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雨

　　雷声又一次滚过，夜愈发躁动。我刻意忽略了屋子里湿浊的味道，去与一种卓异的气息相逢。那是一颗蘑菇的气息，清鲜中混杂着土腥、朽败，时而浓烈，时而飘忽。闪电刚刚划亮又熄灭，土屋陷入更深邃的黑暗。闭着眼睛，却能更清晰地看到那颗蘑菇。脸盆大小的蘑菇伞朵，高高悬于大梁之下。蘑菇呈土黄色的，伞朵的皱褶似一种百褶裙的裙褶，伞柄粗而白，从大梁的一个孔洞边缘伸展出，斜着打了个弯儿，姿态显然是不太舒服。这样一颗蘑菇，并不好看，甚或有点傻里傻气，可它真的太让人兴奋了，兴奋到让一个孩子终夜无眠。

　　初秋多阴雨，屋子漏得不成体统。盆盆罐罐都用来接水，炕上、板箱上、灶屋条案上，到处叮叮当当，奏着一首苦楚的音乐。母亲的眉头早已皱成了黑疙瘩，外祖母不言不语，一趟趟踮着两只小脚去屋外泼洒漏满盆罐的雨水。谁也不曾留神，卧房和灶屋之间的大梁上，很唐突地长出了一颗硕大无比的蘑菇。

　　这大梁上的蘑菇，像一部默片，载着我的七岁，水淋淋地植入我近半个世纪的记忆，固执又热切。

　　外祖母说那条大梁是老年间青砖房倒塌时拆下的。青砖房开间很阔，梁又粗又长，1956年大水之后大队里帮忙给盖那两间坯屋时，不得不裁去了一丈。“榆木的，不值个钱。”外祖母口气轻轻地，倒像是安慰自己。跟榆木梁的历史和价钱相比，我更关心榆木上生出的蘑菇能不能吃。避开母亲的眼刀，我拽着外祖母衣襟问，一遍又一遍，每一遍，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或摆手。多少年之后，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回家，外祖母的眼睛几近失明，我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她讨论大梁上的那颗蘑菇。这一次，我的问题是，到底是榆木上的蘑菇不能吃，还是老榆木大梁上的蘑菇不能吃？她双目微闭，没有回答。

　　冀中平原村庄，不出产蘑菇，但家家户户、大事小情都离不开蘑菇。村里的小卖铺和肃宁城的集市上，都有蘑菇卖。蘑菇是干透的，盛在红柳编的大笸箩里，或者干脆就用破麻袋、编织袋盛了，朝地上一敦，旁边条案上一溜花椒麻椒大料茴香籽干辣椒桂皮豆蔻白芷十三香等。黑黢黢、皱巴巴的蘑菇朵，不显山不露水。可我偏生待见它们，跟着母亲赶集路过摊子，磨磨蹭蹭的，就为多看它们一眼，皱起我的猫鼻子，从众多香料的繁复气味中，专敛了它们的气息来，收藏到我的身体里。戏匣子里播放《杜鹃山》“大雁山鸡，狐狸野羊，金针木耳，蘑菇生姜”的唱词，我头一回听就上癮。走在上学路上，心里头大声吆喝着，恍惚自己就是一个走村串巷的货郎。当然，我的货担子里一定有蘑菇，天底下最好的蘑菇。

　　我的食菇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出生十二天，还是在娘肚子里？我们双楼郭庄，那时候时兴给新生儿过“十二晌”。十二晌就是十二天。一个孩子出生，十二天，十二岁，都要隆重祝贺。十二，是郭庄文化的一个密码。过十二晌，蒸百穗（岁），摆大席，大席上七碟子八碗，压轴的总是和菜，和菜里有时鲜素蔬、粉条豆腐片粉、油汪汪的腌肉片，灵魂却是一味山珍的蘑菇。

