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莹

　　我最怀念的是我在街头做混混的日子。

　　我初中没读完就从学校出来了，是被开除的。我不是读书的料，从小就不知道读书有什么意思。我在村里混完了小学，到镇上读初中后。镇上人多热闹，便每天上街游下街地到处逛，一有点钱了就进游戏厅玩，没日没夜地玩。那时有个老师说我天生就是做混混的命。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像黄飞鸿一样的人，武功厉害，会飞檐走壁，行侠仗义。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出名的混混，可我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因为我没有一颗想做大哥的心，不喜欢自己干坐着光指挥别人做这做那，但我做过不少坏事。帮人出头打架，别人给我一包烟或十块钱，我经常帮这样的忙。或者仗着自己读初二欺负初一的学生。要么就是上课搞破坏，用打火机点前面女生的头发，烧了人家的长发，故意惹老师急。

　　我这样的学生不被开除才奇怪，学校所有认识我的老师都不喜欢我，只有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对我不一样。有次语文考试写作文，我用了一个词，叱咤风云，这个词让语文老师对我刮目相看。我的作文写得不好，没头没尾的，错别字还不少，语文老师还是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念了一遍，夸我“叱咤风云”用得好，说教书这么多年还没哪个学生用到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是我从电视上看来的。

　　我们语文老师像个书生，戴副眼镜，喜欢看书，说话走路都慢吞吞的。他常常一放假就去县里，到书店买一堆书回来，看完就散给学生。关于语文老师，我听见过别的老师议论他，说他三十多了不结婚，也不谈对象，就喜欢看书，是书呆子。我聽了很气愤，我虽然不喜欢看书学习，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学生有责任心、对我们一视同仁的老师。他说过，他能从全班同学每个人身上看到优点，包括我，我们每个人都是光明的孩子。所有老师里，也只有语文老师不觉得我是真的坏。我从来不是好学生，可有老师认为我还有优点，我心里多少有点感激。

　　我被开除的原因是旷课一个月。初二下学期，我基本不去上课了，每天在街上游荡，不知疲倦地跑，哪里有热闹就去看。被开除那天，我最后一次到办公室去，办公室的老师们都笑了，说我从此解放了。班主任也很高兴，说他现在终于轻松了。只有语文老师没有笑，也没有附和他们的话，他坐在办公桌前有点忧虑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在为我可惜。

　　上了初中我就不用书包了，被开除的时候我连书包都没有，课本不知能抱到哪里去，我根本不想带回家，想扔进垃圾桶。想起语文老师对我那么好，我没扔，跟前后桌的人说你们要就拿去，然后空手空脚出了学校。是语文老师把我送出了校门。我最后一次走在通往学校大门的水泥道上，语文老师从办公室追出来，叫住了我，和我一起走出了校门。我们站在学校门口，他给了我二十块钱，我问为什么给我钱，他说，你不再是学生了，提前进入社会会受到很多磨炼，希望你能成才。我看出他是真心希望我能成才，至少是有点出息。我笑了，说我成不了才，我连书都不读了哪能成才。我最后看了一眼学校大门，告别了语文老师，然后飞快跑到街上游戏厅，把二十块钱大方地充了游戏币，黑天黑地玩了个够。

　　我父母年纪很大了，我是他们的小儿子，他们从不打骂我，也管不了我。我从学校出来后就跟放飞的燕子一样彻底自由了。我们镇上像我这样的小混子很多，辍学了就成天在街上晃。有个同学的父母在街上开饭馆，我就去帮他们看店，做点杂事，他们管我饭，给我点钱，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混。就是在街上混的时候，我认识了沈博。其实我以前看到过她，她的照片被贴在学校的考试光荣榜上。有天中午，我在饭馆门口看到一个女孩骑自行车经过，扎着马尾辫，脖子上戴块玉坠，我一下想起她就是光荣榜上的沈博，照片上她就戴着一块玉坠。

　　那以后，我就常常看到她了。每次都是中午放学的时候，她骑车路过，要回家吃饭。看到的次数多了，我便觉得她很好看，她骑车的样子也比别人好看。我总是看着她的背影骑到街尽头消失不见，才进饭馆做该做的事。

　　从夏天到冬天，沈博骑车、走路，常从饭馆门口路过，有时她一个人去买东西，有时挽着她妈妈的手去逛街。到了冬天，她穿着白色的长羽绒服，戴着护耳和围巾骑车从饭馆门口经过，我总想跑上去跟她说几句话聊聊天，却没胆子，她根本就不认识我。放寒假后，她不再路过饭馆，我每天都注意着街上，看不到她便想去找她。我知道她住在医院，她父亲是我们镇上医院的院长，她家就在医院后面的家属楼。

　　一个隆冬的早晨，我起来后发现外面街道上一片纯白，下了一夜雪。这景象让我有点振奋，洁白的雪忽然使我生出了勇气。雪停后，我穿上棉袄出门，踩着雪跑到镇上唯一的奶茶店。奶茶店的门才刚开，我跑进去催老板做杯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做好后我放进怀里，用棉袄捂着，什么都没想就揣着它跑到了医院的家属楼下。

　　我还没去问人沈博住在哪层楼，就看到她提着一袋垃圾出现在楼门口。她把垃圾袋轻轻放进垃圾桶里，转身上楼时我叫住了她，她回过头来看着我，给了我一张吃惊的脸。我走到她跟前，说我叫李军，然后拉开拉链把奶茶拿出来给她。她很意外，还是把奶茶接了过去。奶茶还很热，她双手捧着奶茶，低头露出了笑脸。她说她知道我的名字，我在学校很有名。

　　风很大，我们进到楼里说话。我说我已经没有读书了，她问为什么不读了。我忽然像断了喉咙回答不出，那一刹那我没法像对其他人问这个问题时毫不在乎地随便说些什么。站在她面前，我变得很小心，连说惯的脏话都注意着不要说出口。我提前想好的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知道的，熟悉的那些不属于她的生活。为了能有话说，我只好问她的学习。

　　她和我说着她的学习，话从她口中出来的时候，都天然地带上了一种温暖和纯净，那是属于一个非常清洁的世界的，我心里默默地有了几分感伤。天气很冷，她说话的时候，手心和手背轮流贴在奶茶上取暖。说了一会儿，她说她和爸妈正在吃早餐，请我上去跟他们一起吃。我感到很突然，一下子变得更紧张了，想我怎能去她家里吃早餐呢，我也怕她父母。她很善解人意，见我这样，说让我等一会儿，就跑上楼去了。过了几分钟，脚步声蹬蹬传来，她从昏暗的楼梯上下来了，手心托着两片面包伸到我面前，那是我第一次见那种切得很薄的方块面包。

