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刀

　　半年前的一个早上，原本是平淡无奇的一天，但我给三哥打了电话，意义就不一样了。

　　三哥刚接电话，“喂”字还卡在嗓子眼，我就迫不及待地说：“三哥，我看见阿茂了。”

　　三哥在电话里愣了一会儿，才说：“这狗日的，被放出来了？”

　　我说：“应该是，只是不知道他怎么跑到北京来了。他估计还没接受现实，说话有些磕磕巴巴的。”

　　阿茂是因为杀了人入狱的，杀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的堂哥，就是三哥的亲哥。他们两兄弟一个叫老五，一个叫老三。老五是老大，老三是老二，如果不熟悉他们，听解释都有些饶舌。

　　我看见阿茂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那段时间，疫情有所缓和，北京没有病例，而且我又住在北京五环外的村里，公交车上偶尔会有人没有严格地遵循戴口罩的要求。

　　那一天我恰好没有戴口罩，我随意地往车里打量，在公交车中部，看见了一个留毛光头的男人，黝黑的皮肤，像没有牙齿似的，脸颊凹陷，而且还有一脸胡子，像一个国外的拳击手。我多看了一会儿，心里咯噔一跳，像是拿着手机下台阶，一不留神踩空了。

　　我不敢再看他，内心不相信是他，又确认了一遍，他真的有兔唇，跑不了，就是他。

　　我不想让他认出我，赶紧侧过头，假装看手机。当时我没有想起来要通知三哥。我只想逃避，因此很后悔没有戴口罩。

　　对很多人来说，口罩意味着公平，遮住了自己的脸，就等于遮住了狡黠和恶意，遮掩了伪善，也挡住了诚实和美德。无法区分，才有了安全感。

　　我不希望阿茂认出我。我偷瞥阿茂的时候，被他发现了，他也看了我一眼，眼神很空，让我确信他没有认出我来。他的眼神中有一些犹疑，估计他觉得奇怪，这个人很是面熟。

　　被人盯着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像有一窝咬人的蚂蚁正在脚背上，让你心痒痒，又担心被蜇伤。

　　我忍不住又抬头看他了。他还在盯着我，宛如猎犬盯着猎物，空洞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机警了，而且眼神越来越集中，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认出了我，旋即，他从公交车的中部往后走，走到我的面前说：“你是那谁来着？”

　　过了十多年，他忘了我的名字。

　　我对着他点头，但没说自己的名字。

　　他说：“你也在北京？”

　　我还是点头。

　　对阿茂，我热情不起来，我还沉浸在往昔的仇恨里。老五哥对我特别好，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刚好上初中，老五哥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一毛钱的冰糕，大夏天的怕化了，就裹在棉衣里。

　　游泳也是老五哥教给我的。有一次，我在河里游泳，抽筋了，呛了好几口水，危急关头，老五哥游过来，抓住我的头发一把将我扔到了石滩上。

　　我和老五哥，不仅是堂兄弟的关系，还有这更深一层的关系，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该对阿茂和颜悦色，反而应该仇恨他。像我的三哥一样，天天咒骂他，说等到他出来要报仇。尽管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并不会有所行动，让自己逃避心理谴责，起码是一种态度。

　　见我非常冷淡，阿茂识趣地不说话了。公交车慢慢减速了，停靠在了站台，阿茂难为情地冲我笑笑，见我还是没有表示，对我说：“那个，我下车了，你慢些！”

　　我不相信有这么凑巧的事，他绝对没有到站，而是怕两个人僵在那里。看着他下车落寞的背影，我好像看穿了我自己，我没有想象中那么恨他。

　　说到底，阿茂对我还不算坏，以前也照顾过我，我念书的时候还经常搭他的车回家。

　　阿茂是我们重庆一个偏远山区里有名的混混。他的名气不是自己挣來的，更像是被他的父亲赋予的，而他煊赫的名声是因打乒乓球而起。

　　那时候，我们很穷，唯一的娱乐就是打乒乓球。乒乓球台是水泥做的，经年累月，台子的脚墩子残缺了，露出钢筋。我的很多衣服就是在上面挂坏的。

　　台子如此简陋，但学生们还是抢。人太多，台子不够。刚打下课铃，阿茂就冲出去抢乒乓球台。他占上了，一屁股坐在乒乓球台上。等大家来，结果半路杀出了程咬金，跑来了几个初三的学生，把阿茂推下去了。阿茂气不过，和他们打了起来，阿茂体格小，不善斗殴，打不过，吃了亏。