　　外祖母拾掇蘑菇比母亲在行。手一抓哗哗响的干蘑菇要吃到嘴里，须经过好一番的拾掇。拾掇蘑菇的过程，应该叫泡发洗择，可双楼郭庄不这么说，太麻烦了，就俩字，拾掇。挂在灶房的蘑菇串，一杆儿挑下来，瓦盆里撸三二十颗，滚沸的水泼起，蘑菇的魂魄激灵灵醒了，瞬息四散奔逃，香气溢满屋子。

　　择洗蘑菇，一把银白精巧的剪刀，一双灵巧如燕的手，去蒂，开柄，祛除隐藏的脏物，细如发的心思，穿行于一颗颗蘑菇的唤醒之路。外祖母说，这些干蘑菇原本生长于高山丛林、溪流河谷，到双楼郭庄要跑几千里的路。在蘑菇的老家，有成百上千种蘑菇，有的一打雷就长，有的一下雨就长，还有的布谷鸟一叫就长。新鲜蘑菇成篮子往家拎，成锅煮来吃，一点儿不稀罕。她的大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闯关东，做了一名走屯子的货郎，有一回在密林里迷了路，半个月榛蘑炖溪鱼当饭吃。采蘑菇易，晒蘑菇难。干哗哗的大蘑菇，几千里地到郭庄，就是贵客，是亲戚，得好好待承。

　　村子里流传一本小说《林海雪原》，有人喜欢杨子荣，有人喜欢孙大德，有人喜欢少剑波，我却一下子被蘑菇老人迷住了。要是我能到夹皮沟里做一个采蘑菇的人，该多带劲！自从外祖母讲过她大哥闯关东的故事，我的心就有点野了。经由一颗蘑菇，我用有限的词语和幼稚的思想，构织着小小的理想和远方。

　　我采到人生中第一颗蘑菇是在七岁之夏，新雨之后，彩虹之前，在距家门口十二米的一处猪圈旁边。

　　那是一颗白蘑菇，圆头圆脑，刚刚拱开湿润的地皮，伞柄还埋在土里。我蹲下身子，手指一点一点扒拉开周围的泥土，心脏已经怦怦跳得如同打鼓。

　　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一样，我把一颗洁白无瑕的蘑菇捧回家里。那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一个人的心灵盛典。就像漫长的人生中，我经历过不多的几次盛典一样，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一个人的心灵独舞。那颗蘑菇的终点是哪儿，我已经忘记了。或是被母亲掺和到泔水里喂了鸡，或是晒在窗台上经日晒雨淋重归泥土。这些细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采到了人生第一颗蘑菇，并且明确知晓，我们郭庄其实是可以生长蘑菇的。

　　猪圈旁的泥土，蘑菇，小孩。没有谁关心一件对村庄来说比芝麻粒还小的事件。从这颗白蘑菇开始，我竟然有了拾菇的嗜好。更确切说，从此痴迷蘑菇，在一切有知的时间和空间里，向一个叫蘑菇的种族发出联络信号。

　　我好像天生敏感于蘑菇的气息，隐匿再好的蘑菇，也逃脱不了我的鼻子和眼睛。离家十二米的猪圈旁，小炉匠家后墙根下，老墩子家后坡上树趟子里，去泊庄的老车道沟梨树林地边，还有大奶奶家断墙下，我的领地从一处逐渐到五六处，秘密和幸运是我一个人的。确乎是一种气息牵引着，蘑菇总在我到达的时候才从地底下探出星星一样闪亮的白。有时候一个蘑菇季也就生出三两颗蘑菇，甚至只有一颗。我见过生养蘑菇的菌基，也见过埋藏的菌丝。那个年龄段，我还不懂得菌基和菌丝这样的学名，但我知晓一段糟木、几根麦秸、一捧棉籽皮，甚至一滴狗尿，都有可能被雨后湿润的空气唤醒其间藏匿的蘑菇种子，如同干得龇牙咧嘴的河床，只要来一点水，便能生出一堆小小的游鱼。