　　我接过面包，很不好意思地吃了一口。我感到我的脸红了，朝她笑笑，她也笑了。我不知道再说什么，磨蹭了一会儿，就告别了。回去路上，我吃着她给的面包，踩着积雪慢慢走着，脑子里很清楚地想着我和她。去医院找她时，我以为她不会理我，她却跟我说了这么多话，还给了我两块面包。我忽然明白我们是不同的人，她存在着的世界，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渴望保留又很容易失去的世界，那是一个我从没进入过、那时那刻渴望拥有又注定不会有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想不想真的拥有，但在那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一辈子都不会进入那样一个世界，它不属于我。

　　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词，一个女人指责勾引她丈夫的女孩，说她缺乏家教。那时我已经历了真正的爱情，“家教”这个词还是让我一下想起了遥远记忆中扎马尾辫的女孩，尽管我已快忘记她的样子了。那个冬天我莽莽撞撞去医院找她，她对我的态度就是良好家教的体现，我甚至觉得这个词就是为她造的。那时我还很小，却早就过着要么打人要么被打的生活，谁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个混混样，或者是瞧不起的眼神，谁跟我说话都是粗声粗气的。在沈博那里，我第一次领味到人和人说话还可以这么温柔，就连我父母也从没这么和声和气地跟我说过话。她请我上去和她父母吃早餐也不是客气话，是真的关心没有吃早餐的我，我觉得我被平等地对待了。后来，我再也没遇到过沈博那样的女孩，从她的眼睛里能看到她的心灵。她心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她扔垃圾的动作都是那么轻，仿佛手里提着一个生命，重一点就会摔疼它。

　　那个雪后的早晨，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我想，如果我有过青春，那么从今天起，我的青春结束了。雪化之后的街道到处是泥泞污水，我忽然觉得在镇上待着没什么意思，每天到处混也腻了。那场雪之后，我没再去找沈博。我辞了饭馆的工作回了家，年一过完就南下去了广州。我再也没见过她。

　　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回家过年，走在镇上饭馆那条街上，正是中午放学时分，街上骑着自行车的已是新一拨学生了。我向熟人打听，他告诉我，沈医生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去北京读书了。对于沈博，我不知道有没有爱过她，但我一直记得她，在我浑浑噩噩不值一提的混乱青春里，有人那么郑重而温暖地对待过我，我始终感激。

　　被学校开除时，我还是个小混子，什么都不懂，从医院出来那天，我忽然长大了一截。在街上无忧无虑混的日子结束了，我开始了真正向社会讨生活的日子。

　　到了广州，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了。因为喜欢看港片，一开始到广州时，我天真地想过去香港，就像港片里的那些人一样过称兄道弟的生活。后来跟人去香港玩，那里的高楼大厦和清洁的街道跟电影里混乱肮脏的香港很不一样，我忽然就不向往了，香港再没吸引过我。

　　我在广州待了三四年，一直待在鹭江和康乐一带，那里打工的人都是我们老鄉。鹭江是打工人挣钱养家的地方，也是混混的天堂。在无数条昏暗狭窄的城中村巷子里，我到处混饭吃，做过各种营生，摸索着挣钱的道行，把年龄混到了二十岁。

　　真是什么人就吸引什么人，我一到广州，就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你们说的狐朋狗友。他们干的不是什么正经事，穷困潦倒到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在亲戚熟人身上揩油水，我跟他们混过，但没正经给他们做过事。天天在鹭江巷子里跑，不是熟人也看熟了。我也不是没起过坏心，可是看着那些熟面孔，我做不出来，只有老老实实找点正事做。

　　我不是什么好人，除了法律，规矩和道德那一套在我身上不适用，年轻嘛，不管不顾的，但我知道什么事是绝不能做的。我跟人学过偷东西技巧，那很好学，偷一个钱包，兴许里面的钱就够花一阵子。偷过几次就不行了，不劳而获没法使我说服自己，我发现必须通过劳动来挣钱，钱用起来才安心，哪怕这个劳动不怎么光彩。有阵子我像无头苍蝇，除了犯法的事，很多事都做，好的坏的，有时就是有犯法的危险我也不怕，做起事来我一直有股不管不顾的劲儿。

　　在鹭江的熟人世界里，无论怎样都饿不死，无论走到哪里，总能找到口饭吃。我舅舅舅妈也在鹭江，他们出来好多年了，从出来起就在鹭江一条巷子口卖卤菜，我也给他们帮过忙。每天上午起来后，骑电动车去冷冻库驮生鲜，鸭腿鸭脖鸭架鸭翅类的，一箱子驮回来，化冻后煮好，卤起来，下午帮他们出摊，把卤菜车推到巷子口，我的活就完了。有时晚上生意忙，他们打电话喊我，我就过去帮忙扯袋子称秤收钱。

　　我什么都干，帮制衣厂驮衣服布料，骑着改装的小电动货车到布匹市场送货，回来要是空车，就在路边捎上一两个人，挣个几块钱。直到有一回，一个制衣厂老板找我帮忙，他也是我们老乡，他还认识我父母，说二十年前他跟我父亲一起下过田。他有笔账在外面，收了好久收不回来，看我天天东游西荡，好像认识不少人，问我能不能帮他把账收回来，我答应了。

　　我愿意试试，虽然不知能不能办成。欠账的人也是做服装生意的，仗着自己是本地人，欺负惯了外地人，欠了不少账，拖的都是外省人的。我什么都没准备，喊了几个人就风风火火去了。那人在十三行开档口，我们到他开的档口找到了他。那人很矮，皮肤挺黑，一看就是广东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手上戴着金戒指，一副老板派头，样子很狂。他不屑于跟我们说话，想赖账，叫他一个手下来打发我们，那手下开口也是一嘴广东话。他们明知道我们不懂粤语，还故意说粤语，这就不正经了。我不作声，轻轻拉起他的衣袖，让他凑近点，突然扬起手飞给他一耳光，打得很响亮，他叫了一声，半边脸立马红了。我知道这时候要趁势上去，就走到老板跟前，抓住他的领子，拖了几步扯到面前，直把他拖到门口。他轻得像小鸡，我一把就可以把他提起来。我说，你这样子经不住我几下，还钱吧。

　　没想到钱就这么收回来了。我们还带了刀去的，藏在衣服里。去之前我很紧张，来广州后我就没打过架了，想要是实在不行就亮刀试试，不过就算钱收不回来，我也不会真拿刀往人身上试。老板也没想到这桩赖皮账就这么轻易收回来了，他把我介绍给了跟他有同样难处的朋友。

　　收了几次账，我发现我慢慢上手了。做生意的规矩人少，有时候你不需要跟他讲道理，有的人不服道理，说破喉咙一点用没有，动手他就老实了。有时却不用动手，那个气势一做出来，欠账的人才会吃你几分威，要回钱的可能性就涨了一半。在收账中，我也学会了观察人，发现很多人看着不可一世对人很凶，其实内心很虚弱，而且越有钱的人越怕死、怕疼。

　　我覺得自己上道了，那之后就不做其他事了，好像我天生就适合干这一行。人活在世上走完一生，路有千万条，也许我就适合走这条，别的，要么干不长，要么干不顺手，专门干这个后，我不用再四处找饭吃今天做这明天做那了。我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帮人要账已经两年了。

