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子

　　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注定只能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个原本正常的人，突然有一天决定要疯掉。

　　这个决定要疯掉的人叫郝一凡。

　　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人被下放到和田皮山县一个农场。姑且叫它“绿洲农场”吧。

　　我父亲当年也在这所绿洲农场，他听说郝一凡是从上海来的，在镇地质队待过几年，便格外关注她。

　　他听说郝一凡这个名字之前，她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从某个同伴嘴里说出来，没有形状，没有高矮胖瘦，没有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后来，她“装疯”这个事件犹如往她名字的空壳填东西，越填越清晰。

　　我父亲回忆起她当初来绿洲农场的模样——模糊的年纪，皮肤白净，抽烟的动作令旁人震惊（当然，人们只见过那么一次）——她冷静地把香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火柴点燃，缓缓送到嘴边，吸一口，再徐徐地将烟雾吐出，表情中有一种沉入往事的非现实感，令人难忘——至少在当地农场，没有人见过女人这样的做派。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包括她写的黑板报，墙报上的板书从不潦草，是有根有底的瘦金体。

　　在这个绿洲农场，劳动的场面铺得很开，每隔十来米就有一个人挥动镐头。他们开辟的是南疆戈壁滩上万年的荒地。

　　有人曾用了无数种语言形容，来表达镐头落地时手臂的感觉：每一镐落下，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人的臂骨撞击内脏，而不是用镐头和手臂撞击戈壁荒滩，因此，不是人垦荒，而是荒垦人。

　　在这里，几乎没人能够完成一日垦三分荒的定量任务。

　　但有些人喜欢凭个人好恶给农场的管教干部上报成绩，惩罚自己的同类是做积极分子最省力的方法，得分最低的人要被扣除当天的晚饭。

　　疲惫，麻木，一日长于百年，渐渐地，人们丧失了对于时间及个人尊严的敏感。

　　终于有一天，这个叫郝一凡的上海女人决定疯掉。

　　她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疯子，她只是决定暂时让自己疯掉。她的突然发疯是在一个夜里。在这之前，她看起来是一个气质雅洁的上海知识分子。她每天勤勤恳恳地和大家一起出勤劳动。闲下来的时候，却从不跟人聊天。在人们的印象中，她沉默得像荒地上的一块石头。

　　那是一个初冬之夜，大概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集合的哨子在居住的营地急促吹响。一片漆黑中，人们的身体彼此相撞，找衣服找鞋，然后飞一般地往屋子外面跑。杂沓的脚步声和黑夜似的沉默里，仿佛隐藏着巨大而无可名状的恐惧。这种恐惧令人不可违抗。甚至，当人们来不及想违抗会带来什么后果时，恐惧已先期到来。

　　很快，所有人被集中到一面土墙下。没有一个人说笑。

　　在黑暗中，数百个模糊的人影在铁一般刚硬的“稍息”“立正”“报数”的口令下，在冷硬黑暗中做着机械的服从——昏黄的灯光映照出人们发青的眼窝、蓬乱的头发，以及疲惫惶惑的眼神。

　　就在这时，一个突然倒在土墙角下的人令人们震惊：是一个年轻女性，短发上沾满了尘土，两只手在空气中抓呀抓呀，好像空气中有飞着的小虫，嘴里念念有词，不时地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是从她的胸腔发出来的，她笑得那样突兀，感觉笑声的发启完全是从身体发出的，带着一股强大震动和痉挛。

　　多年后的一天，我父亲回忆起她装疯那一刻的笑声时，明白了这笑声其实是从某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而来。在痛苦的挤压和摩擦中，这笑声带着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像花朵，形成了一个彻底的盛开。

　　就在那一瞬，她的嘴舒展到极致，不仅仅是面孔，她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声播送出去。最后，她笑出了一声声尖啸，变得可怕起来了——这笑声，不是由欢乐开启，亦不由欢乐完成。

　　她怎么啦？怎么这样笑？

　　人们静静地围观着她。绿洲农场一侧的灯光把她身体中的阴影全部捏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从这一刻起，他们知道，郝一凡的精神不正常：她疯了。

　　从那以后，世界对她而言是一张网，而夜晚只是农场某个墙角或垃圾堆旁边的某个角落，她开始衣衫褴褛，脸上的表情丧失了悲喜，在垃圾堆里捡拾发霉腐臭的食物，嘴角流出发黑黏稠的涎水……

