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劲楠

　　沿着卡普河边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逆流而上，便进了山沟。西天山多树木，进山之后一路上更是郁郁葱葱。此时正是初夏，路边的野杏树刚刚挂果，不时有枝杈剐蹭进敞开的车窗里。猝不及防，几粒嫩绿的、黄豆般大小、带着细细绒毛的果，就落在了我的手心里。

　　汽车行至十多公里处，另一条南北向的大沟将公路分出一条岔道，于是这里就变成了东西南北往来的交汇点。交叉路口边有间锈迹斑斑的小铁皮屋，屋前用树枝木棍潦草地搭了一个凉棚，耀眼的阳光从凉棚杂乱无章的缝隙投射下来，斑驳的光影像一块块补丁，缝缝补补拼凑出一块阴凉。一张简易的桌子和几个充当凳子的木头墩子几乎占据了所有的阴凉。这就是我的朋友，尧勒巴依·沙巴尔别克经营的小卖部。

　　一

　　小卖部处在交叉路口，成了南来北往过路人的歇脚地。渐渐的，就连方圆几十里的猫猫狗狗也喜欢三三两两地来这里寻吃食。大山里歇脚喝酒的地方能有啥吃的，无非是一地的瓜子皮和花生壳。或许是我误解了，这些猫狗并不是来寻吃的，说不定它们觉得大山里太寂静了，只有这里有点声响。毕竟这里每天都有等车的、聊天的、喝酒的、喝口矿泉水歇脚的。

　　小卖部门前的凉棚下是大山里最热闹、最聚人气的地方。无聊的时候我也喜欢往那里凑，我说的是一开始，后来不无聊的时候我也喜欢往凉棚下凑。

　　大山里的牧民是热情礼貌的，即便见到陌生人，也会用有温度的目光注视着你，是那种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注视。和这样的目光对视久了之后就觉得，大山里滋养的目光是与城里的不一样的，这些眼眸很清澈，清澈得可以看见眼底和心里。他们就这样直视着你，然后伸出手来和你握手，握手时有时微笑，有时面无表情，有时沉默，有时会捎带上一句生硬的“你好”。

　　我第一次见到洪医生时就是这样的。混在一圈喝酒的牧民中，洪医生戴着一顶鸭舌帽，穿一件略显陈旧、有些褪色但干干净净的翻领猎装，显得与众不同，有点像苏联电影里的某个到最底层发动群众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仰起遮掩在鸭舌帽下的脸时，我才发现他的胡须是亚麻色的。他用那双被酒精烧得浑浊没有光泽的黄眼珠审视我片刻后伸出手，声音沙哑但很清晰地说了一句，朋友，你还好吗？他的手很柔软，不像其他那些骑马汉子伸过来和石头一样坚硬粗糙的手，而是和在城里办公室常握住的手类似。我的这种感觉日后在尧勒巴依·沙巴尔别克口里得到了证实，他说洪医生以前是县城的名人。

　　更多的时候，凉棚下是寂静的，只有斑驳得像补丁一样的光影投下来，随着时间一点一点、不声不响地往东挪移，一直挪到太阳被西面的大山遮住。

　　随着光影挪移而忙碌的是我们的男主人，三十五岁的尧勒巴依·沙巴尔别克和他三十二岁、永远都在忙碌的妻子卡米拉。小卖部没有生意时，男主人忙着给别人补摩托车轮胎，女主人收拾家务，烧水煮饭。

　　尧勒巴依·沙巴尔别克，这么一长串的名字叫起来实在麻烦。在我掌握的有限的民语词汇中，“尧勒”是“路”的意思。我们外出工作经常指着情况不明的前方问路人，尧勒罢吗？（有路吗？）需要汽车通行就问马西朗（汽车）尧勒，需要骑马通行就问阿特（马）尧勒。你说得对，我的名字是和路有关系，我妈把我生在了一条小路上，她用路边的石头砸断脐带……你要嫌麻烦就叫我觉杰。我问他觉杰是啥意思，他指手画脚地尝试着翻译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最后他说是小名。

