿子，那时没有圣女果、黑珍珠、绿斑马、矮生番茄等这类品种，都是大柿子，红柿子、黄柿子和“贼不偷”。“贼不偷”从结果到成熟都是绿色，容易隐藏，贼专挑红的黄的摘，所以叫“贼不偷”。

　　避免重茬，番茄地每年变换方位，换哪儿都能一眼看見。我们小孩子等待番茄成熟的日子是难挨的，番茄结果后，每天要去地里遛。雨后，大人不让进园子，容易踩硬土壤。总是听见母亲嚷：“都听着，不行进园子耙插！”

　　我们哪管那些，满脚是泥也要去遛。那泥真黏，能把鞋底变成黑船，拔不动腿。晴天也不让进，容易碰折秧子，秧子比小孩儿高。还容易碰掉果子，果子从小就怕碰，摸也不行，摸了再不长，慢慢化了。我们还是遛，猫腰蹲着，或趴地垄沟里，让大人看不见，也避免碰秧子。

　　谁愿意碰秧子呢，一碰，它就放毒，我们无法理解甜香的番茄为什么秧子一身臭气。说臭气并不准确，那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有苦，有涩，有辣，苦到极苦，涩到极涩，辣到极辣，又浓又烈，让人头晕，喘不过气。我们甚至担心碰到秧子会熏死在番茄地里。

　　总是姥爷给番茄掐尖打叉，隔几天打一次。姥爷抱一堆番茄叉扔在院中，我们就跑了。也不愿挨着姥爷，他身上好几天都有那味儿。姥爷说：“多香啊！”

　　姥爷去世后，母亲给番茄掐尖打叉。母亲也说：“多香啊！”

　　姥爷和母亲时常做同样的事：为闻味儿去捋番茄叶。我们怀疑大人和小孩儿的鼻子不是同一种器官。

　　终于能遛到熟番茄了。最初，没有一个番茄能待到完全成熟。半青半红时，我们就摘下它，放炕琴柜的被子里或高低柜的衣服里，以及木箱的棉花里，捂几天，捂得透红，捂得金黄，这才吃。对于有成熟经验的摘番茄高手，“贼不偷”藏不住自己，它的绿刚开始变老，绒毛刚褪尽就被摘了。到盛夏，番茄大量成熟，怎么也吃不完，它才在地里熟透。这时候有的番茄大得差点赶上南瓜。大人指定哪些番茄不准摘，留种。

　　姥爷和母亲又做同样的事：掰开留种的番茄，挤籽，淘洗，晾晒。挤过籽的番茄分给我们吃。

　　我们是这样摘番茄的。

　　来到番茄地，捏着鼻子，快速遛完几垄，找到喜欢的那个迅速下手，摘完迅速撤退。即使这样，也难免吸几口番茄秧的气味。我们大口喘气，用衣襟擦了番茄，掰开，比谁的更沙。然后边吃边说：“熏死人了。”

　　有一天，我终于感到番茄秧是香的了。这时，我已走过了很多路，打工路，婚姻路，生育路。必然，也经过了很多事。

　　我在城市嗅到番茄秧的香气，因为我在楼顶栽种了番茄。我和姥爷、母亲做同样的事：为闻味儿去捋番茄叶，多香啊。女儿却捏起鼻子喊臭。并不是怀念故乡，才感到它是香的。如果嗅到番茄秧的香气，必定是苦过涩过辣过，浓烈对浓烈，相融相侵了。

　　黄瓜地

　　黄瓜和番茄是蔬菜，也是我们的零食。等待黄瓜长大和等待番茄成熟一样漫长。其实，黄瓜只要坐果，三五天就看见大黄瓜了，再等两天，更大更壮。但是，搭好架，黄瓜秧快有大人高了，黄瓜才开始坐果。如果矮秧子坐果，要被揪掉，否则它一生的产量就让一个最早的果实毁掉了。