　　疯子有很多种。郝一凡是个安静的文疯子。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危险性，被人嘲笑的那类疯子。有精神疾病的人被看成是一个情感上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什么后果，是一个内心太过敏感，以至于不能够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

　　一般说来，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疾病是需要隔离的。

　　为了治好病，患者不得不从她或者他的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送到一个特殊的封闭式场所。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

　　那个特殊的年代，郝一凡绝无可能被送到这样的诊疗场所。在她刚开始混乱的日子里，行动举止变得迟缓呆滞，四肢和目光都显示出了同样的质地：软而直。农场干部以为她受刺激只是暂时性的，每天照常分配给她一点活儿干，垒土块、打石头、种苜蓿等等。

　　“忙起来也许疯病就好了。”有人这样说。

　　但是后来，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无效的，便撒手不管了，任其疯去。他们发现，作为“疯女人”的郝一凡，她的病根儿根本就不是忙与不忙的问题。

　　她的手里经常举着一根草茎，长时间毫无厌倦地看着它，眼神迟缓而飘忽，沉浸在一种梦游般的情景中。还每天早晚像个哲学家一样问：“我是不是人？”“我是不是外星人派到这里来的？”“凳子会不会打我？”

　　见别人不回答她的问题，她扭着腰肢就走了，还往头上插野花。隔了好远，人们都闻得到她身上长期不洗脸洗澡的腥臊味儿。

　　脑子生了病的人，是应该从人群中被清除的那一类人。郝一凡却不明智地选择了活着，选择活在人群中，就像往每个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被她侮辱了。

　　疯子，使现实中的一切通通消退，谁会在意一个疯子的穿着打扮和言行呢？要知道，任何一个年代的人，对于疯子、智障者都是报以宽容之心的。这也是因为，疯子和智障者跟自以为是的正常人不是同一类人。如此，被称为“疯子”的人游走在地狱和人间，身心悬空，滴水不沾，似乎有一种启示在那奇迹里：他们或许是可以活下去的。

　　郝一凡选择了活着，既要活着，又要逃离目前的现实生活。装疯，或许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保护伞，也是唯一的安全之所，更是命中注定最后的福祉，想到“装疯”这一招，她感觉自己一下子获救了。

　　可是，活下去，是为了什么？

　　装疯，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吗？

　　在郝一凡决定装疯的这天夜里，当她从封闭着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在发冷的风里，绿洲农场门口的煤气灯下铺展一个孤单的影子，她踩着自己的影子急急往密集的队伍里走，她就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猜想郝一凡在决定要疯掉之前，她一定搜肠刮肚地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书中见过的种种疯子的形态——他们的嬉笑怒骂，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她做了一件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大事：纵身跳到自己所设定的疯狂中。从那以后，她有着一个疯子真正的装扮：脸是脏污的，有鼻涕、口水和煤灰的痕迹，头发蓬乱，扎着朝天辫，且被各种捡来的脏布条和绳子捆绑，上面沾有些许枯草茎。

　　疾病是一种通道。从那以后，她的疯像是一堵墙，一堵活生生的墙，在某一个瞬间开始膨胀和变厚，确凿无疑地挡住和隔开了她今后的生活。

　　可是，当一个人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地装疯卖傻，生活在自己设定的“疯子”情境中，她就一次也没有露馅儿过吗？她的装疯，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

　　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她是真疯还是假疯？”

　　猜想这个问题，是我父亲在那个盛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她刚开始“疯”了的那些日子里，总喜欢举着一根小草对着阳光看。阳光给它镶上了一道金边，看起来毛茸茸的，她的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人们看她蓬乱如草的头发里，细小的虫子在蠕动，犹如野兽穿过原始丛林。还看她身上被锋利麦芒、坚硬的刺扎伤的痕迹，以及被寒风冻过、烈日晒过的痕迹。

　　他们对她怜悯地摇摇头。

　　一天中午，我父亲的嘴里叼着一根麦秆，长时间地靠在院子的墙角观察郝一凡。

　　好太阳，铮铮作响，不含一点水的黏腻，它仿佛不是从天空倾泻下来，而是从戈壁滩涌出。

　　这时候的郝一凡，正蓬头垢面地盘腿坐在垃圾桶旁边。苍蝇在上面嗡嗡飞舞。绿洲农场里，有不少人拖着倾斜的影子，在正午酷热的阳光下走着，一粒粒细小的灰尘从脚下扬起。

　　八月酷暑，南疆正午毒辣的日光照在大路旁黑绿色的蜡质叶片上，也照在“疯女人”郝一凡的身上。这样的天气，她仍然穿着冬天的黑棉袄，油脂麻花的，棉袄是敞开的，暴露出很多破洞，灰白色的棉絮从破洞里钻出来。