　　觉杰与山里的牧民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山里，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女人来做。觉杰不但帮老婆做家务，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会蒸包子、拉拉面，这对于山里吃馕喝奶茶的男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好些女人也不见得有这手艺。觉杰这个人有点神秘。

　　我们的车去县城时常顺路帮觉杰捎点货。他的小店里只卖一些低廉的酒水、零食，卖得最快的就是烏苏啤酒和巩乃斯大曲。从给他捎带酒水的数量，我估摸着他的生意不错。觉杰说这个小卖部是亲戚临时借给他的，刚开始他只有二百元本钱，每天天不亮就骑摩托往返二十多公里山路去县城提货，等晚上资金回笼后第二天再去提货，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如此。小店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把在县城里租房子住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一同接了过来。妻子来后，小店又扩大了经营范围，兼营炒面、拌面、汤饭。我问觉杰为什么租别人的房子住，他目光闪烁答非所问地说，天好像要下雨了。

　　大山里小卖部的一天往往是这样开启的。晌午，最先来到小卖部的是穿着干净的洪医生。他骑着那匹老马蹚河过来，然后就迟缓地甚至是有些笨拙地下马，老马自己走到河边吃草，洪医生一个人在凉棚下独饮。他身上干净、褪色的衣服，总让我联想到某个勤快贤惠的女人。

　　洪医生在凉棚下独饮，这只是个开始，就好比一个故事的引子，一部乐曲的前奏，一场演出的报幕。不一会儿，就见一个步行的人过来，和他打过招呼后，要了几瓶啤酒坐下和他对饮。没多久又来了个骑马的，和他们打声招呼，然后翻身下马，进店拿了几瓶啤酒过来坐下。洪医生在棚下喝酒，他的那匹老马在不远处一边吃草一边摇着尾巴驱赶蝇虫。就在他们酒快喝光的时候又来了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寒暄了几句，骑摩托的人又抱来几瓶啤酒。

　　就这样，大半天时间里不停地有人离开又有人加入，酒瓶子堆了一大堆。他们说笑谈论着，最后就唱开了。一个年长的白胡子老者起身又挑眉毛又丢眼神地唱罢坐下，一个年轻人就呼地一下起身，红涨着脖子指着天指着地。不待年轻人坐稳，白胡子老者又站起来唱。这次他唱完后，年轻人没有唱，而是生气了似的转身，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走了。觉杰忙活着拾掇一大堆空瓶子的时候比他们更兴奋。我问他，他们唱的啥？觉杰说，年长的是当地人，他在歌唱卡普河有多美，河边的姑娘有多漂亮。另一个是山里林场来的，他不服气，唱山里的花有多香，空气有多好。那他为什么要走？觉杰双手一摊说，他唱不过生气了嘛。后来那帮人就手舞足蹈地开始跳舞了。洪医生喝醉了，他枕着胳膊仰面躺在草地上。我说你喝这么多干啥。他纹丝不动，仰脸望着天说，你看天这么蓝，草这么绿，不喝干啥。不远处，洪医生的老马雕塑般伫立在河边等着驮主人回家。

　　起初我和朋友去小卖部，卡米拉见到我们不冷也不热，甚至有些生分。她三岁的女儿古丽娜尔性格有点自闭。我们每次去都要给小姑娘一些糖果。看到我们喜欢孩子，卡米拉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端来的奶茶也比先前香浓了许多。

　　在草原，三十岁以上的人，无论男女，你无法从脸上判断他们的真实年龄。刚开始见到卡米拉的时候觉得她很老相，熟悉了反倒没这种感觉了。她的个头足有一米七，五官周正，不过，生活在她脸上过早地留下了痕迹。觉杰说，我老婆子年轻的时候很漂亮，那时追她的人多，如果劳动少一点，像你们城里女人那样天天在脸上抹东西，镜子里这样照那样照，她现在也一样漂亮。他说话的时候还夸张地用手比画着，表情诙谐。卡米拉让我想起了那几颗被剐蹭到车窗里的青杏。