　　做久了，心里会长出一种属于这行的道义和判断来，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做到什么程度，分寸能把握得有个数了。有时债主一说欠债的人是什么样，几句话一形容，我就能把他猜得八九不离十。要账的方式有很多，也是见人下碟，怕死的吓吓就成了，不怕死的就要狠一点，有时是对自己狠，所以我身上落下了些伤，好在不致命，但老了肯定要受不少苦。尽管这样，每次做事时我还是无所顾忌，人在特别年轻的时候都是不知道顾惜自己的。

　　我帮人收账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扬言要卸我一条腿，起码要让我成为一个跛子。朋友让我离开广州，他有个朋友在重庆开典当行，我怕真成了跛子，听了他的，收拾了一个包就离开了广州。

　　就这样，我到了重庆。

　　重庆那时期有很多我们这样的人，用新闻上那套话说是黑恶势力很猖獗。其实我们不算黑恶势力，欺行霸市那套我们不干，盗亦有道，我们多少挣的还是明白钱，只是从职业范围来分，我们就要被算到里面去，这样跟做普通工作的人比就还是不一样。

　　干我们这行的人，为人仗义是基本素质，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常事，不要小看这份义，关键时候它是能让你活命的东西。这行兴认大哥，不跟着大哥没法做事，出了事也没人罩着你，所以一到重庆我就跟了朋友介绍的大哥，手下也有了个小兄弟。

　　欧子是孤儿，在福利院长大，十几岁时跑出来在街上混，东家吃一餐西家过一夜。他过惯了流浪生活，别人再怎么看不起他、欺负他、打骂他，他都没有特别大的恨心，这是他从小被欺侮惯了，觉得这样也是活下去的一种方法。我认识他时，他在拉面馆下面，整个人瘦尖瘦尖的，很像在家乡小镇上混的我。我去吃了几回面，知道他在这里下面前，有好几年的时间就跟一群穷孩子守在街边，提只桶子和抹布，看到有车经过停下就争抢着上去洗车，洗完车主看心情给点钱。拉面馆里，大热天他光着上身，只穿条短裤，身上围着围裙，站在炉子前捞面。店里安了电扇，怎么转都吹不到他那，他浑身像从水里捞起来的，背上手臂上都是热出来的痱子。我看到他不想靠炉子近，又不敢离太远，老板时时在看着他。我就问他愿不愿意跟着我。他迷茫的眼睛看着我，嘴巴紧闭着，样子可怜又懦弱，我想这是个没主心骨的孩子，正准备走，他拉住我的衣角，说我能让他有饭吃有床睡就愿意跟我，我就收了他。

　　欧子不适合干这个，只是初到重庆，我需要一个帮手，出去办事带着他方便很多。重庆的街上有很多欧子这样的孩子，无父无母，到处流浪打工，或者乞讨、偷东西，饥一顿饱一餐。他们过的是明亮下面的生活，要是有黑了心的人打他们主意，成心要利用他们去做什么，碰上坏事兴许就稀里糊涂送了命。欧子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就答应跟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不对欧子好。他跟了我后，什么都听我的，一开始还使着劲讨好我，怕我不高兴，不喜欢他，不要他了。有时我懒劲犯了，想吃点什么，支使他跑很远为我去买，他没有一点犹豫，半夜披件衣服就跑出去了。我能想象得出，之前欧子在街上吃过多少苦。

　　到重庆的第一年，我常常感到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我有点认地方，接受和熟悉一个地方需要点时间。我租住在一条热闹街上的二楼，下面是各种店铺。最开始的几个月我水土不服，总是吃不惯，睡也睡不好，口腔溃疡一犯就吃不了饭，只能找汤喝。街上有家瓦罐汤铺子，我每天进去喝汤，喝完坐门口歇一歇。旁边是家电器维修铺，老板总是坐在门口修电视机，我就跟他认识了。

　　他一个人开电器铺，没什么朋友，乐意跟我聊天。熟悉后，我一有空或者想找人说话了，就去他铺子。好些次他留我吃饭，我也不客气，就留那里吃，吃完睡在他的竹躺椅里，晒着太阳能睡一下午。老板比我大二十多岁，但我们什么都能聊聊，吃饭时也一起喝酒，常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我们成了很好的酒友。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没有告诉他，怕他害怕就会断了我们的友谊。他只知道有时我一连很久不见人影，有时天天来铺子坐。

　　有次要收一笔账，对方人在丰都，我便带了欧子坐长途车去丰都收账。我们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经历了一道鬼门关，才勉强把钱要回来。出丰都的车上我心里还在打战，想这名字真不吉利，我再也不会来丰都。一回重庆，像要立刻吸阳气一样，我让欧子回去休息，自己直接跑到电器铺，把行李包往地上一放就喊老板的名字。老板从柜台后站起来，看到我也很惊喜，说好久没见我了，很想我。他让我坐一会儿，自己到附近餐馆叫了几个炒菜。等菜送来，我们在小别重逢的气氛中开始叙旧吃饭。

　　吃到一半，他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下，之后就只喝闷酒。我看出他有心事，让他说。他看看我，犹豫了很久才开口。他讲起了他的身世，他虽然出生在重庆，说的是重庆话，从没离开过重庆，但他其实不是重庆人，他的父母是从河南逃荒到西南来的。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当时跟父母一起逃荒的人很多去了江西、湖北，他们一开始也要往那里去，出河南时遇到了一个四川的土郎中，接济了他们一些吃的。郎中要回西南的故乡，他们信任他，就跟着他多走了几百里路，跋山涉水来了重庆。他生长在重庆，在这里娶妻生女，送走父母，后来老婆病了又送走老婆，独自把女儿养大成人。现在女儿不在身边，他一个人开店，认识了我很高兴。他说，他一直在观察我，和我做了半年朋友，大致能猜到我是做什么的，但他知道我本性不坏，觉得我是个说话做事都行、人也机灵的小伙子，他喜欢我，想招我做女婿。

　　他就着酒跟我说了很多，用长辈的口气劝我，我还很年轻，人生很长，不要再挣拿命换的钱，他可以教我修电器，慢慢把铺子传给我，等将来他老得不能动了，就让我们给他送终。见我不发声，他显得有些后悔和不安，脸被酒闷得发红。酒杯空了，他又倒了盅，一口喝完，给自己鼓劲一样，摇摇晃晃站起来，绕过地上的电视机，走到房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拿出来一张相片，交给我看，说女儿从小就很听话，现在外面打工。他的父母自从来重庆就再没回过河南，他们一辈子都在念叨河南老家和那里的亲人，可是老家的亲故早被六十年前那场荒灾冲散了，回去了也寻不到根。他虽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却没一户亲戚可走，等于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其实很孤独。他说，他跟女儿是重庆的外乡人，我也是重庆的外乡人，他不会看错的，把女儿嫁给我他觉得很好、很放心，要是我愿意，他就把女儿叫回来。

