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我们早就说过去俄罗斯，用热烈、亢奋，甚至是明知有些不切实际却仍愿投入表演的梦幻语调。比如说，在最寒冷的时节抵达伊尔库茨克，坐大巴前往贝加尔湖——我们要脱掉外衣，躺在冰上，像两头失血过多的鹿。再比如，多办一份签证，去赫尔辛基住几天，看波罗的海另一边的景观是否如传闻中那样广阔，就像明信片色彩更丰沛的那一面。

　　我们真正踏上俄罗斯之旅，是因为梅的家里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为此，她打算离开上海，去深圳工作。近三十年的生活痕迹，即将一笔勾销，而旅行无疑是一种具有清空功能的过渡方式。

　　凌晨四点，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在接驳车上，我们拍了纪念性的视频，最后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以便把一切与身份相关的包袱一并丢弃。我们搭乘的飞机被漆成苹果绿，颜色如此明快，从头顶飞过时，会给人一种有乘客正在机舱里欢乐挥手的错觉。天还未亮，黑暗之中，这座城市里所有尚未昏睡的灯火都从飞机身上滑落。飞机上升，城市变小，电路板似的光道被云层覆盖。在目力未及之处，太阳逐渐卯起一股清亮。也许无数个陈白露还在等待日出，但这对我们而言没有意义。前一晚，我们睡得太少，此刻只是想方设法延续睡眠。

　　六个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托尔马切沃机场。机场不大，各方面功能欠佳，不输给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的是：这里有同款自动咖啡贩卖机站岗，守护着现代人在等待序列中对咖啡因的迫切需求。我尤其喜欢榛果拿铁，尽管它出自那张平淡无奇的滤网，而且总是冲泡不匀，喝到底部露出一股浓稠的速溶粉味。除了它，我没在任何地方喝到过咸味的榛果拿铁，花费仅仅是一百二十卢布。我和梅买了两次，一边喝一边在机场重新梳理旅行路线。本次行程取道新西伯利亚，先到圣彼得堡，再坐火车前往莫斯科。接着，我们放下提前打印的一页页计划，静候它们真实地发生。

　　这是二〇一九年三月的最后几天。

　　在圣彼得堡，河流里的冰层已断裂为冰块，悬浮在沉默的水上。我们订的民宿在丰坦卡河沿岸，窗口正对着石灰岩一般的河面。房子位于公寓的第三层，打开门，即见一间三十平方米的客厅。墙上挂了风景油画，丝绒窗帘敞在两侧，如剧院帷幕。一座镂花的楼梯通往半间阁楼，经巧匠改造，它已成为半开放的卧室。我们随意安置好行李，还没从新古典主义的装潢风格里回过神来——麻雀虽小，五脏有点过于丰富。“我们真的在俄罗斯了。”我们或许说过类似的话，满是重音词，仿佛忍耐许久还是发出了这句感叹。某种意义上，旅行就是奔向一种异域风情的眩晕，轻微的副作用不足为道，因为相对于四平八稳的日常生活而言，我们深知这种眩晕的可贵。

　　出门已是傍晚七点，夜色还没降临的意思，只不过天色稍阴沉。河的对岸，建筑相连。它们当然各有造型，颜色上也投奔了不同的调性（白色、肉色、粉色、土褐色），一眼望去，却觉得它们何其相似。一种共通的秩序笼罩在它们身上：对称，平衡。屋顶、窗户、雕塑修饰严格标准化，每处肉眼可见的存在都依赖于其背后的逻辑。现代化在此似乎是绝迹的，四处是恢弘的古典之声。而在这集体倾情的合唱中，每幢建筑都成功地隐遁了自身。圣彼得堡的历史——哪怕你尚未从书籍中清晰地指认过它，也能感到它在半空中喑哑地嘶吼，以近乎一种幻术的方式施展它已经消逝的威胁力。

　　我们从距离最近的桥过了河。它曾经被命名为“叶卡捷琳娜桥”，待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改称“罗蒙诺索夫桥”。从一位女王横跨至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后人看来，时潮变化趣味盎然，而风早已吹过去了。无论如何，四座标志性的亭子均匀地立在桥上，仍然是十八世纪时的模样。亭子顶部新设了造型灯，但布线非常粗糙，我们看见几根白色电线耷拉在古老的石柱上——这是圣彼得堡穿帮的一刻。

　　在便利店，我和梅买了Marlboro的蓝莓双爆珠烟。当时梅在广告公司上班，一支烟意味着从高压环境中抽身的三分钟。她在单位楼下抽了两年，还没邂逅她的“张志明”。我几乎不抽，但既然买了，也可以点一支。我们拿着烟，走向街巷，走向即将淹没我们的人群，走向我们在圣彼得堡的第一场黄昏。