　　只见她在身体上这里抓一下，那里挠一下，一只手还伸进自己的衣领，沿着被晒成焦铜色的肌肤小心摸索。忽然，手停了下来。待手指慢慢抽出时，上面多了两三个小黑点——虱子，在指尖不甘心地蠕动。

　　围观的人发出“吁——”的声音。

　　“又逮到了一个？”有人见怪不怪地说，身子却不自觉地抖动起来，好像有无数寄生在自己身上的虱子也在此刻活动。她仔细地看了一眼，把虱子“嘎巴”一声咬在嘴里，再“呸”地吐出来，旁观的人一下子哄笑了，笑声融化在日光里。

　　等围观的人散去后，“疯婆子”郝一凡疲倦地把一根草茎咬在嘴里，过了一会儿，她慢慢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还有一支铅笔，放在腿上快速地写着。

　　这一系列动作自然极了，简直是一气呵成。

　　她没看见我父亲在不远处目不转睛地看她。这时候的天，浮着几朵稀薄的云，风吹云动，天上的云团犹如自由变幻的动物，一会儿是马，一会儿是狮子，一会儿是群雁，它们在天空中排列出谜语般的队形，让暮夏的天空充满谜语，那谜语他看不懂。

　　她身体的很多谜语他都看不懂。

　　当她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看，她放下了小纸片。原来是一个男人。

　　她抿了一下嘴角，朝他妩媚一笑。不，那不是妩媚的笑，是嘲讽的笑。然后，她冷静地把纸片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看着我父亲，眼睛里透出的光，像冰一样寒冷，像刀子一样尖利。她的目光有无尽的含义。

　　我父亲蒙了——他从未见过这样吓人的眼神，随即落荒而逃。

　　注视她，真的是一件难堪而毛骨悚然的事情，毛骨悚然到让人经常装作并不在意，装作没看见她。如果在当时，有人写到她，即便是以善意的笔调，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父亲到哪儿都躲着这个“疯婆子”。

　　自从郝一凡“疯了”之后，在这所农场，没人再囚禁她。

　　她是绿洲农场中唯一的疯子，唯一的自由人。

　　困倦了，她就睡在屋檐下，树荫里。

　　她最喜欢的地方是垃圾堆。

　　每天，她手持一根木棒，出现在农场的每个垃圾堆中，与垃圾为伴。她用木棒在垃圾堆中翻捡——被人丢弃的烂布、烂鞋、脏污的报纸、缺口的玻璃杯、没盖的鞋盒，她尽数收留。

　　最终，她以疯狂的形象，获取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当然，她也进入到和田皮山县绿洲农场的日常语汇中，撩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比如有一个人去买东西，说话颠三倒四不着调，绿洲农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就会说：“你看到门口那个疯婆子了吗？你说话就跟她一样。”

　　如果一个人穿着不够整洁，或者是头发凌乱，就会有人嘲笑他：“你看你，又脏又乱，简直就跟那个疯婆子一样。”

　　还有，如果有人手里拎一根棍子，也有人嘲笑他：“你看起来就跟那个疯婆子一样。”

　　连当地的小孩子都学会了：“你看你，跟那个疯婆子一样。”

　　“跟那个疯婆子一样。”这句话，在餐桌上、在屋子里，被人们当成为人处事的坐标或者参照物，进入当地人日常生活的语句，被人熟练地使用，每次都会让大家发笑，而被参照的人，表情讪讪的——是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跟那个疯婆子一样”。

　　当黄昏来临，绿洲农场街道的职工如同深秋的落叶一样稀少，他们此刻大多围坐在自家的餐桌前，围坐在这一天的尾声，享受着热气腾腾的菜肴。

　　此刻，他们愉快地吃着饭，愉快地交谈着，所有在餐桌旁说出的话都是那么引人发笑。当然他们也说起白天见到的人，话题就是关于郝一凡这个“疯女人”的。

　　“那个疯婆子居然在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

　　“疯婆子拿小刀子割扔在垃圾桶里的死鸡的肉吃。”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对“疯婆子”的见闻，反复地惊讶起来，叹息起来。叹息中并无一点怜悯之意，叹息里包含的还是惊讶。