　　小店的生意依然红火，满以为从此觉杰就可以大步流星奔小康了，一天，觉杰却脸色阴沉地告诉我，他亲戚看他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便要收回小卖部自己干。那你怎么办，不干了？我问。为啥不干？房子是他的，他现在要我也没办法，我另外找一个地方干。

　　没几天，觉杰就找人在离商店十多米处的河边洼地处平了一块场地，用木板、塑料布搭了间没有门、四处漏风的简易房，又将铁皮屋前自己搭的凉棚拆下搭在房前，凉棚下栽了四行高高低低的木棍，上面铺上木板，中间两行高的是条桌，两边矮的是两行长凳。一切就绪后，看着比破旧的铁皮屋更为简陋的“未来商店”，我忧心重重地问，这么破，又不临公路，有人来吗？他则轻松地说，没事，生意好好做会有人来的。

　　多年的野外生活教会我许多野外生存技能，比如说砌炉灶。我帮觉杰在简陋得不能称为“房子”、确切地说应该叫“窝棚”旁边，用砖砌了个灶台。山里要什么没什么，炉条没有就用钢筋凑合，烟筒没有就用砖垒，忙了好半天才弄好。在河边洗干净手，我喊道，卡米拉，烧茶。喝茶之前，觉杰郑重其事地让我用红油漆在木板上给他写“商店、食堂”几个字，事关脸面当然马虎不得，于是青山绿水间便有了一块醒目的招牌。坡上的商店也开张了，我很为觉杰担心。

　　二

　　又是一个掌灯时分，潮湿沁凉的下山风裹挟着大山深处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月光下，卡普河载着一河碎银子缓缓远去。卡米拉点燃了马灯，凉棚下就有了一团昏黄。喝了酒的觉杰对我讲起了那些如卡普河水般流逝的往事。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和几个朋友偷了别人家的马被判了三年刑。出狱后就一直在县城做小生意，卡米拉就是那时认识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钱好赚，没有几年我就有了积蓄，去霍尔果斯口岸做边贸生意，生意不错，又赚了钱，我就带着卡米拉和几个朋友去了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我们把这里的大米倒过去再把那边的皮毛贩过来，生意也不错。后来卡米拉要生孩子，我们就回来了。古丽娜尔就生在霍尔果斯，是一个汉族医生给接生的。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看到的第一个人是谁，他就像谁。你看我的古丽娜尔，她有点像汉族。有了她以后，我们回到了县城，我在市场做生意，卡米拉在家带孩子。日子过得清闲，也很无聊。就在那时我学会了“炸金花”，三年时间输光了所有的积蓄，我像着了魔似的，整天脑子里就想着它，无论卡米拉怎样和我吵闹都无济于事，再后来房子也卖了。说到这里，觉杰长长叹了一口气，仰头将瓶中剩余的啤酒喝了个一干二净，唉！这些年卡米拉跟着我没少受罪，换了别的女人说不定早跑了。

　　我回头看见，卡米拉在屋里默默地擦拭着那个他们从阿拉木图带回来的“沙玛瓦”（燒开水用的器皿）。除了那辆摩托车，这是他们所有家当中最值钱、最漂亮的物件，白铜做的，很精致。平日里总是被卡米拉擦拭得锃明瓦亮的，闪耀着往昔的光彩。

　　我对觉杰说，你有福气，摊上了个好媳妇。觉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不管走到谁家毡房里，姑娘都会热情地招待我。我纠正说，男人不应该用“漂亮”这个词。

