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鸿彬

　　一

　　远处青灰色的山立在天边，一路陪伴着我们。虽然是六月，绵延如齿的山顶上依然裹着积雪，有些地方与白云融为一体，看上去山比天还高。我们的车队向着天山进发，公路剑一般劈开戈壁，直指山腹。老兵们望着窗外的风景，不断发出感叹。四十多年前他们就是从这里朝着天山挺进，打通了独库公路。当年筑路的年轻战士们并没有全程走过这条路，如今已入暮年，再次走在曾经亲手建设的公路上，怎能不激动？

　　坐在近旁的曾昭英一直缄默不语，出神地望着远处巍峨的山脉。我知道她内心有一泓波澜起伏的湖水，浸润着四十五年的梦想，从1976年到2021年。现在我们都走在圆梦的路上。

　　虎视着我们的山脉是天山支脉依连哈比尔尕山，哈萨克语意为“肋骨”，它长在北天山庞大的骨架上，是独库公路要穿越的第一道屏障，随后还有阿吾拉勒山、那拉提山、科克铁克山、秋里塔格山。这些排出连环阵的道道山脉，怀揣四个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的达坂，随时会抛出危险威逼翻越山脊的公路。这条公路位于天山中部，起于北疆独山子，终至南疆库车，全长约563公里。公路蜿蜒舞动于天山南北，跨越五条天山主要河流，如一条彩练，将许多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披挂其上，集险、俊、奇、美于一身，堪称“全国最美公路”。公路沿线地质脆弱，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雪崩、塌方、泥石流等频发，又被称为“中国公路病害博物馆”。

　　我第一次走独库公路是1993年，也是6月，仅是翻越第一个达坂哈希勒根去乔尔玛游玩。那时只知道这是条国防战备公路。路上见一辆车被山上滚落的石块砸坏，而崖壁上猩红的大字“老虎口”，则在以后的回想中冒出阴森寒气。那次出行，早晨穿着单衣，几小时后到达达坂竟大雪纷飞，重穿回棉衣，才真正体验到“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神奇。那时我并没有想到二十六年后，能和这条路结缘，和筑路官兵结下深情厚谊。

　　当年整日与石头打交道、衣服磨得到处是破洞的官兵，也没有想到，四十多年后，这条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并成就了一座博物馆。2019年，当他们中的许多人听说要在独库公路零公里处修建独库公路博物馆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一个老兵满含深情地说：“感谢你们没有忘记我们。新疆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见到你们就见到了故乡人。”为了征集物品，还原这段历史，我们从疆内到疆外寻访筑路官兵，从老兵们的讲述及大量资料中，捞出这条沉落在发黄卷宗里的路，抖落久积的灰尘，让它变得清晰起来。

　　这条路缘于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搞活天山”。毛主席站在巩固国防、保卫边疆的高度，大胆构想打通沉睡亿万年的天山，结束新疆自古以来南北疆之间行路难的历史。最初任务交给了在疆的部分陆军和民工。面对天山苍苍莽莽的群山，筑路无疑愚公移山，困难重重。军民苦战数载，工程最终告一段落。1974年4月，军委工程兵一万三千人奉命挥师进疆，向渺无人烟的天山集结，开始开山辟路。十载春秋，历尽艰辛，终使天堑变通途。1983年9月，独库公路全线贯通，南北疆的路程由一千多公里削减近一半，由过去耗时四天折成当天就能到达。这条具有非凡意义的公路，以至少168名战士的牺牲和数千人负伤致残为代价，以六里一英魂的悲壮，在中国公路建设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在乔尔玛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上，曾昭英的爱人李善国的名字镌刻在第二位，她把思念也深深刻进岁月深处。

　　二

　　2019年8月的一个下午，退伍老兵杨志轩在我的办公室，捐出了当兵时的机械操作手工作证，我由此一步步走进筑路官兵这个群体，走进这段翻飞着血色落叶的时光隧道。

　　修筑独库公路的这支工程兵部队是师级建制，主力由三个团组成。1974年5月，他们从长江边的宜昌三峡莲陀出发，奔赴新疆。铁流滚滚，一路向西，坐了八天闷罐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坐数天汽车到各团驻地。部队摆开龙门阵，分段从南北两端相向施工，每个团都承包了建一条隧道的任务。部队当年就开始施工。进入天山后，正如战士们所言，吃尽了人间所有的苦。