　　搭黄瓜架要把插在两垄地相邻的四根木杆捆住，一组接一组，每家都会种十来垄黄瓜。黄瓜地比番茄地更容易隐藏，我们只要钻进去，茂密的叶片可以完全挡住大人视线。即使大人忽然到来，我们只要钻进对垄的黄瓜架下，像小狗那样蹲坐，就不会被发现。这种时候，带毛刺的小黄瓜纽顶着小黄花，恰好悬垂眼前。它真小真嫩啊，像小毛毛虫。

　　黄瓜是奇怪的东西，闻别人吃远比自己吃更香。尤其是黄瓜刚下来的时候，连咀嚼的声音都带着魔幻般的清香。清香，没有任何词语能超越，就是清香。又好像不够。那么，浓浓的清香到底是不是病句呢？确实清香，确实是很浓的清香。当黄瓜香来到鼻腔，眉头会自然舒展，周围一切变得美好起来。也许，成仙或抵达仙境就是这样的感受。初夏，人与人见面总会问：“你家黄瓜下来了吗？”

　　黄瓜下来了，肯定是件美好的事。

　　自己是一定要吃的。前几口照样像闻着那样美好，再嚼几口，最初的清香就渐渐消失了。自己听自己咀嚼，声音是粗鲁的，更别谈与清香相近。吃过黄瓜的人再去闻别人吃，是闻不到清香的。香味不在了。这是有意思的事，距离牙齿越近，香味越来越远。如果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写黄瓜香，是不是也像写莲那样“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如果这样，没人吃黄瓜，清香从哪来呢。

　　黄瓜地没有香味，有刺，从茎叶到果实，浑身是刺，就像那清香是这些刺守护着留存下来的。

　　姥爷知道黄瓜地里哪地方坐纽儿了，这时期看得最紧，总是把他的孙女外孙外孙女集中起来，给我们讲鬼故事。我最爱听故事，哪怕姥爷讲过许多遍，我还能从头到尾听完。那个早晨，下着毛毛雨，姥爷又讲故事，我们在炕上横七竖八仰歪着。最后，炕上只剩下我。听完故事，我也走了。姥爷说：“不许去园子啊！”

　　他们都在园子，在黄瓜地里。我进去后，反手把园子门拴好。

　　我来到黄瓜地，挨垄找，他们三三两两窝在黄瓜架下，有人窃笑。我也钻到一窝架下，感到有东西抵在脑门，一抬头，一个小黄瓜纽顶在鼻尖，花被我额头蹭掉了，嫩尖抵着我的鼻尖。我吓得满脸通红，认为花掉了就不会再长，并且额头已经摸过它，用不了几天，它就会化掉。头年初秋黄瓜就退出了，再经过漫长的冬天，漫长的春。黄瓜的清香很久没来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吃掉了它。它有点涩，我的舌尖发木。

　　我一进屋，大家都吸溜鼻子。那时的年纪，我并不知道黄瓜香通过我的呼吸已经满屋都是。姥爷问：“谁摘黄瓜纽了？”

　　他们说没摘。我也说没摘。

　　姥爷说：“以后别摘了，等几天就成大黄瓜了。”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我做着掩耳盗铃的事。像铃铛一样，清香是有响声的。牙齿碰到黄瓜，黄瓜香就铃铃响了。

　　西瓜地、南瓜地

　　刚搬进红瓦房那阵，后园子和西园子还没耙平，后园子北端靠围墙的地方有块洼地，西园子有个深坑。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人工耙平无法实现，找耙地机进菜园有些小题大做，还要豁开垡墙。父亲计划什么时候找谁家带自动犁的四轮车犁一下。刚搬西头，许多事比占不了多少地方的洼地和坑重要，计划就成了计划。

　　姥爷舍不得那块洼地，洼地是半沙地，第一年种了西瓜。每次进菜园，都看见姥爷在西瓜地里。姥爷不让西瓜秧有一个多余的叉，不让西瓜地出现任何一棵草。西瓜越来越大，凸出洼地的时候，姥爷就长在西瓜地里了。站在后窗，看不见西瓜地，要往房后走一段，才能看见斜坡下的洼地。姥爷说：“第一年开的地肥得很，西瓜长得比脑袋还大，浑身还是绒毛。有毛就离红瓤还早。”西瓜的确大，像要滚出垡墙似的。