　　或许蘑菇也是可以种的吧？我曾萌生过这样的念头。每次拾到蘑菇，我都悄悄把那片泥土盖好，把白色的菌丝重新藏匿起来。这是我与一片泥土的秘密。

　　初秋是蘑菇最能生长的季节，我坚信那些被我暗中圈定势力范围的蘑菇生长点，一定长出了一年当中最漂亮、最肥腴的蘑菇。在我放学后按计划悄悄去采收时，现场留给我的却只有刚刚停留过的泥脚印。

　　那天，我积攒了一个下午的好心情，就这样被蘑菇失窃案给搅和了。我不想回家，背着书包东一脚西一脚不知道朝哪里走。不知不觉，竟然走到了初中教室旁边漫坡下的一块边角地上。这块地往左是六队的打麦场，往右就是村里的南坑。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地里种过豇豆、黄豆，还育过红薯秧子。后来，忽然就闲了，生产队的场地不够，这里便充当了二场院的角色。凡是打场的余料，一出溜就转移到这里，随着季节变换，麦秸、玉米秸、芝麻秆、黄豆秸、谷秸，整垛整垛的，像一座接一座的小山头儿。鸡刨狗扒，小孩子们在柴火垛顶上窜来窜去逗着玩，一概没人管。这会儿，大秋还没到，初夏堆积的麦秸着了一场一场的雨水，已经不那么银亮亮地洁净。一阵风吹来，霉烂的秸秆味道呛得我连打几个喷嚏。

　　或许是我打喷嚏闹的动静有点大，一个人从麦秸垛后边嗖地钻出来，是大稳。毕竟这是黄昏，家家户户已经开始点火煮饭，场里坑边应该安静才对，安静的黄昏一个喷嚏的声音实在有点惊人。大稳是被我的喷嚏吓出来的。她手里端着个簸箕，一走神，簸箕里的东西撒了，像是蘑菇。她朝我望了望，便赶快猫腰去捡她的东西。大稳原来是在麦秸垛后边找蘑菇呢！我跑到她跟前，去看她簸箕里的收获——一颗一颗长腿小帽的麦秸蘑，乍看像狗尿苔， 甚至比狗尿苔还纤细一些，色泽如麦。狗尿苔也是一种蘑菇，姥姥说是狗尿生的，脏，有毒。村人原本就对一星半个的本地野生蘑菇看不上眼，更何况貌似狗尿苔的麦秸蘑。只有大稳这样的半吊子才会稀罕，她已经捡了大半簸箕。

　　大稳见我过来，黄白的皱脸上竟然挂了几分喜悦。她跟我说今天可是捡到宝贝了，又大又嫩的白蘑菇，拾了七八颗。说着，扒拉开簸箕上边盖着的麦秸蘑，让我看她的宝贝。这不是我“丢”的蘑菇嘛！刚见到大稳捡麦秸蘑，才忘掉了自己丢蘑菇的疼。仅仅几秒钟就破案了，心里猫爪子抓一样的难过。“要回我的蘑菇！”“要回我的蘑菇！”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大稳的簸箕，嘴唇都快哆嗦了，手脚却动弹不得。每逢关键时刻，我总是那么懦弱。

　　在我們村，大稳是个例外的人。到大田里劳动，她不用去;谁家有红事白事，她不用窜忙;过年，她不用挨家挨户去拜年。她只负责给生产队里喂猪。猪圈在牲口棚的西边，中间有条道儿，道儿连着村学的初中部和小学部，也连着初中部南头生产队里的场院和仓库、棉坊。学生、社员、牛马，都从道上走来走去，道儿就给磨得锃光瓦亮。有时候，我上学早，就能遇到大稳提溜着一大桶猪食去喂猪。外祖母说过，大稳是最不该被欺负的人。她不着调，还不如小孩子的心眼多，得哄着她。我倒看不出她有什么不着调的，队里让喂猪就一个心眼喂猪。两头肥壮的大花猪，一到课间休息准时跑到茅厕下等着抢屎吃，把所有的女生都烦透了。烦猪，跟着也烦大稳。哎，这个大稳，果然是该烦。她竟然“偷”了我的蘑菇。