　　说起苦，山风就开始喧哗。如线的公路，百分之六十在崇山峻岭、深涧峡谷中攀爬，五分之一凿在悬崖峭壁上，施工极为困难。曾有一张照片，一名战士腰系安全绳，吊在打入悬崖绝壁的钢钎上，手拿长过身躯的钢钎悬空排险，脚下是万丈深渊。公路一半以上路段在海拔两千米以上，高寒缺氧，大雪封山长达半年，雪崩频繁。恶劣的环境下，棉袄一年四季不离身，许多人落下关节炎等疾病。

　　在山上只能住帐篷，寒夜冻彻肌骨，被子上加盖皮大衣还冷得瑟瑟发抖，战士们就把洗干净的破帐篷、麻袋再盖到皮大衣上。帐篷内仅靠一只火炉烧柴取暖，深夜炉火燃尽，温度很快下降到冰点以下，一条条冰溜子吊在帐篷外。早晨起来，鞋子往往和地面冻在一起，要用镐头刨出来才能穿在脚上。苦的画面徐徐展开，大雪纷扬着落进老兵的梦。

　　苦涩含在嘴里，不得不吞下肚。常年喝的雪水，飘着羊粪和尘土；吃的压缩干菜，纸一样缺少营养；一封家书在路上要走一个多月，许多人收到家中亲人生病的电报或信件时，亲人已经离世。

　　“这条路是我们用双手一点点抠出来的。”老战士们说。

　　凿山开路要挖导洞，在山体上向内挖一条直径约一米的狭长洞穴，再在两边挖出药室，填充好炸药进行爆破。导洞内空间狭小，粉尘污染严重，战士们很快成了土人，只有牙齿是白的。照明用的马灯常因缺氧熄灭，许多人晕倒在洞里，被战友拖出来，抢救苏醒后，又冲进洞里。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终生忍受的硅肺病，是苦过的证明。

　　说起苦，眼泪就更加咸涩。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天气下施工，绿军装冻成银铠甲，大头鞋结成冰疙瘩。全线建三座隧道，个个险象环生，不亚于一场场生死搏斗。隧道潮湿，洞顶不断有雪水渗入，加上内外温差大，官兵们进洞一身水，出洞一身冰，棉衣棉裤冻得硬邦邦，胳膊和腿都打不过弯，得挪着回驻地。二十多位战士的生命之火，被命运无情的手摁灭在阴暗的隧道里。

　　战士们曾写过一副对联：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圆！这是他们的心声，每当说出这一心声，“7·15”大塌方的场景就被重新回放。

　　三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7·15”大塌方事件不断被人提起。这枚闪着寒光的钉子，深深刺进许多人的记忆，带着血和泪的锥心伤痛，时间也难以治愈。

　　1976年春，二团三营七连在“飞线”施工，紧随“老虎口”，这是独库公路最险要的路段。“飞线”，六公里的悬崖绝壁，能撞死老鹰、摔死黄羊；测绘人员无法攀登测量，只能目测，再在图纸上用虚线标注，因此得名。七连是硬骨头连，李善国指导员和杨晓海连长带领战士们，手抠石缝，脚蹬石壁，冒着生命危险攀爬上山，开凿人行便道，将钢钎、铁锤、炸药等大量材料人拉肩扛背上山，在半山腰打眼放炮。7月14日，随着一声声“轰隆隆”的巨响，“飞线”炸开一道缺口。谁都没有想到，危险已不动声色蛰伏在山崖上。

　　李善国和妻子曾昭英从小青梅竹马，结婚三年，聚少离多。得知丈夫在艰苦环境下长期劳作得了胃病，妻子便带着一大包中药从武汉到工地探亲。15日是她来到部队与丈夫相聚的第三天，这天下午李指导员与杨连长还有四名战士在施工现场突遇大塌方，上万立方米的土石，毫无征兆地倾泄而下，将六人埋没。只有卫生员被一块巨石挡在面前幸存下来，其余五人不幸遇难。