　　我们扮演着“游荡者”的角色，无所事事，不受任何责任的捆绑。我们要遍寻这座陌生城市的可能性。在大路上，我们即兴拍照，把关于圣彼得堡的碎片收纳起来。人生中的许多时刻（尤其在童年时代），我反复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当下穿身而过的瞬间。这种施加于记忆的力量半带着祈祷，笨拙而过时，真正实现的极为稀少。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那些被认为重要的瞬间很快佚失，藏身于结构复杂的时间迷宫之中。

　　夜更深时，我们瘫在各自的小床上。旅途极易疲惫，持续兴奋加快了体能的耗散。只要一松懈下来（例如沾上枕头），当即陷入精疲力竭。随着自身的解体，对圣彼得堡的情绪滤镜也破裂了，另一种真实终于被我们“看见”。

　　梅率先提起了我们在圣彼得堡的遭遇。从普尔科沃机场到住宿地点，我们叫了一辆黑车。这并非我们本意，只不过当司机擅自拖走我们的行李时，我们兀自顾虑着国际友人的形象而没有拒绝。在车上，我们悄悄用Uber搜索了两地行程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八十五元，可最后他却要收我们相当于九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价款。我们请他出示发票，他手写了一张字迹漂亮的收据——不得不说，我多少被他古怪的幽默感所打动。短暂的六个小时内，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我们在附近超市买完第二天的早餐，到收银台，柜员却拒绝收款，非向我们推销临期打折的巧克力。我们不买，她就不结账。眼看着后面排起长队，我们不禁又一次受制于国际友人的形象包袱，被迫买了两块。

　　当然，这些只是开头。有意思的是，这些大部分都带着一种理直气壮的粗糙。细思之下，非常无厘头，大脑里不禁弹出“竟然还有这种事”的字幕。因此，当我们在半睡半醒之际立誓，回国后也要去浦东机场开黑车，专载俄罗斯人——这番雄心壮志便成了一则通往梦境的松弛玩笑。

　　在圣彼得堡的几天，我们自己做早餐。首先，从一堆器皿里挑选两个最大的餐盘——蓝色，半透明，饰有类似汝窑冰裂纹的花纹。我们把炒蛋、橄榄、煎培根、通心粉或牛奶麦片放在上面，再配以一两种甜点。传统的俄罗斯甜点实在不敢恭维，每天换花样，终究还只是在试错。其中较为知名的，或许要数拿破仑蛋糕和提拉米苏。二者在外形上都较为单一，口味又干又甜，与想象中工业城市的气息倒是相符的。不过在圣彼得堡，食物本来也算不上亮点，激发不了我们四处尝鲜的冒险精神。我和梅常去的S餐馆在涅瓦大街上，供应西餐为主，兼有红菜汤、罐焖牛肉等游客亟待一尝的本地风味。我们甚至在那里办了一张会员卡。

　　就我们的住宿位置而言，无论去哪里，涅瓦大街是必经之路。一直往前走，稍加转弯，可以抵达许多地方。来到圣彼得堡的第二天，我们已经入乡随俗，开始乱穿马路了。对面是喀山大教堂，朝向涅瓦大街的一面有一个半圆形的柱廊，成列的罗马柱巍然撑起这座神秘的殿堂。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里讲到，对于宗教徒而言，空间是非均质性的，而教堂即是一种与别处存在内在品质不同的空间，具有尘世与天堂之间的介质特性。然而，对于缺乏宗教背景的游客而言，这种与神圣的联结仍然是可感的。覆有金箔的十字架，镶满宝石的墙垣，抑或是垂落在形形色色雕塑头顶的水晶灯，这些高于生活的事物，使震颤降临在平凡的我们身上。在经历某种中断之后，所有围拢我们的空间焕然一新——这种重置就是最通俗化的神迹。除了显灵三次的喀山圣母外，喀山大教堂另一位栖住者是俄罗斯元帅库图佐夫。教堂前立着库图佐夫的雕像，一手执剑，一手持地图指向远处，这与其在冬宫的画像有相似的神姿。在库图佐夫的纪念碑顶部，所塑的则是骑马像。跟团旅行时，导游总会科普如何从马的四蹄看其主人死亡的原因。库图佐夫的马抬起一蹄，意味着他受伤而亡。事实上，一八一三年四月，库图佐夫在追击拿破仑军队时，于德国小城本茨病逝。死亡向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伸出手掌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心中涌现何种变化，只见他欣然臣服，从身后难舍的征尘中遁迹，步入烟云。再往前走，便是一片商场区。那些占据高楼的商家，似乎在布置橱窗方面非常不精通。商品像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模样，谦逊地（乃至冷漠地）坐在橱窗里，拒绝向顾客发出迎招。这种沉默的气质也是圣彼得堡所固有的，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谈及这座城市——仿佛我若一开口，我们之间的某种隐秘共识就会破灭。