　　丢蘑菇的不快，到吃晚饭就完全忘了。姥姥做了红薯面和麦面的双色面条，新韭菜花调味儿，配上油亮脆香的炸花生米，实在馋人得很。

　　秋光渐深，就要过中元节了。密匝匝的青纱帐，把一条条曲曲弯弯的耕路和青纱帐深处的坟丘藏得结结实实。回娘家上坟烧纸的老少妇女，蹚过望不到边的大庄稼地，找着爹娘先祖的坟头，点了烧纸，上了供享，哭上一鼻子，便回到娘家庄子上，热茶秋果地捧着，等一桌子丰盛的待戚饭。

　　那个中元节，人们却在疯传大稳出事的消息。

　　据说，原本没大稳什么事，为了搭救一个孩子，却险些要了她的命。村里人描述，女孩是县城的，才十一岁，她母亲派她去小白河西支边上一个庄子看她的外祖母。后半晌，庄稼地里雾障障的，小姑娘骑着自行车走到大洼里就害怕起来，迷失了方向。这时候，刚巧有歹人经过。歹人生歹心，小姑娘被拖到一片刚烧过纸的坟地里给祸害了。大稳是要到坟地里找蘑菇的。老坟地，荒草深深，旺了一季，枯了一季，肥沃得紧。坟上的枯草生一种粉嫩伞叶的肉蘑菇，也生一种叫“马粪包”的菌子。秋天，掩在杂草间的细叶灌木结红艳艳的浆果。肉蘑菇、马粪包和红浆果，对大稳这样的人，才会具有诱惑力。正常的人，除了烧纸、上坟，有谁去那些充满阴气的地方呢。据知情者说，大稳其实也没救人。除了食物，大稳的反应是慢半拍的。没等她想到救人，这个没多少力气也没多少心眼的女人，几下子就被歹人打晕了。

　　公安局悬赏捉拿嫌犯，盖着大红戳子的告示贴在了本县和邻县村庄的电线杆子上、合作社门口。但嫌犯似乎人间蒸发，公安找大稳问过好几回话，她总是惊魂未定的样子，眼睛空空的，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有时候，大稳去喂猪，会突然把泔水桶扔出去，撒腿往学校的操场上跑，边跑边喊“别杀我，别杀我”。

　　大稳事件后，村里每一户有女孩的人家，都有了“家庭纪律”。比如，外祖母规定我除了上学，不许独自一个人行动，村南大坑、村西大埝子、小白河边、对岸泊庄梨园，更是禁地。其实就算她允许，我也不敢。

　　有好几年，我甚至放弃了那些秘密的蘑菇领地。我感觉自己身上正在生长另外一种嗅觉，对于危险之地、危险之人的嗅觉。野蘑菇，跟野鸽子、野兔子一样，敏锐、怕人，所以它们躲在人不常至的地方。而人不常至之地，对于一个少女，便意味着危险甚至灾难。

　　假日，时而需要我一个人去田里送独轮车，好方便母亲下工时往家拉东西，比如生产队分的红薯、棒子、谷穗，或者庄稼秸秆。即使不去田里，也得从西大坑的苦水井或从白河里挑水，浇灌院子里的丝瓜、梅豆。我是一个早发育的孩子，十岁已经能够挑水，外祖母和母亲以此为傲。每每劳作，她们便会忘掉女孩子不能独自行动的“家庭纪律”。可是，我经常无比清楚地嗅到比蘑菇领地更加危险的气息。果不其然，有一次我晌午到西大坑担水，四野寂静，蝉鸣如织，斜刺里突然冒出一个中年男人，大老远喊我的名字。那个人是西街的，我认识，出了名的老实，家境不好，一直打光棍。可那天，他的眼神和声音，分明既不老实也不善良。