　　人们扒出李善国的遗体，从他腕上摘下上海牌手表，交给曾昭英。她带着丈夫留下的一条毛毯和这块手表回了家乡，淡出人们的视线。

　　何等残酷，又何等哀伤。那个血色的下午，大地凝噎。

　　“7·15”是惨烈的，回忆一次，伤疤就被撕开一次。

　　杨志轩来我办公室的那个下午，向我倒出灰色的记忆。他说，日本进口的D80推土机都被砸烂，全营的人都参加了抢险。他所在的机械连修理班，离7连不远。出事后，营部在外面搭了帐篷，放置运回的尸体。他和班长同去装照明，班长胆子小，叫他进去装灯。帐篷里昏黑，装好灯，通电后，一片雪亮，他猛地看见麻袋里装着的胳膊、腿脚，还有只剩一张皮的脸。他再也说不下去，眼里噙满泪水。

　　在咸阳的老兵座谈会上，右眼失明的推土机手刘联社丰富了事故内容。他的这只眼瞎在1978年，在山上换推土机履带、砸销子时一粒钢渣飞进了右眼。他说：“和168位烈士相比，我算是万幸的。”

　　至今，战友王太林的面庞还时常浮现眼前。他俩曾一起打前站，背着帐篷，开着推土机清除道路积雪，随后大部队上山复工。在“飞线”施工中，他们还是搭档。15日那天，李洪胜和他换了班，推土机开出去不久，他就听说施工现场大塌方，拼命向现场跑去。

　　王太林的遗体找到时，右腿膝关节以下已被滚落的山石砸掉，头没了形状。遗体运回帐篷，医生说要照相，让他处理尸体。没头了咋弄？他用铁丝把王太林头皮拉出来，找来报纸撕揉成团，从已是血洞的嘴里塞进去，一点点把头撑起来。白鼻子、白眼窝、白嘴巴，用新军帽扣到脸上。掉的半截腿还在山上，他拿了根撬杠上去，把推土机撬起来，把那半截腿找到，提下来。照相的时候，没法给王太林穿新军装，只好把残腿塞进裤管，上衣盖住上身。

　　最后才找到推土机手李洪胜。“我听说已经砸得没人相了，光是脚面上那么大块能看出，其他都……”身材高大的刘联社哽咽难语，顶着一头白发沉默良久。“用炸药袋子把人装了，凡是在现场看到这场景的，没有不哭的，人砸的相都没法照了。当时他不跟我对换的话，死的就是我。”

　　不知多少次，刘联社想起和王太林在推土机上的情景。王太林从小没父母，靠姐姐养大，在部队每年都立三等功，出事前正准备回家结婚，还把未婚妻照片拿给他看，让他到服务社帮忙买些糖。营长曾对王太林说，你把飞线的工作完成后，我给你多批一些婚假。

　　同甘共苦的人走了，在生活里留下空缺，余生要用长长的思念填补。老兵们有个心愿——重返独库公路，去战友牺牲的地方祭奠一下。在他们对“7·15”的讲述中，李指导员和曾昭英、毛毯和手表又被提及，我有了一个执念——找到曾昭英。

　　四

　　我是幸运的。出疆后，入陕，进川，过黄河，跨长江，最后抵鄂，在众多筑路官兵的帮助下，2019年11月中旬在武汉，我与李善国指导员的弟弟、杨晓海连长的女儿杨芳相见，终于找到了曾昭英。

　　每一个牺牲的烈士背后，都有一个伤痛的家庭。

　　李善国是家中长子，他牺牲后，父母亲不堪打击，没几年相继离世。

　　杨晓海连长牺牲时，女儿杨芳不满三岁，父亲对她来说是个陌生人。小时候，村里的孩子欺负她，骂她没有爸爸，将她推到水塘里。她湿淋淋地哭着跑回家问妈妈，为什么没有爸爸。爸爸在哪里。妈妈无言地抱着她哭。长大后她不再问，怕妈妈受刺激再陷入痛苦的精神失常中。上大学后，她开始在网上寻找父亲的战友，她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人，找了二十四年，一直无果。2018年，父亲的战友找到她，她才知道，当地烈士簿中父亲的名字中“晓”错写成“小”，一字之差，让她费尽周折。

