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尼埃尔·凯尔曼，1975年生于慕尼黑，后随家人迁居奥地利，考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97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贝尔霍姆的想象》，至今已发表小说及随笔十余部，并翻译成数十种语言。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测量世界》译成四十种语言，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成功的德语长篇小说之一。
瓦根巴赫慢慢穿过一排排座椅之间的过道，找到自己的座位，从邻座的腿前挤过去，坐了下来。刚坐下就闭上了眼睛。直到升入空中，升到宁静安全的高空，他才会再睁开眼睛。这是他的习惯，这个习惯和半小时前吞下的镇静剂能帮助他克服恐惧感。他眼也不睁地系上了安全带，这个本事他早已练会。之后他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一股强力将他向座位上一推，然后将他拉向天空那一片辽阔高远的蓝色里。直到感觉不到任何动静的时候，他才睁开眼睛。天空仿佛放射着光芒，太阳在西方燃烧，在遥远的下方是一片轻烟笼罩的绿野。
“对不起，”他的邻座放下了报纸，开言道，“您是不是瓦根巴赫呀？”这是个大胖子，蓄着黑胡子，眼镜片后面的黑眼珠瞪得老大。
“是。”
“啊。”这个男人回到自己的报纸上去。瓦根巴赫向窗外看。明亮的光线让他不舒服。他不能多动，也不能多想。幸好，只不过是一小时的航程。这也意味着没有电影可看，也没有什么吃的，充其量不过给一个软塌塌的三明治。
“我经常看到您，”邻座说，“在剧场里。还有电视上。那个节目，‘音乐时代，是您主持的吧？”
“‘音乐时刻。”瓦根巴赫避开他的目光。他不想跟他谈天。他压根儿就不想说话，更不想跟粉丝说话。
“啊，对，是‘音乐时刻。我太太经常看。两星期前我们还去看了《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名作）。真巧，是不是？”
“您是，”瓦根巴赫问，“想要签名？”口气很冲，似乎是有意的。他的手自然而然地伸向外套口袋，去掏签名照片。
“啊不，谢谢。不要。”
瓦根巴赫僵住了。
“您要知道，”这男人说，“我并不是粉丝。”
瓦根巴赫向窗外看去，不动声色。云朵形成了一幅画，一幅古怪的长卷。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听错了？
“其实我搜集了很多签名，”男人说，“我有整整一本影集的签名。但是您的嘛……谢谢，不要。您太客气了。”
他又去看报纸了，翻动着。瓦根巴赫揉揉眼睛。太亮了。
“请恕我直言，”那男人说，“我觉得您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里的表演太表面化了。您根本演不了这个角色，不是吗？有几次您演不下去了，大家都发现了。还有您的手势——为什么要那样胡乱挥舞？对不起！”
他又去看报纸了，舔舔嘴唇，翻看着。瓦根巴赫揉着眼睛。
“我太太也这么认为。”
瓦根巴赫微咳了一声。声音很奇怪。发动机改变了声调，一阵令他头晕目眩的恐惧感在体内升起，他深呼吸，好些了。他决定不予理睬。
那男人抬起眼睛：“对不起！我这样说很没有礼貌！”
“没事。”瓦根巴赫说。
“我并没想让您难堪。”
“没事。”瓦根巴赫说，“每个人都有——这是他的权利——自己的品位，是不是？”
那男人耸耸肩膀，又去看报纸。瓦根巴赫闭上了眼睛。他感觉自己闭锁在温暖的黑暗中。
“太业余了。”一个声音在旁边说。他打了个哆嗦。
“太业余了，”那声音又说，“我是说两星期前的《华伦斯坦》（德国伟大作家、诗人席勒的剧作）。老天，您知道吗？您把他演成了一个小丑，您是怎么想的呀？还有您的出场……”
“怎么了？”瓦根巴赫喊起来。他睁大了眼睛。那个出场是让他非常得意的，他排练了很久，也因此被交口称赞。
“没什么，”那男人说，“没什么。对不起。”他舔舔嘴唇，翻看报纸。
“那个出场是我表现最好的一瞬间！管您信不信！”
“我信，怎么不信？”
“什么？”
“我相信那是您最精彩的一瞬间。我信。”
瓦根巴赫闭上了眼睛。他一动也不想动，他要装出睡熟的样子。他并不想跟人讨论。他并不想与这个人吵架。他只想熬过这次飞行。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他感到头晕。
“看完《华伦斯坦》，我问我太太，‘你看怎样？她说，‘唉！还用得着多说吗？”
