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勤

　　春天的时候，我的写作陷入了僵局，总是不能更深入地进入人物内心，故事流于表面的起承转合。电脑里躺着七八个写废了的短篇，改来改去，都是在故事的外围打转，我自己很清楚正在做无用功。春天快结束的一天，我和杨华见了一面。那次见面后，我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夏天还没有结束，那七八个短篇已经有了进展，有两个甚至写得很顺利，好像有人握着我的手写下了那些文字。

　　我的意思不是杨华教会了我写作，是我跟她的见面，使我想到了一些事和人，那些事都是早就发生过的，那些人也是早就认识的，只是与杨华的见面促使我换了一种心境再去打量和琢磨，就有了新的发现。

　　她发微信约我见面：周末我们去新北大学校园里的一号餐厅旁边的调剂餐厅见面吧，顺便回忆一下读书时的青葱岁月。

　　当时我正无所事事地发呆，可我也不想去，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在新北大学自费读书时，我和杨华是同班同学。我和她关系挺好，她是文艺委员，我是学习委员。毕业后，同学们都忙着找工作、挣钱、谈恋爱、买房子、结婚。有好几年我们都没什么联系。

　　偶尔能从同学那里听到她一星半点儿的消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三年前，有个同学从南方回来探亲，顺便招呼在新北市的同学聚一下。那时我刚从报社辞职到杂志社上班，吃饭时我去晚了，因为有事又提前离开了。

　　很快她又发了一条信息：老同学，好久不见，我要给你说说我的事，这个春天都要结束了，我们应该见个面。

　　我从她的留言里读出了一些追忆过去的意味。是啊，我们都老了。那时候来新北大学念自费大专班的，大多是高考落榜生。转眼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要步入中年了。

　　我从来没有像讨厌在新北大学上学时那样讨厌过一段生活，讨厌过那时的自己。然而，那天下午走进新北大学校园，看到很多地方都变了，我居然有些怀念记忆中的校园。校园大门的位置变了，路边的植物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作为院墙的围栏也更换过，图书馆、宿舍楼和教学楼都在，还是原来的样子，但都有些旧了。我开始想念那段时光。

　　杨华坐在靠窗的位置，端着杯美式咖啡，看着窗外发呆。我走到她跟前，故作仰慕崇拜状，略显夸张地说：美女，我可以坐在你对面吗？

　　她转过头来，不自在地笑起来。

　　她很漂亮，皮肤白皙光洁，眼神明亮，和我记忆中的有些不同。不止皮肤，现在她挺拔了许多，即使坐着也能看出，那不简单是瘦了的结果，精神状态也和原来不一样了。黑白相间的时装连衣裙，头发剪短了，染成栗色，浑身上下透着利落和清爽。

　　你的状态真好啊，我对她说。

　　你也是啊，她说。见我没有什么反应，接着说，你的状态一直都很好啊，当年就是我羡慕的对象呢。

　　当年在同学中，我才是那个热情、自信的人。那时我十九岁，不爱和同学扎堆嬉闹，也不喜欢参加班级组织的活动，就爱看书，爱谈论电影、诗歌、绘画。杨华不爱说话，好像总在听我侃侃而谈。她比我小一岁，大学没考上，家里有点钱，不想让她太早工作，就让她读了这自费文秘班。她那时候脸圆圆的，有点婴儿肥，显得可爱、憨厚，当然，有时看着也有点蠢的意味。

　　我们说起了各自的近况。我对自己的现状不太满意，几乎不发朋友圈。她说都看不到你在忙什么，我说得大而化之模棱两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过得不好，我的自尊心受不了别人的同情，我曾经是那么心高气傲和理想主义。

　　杨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心思，她充满了讲述的欲望。她说起了九岁的女儿，从小姑娘第一次去幼儿园时伤心欲绝的哭泣说起，以如今有点早熟的青春期的古怪结束。接着她又讲起了在保险公司当讲师的丈夫，他和她聊天时那种对生活点滴的感悟和满足。她说到和丈夫的点点滴滴，我总觉得气氛有点古怪，低着头喝水。她完全没有在意我的反应，依旧声情并茂。我只好抬起头来微笑一下，以示我还在听。

　　我叫来服务员，点了鱼香肉丝、红烧鱼块和米饭，这是我们当年都喜欢的菜。

　　后来她还提到了自己在联通公司当部门经理的工作，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都不会干，自尊心还强，连好好说话都不会。

　　我坐在她对面，听着她的讲述，慢慢地我也觉着挺有意思，丰富了我的想象和对他人的理解。她絮叨的这些细节就是生活吧，和我不一样的生活。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在她活色生香的讲述中，间或也抱怨孩子不听话、丈夫工作辛苦、自己不被下属理解，我渐渐听出来一点儿炫耀的成分。