　　他回家跟他的父亲说了。那天下午，午睡时间，有人叫嚷着跑进了学校，领头的是阿茂的父亲。他腆着大肚子，白色的背心上满是黄色的污渍。阿茂就跟在他爸的身后。

　　阿茂的爸和我们跛脚的教务处长理论，我们都在围观。阿茂在人群中间，他什么都不敢看。一瘸一拐的教务处长根本拦不住一个地痞。这时候，我们看见阿茂的爸爸一把将阿茂提到了面前，阿茂那么弱小无助，像小鸡崽子似的，阿茂的父亲递给了阿茂一把刀，对阿茂说：“谁欺负了你，赶紧去捅死他。”

　　阿茂不敢接刀，他父亲瞪着他，阳光照在刀身上，那把短刀炫目耀眼。似乎它没有认清自己，要和太阳一争光辉。好一会儿，阿茂站在那里仍没有抬手接刀的意思，猝然间，阿茂爸猛踢了阿茂一脚，阿茂毫无防备，被踢出去很远。阿茂的爸爸狠狠骂了一句：“你个狗日的杂种没有用的东西！”

　　像阿茂父亲这样的人，缺少文化，社会的刀枪就是最好的教养，让他们相信真理在大炮的射程范围内，而口径永远是正义的标准。这话是俾斯麦说的。

　　那次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阿茂的威名远播，从此以后，谁都不敢招惹阿茂，谁都知道他有一个厉害的父亲，敢叫自己儿子杀人。大家都害怕和阿茂玩，我也是这样。

　　也是从那时候起，阿茂对上学不怎么上心了。他以前成绩很好，是我们学校里的尖子生，尤其是数学好，满分一百五十分的题，他基本上不会被扣分。他成绩下滑得很厉害，就从尖子班降级到了普通班，和我们差生为伍。我一直不爱学习，认为学习是最没用的东西。他来到了我们班上，我还幸灾乐祸，原来学习好的人跟我们想的一样。

　　阿茂初三辍学了，跟着一个拉煤的司机学开车。那时，在我们那里，开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且都是找师傅学，跟着师傅开车，也没有人查有没有驾照。

　　我在县里上高中时，阿茂已经出师了，开的是自己买的二手车。我经常搭他的车回家，在颠簸的路上来回摇晃。

　　那时候，我无比羡慕阿茂。他打着赤膊开车，坐在驾驶位上，大幅度摆弄着方向盘，抓住汽车挡杆潇洒地推拉。而且，每次下车都有红牛喝，女人们喜欢围着司机转，为了和阿茂搞好关系，好方便进出城。

　　我们回家，一群孩子追着我们的车跑，希望能爬上去。每当他们靠近，阿茂就踩油门，等到他们快追上时，又放慢速度，给他们一些希望。这些行为，给无聊的旅途增加一些乐趣。

　　阿茂在车上喜欢说话，他叼着一支烟，跟我说他家的事。

　　阿茂没有妈，他妈离家出走了。

　　但坊间有不同的说法，譬如我爸就告诉我，阿茂的妈不是跑的，是被他爸拐出去卖了，卖的钱，全被阿茂的爸拿去赌，输光了。还说，阿茂很可能不是他爸亲生的。

　　阿茂从小跟爷爷住，阿茂的爸常年在外面混，在县里夜总会当安保，几乎不着家。回家要么是为了躲仇家，要么是为了养伤，阿茂的爸爸全身都是砍伤。

　　阿茂没有变得和他爸一样，简直算是一个奇迹。

　　尽管阿茂的爸爸口碑很差，但他从来没有杀过人，而阿茂杀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杀了老五哥更叫我始料未及。

　　阿茂确实是杀了老五哥，但从感情上说，这件事不算是他的错，反而是五哥不占理。

　　因为老五哥和阿茂的女人勾搭在一起，还拍了照片。这些照片都存在阿茂女人的手机里，被阿茂看见了。因为这事，阿茂和他的女人离了婚，他的女人改嫁，不过没嫁给老五哥。老五哥有老婆。