　　那时我的心大啊，怎肯将未来几十年的人生交付给这间狭窄的电器铺。尽管他的眼光满含期待，我还是拒绝了。他垂下眼睛，没什么反应，也许是酒麻了脸。我没再看他。我们的筷子都伸向盘里的菜，却都没了夹起来的心思。我喝完杯里的酒，像平时告别时说了几句话，提起包走出了电器铺的门。

　　我们这行有些说不清楚的忌讳，大的小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不答应便不答应，这也不是个什么事，我还是可以照旧跟他做朋友，但不知怎么，我心里有了点别的味。我退了租房，想换个地方住。走前想了想，还是没去跟他告别。我到菜场买了十斤猪肉、两条鱼、两瓶白酒，让欧子送到电器铺，告诉他，我出差了，以后很少再来了，让他找个好女婿，跟女儿女婿好好过，他们会给他送终的。

　　也许人在极年轻时都会觉得自己拥有无所不能的能力，就像燕子一样，凭着本能挥挥翅膀就能飞。我轻易地拒绝一些事时，心里感到自然和潇洒，甚至还能体味到一种虚幻的高尚感觉。现在我要说这是错的，但是倒回去，我还是不会答应，因为在重庆我遇到了我的爱情。

　　我搬到靠近江边码头的地方住下了。早上起来扒开窗户，能看到远处的嘉陵江。江上经过的轮船常常发出沉重的汽笛声，每天早上、晚上，汽笛声伴着我睡去醒来。我适应了重庆的生活。每收回一笔大账，我会休息一阵儿。休息的日子里，傍晚时分，我听着缓慢的汽笛声出门。船走汽笛走，我跟着它们走，一起走完一条街，我与船分岔，船继续往东走，我往西过马路，穿过人流，去徽剧班看戏。

　　我根本看不懂戏，是为去徽剧班看姐姐。搬到江边后，为熟悉附近环境，我经常跟欧子在附近乱穿乱逛，有次发现离江边不远的街上有个戏班，来看戏的都是中老年人，我们也买了票进去看看热闹。看了一会儿，有个人捧着铁罐子来收赏钱，被人挤到我们面前，我搜出一张钱放进去。我跟姐姐就这样认识了。

　　跟徽剧班的人一样，姐姐也是安徽人。她原本不是唱戏的，在安徽老家上中学时，他们那里一个有钱人看上了她，是个大她十几岁的死了老婆的男人，父母强迫她嫁给他，她不愿意，就从学校跑出来，跟人出去打工，碰上一个走天下的徽剧班，班主收下了她，从此她便待在剧班里。徽剧班走过些地方，去年才到重庆来，发现这一带有些老人喜欢听徽剧，就暂时落脚重庆。她不常上台，因为到剧班时已错过最好的学戏年龄，只有女角病了有事了，她才上去替，勉強应付得过去，平时就给演员们化妆，管理服装，订饭做卫生打杂。

　　她比我大一点，我叫她姐姐。她走过的地方多，人比我成熟，跟她在一起时，我心里觉得她就像一个姐姐，或是母亲。我从小没得到过什么母爱，我出生时我母亲年纪就很大了，小时候母亲没管过我多少，十几岁我就出来了，又很少回去。我原本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母亲只是心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印象，认识姐姐后，我才发现像我、像欧子这样的人是很缺少亲情缺少关爱的。我们过着一种冷酷的职业生活，时间长了不知不觉会使我们的心变硬、变干。认识姐姐后，我感到心底里有一潭深深的水被轻轻地搅动了，仅仅是那么轻的一下，却从此很难平静下来。我才发现我很依恋和姐姐相处的感觉，也需要她的关爱。每次去剧班看她，一看到她的人，我的心就变得特别柔软，人也变得跟平时很不一样，很不像讨账时的我。

　　相恋的日子很美好。那些日子里，我们一遍遍地坐索道缆车，人站在半空中，看脚底下清澈的嘉陵江。重庆的江和家乡的江不一样，水面总是急匆匆流着，像这地方人的性格。重庆的江往下流，会流到我家乡，再往下流，会流到姐姐家乡。我爱上了重庆，雾都的天，山城的水，每一处都散发着温柔的气息和味道。连灰蒙蒙的天也是美丽的，我们在灰蒙蒙的天气里也兴致勃勃出门，走到江边散步。对着江，姐姐给我和欧子唱她家乡的二黄小调。回来的时候，我们三个手牵着手爬坡，沿着曲折的阶梯爬上又爬下。

　　我的工作令姐姐担心，我很少跟她讲我工作的事情，就是怕她害怕。她在电视里看到或听人说到跟我工作有关的故事，总会想到我，觉得我做的事太危险，好几次她跟我说希望我不要替人收账了，每次我都安慰她我不会有事。

　　我不是没遇到过麻烦，干我们这行有时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有一回，一个人欠典当行一个股东的钱，那笔钱不少，拖了很久了，这相当于是自家的事，我得去要。我认识欠钱的人，跟他打过牌，所以那天我一个人就去了。到了他公司，他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来讨钱的，装作不认识我，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我就跟他握了。我不说废话，说是受股东差遣来讨钱的。我身板很瘦，看上去单薄了些，又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在他地盘上，就没当回事，差人给我倒了杯茶，就坐回老板椅打电话去了。我被晾在那儿，有点为难。倒不是怕他，他跟我大哥也还做着生意，除了这，他们还有点干兄弟情分，我不能动他。他知道这个，所以不怕我，又不能对我说不好听的话，只能晾着我，想把我熬走。我坐在他办公室沙发上，耗了很长时间，我们都不说话。最后我熬不住了，明说让他还钱算了。他早就不耐烦了，说我在这里耽误了他谈生意，然后就说没钱，让我看着办。如果他说缓一阵都行，说没钱是压根就不打算还的意思。

　　我还是不走，他也不顾跟我大哥的情面了，威胁我说他黑白两道都有人什么都不怕。他桌上有个玻璃烟灰缸，我看了看，觉得分量不够，桌边沿摆着一个很大的玉做的癞蛤蟆，嘴里含着铜钱，用来招财进宝的，看起来很沉。我走到办公桌前一把抄起来，他以为我要砸他，赶紧从椅子里弹起来躲到后面，结果我照着自己脑袋就是一下。我眼睛一红，当时血就顺着脸流下来了。他还没明白过来，我捂着脑袋跟他说，你这样做生意迟早有天会因为一点钱被人弄死，今天我替你流血了，凭的是你跟我大哥的交情，明天我来拿钱，差多少万我捅你多少刀。

　　他狠，你就要比他更狠;他恶，你得比他还恶。干这个有时真是提着脑袋在吃饭。我砸自己时心里有准，死不了，不真使劲不行，他要是觉得我在诈他，这一下我就白挨了。第二天他到典当行来把钱还了，一分不少，还说我是真正的男人，要跟我交真心朋友，以后遇到事了也请我给他帮忙。