　　她只顾着讲话，没怎么吃。鱼香肉丝被我吃了三分之一。菜还是那些菜，味道也几乎没有变，但我已吃不出当初那种喜欢。我喝着柠檬水，看着她还在热情地讲述，暗暗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也许她并非存心炫耀，更不是示威，可能就是需要认同，需要老同学，尤其是我的认可和祝福。

　　上学的时候，我们相处愉快，我会把我看过的书和电影推荐给杨华看，会叫上她一起去看画展。学校图书馆和学术交流厅的每场画展我都去看过，无论是国画展还是油画展，甚至還看了两次现代艺术展，虽没看明白，但还是喜欢去看。后来我想，也许正是不明白才喜欢吧。

　　我们之间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大三的时候，杨华发现林建苇另有所爱，和一个漂亮的辅导员都要谈婚论嫁了。她痛苦不堪。我陪她喝酒买醉，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许是在我的鼓励下，她说了很多林建苇的不堪。在她的描述中，一个抠门、会算计、自私的林建苇活灵活现地呈现于各种细节中。我说，对呀，所以离开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陪她度过最难挨的几天。

　　人们都说文秘专业就业宽泛，不只做文员，还可以当老师。我不喜欢这个专业，觉得秘书是个伺候人的活儿。当时我劝杨华学点别的，让她找找自己的兴趣所在，在上面用点时间和精力，以后就不会被动，就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那时我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尤其和班里那群叽叽喳喳的女生不一样。杨华经常组织同学们搞活动，今天唱歌明天跳舞的，我都找借口推辞了。当时我没有按照父亲给我规划的路去走，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想证明，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想，当时在她内心深处，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她想要的，在我看来，她当时的状态不太好，遇事没有主见，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我见证了她的混乱生活，还怂恿她离开林建苇。毕业后我不只很少和她联系，我和其他同学也很少联系。我没有做文秘工作，也没有当老师，刚毕业的那几年，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换了好几份工作，每份工作都干不长，去年索性辞了职，在郊区租了房子，读书、写作，为我想要的生活忙碌。

　　她从来没有和我提过后来的事情，诸如林建苇怎么和杨柳梅结的婚，怎么离的婚，这些也许她不知道，也许知道，但又有谁真正在意这些呢？至于她和林建苇又是怎么在一起的，她没说，我也没问。她聊起现在的生活琐事时，提到她丈夫和孩子，我总感觉有点别扭。

　　那时林建苇二十八岁，高大英俊，从新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没有几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家在北校区家属区，我们的教室和宿舍都在南校区，两个校区只隔着一条马路。他是班主任，又住得近，经常在晚自习时来教室转一圈。据说他父母是通信管理局的领导。

　　就在我们要毕业的那几天，林建苇因为和学生谈恋爱被学校通报批评，听说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才没有被开除。当时我还给杨华说，幸好你和他分手了，这个糠心大萝卜不知道和多少个女生有染。

　　最近我常常想起你，想起在新北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漫长的讲述后，她慢悠悠地对我说。我看着她，没有搭腔，琢磨着她的话。这句话好像应该饱含深情，此刻由她说来语气却异常平淡，看着她神色如常，我竟分辨不出这种回忆给她带来的究竟是愉快还是不舒服。我终究拗不过自己的好奇心。

　　你丈夫林建苇……

　　他呀，就是个有勇无谋的莽汉。

　　临毕业时，他的那个记过处分……

　　嗯，我知道。她笑了起来。

　　我有点莫名其妙，她怎么能笑出来呢，那封揭发信就是说她和林建苇呀。

　　也许是洞悉了我的心思，那封揭发信是我写的，她说。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个女人，此刻完全是个陌生人，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杨华了。

　　为了报复？毕竟你自己的名誉也会受损呢。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和不解。

　　给林建苇一点儿教训，也为了我的计划。

　　你的计划？

　　对，我想嫁给林建苇，可是他已经要结婚了。和自己的学生谈恋爱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当送他的新婚礼物吧。

　　你怎么就能断定他会离婚呢？我心里暗自惊叹这个女人的心机。

　　为了想要的生活呀，付出努力和心思也是值得的。她有点得意又有点揶揄地看着我。这不都是你当初教我的吗？家庭稳定，丈夫爱我，女儿可爱，还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现在我就是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些都要谢谢你呀。说到这里，她笑了。

　　当年我是教她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争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显然曲解了我的本意。我明白了，自己过去小看了她，还自以为是地教育她，认为她忠厚、愚钝、傻得天真。