　　有一天，我们走在涅瓦大街上，放任弯道的引诱而不顾（甚至没有在冬宫的位置转弯），径直奔向了路的尽头。于是，我们终于看到了涅瓦河。开阔的天空下，一种深邃得充满隐喻的蓝色，正向遥远的对岸颠荡而去。湿漉漉的白沫打在防汛墙上，高处有金色塔楼往两边延伸。早春的日光仍是冷的，落在塔尖，虚晃一枪，折射出无声的明亮。我们抽了几支烟，由于意识到刺面的寒冷是风与我们的互动方式，便选择了忍耐。梅下到河滩边，我则独自坐在上面，一边在搜索引擎中找到河流的下一个目的地：芬兰湾。河面上还有大块的碎冰，我暗想，也许它们会在漂往芬兰湾的半路融化，成为河水的一部分，重新融入平庸之辈。

　　圣彼得堡的第二个夜晚，我们打算在客厅里投屏看电影。零食准备充分，主要是腌制的生肉：帕尔马火腿和萨拉米。这类食品在俄罗斯卖得很便宜，一包七十克，折合人民币只需十多元。我们每天都会买，任凭不健康的亚硝酸盐钻进血管。梅想看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几年前，她看过一次，圣彼得堡或许唤起她重温旧好的兴致。由于疲倦，没看多久，我就在沙发上入睡，只隐隐从电影里学到一句德语“Mama,ich hab dich lieb”（妈妈，我爱你）。我时常从各处乱学一些边角料的句子，例如还学过一句日语，翻译过来是“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田中秀幸”——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田中秀幸，这句话势必也无用武之地。

　　另一天夜晚，我和梅去了那家熟悉的餐厅。我们点了一瓶红葡萄酒，而我烟酒不沾的乏味作风使梅不得不一个人把醒酒器喝空。那并不是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夜，可不知什么原因，当我们走出餐厅时，徒然涌起一阵告别的氛围。冬季并未彻底撤离，时令如飞一般相互越过边界。圣彼得堡下起小雨，后来又变成雪。当我们站在路灯下，雪片似无尽的飞蛾，扑向我们茫然的面孔和这片了无新意的陆地。梅仿佛有话要对我讲，但怎么都说不出——我们认识太久了，十七年，语言很容易在吐出口的过程中被添附各种目的，以至沦为庸俗。在那样的夜色下，我们冒着风雪一路前行，穿过阿尼奇科夫桥。桥两侧有青铜雕像，底座已积起冰粒。最可怕的事是在那以后不久发生的，我们的境外wifi设备不知不觉没电了，最后一些电量可能用在了买酸黄瓜。我们想必就在住处附近，但失去数据信号的引导，这些一模一样的街道与房屋都成了障眼法的一部分。酒劲上来，梅近乎晕眩，逐渐进入一种语无伦次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竭力回忆，找到阿尼奇科夫桥。可惜过桥以后，我们转错了方向，以至回去之路又耽误了两个小时。

　　雪一刻不停，我们走过人烟寥寥的广场。红绿灯闪烁，如一头隐蔽猛兽喘息。梅磕磕绊绊地向我道谢，为许多年的陪伴；继而道歉，或许是同样的原因。她险些落泪，我也失语，像是误闯入人生中真正重逢的一刻。那些珍贵之物，竟如此慷慨地显露，意欲照亮我们往后的生活。

　　最后一个晚上，我和梅去马林斯基剧院看《天鹅湖》。中学时代，我们早在课堂上通过投影仪领略了黑天鹅的三十二圈挥鞭转。当它在一个相对未来的时空，重新出现于我们眼前，我们也已通过刻塑被迫成为另一个人——更完整，或许（其实把握应该更大一些）也成为较之旧日更好的人。

　　我们为各种设备充满电量，一路从剧院步行回去。我们买了好时巧克力雪糕，经过酒吧街、火车站、宽敞明亮的道路。我们也讲了许多事情，无论是遍布于回忆的，还是此刻万千感受支流中被察觉的一种。路途遥远，似乎可以无穷尽地往下走。

　　我忽然想起布罗茨基曾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里，写到过圣彼得堡的“白夜”现象。在布罗茨基生活的年代，它还叫“列宁格勒”：

　　学年一般结束于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些白夜将在整个六月份持续。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高纬度地区是很常见的。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并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去。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像水。

　　“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如此动人。因此，我们在两天后到达莫斯科，望着气宇轩昂的红场以及极富风情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尽管人群那么明朗，而黄昏又景色撩人，我们只觉得错失了一种重要的、再也不可言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