　　喝了酒的觉杰来了精神，喋喋不休地说着，我第一次见到卡米拉就忘不掉了，回到家里吃饭想她，睡觉也想她。去找她，她傲得很，不理我，我就每天骑着摩托车去她家门口等她，她不出来，我就吹口哨。当时我就一个想法，我看上的女人谁也抢不走。时间长了，慢慢地她就和我说话了，她让我不要这样，我对她说，我看上你了，你是我的。每天我都想见到你，见不到你，我白天吃饭不香，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我们熟悉了，她就让我去对她父母讲。这时，卡米拉在里面用哈萨克语说了句什么，觉杰嬉皮笑脸地回应了一句。我想她大概在说觉杰当时脸皮厚死缠烂打吧。我说，卡米拉，你嫁给觉杰可算是倒了霉。卡米拉笑着说，就是，就是，那时候不知道嘛，那时候条件好的追我的小伙子有好多，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上他了。我说，汉族人有句话说“好女怕缠”。

　　觉杰收起了笑容，话锋一转说，我们还有半辈子要活，以后的事情谁知道。有一天我说不定还能当真正的巴依，到那时我就带上卡米拉、古丽娜尔再去阿拉木图转一圈。

　　我这个时候才明白，觉杰普通话说得好，蒸包子、做拉条子、包饺子这些技能都是三年的牢狱生活中学会的。每当最后一批客人走后，卡米拉拖着疲惫的身躯收拾残局时，觉杰就主动帮她，还会说一些温存体贴的话，老婆子累了，来坐一会儿。

　　我的担心是多余。从坡上搬到了坡下，觉杰的生意渐渐好转。南来北往的人依然在他店里驻足。方圆几十里的酒鬼依然喜欢在他这里扎堆。相比之下，坡上的商店就显得门庭冷落了。自从觉杰拆了铁皮屋前的凉棚后，他那亲戚一直都没有再搭，铁皮屋整日暴晒在阳光下，开启的那扇橱窗里，一个老头永远坐在那里，一支又一支地抽着莫合烟，打发着寂寥的时光。觉杰说，那老头是真正的巴依，家里牛羊成群。

　　卡普河流到这里分了一个叉，因此，两河之间就形成了一座小岛。小岛上遍地密密匝匝的酥油草，像绿地毯，洪医生的木屋就掩映在小岛葱郁的树林中。这俨然是一幅绝佳的田园风光图。但这一切对于一个视酒如命的人，远不如喝光一瓶巩乃斯大曲后的感觉。洪医生每天都会骑着他那匹老马过河来喝酒。

　　说洪医生是“老汉”，其实他的真实年龄也只有五十二岁。这个年龄也是人的壮年时期，是酒精将这个壮年人烧成了衰老的模样。众多喝酒的人当中洪医生是最斯文的一个。他总是穿戴得干净整洁，喝得再多都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用他那浑浊而温和的目光看着你，用沙哑、含糊不清的声音和你打招呼。他一次能喝一瓶巩乃斯大曲，喝与不喝时的精神状态都差不多，这是酒精中毒的人共有的特征。有时他喝到了极限就翻身上马，任别人怎样劝都不下来。酗酒使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生活能力，包括走路。无论他到哪里总是骑着那匹老马，马对于他，就是拐杖、轮椅。他坐在凉棚下喝酒，马就规规矩矩地在不远处等候。只要烂醉如泥的主人上了马，它就会自己驮着瘫软的主人，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过河，往自家的方向走。

　　一天早晨，洪医生骑着马到小店将一只老母鸡递给觉杰说换三瓶酒，他把三瓶酒揣在怀里，将衣扣扣得严严实实，拽了拽衣服对觉杰说，我老婆子要问你鸡的事你就说不知道。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像个小孩。实际上，在他老婆的眼里，他就是个孩子，洗脸洗脚都得她来帮他完成。我见过那个看起来比他还老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我真的无法想象她那弱小佝偻的身躯是怎样承担众多繁杂事务的。果然，下午老太太找上门来了，她没有责怪觉杰，也没有提鸡的事，只是和风细雨地说，以后老汉要喝酒，一次最多只能给一瓶。很显然，老太太是个明事理的人。