　　我担着两只空桶落荒而逃的速度，绝对赶得上一只被细狗追赶的野兔子。到了家门口，依着栅栏门喘息很久，我才进家。那天，我对外祖母撒了谎，我说忽然肚子疼得厉害。

　　被一个老光棍儿邪佞地注视和呼喊，是一件多么难以言说的事情。何况，其中的邪佞味道，或许只是出于过度自卫意识的妄断。如同我对于蘑菇等可有可无之物的痴迷，在那样一个闭塞而贫瘠的村庄，也无人可以诉说。

　　读到东北作家格致的散文《减法》，是四十年之后的事情。普天下的女孩，到底要做完多少命里的减法，才能平安长大？

　　由于写作的原因，我比常人更执着于那些折叠于脑纹深处的细节。关于大稳到底是不是那起奸杀少女案的目击证人，我曾跟母亲讨论。八十岁的母亲似乎不愿意再打开她记忆的闸门，除了她与外祖母之间的一些过往，都说记不得了，或者干脆大张着一对浑浊的老眼看我，一副听故事的样子。

　　我情愿大稳不是目击者，她一忽间的害怕，只是跟大家一样对于凶残现场的想象。大稳应该过一种安稳的日子，可以随处游走于乡野捡拾野蘑菇的日子。

　　二姐姐领着我到苇坑地里找囝囝蘑。

　　腐苇生囝囝蘑，个头极小。囝囝，是泊庄称呼它们的读音，是不是这两个字，待考。囝囝蘑的伞盖儿还不如小指头肚大，个头也矮矮的，藏在苇子根底下，不细找，根本是找不到的。二姐姐说，这种蘑菇极香，擀面条配黄豆打卤最好，用鸡汤煮，再调上几撮芫荽两三滴醋，鲜得不行。二姐姐比我大四岁，她的话我总是很认真听的。有一回在祖父住的老院子里玩耍，丝瓜架上爬着一只“臭大姐”， 她说是“纺织娘”，让我去抓，我就真抓了，结果手臭了好几天，肥皂水搓了多少遍都搓不掉。我好久都分辨不清纺织娘和臭大姐，估计二姐姐也分不清，她只是在我面前充导师，不懂装懂。我没埋怨过二姐姐，谁让她是我的二姐姐呢。为数不多的童年玩伴，二姐姐是最会玩的一个。

　　苇坑在泊庄的村东，再东边就是小白河。小白河在泊庄村东拐了个弯，把小半个村庄环抱在自己臂弯里。尽管河里不常有水，毕竟是依河的村子，自有几分灵秀。一个“泊”字里，总会让人联想起桨声灯影的风情。苇坑里的芦苇根一直串到小河沿儿上，苇间小径顺着河岸逶迤至远方。苇莺、蝴蝶、红蜻蜓在苇尖上飞来荡去，益母草、拉拉苗雜生在苇丛里，开着淡紫、浅粉的花。在这样一个地方找囝囝蘑，我总是心猿意马。二姐姐跟我不同，找囝囝蘑就一心一意找囝囝蘑，绝不会被花花草草、虫虫蝶蝶所迷惑。

　　我去追逐一只蜻蜓，竟发现了一个蘑菇坑，长满白蘑菇的坑。有半人多深吧，四周的苇子稀稀拉拉的，到坑底，一根苇子都没有了，只有白亮的蘑菇，星星般眨动着眼睛。二姐姐夸我，说我立大功了。二姐姐抓着坑沿，一骨碌就到了坑底，我却不敢。

　　风从河边来，苇林摇曳，绿波如海。忽然，苇坑深处冒出两个人的脑袋。风过，又不见了。二姐姐喊我，她两手扒着坑沿儿，递给我刚采摘的蘑菇。我正心惊，没接住，蘑菇抖落一地。捡蘑菇，才发现二姐姐脱了罩衣，只着一件汗衫，她的罩衣临时当了盛蘑菇的布袋。