　　伴随西瓜成长，有我们小孩子满地圆滚滚的惊喜。可是，几场大雨下来，西瓜地淹了。如果再给几天好天气，姥爷就能收获一地大西瓜。姥爷上了火。父亲说：“西瓜嘛，有收就吃，没收的喂猪，不卖钱的。”

　　父亲当然只是安慰姥爷，那一地圆滚滚的生瓜蛋子，谁都难受。那些天，我们每天吃一肚子刚露粉的泛白的西瓜。

　　第二年，姥爷又在洼地种了西瓜。人还是长在西瓜地里。像第一年一样，西瓜到了要红瓤阶段，地又淹了。我们又吃半生不熟的西瓜。

　　第三年，姥爷竟再次种了西瓜。不知姥爷跟天较劲还是跟地较劲，或者跟自己较劲。这次，姥爷没上粪，想让西瓜在连雨天到来之前成熟，小就小一点。他站在西瓜地里，手不在瓜秧上就在他花白的胡子上。事与愿违的事时刻发生着，偏偏这年连雨天来得早，地又淹了。淹几天，瓜秧就死透了。这次雨水比前两年更多，形成一片水洼，小孩儿脑袋那么大的西瓜漂在水面，姥爷还是摘了回来。这些西瓜堆在外屋地，着实有些滑稽，让人哭笑不得。

　　姥爷发誓再不种西瓜，许多天没说话，谁跟他搭话，他猛回头，拉着脸，像要咬谁一口。

　　不知谁发现的，深坑里长了个大南瓜，不是一般的大。

　　深坑里有乱石和碎瓦，每年夏天长些一人多高的蒿草，我们小孩子遛完菜园，顺便去里边撒尿。坑壁有南瓜秧我们早就发现了，种南瓜时掉的南瓜籽就会长秧子。一棵秧子不容易授粉，一般不结果。没人伺候也不容易结果。谁也没在意那棵南瓜秧。坑旁是豆角地，再过去是南瓜地，那才是南瓜该出现的地方。

　　母亲割了蒿草，扔在院中点燃熏蚊子。母亲割蒿草也没看见南瓜。总之，南瓜被发现时，大家都围在坑边。

　　它太大了，绿得发黑，还有绒毛，还要长，想填满深坑的架势，它把坑长成了南瓜地。就像姥爷在西瓜上用的劲儿都长在南瓜身上了。原本让南瓜继续长，不知谁不小心踩断了秧。

　　谁也没看见过那么大的南瓜，足有几十斤，一人竟抱不过来，是父亲和姥爷一起抬出坑的。南瓜放在曾经堆生西瓜的地方。父亲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姥爷这才露出笑容。

　　大南瓜水分太多，最终也是喂猪。但大南瓜在外屋放了很长时间，见证着坑里的生长。

　　向日葵地

　　小时候站在向日葵地，心中埋下一个童话：向日葵错把太阳当成同类。我和伙伴们指着那些花盘笑：看，脑袋又转了，跟腚狗。至今我仍相信这个童话。满地向日葵，日夜厮守，喧哗，却仍然孤独，集体仰头望天。好像询问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天上的向日葵过着怎样的生活？

　　村庄不把向日葵当经济作物，只当零嘴。种得多，过年时分一些给种得少的人家。我们这儿管向日葵叫“毛嗑”。哪家过年少得了毛嗑，必定一地瓜子皮。我家一般在甸子地种向日葵，菜园也种，菜园的向日葵大多时候出现在院墙边。围着院墙种完，够我们吃毛嗑头了，也就是向日葵盘，不用晒干的向日葵盘，这是初秋的零嘴。有时在一面院墙边种几垄，就能收获半麻袋瓜子。

　　无论是甸子地还是菜园的向日葵，都受怠慢。甸子地的不怎么上肥，随便扬点就是。打叉也不仔细，时常到处是毛嗑丫子。毛嗑丫子是分叉，因为叉多，都长不大，开花时，九头妖似的。但是秋天照样收很多大毛嗑头，总有那自己完成自己认真长的。