　　觉杰说，十多年前的洪医生是县城有名的医生，不但医术高明而且相貌堂堂，正是他的名气和相貌才娶到了花容月貌的妻子。别看老太太现在老得像个杏干，二十多年前她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女。我问觉杰，老太太现在年龄有多大？他说，也就四十五六吧。在城市这个年龄也还是半老徐娘的季节。

　　三

　　在觉杰半生不熟的汉语里，讲得最流利的几个词就是“好、行、可以”。因此你就不难理解我和他关系好的缘由了。一天傍晚同事过生日，我找觉杰让他骑摩托车带我去县城买熏鹅。这时天空中飘起了毛毛雨，我担心他不一定去，谁知道他二话没说将手里还没吃完的饭碗往桌上一放说，行，可以，趁着雨还没下大现在就走。卡米拉追出来在后面叮嘱着，小心点，下雨路滑。崎岖的山路上他把摩托车开得像飞一样，我在他耳边说，慢点，我孩子还小。他说，没事，万一你出事了，我会照顾好你老婆子的。我说，那你就再开快点，出了事卡米拉就交给我了。

　　到了县城，一路上觉杰不停地停下和熟人打招呼，我感觉满县城的人他都认识，都是他的朋友。

　　有两天没见到觉杰了。傍晚时我去了他那里，卡米拉仍然在忙碌。觉杰呢？我问。县城去了，卡米拉头都没抬地回答。见卡米拉脸色不太好，我便不再问了。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工夫，我听到了那辆破本田的马达声。觉杰说他去县城租房子了，房东把房子卖了，新来的房主限他两天之内搬走。今天我在别处租了一间小房子暂时先把东西放在那里，等到了冬天再说。真是麻烦，明天还要下去搬家。我想宽慰他几句，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气氛变得沉默了。真的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谁曾料想真正哀的事情还在后面。

　　第二天傍晚，就在觉杰搬完家回来的路上，在山路的一个转弯处，与另外一辆下山的摩托车撞上了。据觉杰说是对方的车速太快。人倒没什么，只是两人的摩托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双方先是争执然后又动了手，觉杰一个人当然是吃了亏。对方不但打了他，看到他的摩托车没有牌照便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把他送到交警队。无奈之下，他们连吓带抢掏走了觉杰身上仅有的一千元提货的钱。

　　我见到觉杰时，已经又过了一天了。觉杰仍然躺在床上，说头痛得厉害，看来那两个人下手挺狠。卡米拉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拿着毛巾给觉杰敷着擦伤的皮肤。一千块呀，卡米拉得卖多少份拌面、多少瓶巩乃斯大曲，换了谁心里能好受？！

　　卡米拉去县城收拾新租的房子去了。

　　两天后，天快黑时卡米拉才带着古丽娜尔回来。她穿了件红色的毛衣。觉杰兴奋地对我说，两天没有见老婆，我的老婆变得更漂亮了，今天晚上早早睡觉。他夸张地扭头喊道，古丽娜尔，睡觉，现在就睡觉。三岁的古丽娜尔一脸茫然地看着她爸。

　　野杏熟了，黄黄的杏子从沉甸甸的枝头不时掉落在已见枯黄的草地上。山路上，打草转场的牧民来来往往。往昔滔滔不绝的卡普河水却变得沉静了许多。就在觉杰决定在离商店不远的公路旁盖一间房子时，我们的野外工作也基本结束了。我把一双登山鞋交给觉杰，委托他转交给洪医生。觉杰说已经习惯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要走他心里空荡荡的。我對他说，想我了就来乌鲁木齐玩。他说，行，到时候我骑摩托车去乌鲁木齐找你们。别骑摩托车，骑马更拽。觉杰笑了，笑得有点难过。

　　春节时，觉杰从那拉提给我打来电话，说房子已经盖好了，我问他什么时间来，他说等杏花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