　　见面后，杨芳恳求旁听采访，她想通过筑路老兵的讲述来了解父亲的点滴，我答应了。

　　这一天，当我忐忑不安地拨响曾昭英的电话时，对让她捐出李善国的遗物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电话那头传来柔和的女声，我有些激动。如我所料，她舍不得捐。

　　“我有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这是我的念想啊！”我理解她，只提出照一张毛毯和手表的照片，她答应了。

　　在武汉江夏区我见到了曾昭英，她身材苗条，面相和善，年逾花甲，风韵犹存。我们一见如故。她拉着我的手说：“我昨晚想了一夜，还是决定捐出毛毯和手表，放在博物馆里更有意义，若李善国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支持我这样做的。”感激之情随着我的眼泪涌出，其他词语都是那么苍白。

　　武汉的初冬潮湿中透着寒凉，在曾昭英那个并不宽敞却很整洁的两居室里，我们相对而坐。窗外的天空一片阴沉，她的讲述很快将我带入另一个时空。

　　田野里，孩子们在欢快地玩“躲猫猫”，一个小女孩在田埂上跑，辫子在脑后蹦跳，身影很快消失在麦浪中。“昭英妹妹，我今天不抓你，你躲的我都找不到你了，你快出来吧。”小男孩朝着田里喊。小女孩钻出麦田，笑声清脆响亮：“善国哥哥，我在这里。”儿时一起嬉戏的画面，像河中散落的玉石，洁静，质朴，纯美。

　　一起下河捉鱼摸虾，一起上山砍柴，一起上学……

　　在漫长的岁月里，曾昭英一次次踏入记忆的长河，去捡拾这些美玉，握在手里，细细把摩，不断品味油光温润中的那份蜜意。

　　李善国比曾昭英大七岁，两家一直是邻居，相隔仅一米，曾昭英从小就叫他哥哥。在曾昭英眼里，李善国是个完美的人。他是村里那批孩子中唯一考上高中的，然而家中困难，他辍学回家务农。1965年，不满十八岁的他参军入伍，在同乡入伍的青年中年龄最小。三年后，李善国出差间隙回了趟家，乡亲们见识了军人的作风，赞誉不绝。他帮着社员割麦子、薅草，为乡亲们义务干活。清晨，天刚亮就围着村子跑步，悄悄挑水把每家每户屋外的水缸加满。

　　曾昭英有一张李善国的黑白照片，年轻的他相貌英俊，身着白背心、绿军裤，笔直地站在江边，胳膊上隆出健壮的肌肉，浑身上下英气勃发。

　　两人一直通信，相互说些家事和彼此的工作、生活，没有甜言蜜语，谁也没有挑明心意。1971年，李善国回家探亲，曾昭英已是一名赤脚医生，两家老人为他们订了亲。一天傍晚，吃过晚饭，李善国来找曾昭英，要一起出去转转。落日的余晖在稻谷场上洒下一片金黄，两个年轻人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晕，晚风轻轻吹拂，大田里蛙在“咕咕咕”地鸣唱。李善国给曾昭英讲部队的事，她听着，“哦、嗯”应着。天慢慢黑下来，一弯月亮，满天星斗，蛙的叫声越发响亮。两人走到了田埂上，李善国说：“妹妹，我牵着你的手走吧。”曾昭英慌乱地答：“不要你牵。”“怕什么呀，我以后不是要和你结婚吗？要不你牵我的手吧。”他伸出手。曾昭英连忙拒绝。

　　李善国和曾昭英的恋爱方式带着那个时代的特色，羞怯、拘谨与保守，他们的感情经过时间的滋养，根向心田深处扎，花在风雨中绽放,芳香更悠长。1974年2月，李善国和曾昭英结了婚。她还是口口声声唤他哥哥。结婚后李善国在家仅住了半个月，假期一到就回了部队。他们像所有军人夫妻那样，长相思，摧心肝。