　　菜园的向日葵管理也懒散，洋镐刨下去明明有石块，懒得拣，仍撒种进坑，一脚土盖上踩实，就像压了孙悟空的五行山。即使这样，向日葵比孙悟空本领大，照样拱出来。我们说它贱。越贱越被怠慢。菜园大肆栽秧时，浇水是大工程。茄子、辣椒、番茄、黄瓜、姑娘果，样样需要浇透。即便长到十四五岁，拎一塑料桶水，也要连悠带晃才能运到菜园。手勒生疼，浇不了多少苗。更别说水筲，需要两人抬。浇园子这样的活，大人往往不当事，也顾不上，全让孩子们干。两人抬一水筲水，来来回回还是浇不了多少。遇到天旱，天天浇园子。我们从不浇向日葵。有时水抬到地边，分明看见向日葵苗发蔫了，也不给它一瓢。但是，它一天比一天高，高过菜园里的一切。这时，向日葵就会开花。

　　我们说：“真快，毛嗑开花了。”

　　每个晴好的早晨，金色向日葵追随金色太阳，直到日暮，太阳落山，向日葵就垂下头颅。暗夜中，它垂头的样子，多么孤独。它就是在一次次孤独中成熟。也许，如果不被怠慢，如果不孤独，它的花朵也不会灿烂到辉煌。

　　向日葵成熟以后，我们拿起镰刀给它砍头。向日葵杆继续留在地里，等它变干。好多场院就在向日葵地旁。砍下的头堆在光溜溜的场院，持续释放热量，如果不连夜敲出瓜子，很容易捂烂。它有很多刺。我们经常借著月光围坐，戴上白线手套，一人一根短木棒，前前后后敲它，擂它。有的不够干，敲碎了才把瓜子敲下来。敲完以后摊开才去睡觉。月光下，一地瓜子，几堆空盘，杆立在一旁。向日葵的一生就结束了。

　　一年中初次吃炒瓜子最香，它丰富的油脂浓郁的香气使人尝到了丰收的味道。寂寥的晚上，到仓房舀几瓢瓜子，用簸箕簸了，炒好晾凉，再簸一簸，你一把我一把，满屋都是嗑瓜子的声音。实际，吃两把就不想再吃了。可是，寂寥的人只要将手伸向瓜子，就有了寄托。脑子有事情做了，指使手指不断捏起瓜子往嘴里填。人在吃瓜子，也在吃孤独，不停说：“不吃了，不吃了。”手却没停下。

　　孤独无法填满孤独，这时候越吃越毛躁，直到愤怒，一把抛下手里的瓜子：“烦死了，不吃了。”

　　到了春天，向日葵仍然回到土壤，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过着它的轮回生活，完成它顽强的一生又一生。

　　土豆地

　　小时候不明白大人也会犯错。失算就是犯错。父亲是一家之主，渔网没下准可以叫失算，种地没种准就叫犯错了。头年土豆涨价，三毛钱一斤，种土豆多的人家种准了，都说：“淘上了。”好像种地是淘金。第二年，不光我们村，许多村大量种土豆，我家也不例外，往年种黄豆或玉米的地种了土豆。这还不够，大部分菜园也种了土豆。那年的菜园，黄瓜、番茄、青椒、豆角的占地面积很小。香瓜、姑娘果这些连一席之地也没有。

　　土豆收成极好，大的一个有一斤多，但收土豆的来了，开价就是一毛。三毛和一毛，这种差距让人无法接受。无法想象的还在后头，价格不断下跌，八分，五分，最后三分钱一斤有人要就不错了。

　　从种土豆开始，父亲的决策就犯大错了。到后来，一毛没卖，八分没卖，五分也没卖，三分了，还能卖吗？父亲说：“毁了，毁了，这下毁了。”

　　土豆不像黄豆玉米能存放，可以等待价格浮动。一下霜就危险了，如果上冻，冻土豆只能扔掉。一般人家地窖只有一个，最多两个，所有地窖塞满也装不了多少。到处是土豆，院子里一大堆，东屋西屋外屋地窖，场院里小山似的好几堆。人们被丰收的土豆难住了。