　　这件事在我们村子里是出了名的，成为一个不能惹桃花的案例，让年轻人引以为戒。

　　本来阿茂和老五哥根本不会打照面的。那天晚上，老五哥开车回村里时，阿茂在梅溪河钓完鱼都已经走了，但阿茂中途为了拿忘带走的几尾黑鲇鱼，又开车回来，和老五哥狭路相逢。天黑路窄，两车互不相让，都开着大灯打着刺耳喇叭。两人都下车准备吵架。阿茂一看是老五，全身的血就涌上头，照着老五哥脸上就是一拳。老五哥喝了点酒，一吃疼也来了火气。兩个男人扭打作一团。老五哥掏出了身上的匕首，捅了阿茂腰眼一刀。阿茂也不知道那里来的神勇，夺过刀也捅了老五哥，捅在了大动脉上，血喷如泉。

　　阿茂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地说，我真的没想杀死老五。

　　没曾想，我还会碰见阿茂。估计三哥也和我想的一样。等我回到家，三哥又给我打了电话：“怎么样，你有没有骂他？”

　　我不假思索地说：“骂了，他根本不敢说话！”

　　我骗了三哥，是为了三哥，也是为了自己。三哥舒坦了，挂电话前说：“操他妈的。”

　　三哥连说了好几遍。

　　我也对着电话说：“操他妈的！”

　　但我没有三哥那么愤怒。死的是三哥的亲哥，他无法不骂阿茂。

　　这事儿过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我又看到了阿茂。

　　这次有了准备，所以不至于太拘谨。我们都没有提老五，而是聊起了自己。阿茂说自己如今在北京打零工，在工地上干，工地上不问来路，只看身份证。

　　阿茂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想回家给爷爷上坟，给坟头添一些黄土。他信不过自己的父亲。

　　他说他爸从来就是有一个钱恨不得花十个钱的主，抽烟喝酒嫖娼，没有一样不沾。没钱的时候到处借，编造诸如“爸爸快死了，在医院马上要手术”等假话博取同情，最后就骗无可骗了。

　　说到气愤处，阿茂说，这样的人才是生活的瘾君子，比吸毒更可怕，他消费的不仅是金钱，还有良心。

　　他说他爸从来没到监狱看过他一次。

　　阿茂还告诉我，等我下次回重庆的时候叫上他，他跟我一块儿回。我问他：“你为什么自己不回？”

　　话说出口，才知道自己的荒谬。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这么多年来，对故乡的陌生，对人的惶恐，都让他无法独自应对。他是缺乏保护的，而我好似能给他一些信心，不至于所有的目光都在他的身上，我能吸引走一部分人的火力和议论。

　　我答应他了。我说我过一段时间要搬家，之前住在村里，是因为透支了好几万的信用卡，所以得省房租。现在手里宽裕了，女朋友也来北京了，得搬到望京附近去，这样离上班地方近，也能和女朋友一起住。

　　阿茂说他可以帮我搬。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想拒绝阿茂，但他说就这么说定了。见他这么坚持，我也不好再说什么。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又坐了几站地，阿茂给我指：“我快到了，你看，那就是我们工地。”

　　不远处，有正在修的房子，还有给人住的活动板房。车子靠边停下，阿茂下了车。这次下车的地方明显和上次不一样，果然他上次是随随便便下的车。

　　搬家的那天，阿茂早早就来了，他就蹲在院子里的月季花边上，也不说话，更不叫我。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蹲了很久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叫我？”

　　他说：“没事，我也刚来。”

　　我没有拆穿他。

　　阿茂果然是经常干活的人，看着很瘦，但非常有力气，干活特别利落，三两下就将东西搬上了车。还有一张从二手市场淘回来的实木桌子，想着两个人抬，但阿茂自己就扛走了。

　　新家在望京边缘处的村子里，也是楼梯房，需要爬楼。阿茂肩膀上扛着一袋行李，腋下夹着东西，手上提着我的一麻袋书，不慎抖落一本。他回头捡起来吹了又擦，我告诉他没关系。我跟他说，不用这么着急。

　　他说：“没事，一点儿也不重。”

　　他出了很多汗，干脆就把上衣脱了。我在上面归置行李，我的女朋友在楼下看着行李，我下去帮忙的时候，听见我女朋友和阿茂在说话。

　　我女朋友问他：“阿茂，你这腰上的疤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里，我没敢出去，伫立在原地。我听见阿茂小声说：“以前得了阑尾炎，去医院做微创手术，打了一个洞，就留下疤了。”

　　东西很快搬完了，我女朋友刚来，家里也没有开火，我们准备出去吃。

　　阿茂拒绝说：“工地上还有事儿，不用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你跑上跑下，饭都不吃一口就走。”我说。