　　漫长的分离，寂寞的守候，频繁的书信，两颗牵挂的心放飞长长的思念。

　　五

　　曾昭英和李善国婚后仅有三次探亲，相聚的时间不到两个月。

　　我曾在老兵的带领下去看这支部队的师部所在地莲陀。原先排列整齐的平屋、小楼，依然矗立在江边的高地上，只是人去楼空，房屋破败，荒草萋萋。这是曾昭英第一次探亲来过的地方，当年这里风景如画，到处是生龙活虎的战士。

　　婚后第一年她去看望丈夫，李善国正好被派到岳阳去拉鱼。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交流的渠道难以畅通。长江上油轮来回穿梭，三刀山上日升月落，曾昭英望眼欲穿，一周后才见到返回部队的丈夫。这一次相聚，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仅有十天。部队就要奔赴新疆，李善国所在连队打前站，他们只能匆匆别离。

　　第二年，曾昭英再次去探亲。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去遥远的新疆。坐汽车去武汉，再坐火车经郑州转车去乌鲁木齐。三天三夜坐硬座，下车时脚肿得难以行走。拿着丈夫的信，她找到部队办事处，又坐一天的长途车到达二团团部所在地独山子。这次一个月的探亲是他们婚后相聚在一起最长的时光，妻子千里迢迢来天山，李善国还是跟战士们一起吃饭，不搞特殊。他在连队买些菜拿回帐篷，曾昭英就用小锅在铁炉上煮饭吃。她不觉得苦，只要能和丈夫在一起。她有一个心愿，想早日怀个孩子，这也是婆婆交给她的任务。丈夫是家中长子，村里和他一样大的小伙，孩子都上学了。

　　往事如昨，记忆只是身后的一扇门，一件件、一桩桩酸甜苦辣的人间剧幕掩在门内，只要转身推开门，它们就活起来，老电影一样重播悲欢离合。曾昭英的这扇门从不上锁，她随时都能拿出一帧帧画面，珍视它们，哪怕是微小的、细琐的。

　　第三次探亲是一幕悲剧，黑色的帘幕遮住一颗幽闭的心，难得向人敞开。

　　1976年7月，家乡酷暑难耐，整个武汉地区如同烤在火炉上。曾昭英没有听从婆婆让她8月份去探亲的建议，收拾好东西，带着一大包治胃病和关节炎的中药上路了，一路辛苦奔到独山子团部。按部队规定，李善国本可以下山到独山子休假，和妻子相聚，可他没有这样做。他在电话里对曾昭英说：“这里工期很紧，我们七连的任务很重，正是施工季节，到十月份大雪封山就不能施工了，你干脆上来吧。”第二天，曾昭英搭了一辆拉菜的军车上了山。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路窄弯多，充满险情。车一侧靠着陡峭的崖壁，另一侧紧贴路沿，转弯的时候，后面一只车轮悬在空中，下面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底下传来奎屯河响亮的轰鸣。她坐在车里不敢往下看，一路提心吊胆到了施工驻地。

　　李善国见到曾昭英，望着她憨笑：“唉，你真的来了呀。”曾昭英也望着他笑：“哦，我不是真的来了还是假的啊？”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就是他们夫妻的床了。天还没黑，李善国招呼她往山上看，只见战士们腰上都绑着绳子，悬空吊在高高的山崖边，荡秋千似的打钢钎。筑路官兵天天都在与死神打交道呀，她心头一紧。

　　翌日，李善国照常去了工地，曾昭英在帐篷里熬中药。望着袅袅白汽，她希望早日治好丈夫的病。

　　第三天，星期五，天气晴朗，李善国在帐篷里准备第二天的党课。两人坐在一张军用折叠办公桌边，一个低头写讲义，一个把报纸上有用的句子画上波浪线。这难得的一小时温馨氛围，被营部的一个电话破坏。李善国接完电话回来，告诉曾昭英要去工地一下，很快就回来。

　　下午四时许，帐篷外突然传来“隆隆”巨响，惊天动地，夹杂着呐喊声。曾昭英急忙走出帐篷，对面山上烟雾腾腾，尘土遮天蔽日。一个战士高声叫喊：“不好了，不好了，七连出事了，七连出大事了！”