　　他们就这样谈论着“疯婆子”，觉得这个人的行为是那么有趣，而有趣的事情很少在这荒凉僻远的戈壁农场里出现。“疯婆子”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有趣的人，所以他们时常谈论。

　　据说，郝一凡就这样装疯了十多年，直到一些隐晦的词句从遍及绿洲农场的广播、报纸里跳出，让她从中嗅到了新生活的可能。

　　这天黄昏，郝一凡靠在绿洲农场的广播电线杆子下面，一字不落地听到那个举国皆知的会议消息。

　　第二天清晨是个晴天，有大风。

　　我父亲光着脚，走到农场院外的大水缸舀水喝。

　　他仰头喝水的时候，看见初秋微微的晨光中，朝霞像疯了似的汹涌，大路上的新疆杨在风中轰鸣，声音像涌来的潮水。鸟儿惊慌失措，急雨一样从林子的上空飞过去，那汹涌的朝霞特别有力量，全部朝着一个方向涌过去，地上的屋子好像也被那股力量带动着，朝着一个方向稍微倾斜。

　　全世界都倾向那有五彩光芒的方向，人的头发，身子，也向那边飘扬，新疆杨也向那边倾斜，每一枚叶片都朝那边指。而一大群鸽子，就像被撕碎的一群，被随手扬起的一群，带着要过去的渴望，朝着朝霞的方向飞，然后融化掉了。

　　积雪的昆仑山闪闪发亮。

　　那云鼓胀所有的力量，流逝一样飞快移动。

　　于是，树梢更尖峭，屋子的窗棂像变成了菱形。

　　我父亲吃惊地待在那里，好像第一次看见广阔天空中的朝霞如此澎湃，那样惊心动魄的朝霞，自己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看到世界刚发生过奇迹。

　　当他想迎上前去时，扑面而来的风，逼着他一步步后退，而身后刚挖的水渠却又迫使他，在巨大的惊恐面前后退一步，又一步——风声停止，寂静四聚而来。

　　人猛地遭遇这样的朝霞，心有所动，忽然想到自己不可触及，不可想象的命运，想到这些云没有自己的命运，该是多么的幸福和自由，不会居高临下地逼压过来。

　　看到这场朝霞的人，身处困境，对这世界说不清楚是爱着的，还是怨恨着的，心里说不出“希望”这个词，但一定会有种想要“好好活着”的念头，心里的种种渴望，被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浮起，沸腾起来，情不自禁地冲天空仰起微笑的面孔，然后，像被浇了水的枯树一样挺起了腰身。

　　就在此时，我父亲听见有人“吱呀”一声打开木门，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笔直地朝着农场街道的方向走去。

　　是“疯女人”郝一凡——她居然不疯了，穿戴整齐地走到绿洲农场驻地唯一的邮电所，她口齿清晰地要求发一个电报，发到上海，发给她的家人。

　　这么多年来，绿洲农场大大小小的人，有谁不认识这个“疯女人”呢？

　　当她一身整洁、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与之前衣衫褴褛的形象判若两人。

　　她的头发特意洗过，在脑后挽成一个滑溜的髻。脸皮是光洁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但这笑意跟之前人们看到的大不相同。在场的人全都愣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是突然升上来的，像针刺、雷鸣和枪击，具有突然性和强烈性，令人猝不及防，从外部到内心一并停留在那里。

　　大家默默地给她让出一条道儿，默默地看她表情严肃地在电报纸上写下电报内容。而这个电报内容，再过几十年也不会有人忘记，只有五个字：接我，快快快。

　　郝一凡在最短的时间里离开了新疆，从此，再无消息。

　　听我父亲说，当年这个绿洲农场周围，近些的，是苜蓿地、河流、果园、农田，稍远一些的，是芦苇荡，再远一些的地方，则是戈壁沙漠。一到春天，旷野中的各种野花就会盛开，蒲公英、石蒜兰、春黄菊、紫云英、红柳，一派欢欣的戈壁景象。