　　我头上缝了十针，缠着纱布在床上躺了几天。姐姐来看我，一看到我这样就哭了。她哭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命很轻、很飘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拉着我的手，捏得很紧，急得手心都是汗。她问我，挣钱的办法有很多，为什么不去试试干点别的。我说，我能干什么呢。她说，宁肯让我用挣到的钱去学个什么，只要做别的她都放心。我说，离开了这个江湖，再进另一个江湖，都是一样的，环境不一样，规则还是一样，我不想换来换去。她就不说话了。我说想喝汤，她就出去买菜，回来给我和欧子煮饭，烧了锅汤。

　　那之后没多久，有笔账要收，欠账的人跑到万州去了，我便带着欧子去万州要账。走了一半路程，车开得好好的，身下座椅摇晃了一下，我以为是手机来短信了，接着又晃了一下，我拿出手机看，没有短信。这时整个车开始晃，动静很大，头有点发晕。往窗外看，路上有车停了，下来的人开始跑，有人嘴里喊地震了。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们的车也停了，司机让我们赶紧下车，我才知道是真地震了。

　　那年是二○○八年五月，四川发生了地震。我们还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就跟着人群跑，哪里跑的人多，分散的人就往上跟，最后所有人跑到公路口开阔的地方凑成一堆站着。稍稍清醒后，很多人开始打电话。我不知道重庆那边怎么样，很担心姐姐，心里很不安，拨了她电话，却打不出去。不只是我，很多人的手机都打不出去，我意识到这场地震肯定很严重。天很热，我们都在太阳底下站着，茫然地不知该怎么办好，有小孩子没见过这景象，兴奋地乱跑。有人格外怕和焦虑，不知地震有多大，有个年轻女孩吓哭了，大家脸上都是焦急的神色，都在讨论地震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我不停拨姐姐手机，就是打不通，又拨了所有在重庆的朋友的电话，没一个能通的，我只好给她發短信，不知能不能收到。

　　站了一个多小时，有人的手机有了信号，收到了重庆那边发来的信息，说汶川发生了很大地震，重庆有很强震感，好在只是余震。从重庆方向来的车都打算开回重庆，我跟欧子上了一辆回去的车，回到重庆已经天黑了，一下车我就往剧班跑。到了剧班，院子里没有灯，戏台下一片黑，剧班的人都在屋里看电视播的地震新闻，只有姐姐一个人坐在戏台下面。地震发生后，她不停打我电话，也是打不通。看到她人好好的，我的心才放下来。我们坐在戏台下说话。从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我们都不会表达感情，不好意思表达感情，即使表达也是含蓄的。我握着她手的时候心里想到我爱她，但是我说不出来。我知道她也有话想说，一样说不出来。我们坐在黑暗中看着彼此的脸，那一刻的我们，真的有心心相印从此每一天都不分开的强烈心愿。

　　地震之后，有一个月时间，我犹豫过，真动了不再干这行的念头。可是当我七月份去了趟万州顺利收回账后，我又被那种熟悉的职业生活迷住了。轻车熟路的职业生涯再次带给我难以形容的成就感，那种感觉很美妙，就像做官的人用他的权力指使人干这干那，看着手下被他一道命令支使得团团转，他心里获得的快慰一样。我劝过自己很多回，没有用。不危险就不刺激，就挣不到钱，我迷恋这种挣钱的感觉。

　　抽线后，缝针的地方重新长出了头发，但我放不下的追债生活和时常见首不见尾的身影仍然让姐姐担惊受怕。有时我去看她，走路一只脚不利索，人也像战场上回来的，她就知道我又跟人杠上了。每次她来看我，让我躺在床上，她坐在床边，抱着我的头放在她腿上，拔开头发看针缝过的地方，她总是很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默默地看着我。她不说话，但她的眼睛在说，在无声地劝我。有次我不耐烦她这样，说这都是小伤，我一点都不怕死，做我们这行一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也放不下这种生活。不知为什么，那天我还说了很多伤她心的话，我说你不要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的。我还告诉她，我喜欢一个电影——《旺角卡门》，里面的乌蝇和阿华最后都死了，那就是我的下场。她本来要说什么，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相爱时，我没提过要和她结婚，我的生活使我没法给她承诺。很久以后，我想到她是想过嫁给我的，她曾给过我一些零散的暗示，希望跟我在一起过安定的生活，期望我能提出来，我却一直没能领悟到。那时我才二十出头，是个愣头青，遇到爱情了，却不懂得如何待别人好。我终究是过于爱自己了，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事，忽视了她。

　　直到一天傍晚，姐姐来看我，送给我一件她织的毛衣，还给我和欧子做了一餐丰富的饭菜。晚上我们一起看电视，夜深了，她没回去，我们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醒后，发现她走了，我眯了会儿，清醒后觉得不对劲，起来穿好衣服，望着外面雾蒙蒙的天，江上的汽笛声传过来，我忽然感到心慌，拿起手机打她电话，不通。我把手机一揣，拿了钥匙就出门往剧班跑。

　　剧班的人告诉我她走了。剧班的经营已经入不敷出很久了，他们已很久没发工资。自从地震后，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剧班就要散了。她的工资本就很低，还老是给我买营养品，怕我营养不够，这些她都没跟我说过，有些回我问她要不要钱用，她都说够。我到她宿舍去看，她跟人合住着一个小房间，她床铺上收拾得很干净，桌上还有她用的杯子牙刷类的东西。跟她合住的人说，她可能回老家了，也可能去深圳了。

　　重庆的秋天总是多雾，连绵的白雾像水一样笼罩了天地和我的眼睛，哪里都是模糊一片，我怎么看也看不清，我在雾里怀着无尽的后悔一路狂奔。我不知道她会坐船还是坐火车汽车，我们这里离码头近，我就往码头跑。我只想快点找到她、追回她。码头上到处是人，我跑下台阶，有条船快要开了，汽笛声响起来，我怕她在上面，就往船上冲，检票的人把我推下来，说这条船是往上游走的，上面都是货，没几个人，肯定没有我要找的人。我又跑到汽车站火车站找，车站里人山人海，我睁大了眼睛也望不到头。我到处找啊，只要能找到她，我一定听她的，就是让我去讨饭我也答应。

　　很多个和从前一样昏暗的傍晚，我出了门，跟着船和汽笛声走，走到剧班去。剧班已经没了，唯一没走的几个人也都回安徽老家了，戏台的幕布早被拆走，一张张条凳还晾在院子里。我坐在地震发生那天我们坐过的条凳上，江上的汽笛声隐隐传到院子来，我就想起姐姐对我说过的很多话，想起她说话时的模样、声气，我的心就往下沉。我伤了她的心。姐姐那么好，我留不住。我想过去深圳找她，可深圳那么大，怎么找呢。到现在，我还是会梦见姐姐。她站在重庆的江边，要搭船回家乡。她的围巾被风吹起来，下起雨了，她没带伞，走到船上去，船就开了，我朝船喊，怎么喊都不停，她也不回头看我，我就醒了，汹涌的不舍和留恋灌满我的心肺。我永远记得我们站在江边时她的样子，温和的微风拂过她的头发，她转过脸来朝我笑了，她笑起来的样子那么好看，至今让我怀念。