　　不祥的预感袭来，她撒腿就往山上跑。山石不停地往下滚，呼啸着落入奎屯河，炸开片片水花。她拼命地跑，周围烟尘弥漫，人影绰绰，耳边传来一个战士的声音：“你到哪里去？”她的心狂跳不已，喉咙冒火。“七连出什么事了？”她急切地问。战士说：“你不要去，塌方了。”“塌方了我也要去！我要看看李指导员！”她推开他，用尽全力往山上跑。几个战士跑过来阻止她，她扭动着身子向他们喊：“你们不要拉着我，我要去看看李指导员。”他们劝她，说李指导员在组织抢险，去了不安全。连拉带推把她送回帐篷。

　　那天傍晚，全连都没有吃饭，悲伤笼罩住每张表情凝重的脸。太阳睁累了血红的眼睛，疲倦地沉入群峰，如痂的绛紫夕阳气若游丝，熄灭天地间最后一道光亮。

　　两位首长走进帐篷，看望曾昭英。一位问她吃饭没有，她说：“没有，等李善国回来了一起吃。”那人默默侧过脸去。她觉出异样，颤声问：“李指导员怎么了？”另一人说：“指导员受伤了。”“伤得狠不狠？”她追问。“有点狠”。“残疾了没有？”她急切地想知道一切真相。首长回避她的目光，“可能要残疾。”一听这话，她急了。“脚断了，手断了，只要他鼻子还在出气，我就要跟他一辈子。他不能做事，我养他！”冲出喉咙的话语带出哭腔，来人不再说话。她明白，丈夫肯定有生命危险，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那天晚上，她把熬好的中药热了又热，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一点响动都能揪紧神经，只有奎屯河水在帐篷外不停地喧哗，那熟悉的脚步声始终没有出现。

　　第二天一早，李善国的同乡好友王军医走进帐篷，一看见她，眼泪就流下来。她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问：“大哥啊，李善国是不是牺牲了？”他点点头。她昏了过去。

　　四十多年后，曾昭英回忆这段往事，依然难以平静，仿佛又回到了人生至暗的时刻。我不忍心多问，却又无法回避关键的问题。“最终见到李指导员了吗？”她又回到了那个撕心裂肺的场景。

　　“两天后他的遗体才扒出来，王医生和两个女兵让我去看李善国最后一眼。我坐在车上，心像被刀子剐一样车子还没停下来，我就看到他了。他就睡在前面，穿一套军装，戴着军帽，脸都是紫的、青的……我打开车门，向他跑去。我已经把他抱住了呀，他们几个把我拉开了。我使劲挣扎，喊着不要拉我，不要拉我，让我抱抱他呀……他们把我拉走了，我就这样看了他最后一眼。他的遗像给了我一张，我天天揣到怀里，没人时就捧着照片看……

　　尘世间热闹的车水马龙、繁花似锦都与之无关，徒留悲伤的人独自咀嚼人生之苦。我的视线一次次被泪水蒙住，笔下的字难以辨识。

　　六

　　李善国走了，也带走了二十二岁的曾昭英的魂魄。

　　女军医陪着她过了二十多天。到了不得不离开部队的时刻，她小心翼翼将丈夫穿过、用过的东西全部装入背包，在他们共同睡过的床上坐一坐，再擦一遍两人共同趴过的已空无一物的办公桌，扫一扫地上的尘土，望一眼熄灭的铁炉，来的那天她在这炉上煮饭，他还问她吃不吃得惯部队的饭菜。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军车又在起伏的山路上摇荡，高高的山崖，清清的河水，苍鹰在山谷盘旋，和来时一样，而面目狰狞的山石已经夺去丈夫的身躯，她的眼泪一次次喷涌而出。

　　当绿皮火车横在面前，她怎么也不情愿跨上去。她想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去，这最后的心愿也落空了。两名陪同的部队干部怕她在车上悲伤过度，用“寄走了”的善意谎言，搪塞了过去。