　　想到她要约我在这里见面的缘由，我突然理解了，她刚才给我絮絮叨叨说的那些生活琐事对于她的意义。一定还有一些她没有讲述但也许起了决定意义的事件。面对她棱角分明的脸，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顺口问了一句，那个教我们现当代文学的李建明老师呢？

　　去年死了，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检查出来到去世，不到半年。

　　哦，他那么爱抽烟，这样的结果也是可以想到的。

　　嗯，他是戒不了烟的，就像他戒不了美女。杨华说着，又笑了起来。

　　美女？

　　你没有听说啊，他因为猥亵女生被学校处分过，差点开除公职呢。

　　是吗？

　　是的呀，当初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学姐去教务处告他的状。

　　哦，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那时候他就挺猥琐的呀，每次我们去编校报，交稿子的时候，他总用直勾勾的眼神看女生的胸，真让人尴尬。

　　当年，杨华好像没有和我议论过这些事情。还有，他是这样的人吗？我恍惚起来。我记得的李建明老师完全不是杨华现在讲述的这样。李建明教我们现当代文学，他喜欢诗歌，自己也写点诗，经常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突然说，我们来读一首诗吧，舒婷的《致橡树》，或者北岛的《回答》，你们说哪一首？嗯，还是顾城的吧。通常这个时候，他不看讲台下面的我们，沉浸在诗句中：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下课铃响了，他还没有背诵完最后两句，有的同学就已经起身，向教室外走去。他不在意，完全沉浸在自己营造的诗意中。他背完最后两句后，拿起讲台上的教案，嘟囔着，你们这些孩子呀，什么时候才能懂得诗歌的美。

　　杨华，林建苇，李建明，王慧慧，还有那些曾经被我忽视的人，都在我的脑子里有了新的形象和意味，他们变成了事件的主角，他们有着缜密的思维和果断的行动力……

　　那天，和楊华告别，我从新北大学出来，走上新北路，走过友谊商场，一直走到西桥，站在桥上望下面的河西路，想着刚才一路上看到的那些人：一位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我前面走着;一个带着厚厚眼镜片的男青年，背着黑色电脑包，步履轻快地超过我，快速走到前面的人群里;还有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脸色暗黄，嘴角向下耷拉着，手里攥着个看不清颜色的布包，步履谨慎地和我擦肩而过……我看到的这些人，还有那些我没有看到的人，如今在我想来都充满了神秘的意味，好像他们都充满了未知的力量和智慧，他们都有着某种神秘的隐喻。我想到了一些过去的事，隔着时间，它们好像都有了新的意义。

　　我想到了一件事：临近毕业的那个月，我想去《天峰文学》杂志社实习，教我们的陶建华老师是作家，我想让他帮我写一封推荐信。周三上午他来上课时我给他说了想法，他满口答应了，让我下午去办公室找他。下午我去中文系楼时，正好在一楼电梯门口遇见他抱着几本厚杂志回办公室，当时他和另外一位年轻的男老师边等电梯边聊天，看见我走过来，还没有等我和他打招呼，就说推荐信已经写好，等一下上去盖上章就可以拿走了。我连忙上去帮他拿杂志，他嘴上客气地说不能让女生拿重东西，双手却向我递过杂志。我接杂志的时候，他的手在杂志下面抓住了我的手，我吃了一惊，手臂下意识地抖了一下，杂志散落一地。就在这时电梯门开了，他弯下腰捡起杂志，那个老师摁着电梯按钮，然后他一边进电梯一边笑着说看来真不能让女生拿重东西呀。我又惊又气又恼，低着头，满脸通红跟着他进了电梯。

　　电梯在四楼停下，出来右拐第三个门就是他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位女老师靠窗户坐着看书。推荐信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拿去隔壁系主任办公室盖章，我站在他的桌前等着。不到十分钟他就回来了，见我还站着，就说让我坐下喝点水再走。我说不用了。他把推荐信给我的时候，用力握住了我的手。我听到他说：编辑部的王主任是我同学，去了就好好实习，多写多发，他们那里缺人，争取实习完留下来。

　　后来，我很多次想到这件事，问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大声抗议，就因为我太想去杂志社实习，就因为我早就知道王主任是他同学，我就任由一个男人握着我的手？

　　实习结束，杂志社领导确实有意要留用我，但我没有留在杂志社。我去了一家市民报社当记者，每天出去扫街找新闻，忙得不亦乐乎。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当年没有说是因为羞耻，刚才和杨华吃饭聊天的时候没有说，是因为当时没有想起来。我居然忘记了。

　　人是多么健忘啊，一开始也许是选择性地忘记，时间长了，就真的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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