　　姐姐走后，我真的觉得我的命变轻了，轻到不抵一块石头。流过的血，挨过的打，统统不值一提，我的命不值钱。我变狠了，脾气变得很大，跟人说话一句不对路就要动手。在屋里时，我发呆，很久不说话，干抽烟，这时欧子就陪我坐着，不敢弄出什么动静来，怕我突然吼他。

　　欧子长高了，身体养好了点，不再瘦得像竹竿，脸上也没了惊恐和担忧混合出的可怜气息。他在游戏厅铆足劲打游戏时大声叫喊，跟旁边人一样，像从家里偷跑出来的贪玩孩子。有人欺负他时，他会还手了，去街上买雪糕，也敢跟老板讨价还价了。一天又一天，他不再怕这怕那，长出了属于一个少年健康的自信心。

　　欧子跟着我攒了些经验。有一种欠债人不是生意人，有正经工作，平时生活上不会跟我们打交道，可这种人只要欠了高利贷，多半不是什么好人。他们胆小怕事，遇事自私，在家打老婆，到了单位唯唯诺诺。碰上这种人，钱也是最好要的，这时候我让欧子去就行了，到了那儿摆出副凶面孔，几句话一吓，钱八成能要回来。

　　有个单位是什么规划局的人，看上去文文静静的，一开口说话特别有涵养有知识。他在外面赌博，借了很多钱，把老婆嫁妆都拿去当了，还有他的什么名表就当在我们典当行。我们老板也是黑心，看他模样就知道是个软主，到典当行来在钱财上肯定已是山穷水尽了，还怂恿他借钱。他经不起我们老板几句话，真借了。一星期后打电话让他还钱，他哪有钱还，全输了。

　　他说他本来只是打麻将的，染上赌博是因为在单位升迁无望，长期过得很压抑，光打牌已经不能缓解他的失落和抑郁，受人引诱迷上了赌博。他知道赌博不好，可是他离不开了，因为这赔进去不少钱，几年下来亲戚熟人四处借遍。现在他索性想开了，管它怎么样，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再借高利贷挥霍一把。我没读过几年书，尊敬读了很多书的人，但我瞧不起这种人。跟我们比，他们的生活要安稳很多，我们这种人是真正在摸爬滚打中长大的，一无所有，也敢于一无所有，我们有血、有义气，豁得出去，所以什么都不怕。他们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怕，想要的东西一没有了就自暴自弃，人就垮了。这种人我遇到了都不会给好脸色，我觉得他们很懦弱，也很可怜。

　　这笔账我先让欧子去讨。他见了欧子，说他知道我们不是好人，可他急于翻本还是借了，想赢了就还，没想到输得一分不剩，老婆已经在跟他办离婚。他求欧子，说我们老板不缺这点钱，请他帮忙求求老板，就当做好事放过他这笔。欧子说不可能，借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一步。欧子这么一说，他反倒不急了，说不能的话那他也没办法了，他到处借遍了，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信誉了，没有人会再借钱给他，他根本还不起，他对人生已经死心了，叫我们爱怎样怎样吧，砍他剁他都行，他绝不哭一声。

　　欧子可不吃这一套，拉着他要上他们单位去。这种人面子薄，就怕单位人知道，他果然不去，死都不肯去。欧子强拉他去，一路拉一路扯，他就犯病了。欧子以为他装的，他躺在地上了，欧子还笑他，叫他赶紧起来。他不动，闭着眼睛就像睡着了，欧子踢他没反应，往起拉，沉得很。过了一会儿，欧子把手伸到他鼻子前，已经没气了。

　　他家人都不知道他会犯心脏病，就那么一会儿，十几分钟，人就没了。讨账有讨账的规矩和路数，只要人在，多数时候钱都能要回来，再无赖的人我们都有办法，出了人命就很复杂，欧子被吓到了。我以为这件事会大事化小，人死了，他欠的钱可以抵了，或者我们老板赔他家人点钱就了了，这类事以前也遇上过。可这人有个兄弟不依不饶，非要追究害死他哥哥的人。我叫欧子不要怕，给了他些钱，叫他出去躲躲。

　　歐子太小了，太年轻、太单纯，他跟了我三年，也没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追债人，这里面有我刻意保护他的原因。跟我之前，欧子从没得到过什么关爱，他受过无数次欺负也学不会欺负别人，吃过无数次亏也学不会聪明一点，总是很容易就相信别人，我觉得这是他本性里的善良。有时看他心思简单、单纯的模样，我就想保护他这份单纯。三年里，出去做事时我很少让他动手，就让他在旁边待着充个人数，也不让他学我那些不太好的做事手段，我总以为不管遇到什么，他身后有我。

　　我时常想，欧子适合读书。欧子方向感很强，比我都好，我们一起出门去陌生地方办事，有时凭感觉他就知道要往哪边走、前面有什么。我们在杂志上玩迷宫游戏，他拿着笔一条线从入口顺利画到出口，我总是画到一半就卡住了。他对地理和物理感兴趣，我买了台电脑后，他除了玩游戏，就在网上逛科学网站，看各种卫星飞行器图，还会在里面弄些专门看卫星设备的软件，屏幕上还能模拟飞机飞行，我都看不懂。当我不明白一个什么东西时，问他，他马上就用电脑搜出来，叫我看得明明白白。

　　有一次我们看电视，有个新闻是重庆某个中学的学生参加航模比赛得了全国一等奖。电视里，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天文馆参观一盏漂亮的飞机模型。我对欧子说，要是你也去参加，肯定把他们比下去。欧子咧开嘴开心地笑了，露出牙齿，自信地说，那是，我肯定比他们行。那一刻看着电视屏幕，我心里很难受。

　　美丽广阔的宇宙和无尽的科学知识让欧子陶醉、向往，很多次，看着他在电脑前琢磨喜欢的东西，脸上痴迷喜悦的神情，那副模样跟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身体营养不良、脸色饥黄、眼睛里满是警觉和担忧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就会想，欧子是个被耽误了的孩子。他要是长在一个哪怕很普通的家庭，受到正常教育，他都会过上另一种生活，会有出息。

　　欧子没有亲戚，没有可靠的地方躲。我给欧子收拾好包，教他在外面怎么生活。走前，我告诉他，我们这是一件地下事情，那人家里没有报警，也不会报警，就是报警了，欠债还钱的破事警察也懒得管，他没事的，等老板平息了事，他就能回来，我们照样还跟以前一样。他听进了我的话，显得放心了很多。我把他送到车站，给了他一个新手机，让他每天给我发短信。欧子走后，那人的兄弟找了几个道上的人，到处找欧子，也不放过我，天天来逼问我欧子在哪儿。我不知道欧子在哪儿，就是知道也抵死不能说，欧子落到他们手里只有受罪的份。