　　这些下放的人像真正的农民一样，散落农场各处，看守水闸、果园、菜地等等，有的人还担任了绿洲农场学校的代课老师——

　　很多年之后，当有人提起郝一凡的装疯，还会表示疑问：被下放的这些人除了不能出这被几百里黄沙包围的戈壁沙漠，行动上基本是自由的，但她为啥要装疯呢？

　　绿洲农场距离它最近的县城也有好几百公里，而这几百公里，几乎是寸草不生的白花花的戈壁滩，再往前走，则是茫茫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没有车，没有人能活着走出这片戈壁沙漠。人们在大荒滩建农场，对人的松弛管理都是鉴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喝的，没有车，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跑不掉就不跑，被圈养的日子也很好——其中，只有郝一凡觉得不好，所以，她决定要疯掉。

　　这个决定，连果园里的苹果花、河流里游弋的野鸭子也阻止不了。

　　所以，她决定要疯掉。

　　说实话，父亲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听说或见过像郝一凡这样的人，她绝对是一个例外。她不具有普遍性。

　　当他说到她时，总感到她太独特，太难把握，犹如一股奇怪的气流掠过舌尖。

　　“活着真不容易。她的信念真的强大。”有人听了她的故事后感叹说。

　　是的，一定要活下去。执拗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她有这样强大的信念支撑着，一定会活上很久。

　　但是，为什么要活下去呢？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值得人们放弃尊严活下去呢？

　　多年过后，父亲才理解了她的选择：某种形式上的自由，对她而言，并不是真的自由，她要的是身心完完整整的自由，去护住她的心，还有全部尊严。即便她所选择的“装疯”这件事，在外人看起来并无尊严——但，这是她仅有的一张底牌。

　　可是，对于他自己呢？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呢？他们像他一样，理所应当地选择做一个正常人，正常的人，之于他，之于他身后的子女，都是父亲在我身心播种下的一切：随遇而安。

　　多年后的一天，我父亲在一次抽烟时突然想起这个叫郝一凡的上海女人，他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她抽烟的姿势，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那一刻，他似乎看到了郝一凡嘴角一抹嘲讽的微笑。

　　他讪讪地自说自话：“这个上海女人去邮局的那天早上，那云啊不知怎么地，跟中了邪似的，不要命地好看。”

细雨中的叶密立

一条公路从叶密立古城遗址前通过，将世界划开，分为两个，左边的旷野和右边的旷野，好像我们处于中间地带，正沿着这条路走向时间的两端。

　　“叶密立”是一座四方古城，当地的牧民把这个叶密立古城遗址叫“方城”。它位于额敏县以西之地的塔尔巴哈台山脚下，额敏镇至杰勒阿尕什乡公路的南面，距县城七点五公里。历史上亦作“也迷里”，这是蒙古语，是马鞍（额么勒）的意思，因为额敏河的源头就像一个马鞍子，于是根据地形得名。

　　在驱车前去的途中，我看见方城里的草地上，羊只在斑驳的草皮上，像雪粒一样，像沙子一样，在细雨中的方城里慢慢移动着——逶迤而来的历史，深陷其中的现实，这真的就是耶律大石曾经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它比周围的地势高出三米多，依山傍水，颇有帝王之气。

　　细雨中，整个额敏河沿岸路与田野的界限模糊了，混合着牛羊粪的气味。我们踏上了这个面积只有六公里的高坡土梁上的平坦高地。黄土的力量又将我们抬高了三米。半枯半绿的塔尔巴哈台山上，雪峰在闪耀，凝固在一道白光里。

　　一眼望去，我好像理解了古人为什么把这个城池建为方形，因为从四个方向看上去，都是直线，以一种庄严直抵曲折的山峦，最后消亡于无形。

　　来叶密立古城遗址之前的几天里，我一直在翻看有关耶律大石创建西辽的历史。想到当年，在多少代人以累累白骨建立起来的大辽王朝，几百年间由盛而衰，由强到弱，在公元1125年被金所灭。其残余由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他按照契丹族的传统，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和祖宗，悲怆西迁。

　　到了公元 1132年，耶律大石西征军才到达翼只水（今新疆额尔齐斯河）和也迷里河（今新疆额敏河）地区。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修筑城池，建立西辽。

　　看着看着，我忍不住问自己：历史究竟有什么用？人生背负的东西已经如此之多，为什么还要把那些破铜烂瓦留在身边？可是，那些古人，他们已经急不可待地向着笔端跑来了，以俯首啃噬之姿对已逝的历史表示哀悼。

　　如今，契丹族灭亡了，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建筑的作为虎视四极的城池，废墟犹在，作为一个历史的信物留在了这里，没有什么遗迹可寻，不过早已变成当地蒙古族牧民放牧的肥沃牧场，层土上面生长着野草及耐寒的蕨类，其中一些草地已开垦为农田，曾经的杀伐正被春风所搅动的嫩绿替代。而那些亡灵一直在我身边。