　　中午，在大妈家吃饭。二姐姐烧火，大妈擀面。地里现拔的嫩毛豆，剥开豆荚，通体碧绿。毛豆子炒蘑菇片打卤，新麦面条，点上蒜醋汁儿，真好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野蘑菇。

　　这一天，我在苇子地里看见两颗可疑的人脑袋，确切地说，是两个可疑的人，但我只见到了脑袋，没见脸，也没见身子。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二姐姐，更没有告诉大妈。那时，大稳还没有发现我的蘑菇领地，但我已经稍稍懂得在心里藏事儿了。

　　收完秋，村里排演节目。节目时而到公社里去会演，公社管节目的人，跟演员们混得很熟。有个叫蒲的姑娘，生得眉目风流，嗓子又好，被选到公社广播站去了。老太太们净偷着骂她，没羞没臊的，早晚臭得没法回村喽。我小，跟蒲不熟，就觉得她长得真俊。见过蒲一回，在苇子地的小路上，她跟公社里那个管节目的中年人就伴儿，两人很热络的样子，说说笑笑地隐没在小路深处。苇子地的小路，穿过后村，连着通县城的公路。

　　后来，蒲跟县城里一个公子哥好了，好了一两年吧，也不在公社播音了，常有一辆大摩托停在后街，是蒲和公子哥开来的。蒲的结婚对象，却是外县一个中年人，做买卖的。蒲就这么离开了村庄，终而没人再提及蒲这个名字。

　　另一年冬天，正储存红薯的时候，格跟一个小伙子跑了。格也是个俊闺女，寡言少语的，看起来安稳又本分。小伙子是本生产队的，没娘，一条腿残的老爹，拉扯着四个小子，他是老大。原本没人知道这桩地下恋情，直到他们同时在村庄里消失，人们才如梦方醒。

　　女人们说，都是蒲把格给带坏了。我觉得，蒲是蒲，格是格，各人走的道儿，并不一样啊。但我在村庄里是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半大闺女，只有听别人说话的份。正经说，这样挂彩儿的闲话，都不该听。

　　过了几年，格回来了，领着个五六岁的男孩，格的小伙子却没露面。格剪了短发，穿一身牛仔背带裤，耳朵上打了耳洞，戴镶钻的耳钉。人们从格偶尔冒出来的口音中，猜测她是从东北回来的。不久，格在县城开了一家干货铺子，卖蘑菇、木耳、银耳、榛子、松子。格的铺子，我专门去过。光蘑菇就有那么多的品种，口蘑、松蘑、榛蘑、鸡枞、猴头菇、松茸。格的铺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蘑菇味道。如果铺子里的空气可以收集起来，一定够烧一锅蘑菇汤了。

　　有人到外地去打工了。去的地方，不是深圳，就是广州、上海、北京，总之，都是些大地方。村里流行起跨地婚姻，甚至未婚同居也流行起来。云南媳妇刘翠兰跟公婆要了一块承包地，箍起大棚，她要种蘑菇。她种的是双孢菇，就是当年我的蘑菇领地里曾出产的那种，星星白的蘑菇。

　　刘翠兰家是我们村第一户靠种蘑菇脱贫致富的。论起来，她的公婆还跟我们家沾点亲戚。刘翠兰结婚时，我刚好在家里过暑假。母亲硬拉着我去随礼吃饭，说是姑娘大了该见见场面。那天，刘翠兰穿着大红上衣，脸上敷了脂粉，小小的一个人儿，一笑，那张脸居然像一朵新鲜的白蘑菇。

　　关于蘑菇，刘翠兰算是从场面上来到我们村的。在她的老家，盛产汪曾祺笔下那一众好吃的蘑菇，诸如牛肝菌、鸡油菌、松茸、羊肚菌、红蘑。彩云之南的大山里，是一年都不愁新鲜蘑菇的，但刘翠兰选择了最普通的双孢菇，那种星星白的蘑菇。我的内心，对刘翠兰常常怀了一种莫名的感激。这个远道而来的女子，把我对于世界的神秘敬意，播布于我们共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