　　她记不清是怎么回到他们的婚房。晚上睡在床上觉得李善国还在新疆当兵没有回来，清晨走出家门，看到房后山包上白色的花圈，又清醒过来，他在那里埋着。她搬个凳子去坟边坐，和他说话，给他念写给他的信，一写就是一年，一念就是一年。她盼望着有一天邮差能带来他的信件，像从前那样，而那望向路口的目光，一次次被暮色遮蔽。母亲看不下去，总是去坟上劝她。来自外界的所有劝慰，都无法将她从悲伤的深渊里拉出来。她总是一次次在梦里与李善国相见，有时是在大田里，她和他在烈阳下割麦；有时是在部队，她在帮医护人员给战士打针，他站在一边笑着夸她能干。醒来，泪湿枕巾。从此，他再也没有走出她的梦。

　　这一年，李家一下逝去了两个儿子。年初，李善国最小的弟弟因白血病医治无效去世，现在他又突然离世，父母不堪打击，憔悴下去，愈发苍老。婆婆日日思念儿子，不觉对曾昭英生出怨恨，如果当初她听话，不去天山探亲，让李善国回来，也许自己的儿子就不会出事。而她也总是自责、懊悔，怪自己没有保护好丈夫，如果当初让李善国下山团聚，他就不会遭遇大塌方。

　　备受打击的婆婆，头脑时而清醒，时而混乱，有时跑到大街上嚷，儿子是被儿媳害死的，有时在家里把郁积的不满变成斥责，抛向她。曾昭英无法再在这个家待下去，带着自己的几件衣服和丈夫不多的遗物回到父母家。不久，一千多块钱抚恤金发下来，在那个年代算是一笔不菲的钱款。她有继承权，但放弃了。她告诉民政局工作人员自己还年轻，这笔钱都给了公婆。

　　时事总是难料，没多久，娘家的房屋在一天夜里意外起火，几间屋子烧得面目全非。老父亲对着一堆烧焦的瓦砾捶胸顿足，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她只能住在乡供销社，一住就是两年。一次，一名军人来供销社购物，她望着他，禁不住哭起来。军人很诧异，一旁的售货员忙解释，她丈夫也是军人，牺牲了，她看见穿军装的人就哭。好心的军人晚饭后来找她，开导她。好心人很多，都劝她想开些，给她介绍对象，可没有一个男人能走进她的心房。娘家人再三劝说，希望她能成个家，有个孩子，往后的路好有依靠。最终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一个有短暂婚史，但相貌有几分与李善国相像、口口声声发誓要对她好的男人。

　　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活驶入幸福的轨道，即便世事如时节变化，也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美好期待。重新组建家庭后，曾昭英生了个女儿，这场婚姻最终还是画上了句号。李善国总是淌过江河溪流，越过崇山峻岭，披星戴月，来到她梦里。梦中他还是当兵的样子，站在营房一头，笑望着另一头的她。这样的梦接二连三地出现，她喊着他的名字醒来，白天又一遍遍地细细回味。醋意大发的丈夫气急败坏烧了箱子里的遗物，还送上难听的叫骂：“难道我还不如一个死鬼吗？”这比刀子还利的毒语戳得人心里淌血，也斩断了夫妻间最后一缕情丝。

　　前路茫茫，形单影只，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度日，她在生活的泥泞中背负重担步履蹒跚，脚印里满是艰难。这些年，她把李善国的教导记在心上，“不能给李善国丢脸”，这信念如高擎的火把支撑她顽强走下去。她做过售货员，下岗后开过餐馆，包过柜台，卖过彩票，努力工作，入了党，还成为武汉市劳动模范，含辛茹苦把女儿培养成才，她总觉得他能看见她做的每一件事。

　　在那个灰暗、阴冷的下午，曾昭英将叠得整整齐齐的军绿色毛毯和一块用红布包裹的老式上海牌手表交给我。她说：“李善国当了十一年兵，也就是这两样东西最值钱，我并不在乎金钱，但这两样东西是我情感的寄托，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有朝一日我要去独库公路看看，去乔尔玛烈士陵园向牺牲的烈士三鞠躬。”我点点头，含泪拥抱住她。