　　猛然地，我的脚步停住了，生怕惊扰了什么。没有什么比逝者更值得尊重。

　　叶密立古城遗址的另一端是一个叫努尔卡西特（意为照耀）的村庄，因为下雨，房屋的形状、树的形状、人的形状，都在这蒙蒙细雨中模糊不清。

　　这是一个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人混居的定居村，只有九十多户人家，算不上一个大村子。房屋造得凌乱散落，既不是一排排，门也不都朝一个方向开。像是一个即兴式的村落，来一户就造一屋。谁知道呢。

　　当我还在额敏县的时候，就听见当地人不断地对我说，这些年来，努尔卡西特村的定居牧民在“方城”的下面发现了值钱的“宝贝”，不料却引来了好些外地人来这里挖宝。努尔卡西特村的牧民与“盗宝者”，上演了一场颇有意味的“护宝”正剧。

　　进了村子，因为下雨，整条村路上都是黑色的泥浆。路上没有什么人在走动，树也只是零星的几棵，怎么也挡不住雨水。

　　我们来到了蒙古族牧人图木加浦的家。他今年七十二岁。除了平时在方城里放牧，还种有七十多亩的地。四代人在这里居住，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家里还打有一口井。

　　牧人图木加浦说：“其实在1929年，这座方城就是一片平地。到1953年，才允许我们在这里开地放牧。总是不断听人说，这座方城下面是一块谁也想象不出有多大的墓地，埋着以前会打仗的先人，还有好多值钱的东西。我们家四代人在这里居住，在方城里放牧好多年了，好几个娃娃在这里出生、长大，又和我们一起在这片方城里放牧，但是从没发现有啥值钱的东西。

　　“可是近些年，对方城感兴趣的外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放牧的路上，看见方城平坦的荒草地上，有被人偷偷挖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大坑，还听到谁谁谁在这里挖出了啥东西，我也眼见过这些挖出来的物件，没啥特别的，只有一次，见到了同村的人挖到了一把玻璃钢铸的剑头，可惜被压扁了。虽说感觉这玩意儿不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东西，不过也开始相信这方城下面，也许还真的埋有啥值钱的宝贝呢。

　　“大概五六年前吧，一个叫图尔凯的牧人在自家的耕地里浇水时，还真的“浇”出了东西，那是一个模样古怪、已破损了的木桶，三角形，桶里有三块石头，这个叫图尔凯的小伙子不小心打坏了其中一块石头，发现它居然是软的。有人猜测是陨石，也有可能是萨满巫师留下来用作占卜用的器具。”

　　再给你们说一个事：“大概是2006年春季的一天，我的大侄儿在方城里放牧时，看见一堆乱草下面有一个鼓包，一铲子下去，有个东西露了出来，就带回了家，当宝贝一样摆在家里显眼的地方。可到了晚上，这东西居然发出了亮光，我家里人很害怕，说是他把鬼招回家了，不吉利。后来，这东西再没有在家里摆出来过。”

　　待出门很远了，我却忘了问他那个会发光的东西是什么。也许就是一块普通的沾了磷火的死人骨头吧。他像是一个藏宝人的后裔发现了祖先的秘咒。也就是这样猜想着，没有再向他确认。

　　也许，世界上最重要的秘密都是公开的，以种种流言相传，恰好是对其遗忘的有效途径之一。过去，很少有城市的人来到这里，接着，公路开通了，旅游者也来了，仍然是耶律大石的名声吸引了他们。

　　图木加浦说：“谁也没见过当年的‘方城’啥样，照片倒是见过的。还是在1965年的时候，蒙古国来了几个人到这里，拿着照片给我们这些牧民看。照片上是一大截子四方块的城墙，墙砖是用泥打出来的，可以看出有用手抹出来的痕迹。”

　　耶律大石曾在这里建立城池的声名向民间的纵深处传播，方城下面有“宝”的消息就这样不胫而走。似乎就是从那时起，“方城”变得不平静了。

　　那些来寻宝的外地人，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风声，说是叶密立古城遗址的地底下埋的都是些值钱的宝贝，一个个循声而至，偷偷地到叶密立古城遗址来盗宝。努尔卡西特村里的人说起谁谁谁在方城遗址上挖到过值钱的“宝贝”，都是些什么东西、什么形状，总是不经意间传得很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叫王汉忠的甘肃人，在地里发现了两块红方砖，一块碎了，另一块被他保留了下来。从那以后，不断地传出有人在地里挖出了陪葬大铜镜、鼻烟盒，还有马鞭子的消息。