　　最后一辆收土豆的东风汽车来了，车慢慢走着，一人从车窗伸出头来喊：“收土豆了，最后一趟啊，再不来了！”

　　就有人喊：“多少钱一斤？”

　　“三分！”

　　父亲犹豫很久说：“不他妈卖。”

　　后来母亲流着泪偷偷卖了些。收土豆的人带来的红色编织袋，必须全挑好的大土豆，不用上秤，论袋卖，一袋五十斤，一块五毛钱。卖得心抖手抖。

　　东风车走了，仍然到处是土豆，没地方下脚。母亲直喊：“喂猪，喂猪！”

　　自从土豆价格暴跌，猪就每顿吃土豆。母亲拎着煮熟捣烂的土豆倒进猪食槽，猪一闻就叫唤，甚至愤怒地拱翻猪食槽。不吃就是不饿，母亲拒绝喂猪，猪饿得嗷嗷叫也不吃。围在身边的土豆和嗷嗷叫的猪让人心烦。我经常捡起土豆朝远处扔，猪迅猛撵去，发现是土豆，用力一拱，就像踢球，土豆滚到院外去了。猪不罢休，愤怒地跑回来拱我。猪对土豆的恨已到巅峰，宁可挨饿就是不吃。猪和人一样，愤恨土豆的丰收。我们小孩子更恨，尤其恨菜园的土豆地，占了香瓜、黄姑娘的地方。

　　难道没人想过都种土豆会影响行情导致跌价吗？这是大人们犯的错，土豆祸害了周围许多村庄。

　　没卖土豆的有两家，我家和王大爷家。相隔几户，王大爷常来和父亲研究土豆，真的没办法了吗？研究着，霜冻来了，能找到的旧棉被都用上了，以及苫布和塑料布，白天打开通风，晚上捂严。照料再仔细，还是有土豆捂烂了，烂的不挑出来，会传染更多土豆霉烂。我们整天在土豆堆上。

　　入冬了，父亲和王大爷才敲定研究结果：自制磨粉机。

　　买不起磨粉机，粉坊的加工费太高，父亲提出自制机器，母亲和王大娘反对，经过日夜争执，反对无效。父亲喜欢钻研，自学机动车修理，乡亲都来找他修车，忙不过来，之后有疑难杂症实在修不好了父亲才出马。父亲的木匠、瓦匠活也做得精細，但造机器，还是头一遭。父亲自己也虚。王大爷断言：“说你行你就行。”

　　粉坊设在王大爷家仓房，计划用四轮车发动机做动力，带动粉碎机，以及滤网。父亲列出了购买清单：皮带、滑轮、铁皮、轴承……

　　父亲整日钻研制作，有时顾不得吃饭。经过两次试验失败，父亲脾气暴涨，谁在旁边多说两句，父亲就吼：“一边去！”

　　我们提心吊胆，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土豆的命运走向。

　　机器终于能够连续运转了，父亲才露出笑容：“必须整服它。”

　　惊心动魄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粉坊正式磨粉那天，天已冷得厉害，土豆冻了不少，我们又开始重复土豆丰收时的动作，一筐一筐捡土豆，一筐一筐往车斗里倒。所不同的是，这次不往车斗里倒，而是倒进清洗槽，水泵出来的水流动着，一人用木杵清洗。为减少冻土豆，我们每天干到凌晨三点。父亲的棉裤棉鞋遇水结了冰，一走路哗啦直响。

　　淀粉第一次出缸，晾晒在场院的塑料布上，白得刺眼。哪怕漆黑的夜，也泛着白光。虽然终于解决了土豆丰收的问题，虽然那也算丰收的白光，但土豆便宜，相应的淀粉也便宜。它白得让人心惊肉跳，不亚于一场雪灾。那以后，我不敢看菜园那年种土豆的地方，那总是有白光。

　　许多年后，我从城里回村看见院子里还晾着那年的淀粉，每年都要翻晒一次。淀粉白森森的，诉说着往事。我又想起了菜园的土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