　　遇到这件事，我才开始真正为欧子的将来做打算。干我们这个，要有胆子有血气，还要狠，欧子都没有，不适合待在这行。要是一直跟着我这样下去，有朝一日遇到危险，身边没有我了，他只会陷入比别人更深的困境中。欧子到底还是个孩子，跟我在一起永远长不大，我也不想让他长大，我要保护他。我想好了，等风波平息他回来了，就送他去职校报名，看学个什么技术，学完了找份正经工作，过安稳安全的生活。

　　重庆很大，藏个人很容易。欧子走后，就像放飞的燕子一样到处跑。他每天给我发短信，告诉我又到了哪个区，住在哪里，吃了什么，睡了几个小时，哪里人多又好玩。有几天，我没接到他的短信，发短信去问，不回，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我很担心。直到第三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公用电话，接通就是他的笑声。他在跟我玩恶作剧，想让我急一急。我凶了他一下，骂了他几句，他也不生气。

　　欧子是在别人脸色下讨生活长大的，从小生活在担惊受怕中，长期灰暗不良的环境把惶恐这种疾病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哪怕跟了我三年，病根还是扎在他心里深处，长得很牢，以至于这件事浇点水就死灰復燃了。我不知道欧子落下了心病。自从那人发病死了，他就一直处在恐慌中，走前我安慰过几遍的话在他躲事的一个多月里慢慢失效了。他每天都觉得警察在找他、抓他。他频繁地换旅馆住，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整夜睡不着。后来好几个他住过的旅馆的老板和服务员告诉我，有时听到他白天也哭、夜里也像发癔症一样叫的声音。他每天给我发的短信都叫我很放心，我不知道他怕到了这个程度。他怕到这个程度了也不告诉我，怕我担心。

　　早知道有这天，三年前他在面馆拉住我衣服我就该一狠心不要他。他继续在面馆下面，在街上讨生活，被老板训斥，受人欺负，随便做点什么都比跟着我好。想起他走前苍白的脸，喊了我声哥，背着包就上车了，握着车扶手的手指捏得惨白。他不舍得跟我分别，在车上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忽然浮现出三年前的可怜和懦弱来，那是一种无家可归、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迷茫和忧愁，我知道他又在怕了，怕这一走我从此不要他了。直到现在，任何时候想起我兄弟的面孔，眼睛里的恐惧和担忧，我的心都痛。

　　我们老板跟那人家属谈赔偿谈得差不多了，我大哥也找了他兄弟，他不再派人找欧子，顶多再躲一个星期，欧子就能回来了。尽管夜里睡不很安稳，欧子也知道躲事的日子快结束了。他在那个旅馆住了几天，住得好好的，白天去逛商场，去网吧上网，去游戏厅玩游戏，想吃什么都能可着劲吃，他手里还有足够的钱。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准备睡了，突然听到门外走廊响起一阵混乱声，嘈嘈杂杂中听到有个声音说是派出所的，他惊弓之鸟的病一下就犯了。没一会儿，走廊里有人说话有人吵架，声音越来越大，他的门也被敲响了。欧子小时候在福利院被人关在房里打怕过，听到敲门声，应激反应一下蹿起来，激得他四肢发抖，怕得不知该怎么办好。门敲得很急，外面一个男人说叫他马上开门。一定是来抓他的。他慌得不行了，看到床旁边的窗户，就推开窗去看，外面一片黑暗。叮当时他已经吓得不行了，忘了外面是河。极度的恐惧支使着他、推着他，他吊着一颗惊惧的心脏，不管不顾爬上去就跳下去了。

　　那天晚上是派出所的警察来抓嫖，一间间敲门，每间房都打开检查。欧子住的房间，床上被子上都是他惶恐中乱窜踩下的脚印，床边的小桌子也被他蹬翻了。窗户外的河白天很平静，欧子爬出去时，恐惧一定占满了他整个心脏。

　　我收拾了欧子的后事，找到他待过的福利院，看到了他的档案。欧子是南充人，不到一岁被父母遗弃，是一个走乡串户的货郎捡了他，养了一阵子，觉得养不活，送给了别人。前前后后又经了几户人家的手，最后被人带到重庆来，送到了福利院。

　　福利院有些欧子原籍家庭的线索，只是从来没联系过。带过欧子的保育老师说，九十年代重庆到南充的路不好走，也远，一个孩子被送到福利院来，就是能找到父母，父母多半也不愿再要，况且福利院这样的孩子很多，这样的工作太费时间精力了，他们做不过来。他们找了南充当地的福利院，让那里的人帮忙问到了欧子的家。没过多久，南充老家那边来了个亲戚，领走了欧子的骨灰。

　　我没能保护得了欧子，说到底，欧子是死在了我手里。这桩事情了结之后，我知道我跟重庆的缘分也尽了。重庆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是黑暗而荒凉的街道。我买了张火车票，提着一个包离开了。我来重庆的时候是提着一个包来的，走的时候也是一个包。我在这里经历了美丽的爱情，结下了比血缘还亲的兄弟，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能带走。我说不清我来得该不该。

　　火车上我睡了一天一夜。睡梦里，火车的哐当声老是牵扯着我的耳膜，朦胧中我想起嘉陵江上的汽笛声，心里忽然万分不舍，我知道我留恋重庆，不愿走。

　　清早火车到站，我回到了广州。当我提着包走进鹭江巷子里，熟悉而混乱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我不想回来，又没法不回来。

　　我舅舅舅妈仍然在巷子口卖卤菜，他们还跟从前一样，卖卤菜的推车都没有变旧一点。走在康乐街上，我想起曾经自己为了混生活每天穿行在这条街上的样子。我就是在无数条如康乐街一样的城中村巷子里，从一个小混子开始真正体尝有甘有苦的做人生涯。

　　回到广州没多久，有个熟人告诉我，当初教过我语文的老师现在也在广州，他也从老家出来了。我没有忘记语文老师，始终记得他给过我二十块钱，我决定去找他。

　　我辍学没多久，语文老师跟家里给他介绍的人结婚了。他本来是要在老家教书教到老的，是老婆劝他出来，说他教书工资低，现在很多人都到外面发了财。他经不住她天天在耳边说，便听了她的，办了停薪留职，两人出来外面看看。到了广州，生意哪有那么好做的，看到很多老乡在这边卖包子，他们就学起了做包子。

　　他们在离鹭江不远的地方租了间门面，每天起早卖包子。我找到他们开的店，铺面很小，只有几平方米宽敞，他们站在里面做包子。十年没见，语文老师见老了，额头上和眼角都有了皱纹，他很意外在广州见到我。他也记得我，来广州后还跟人打听过我，听说我去重庆参加了黑社会，他不相信，又感到惋惜，觉得我走偏了路。