　　2007年夏季的一天，努尔卡西特村的一个叫图跟亚的蒙古牧民和另外一个哈萨克族牧人在叶密立古城遗址上骑马放牧。马跑着跑着，就走不动了，马蹄子不停地蹭着地皮，显得很焦躁。图跟亚下了马，掀开这匹马的后蹄子一看，不得了了，一块约三岁小孩巴掌大的银元宝混着湿泥粘在了马蹄子上，很是耀眼。

　　后来，两个牧人为这个银元宝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蒙古族牧人说，这是我太爷爷给我留下来的东西，是我的。那个哈萨克族牧人急了，你太爷爷已经去世二百年了，怎么可能是你的东西？这肯定是我爸爸给我留下来的东西。蒙古族牧人也急了，你爸没死，我昨天还看见你爸爸呢。

　　最后，这个银元宝归属谁，就不得而知了。

　　最有传奇性的是2009年秋季的一天，两个蒙古族牧民在方城里放牧，在靠近公路的泥地上，行在前面的公马一脚踢出来一个铜制的圆章子。牧民用手掂了掂，足有两公斤半重呢。抹去泥尘，斑驳的平面上依稀有些字，是蒙文，因年代久远，字迹已分辨不清了。

　　牧民们猜想，这可能是哪个蒙古部落遗留下来的大印。后来两人私下里一合计，就到县上的一家铁匠铺，把这枚铜铸大印锯开了，分成了两半，说是如果以后拿去卖的话，可以把两个东西对到一块儿，这样可以卖个好价钱，两家都不吃亏。

　　几年后，在叶密立古城遗址上发现大印的事在县上传开了。县文体局的干部兴冲冲地来核实情况，可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家牧民。当地人说他们早就搬走了，不知去向。至今，那分成两半的大铜印究竟卖了没卖？叶密立古城遗址的下面是否真有宝？各种传闻又开始变得虚虚实实。

　　盗宝者的故事历来是追溯人性的基本寓言之一——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讲述盗宝者的故事，好像它是人的生活中最富惊险刺激的原型骨骼：当月黑风高之夜，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所有的生灵，鸡鸭猪狗，麻雀和蚂蚱，在风中摇动的枯草，一切都好像被什么掳走了，没有人声。这时，某块墓地上黄土飞溅，响起了轻轻重重的挖掘声。到了白天，盗宝者早已不见了踪迹，留下的仅仅是人间的报信者——几段破残的木板子，或是几块碎了的陶片。

　　比如，我们刚到额敏县的当天，就听县上的干部说起前不久刚发生的一起盗宝案件，说这事情的人绘声绘色的，听起来像是一个“黑色幽默”。

　　说是距离额敏县城约二十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是“大墓”的旅游景点，独独坐落在生生不息的草丛之间。离它不远的地方是一大片农田，田野坦荡，视野开阔。有人猜测它可能是乌孙大墓，但这一说法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专家的论证。

　　也许是这座不知何年建起的“大墓”文化价值不高的缘故，游人稀少，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有效保护，只是偶尔“上面”来人了，县上的干部才会带人前去参观这个“景点”。数年下来，知者寥寥。

　　可就是这么个谁都可以忽视的大墓，竟被一个外来的盗墓者盯上了。据说几年前，他举家搬迁到了这里，在距大墓只有五百米的地方搭起了一间模样古怪、造型简单的房子，为了掩人耳目，这户人家还在屋子周围种了些花，还有蔬菜什么的，一看就是打算长住，要好好生活下去的样子。

　　距离大墓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些汉族村民，看到这户人家竟把屋子建在了大墓的脚下，好像平滑的皮肤上突然长出了一块斑，有些不舒服。好在当地民风淳朴，人不多言，并没引起警觉，都以为是“上头”派来看守“大墓”的人，或者是“上头”谁家的亲戚借住在了这里。几年下来，这户人家和当地村民之间并没什么交往，彼此相安无事。

　　到了晚上，没有霓虹灯和喧哗的夜，大墓的周围很是安静，附近村民家的狗在叫，在黑夜中不显凌厉，只表示一种温和的呼唤，一切都是为了装饰静和黑，衬托静和黑。静和黑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什么都可以隐藏，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直到最近，当地人发现，好久没见这户人家出现了，好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了。