　　我上去拽阿茂，阿茂使劲翻腕，挣脱欲走。我女朋友见阿茂着急，对我说：“兴许他是真有事，咱不能耽误人家！”

　　我只好松了口，說下次再请阿茂吃饭，最好来家里吃。

　　等阿茂走了，女朋友问我这人是谁。我告诉她，这是我的一个发小，从小玩到大。女朋友追问：“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我说：“后来失去联系了。”

　　没想到，我没请成阿茂吃饭，反而是阿茂请我吃饭。他给我发消息，说工地放假，又是周末，请我过去吃饭。是他女人做的饭。

　　阿茂之前跟我说过，他找了个女朋友，是河北的，在工地上认识的。他的女人不只是他的女人，她也有家，但她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所以就和阿茂过到了一起，相当于又有了一个家。

　　他让我把我女朋友也叫上，但我想着要到工地去，工地土重，怕她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就没叫她，自己去了工地。

　　他们住的环境不太好，活动板房里，空置的床铺上摆满了安全帽，落了一地土灰，在太阳的光柱下，尘埃起舞，如梦幻的人生。

　　房间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另外一对夫妻，床上都挂着帘子，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私密性。我想起上大学的时候，也住过这样的屋。我爸妈在工地上班，我放假去看他们，就住在活动板房里，有人不想去上厕所，就站在窗口撒尿。

　　阿茂的女人在屋子里用电磁炉做饭，洗锅的水就顺着活动板房的窗户泼出去，在屋子里还听得见水落地的声音，仿佛看得见水珠四溅，彻底四分五裂，颇有惊心动魄之感。一下子，和我过去的生活重叠了。

　　阿茂的女人一边炒菜，一边说：“你真没骗人，你果然认识文化人，之前以为你是哄我的。”

　　他的女人当着我的面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头。我哪里称得上是文化人呢？无非是写点字而已，在北京也靠做文案谋生，实在算不得体面，但被人夸，我是开心的。我没想到，这个地方，我会因为会写作而增添些荣耀。

　　阿茂的女人很会做饭，尤其是川菜，小炒黄牛肉味道很地道。吃着肉，就开始喝酒。我和阿茂喝得全身通红，头晕，但不至于迷糊。

　　吃喝间，记忆的闸门打开了，我们讲起了小时候的事。我们在一起上学，那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凑了钱，去打了半斤酒，就在宿舍里，一人分一杯，然后说要拜把子，结果老师来了，我们全都被抓了起来，第二天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们就站在主席台上，被老师训话。

　　越说越兴起，酒也越喝越多。阿茂的眼眶红了，他说他想他爷爷了。阿茂脱了自己的衣服，他喝了酒全身也是红的。我也看见他腰间的伤疤，那么明显，让人无法不注意到它。

　　他女人之前也见过，但可能从没认真看过。她盯着疤痕问：“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大个孔？”

　　我看见他的神色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我猜想，这个瞬间他一定想起了老五，他的嘴唇没有节奏地颤抖，那些往事和酒精混淆在一起，疯狂地扭动，挑逗着情绪，让人避之不及。他央求地看着我，他害怕我说出实话。

　　我装作不经意地看了看，然后说：“他这是以前割阑尾留下的，怎么，你没跟你老婆说？”

　　阿茂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自顾自地说：“这有什么可说的？谁身上没点疤。”

　　我和阿茂都松了一口气。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从阿茂这里离开。那天晚上，酒精让我们的内心烧灼，让我们回到十多年前的岁月。

　　从那天后，我给阿茂发消息，阿茂再没有回我。过了一些天，我正好路过他的工地，想着还欠他一顿饭，就来到工地上找他。找了好几圈，都没有见到人。

　　工友们告诉我，他们两口子搬走了，说换了一个工地，具体去了哪里，谁也不清楚。我打他手机一直是无法接通。在那之后，我还去找了阿茂几次，前面几次去工地，提及阿茂还有人认得这个人，后面再去就没有人知道他了。人来人往，会磨灭过去的痕迹，我们的生活都是如此。

　　后来，我还常常想起阿茂。我想，他有可能跟着女人回河北了。我又为他担心，他带的是别人的女人，希望不要有祸端才好。

　　再之后，我回到重庆，回到奉节，回到桃花村，回到梅溪河，不光能想起老五哥，还会想起阿茂。我想起来，我们就坐在卡车上，阿茂点起一支烟，咧着嘴吸气，脚底下踩着油门，孩子们跟在车后追，车轮滚滚，碾得尘土飞扬，遮住了孩子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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