　　珍贵礼物，寄托着赤子情怀、无限哀思。这两样东西被曾昭英放在柜顶的箱子里才得以保存至今，陪伴她四十三年。她一直舍不得洗这条毛毯，因为这上面有她和李善国共同的气息，直到2018年毛毯被虫子蛀出洞，她才不得不清洗。不知多少个夜晚，她独自盖着毛毯，拿起手表，上紧发条，举在耳边细听指针跳动的声音。记忆的洪水越过时间的沟壑，冲到眼前。在那顶帐篷里，他摘下手表，放在她手上，教她指认时针、分针和秒针，让她举在耳边听指针“嘀嘀嘀”的走动声。

　　时间迈开大步向前奔跑，那厚重的相思却未在指针上滴落，它周而复始地缠绕着春夏秋冬，转动着独有的律音，在日月潮涨潮落间起伏、跌宕。

　　七

　　重走独库公路是许多筑路老兵的心愿，他们像深爱着恋人那样眷恋着这条路。

　　2021年6月中旬，李善国指导员和杨晓海连长的部分亲人，还有四十多位筑路老兵来到独库公路起点独山子，踏上了朝思暮想的旅途。

　　车辆在山路上穿行，经老兵指认，到了当年“7·15”大塌方路段。走下车，眼前壁立千仞，奎屯河水在奔流，四周高耸的山石像巨型的铸铁，将上空切割成窄窄的一面不规则的蓝色图板，几朵云彩涂抹其上。

　　在路边摆放好花束，老兵向我们指点当年扎帐篷的位置、塌方的地点，曾昭英已经抑制不住情绪，对着高山哭喊起来。“善国哥啊，我们看你来了，我看你来了，我探亲来了！你在天有灵，一定听得到的。”凄厉的哭声划破寂静的山谷，绞痛每个人的心。

　　风中，黄色的菊花在颤抖。风中，对亲人的呼唤，一声高过一声。

　　杨芳跪在地上哭喊：“爸爸，女儿接你来了。四十五年了，我今天才和你离得这样近啊！我为你感到骄傲，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女儿，好好孝敬你……”她泣不成声，向着群山磕了三个头。

　　一声声、一句句泣血的话语响在耳畔，撞击心弦，催人泪下。高山肃立，大地无言，山风呜咽……

　　告别伤心地，车队向着乔尔玛行驶。草原渐渐开阔，道路也拉长了视线，牛羊成群，毡房点点，一派诗情画意。苍松翠柏间，乔尔玛烈士纪念碑越来越近。白色花岗岩的高大碑体，是在独库公路竣工后于1984年建造的。碑上刻着168个名字，每一位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牺牲的战士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六岁，最大的也才三十一岁。当年身披红花的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天山，有的倒在未建成的路上，客死他乡；有的在大山里一待就是数年，走的时候甚至没有去过山下任何一个地方；有的人抱残而归，走上人生崎岖道路；更多的人带着一身伤病，投入与疾病斗争的新战场。不论走的人去往何方，不论他们如今境况如何，心都向着天山，难忘牺牲的战友。

　　默哀、鞠躬、敬礼，老兵们缅怀牺牲的战友，献上点燃的香烟、斟满的酒杯，向着曾经一起奋战的兄弟哭诉衷肠。有人说，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这话不可否认。人生本无常，死是必然，只是死期不定而已，然而不一样的生却赋予死不同的意义，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记忆中，生命仿佛就加长了一些；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贵，实不下于天赋的生命。望着挺拔的松柏，我觉得那是烈士另一种生的形式，他们已在山川江河之中，在星辰大海之间。他们走过的路，后人正纷至沓来。

　　陵园中，墓碑上鲜花簇拥，无边的庄严不需渲染，置身其中，人也不由得庄严起来，俗世中蒙垢的心灵会得到一次洗礼。曾昭英和杨芳仔细擦拭着亲人的墓碑，轻轻抚摸亲人的名字，就像抚摸亲人亲切的脸庞。

　　别离总是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心底涌起还会再来的愿望。羊群的咩声尽显安详。抬眼望，路延伸向远方，我更觉得它是一首回肠荡气、勇往直前的壮歌。

　　仰望高耸的纪念碑，最高处红星耀眼，泪光中，那些生命铸就的忠诚、血泪背后的亲情、悲欣交集的相思，都化作一股凛然之气萦绕于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