　　那时我已经有感情经历了，听到他老婆抱怨他面粉牌子没买对，他连声说下次一定买对时，我就知道他跟他老婆没感情。他在案板上费劲地揉面团，揉几下用手背扶一下眼镜，他出来卖包子几年了，揉面团还是很生。语文老师个子比我矮，我一把扒过他肩膀，说我来帮你揉。我帮他揉完了案板上的面团，揉得浑身是汗。我提着他给的几个包子走时，他送了我几步路，走远后我回头看了眼他的背影，我知道我的语文老师，他不仅受着生活的苦，还受着情感的苦。我忽然觉得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在这世上都很被动，被动地活着。

　　离开广州时，我又去了语文老师的包子铺。早上八九点的生意过去，他老婆打牌去了。铺子里有炉子，站在里面很热，他便叫我跟他坐在路边树荫下说话。他说，他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做师范生的时候，那时才十七八岁，真是年轻啊，那时候的他喜欢读书，喜欢写文章，年年是优等生，老师们都喜欢他。他说，他很羡慕聊斋里的书生，那些单薄落魄的书生，命运再不济都有花妖狐怪变成的美丽女子去跟他们交心，跟他们好。他说，现在广州卖包子比在老家教书强，他满足现在的生活，只是每次看到有年龄跟他差不多的、穿着打扮、气质和说话特别像文化人的男人来买包子，他就很羡慕，觉得那是另一个他。他们买完包子走时，他会看着他们的背影看很久。他说，如果有下辈子，他就想做这样的人。

　　离开广州后，我到了武汉。为什么离开广州，我说不清楚，离开重庆后，我觉得我哪里都能待哪里都待不长。我们老家也有很多人在武汉，在这里做着各种各样的营生，我决定来武汉，是因为武汉也是长江边的城市。到了武汉后，我没去看过几回江，也不住江边，但我觉得武汉跟重庆很像，有种蓬勃的江湖气，适合我待。

　　我不怕吃苦，只要鼻子能喘气我就能活。老家有个亲戚在武昌的电脑城卖电脑配件和软件，我到那里后就跟他守店。每天中午，我去街口接货，从地铁口用小推车装电脑配件、鼠标键盘硬盘机箱等东西，摞好了拉回来，他还教我修电脑。其实这行挺黑的，可黑是黑，跟我从前的生活比算是个正经工作，混的是口正经饭。我每天在电脑城里穿梭，里面一天都亮着灯，不知道时间，有时出了楼，外面已经天黑了。

　　待在电脑城里，每天这样过着，从秋天到春天，我说不上喜不喜欢。离开重庆后，我生命的气息短了一截，我像失了翅膀的燕子一样，做什么都没了平衡。生活不像天气一样可以预报，你相信命吗？冥冥之中，我觉得有这么回事，也许我命里该有这一遭。后来我想过很多次，我人在电脑城里，心还是迷恋重庆的生活，换了地方，换了事做，心底里还是留恋那段光阴，留恋那种人生。所以那个朋友一召唤，我就答应了，他的电话一下把我的瘾吊回来了。我像是信佛的人，菩萨一召，我就接上翅膀迫不及待飞回了老家县里，我决定再做一次试试。

　　这趟账收得不顺利，我心神不宁，没把握好分寸，拿出了刀。动了手我才知道坏事了。我也受了伤，右手臂被刺了条道。那人没死，我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几年。在重庆时我一直很顺利，但是从干这行起，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

　　我们劳动的地方，跟外面只隔了面很高的墙。有一次我在墙边铲土，听到外面一晃而过的打电话声，那是骑电动车送外卖的人在说话。我忽然想，我很可能长得和他一样，或者很像，我要是穿上和他一樣的衣服，骑辆电动车，看上去肯定像两兄弟。如果我不被那个电话召唤回去，我也可以去送外卖，或者送快递，骑着电动车满城市穿，那也很自由。那个时刻，我一铲一铲挖着土，心里非常向往外面。

　　有一阵子我一直被关在监室里，里面日夜亮着灯，不知道白天黑夜，待久了人很受不了。遇到放风，我就盼望下雨或者出太阳，淋雨和晒太阳都能证明我还有点自由，我还能感受到自由。有次出去放风，是个晴日，冬天的阳光很微薄，我迎面站着，让太阳照着我。我晒着太阳，想象着外面，车走在热闹的街上，阳光照在大地上，我把脸迎着太阳，就想起了重庆的太阳。

　　白天在农场干累了活，夜里睡在监室的床铺上，睡不着的时候，我想起很多故人。我很想念姐姐，又梦见了她。她站在重庆的江边，要搭船回家乡。她的围巾被风吹起来，下起雨了，她没带伞，走到船上去，船就开了，我朝船喊，怎么喊她都不停，她也不回头看我，我就醒了。醒了我就哭了，我好多年没哭过了。半梦半醒间还梦见欧子，一声声喊我哥，喊一声我的心就痛一下。

　　在牢里我看了很多书。第一个春节，语文老师突然来江北监狱看我。他回老家过年，听说我坐了牢。在会见室，看到我光头穿囚服的样子他哭了，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他很后悔当初我离开广州时没能好好劝劝我。是他叫我看书的，他说书里有黄金，看书能忘记很多烦恼。

　　出来后，我没有去送外卖。世界变得真快，才几年，电脑城已经没落了。我在电脑城附近开了个铺子，卖电脑配件和软件，也修电脑。我结婚了，有了孩子。我的孩子才刚两岁。哪天你路过电脑城，在路边看到一个剃平头、很瘦、穿黑衣服的男人，那兴许就是我。读书时我连作文都写不好，连一句通顺的话都写不出，我能给你写信，写到现在三十几页，是牢里看的那些书攒的底子。这一个星期，晚上关了铺子，我就在电脑上给你写信。我们是同乡，你是作家，我的语文老师年轻时曾有过作家梦，所以我愿意跟你说说我的经历。每当我走在路上，看到人来人往，我都会想到我跟其他男人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我任何时候都清楚我跟他们不一样。

　　而今逢年过节，我会给语文老师打电话，我们讲的都是男人之间的话了。我和他真正的师生情谊，是从我十五岁被学校开除那年，他把我送到校门口开始的。

　　现在我经常去看江，走到江边上，站在浅水区，让江水淹没我的脚踝。武汉的江跟重庆的江不一样，江面的波浪、水的气息都不一样。我时常想念重庆的江、重庆的太阳，想念那里爬不完的阶梯，嘉陵江上的索道，船上的汽笛声呜呜响到我梦里来。最后，你问我是否还想念着姐姐，我这样回答你。离开重庆前，我给她写了封信，却不知能往哪儿寄，走前，我把信装进饮料瓶拧紧盖子，丢进了嘉陵江中，让它随着江水向东流，流到她的家乡去。那封信，直到现在我仍然能一字不少地背下来。

　　我最怀念的是我在家乡街头做混混的日子，那时人在少年不知苦。我是一只断了翅膀的燕子，我的翅膀飞走了、掉了，终生找不回来、接不回去，我注定做不成我梦想中的叱咤风云的英雄黄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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