　　这天晚上夜色深沉，云一般的混混沌沌，只有微薄的月色可以将它勉强离析。距离大墓不远的地方，鬼祟的大树在微风中枝丫乱舞，倾斜的主干指出了常年的风向，村子里有一个好事的年轻人喝了点酒，出来后在通向大墓的荒草路上乱转，也许是好奇，不觉中来到了这座大墓跟前，却被吓了一跳，酒也醒了：大墓脚下那间歪歪扭扭的房子被拆了，人也不知去向，只见新月的微光下面，这座大墓好像经过了一场大灾难：从房子里挖出来的一条五百米长的沟壑一直通向大墓的腹部，沟壑的周围，却没见到黄土堆积。

　　消息很快传出，县上的人震惊之余，请自治区有关专家用最快的速度对事发现场进行勘察，结论得出来了：这是个恶意的偷盗案，显然，这个盗墓的人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的。可以想象得出，他带着原始工具，每天像考古学家那样沿着通向大墓的方向小心挖掘，一米，两米——一直挖到大墓底座的中心位置，其结果让他失望了：这座大墓里除了一层层的黄土，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

　　后来见到它，我差点以为它真的是陵墓的一种——远远地看，一个巨大的锥形体的土墩，那近似简洁的几何造型，一直占据着地上的制高点，对周边一览无余的田野形成了俯视。它的下面埋藏着什么？是什么样的骨骼将它支撑到这样的高度？

　　就在牧民们放牧的方城，一个个被挖开的大坑像伤口一样，骇然刺痛了他们的双眼，这个被当地蒙古族牧人称为“方城”的叶密立古城遗址一下子变得脆弱，以至于让他们纷纷起而护之。有些蒙古族牧民自发地经常在古城遗址的草地上转悠，看到陌生人就上前询问，警惕地辨认着每一张可疑的面孔。

　　2009年秋季的一天，当地公安局抓了一伙在叶密立古城盗宝的人。一问，都是来自内地。

　　最初，是一个蒙古族牧羊人发现他们的行踪的。有四五个人。他们手持监测器，像背着重型武器，在叶密立古城遗址上走来走去，一待就是好几天。没多久，牧羊人就在靠近自家耕地的地方发现了两个两米深、一米宽的方坑。过了几天，在据这个坑点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圆坑，周围黄土散落，有几枚通宝年间的铜钱，还有为数不少的贝币。一具破损的犁头在泥土中显露了出来。

　　这个牧羊人发现了可疑迹象后，赶紧报了案，当地公安局和文体局的人赶了过来，反复对他们严查，没发现他们掘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最后，工作人员没收了他们手中的监测器，草草了事。

　　从那以后，当地的蒙古族牧民为了保护这座古城池，把自己家已逝先人的坟墓重新移建在了这里。

　　在这座被他们称为“方城”的叶密立古城遗址中，我见过那些坟墓。在细雨中，当我们从一小片坟岗前路过，那一个个乳状的突起物，从不注视现代公路上蠕动的汽车及那些观望者，坟岗有种肃穆的感觉。也许死去的人，会比活着的人更具有威慑力量。谁会在坟墓前不感到自卑呢？不管里面的人活着的时候是多么微不足道。

　　走到这里的人，言语少了许多，不随便说话，谨慎自己的举动，不知不觉中，人们有了些禁忌感，仿佛这是一种无声的告诫，让我们不可以在代表着冥所的坟岗前停留太久。

　　入夜时分，细雨绵绵。古代血光飞溅的疆场被无边的水雾遮蔽。

　　此刻，叶密立古城十几里以外的努尔卡西特村无疑是静谧的，白天劳作的疲倦已将他们推入更深的睡眠。草叶和风的交错声，虫子的振翅或更小生命的吐纳之息，时断时续的狗吠和鸡鸣，都与一千多年前已逝王朝的旧梦相混合，也与细雨中窥视它的偷盗者的欲望相混合。

　　离它不远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的轧路声，仍会在我的心头发出震撼：那是不是一辆辆马车正在改头换面？节律似钟摆，暗示了时间的真谛。只是现在，所有的声音又被脚下的泥土全部吸收，让我再次看到人的虚无与历史之有。

　　这是空间所呈现的两种庇护所，现在，正不知不觉中被悄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