瓦根巴赫均匀地呼吸。他不动声色。他清晰地听见发动机的轰鸣、乘客们的低语和空中小姐的声音。
“我父亲也去看了，晚一个星期。我给他打了電话，问他怎么样。他说……”那男人笑了起来，“啊不，我最好还是别告诉您吧！”他清清嗓子：“真对不起！我本不想打扰您。”瓦根巴赫听见报纸的窸窣声响，然后就没有声息了。他把眼睛张开一条缝，看见了自己的两只鞋尖以及之间的地面。他蓦然意识到，下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啊。一万米高，只有空气、阳光、虚空。他惊惶得呻吟起来，揉着额角。
“您不舒服吗？”
“不……我很好！”瓦根巴赫转头去找空中小姐，想要一杯咖啡或是别的提神的东西。不知怎的，空中小姐连个影儿也不见。
“我去给您弄点东西来喝？您气色很差呀。”
“不，”瓦根巴赫说，“我还行。”
“您要不要看杂志？我这里还有一本《新周刊》。”
“不要，谢谢。”
那男人耸耸肩膀：“不客气。您知道吗，在上一期的‘旋律时刻里……”
“音乐时刻。”
“……‘音乐时刻里您好像病殃殃的。我太太说，他没什么事吧，我说，别担心，没事。可是，现在，我这么近地看到您，我可真为您担心呀！”
瓦根巴赫四下看。空中小姐在哪儿？
“您究竟为什么要主持那个节目呢？我认为，像您这样一位演员，不管怎么说您也是一位演员呀，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不管怎么说，从理论上讲……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了钱？”
瓦根巴赫揉着眼睛。他觉得呼吸困难。他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飞机似乎在下降。他清楚地感觉到在下降。
“究竟是为什么呢？您挣的钱够多了呀！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何必如此贪心，以声誉为代价，以……您知道您在那里面显得多么可笑吗？在那弱智的节目里。”
“嘿！”瓦根巴赫叫道。
空中小姐站住了。
“一杯咖啡！”
“对不起，我们正在降落，我不能给您提供任何东西。”
“拜托，”瓦根巴赫说，“给我一杯咖啡吧！”
“对不起，这是规定。”
“您知道，”瓦根巴赫的声音是沙哑的，“我是谁吗？”
“不知道。”她转身走了。
“要是我问您那会儿您就告诉我，那还来得及。您可倒好，想去打动空中小姐！您认为她会看‘音乐时刻？您以为随便什么人都会看‘音乐时刻？照我看，若是没有您，那节目太难看了！”
瓦根巴赫剧烈地喘息着。“我不能容忍，”他想喊叫（却只是一种奇怪的沙哑的声音），“她这样来侮辱我，而且……”
“对不起！”那男人说，“您完全正确！”他正视着瓦根巴赫，摘下眼镜折叠起来，突然换了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您坐在飞机上，不愿意说话，感觉不舒服，只因为我不是您的粉丝，因为我这样放胆直言……对不起！”
“没什么！”
“不，怎么能说没什么呢，我太放肆了，这是……”
“拜托，”瓦根巴赫低声说，“请让我安静一会儿！”
头顶上禁止吸烟的标志亮起来。空中小姐急急地走过，走得好快，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不正常的事。
“有一次我觉得您表演得很好。相当好。以您的条件而言。那是在《智者纳旦》（德国启蒙运动时期重要作家莱辛的剧作）里，五年前的事了，您扮演圣庙骑士。这个角色是一个……我来帮您系上安全带？……您倒是没有糟蹋它。”
瓦根巴赫摸索着把安全带扣好。他感觉到飞机在下降，他看到窗下玩具般的景物越来越接近，房屋在长高，显现出更复杂的形状，发动机的声音似乎更响了，一架直升机在他们下方飞过，飞机摇摆起来。恐惧感扼住了他的呼吸。“像您这样一个业余的、没有天赋的、完全没有天赋的、门外汉似的演员……”
瓦根巴赫躬下身子，额头抵在前面的椅背上。发动机在吼叫。难道要坠机？
“……連台词都没有练好，那可不是说两句话的事儿。啊，瞧我说的是什么，甚至……像一块毫无灵性的顽石！”
他感觉到来自下方的重重一击，撞在飞机底部，仿佛一切都完了，一切，永远。
“居然学他的剧本，有那个脑子吗！以前只要我在电视里一看到您我就把电视机关掉，现在我还特意打开！因为可笑！真可笑！”
瓦根巴赫向窗外看，旁边一条跑道在奔跑，两道长长的黄线。它们跑得越来越慢，飞机制动，又是更强烈的一下制动，他能感觉到那种将他从座椅上弹起来又被安全带勒住的力量。
“完全没有天赋！可笑！完全没有天赋！”
现在停住了。瓦根巴赫揉着眼睛，醒悟过来，都过去了。飞机停住了。他知道自己还活着。他解开安全带，猛地站起身来。地面似乎在摇摆。他头晕得厉害。他的邻座抬头看他：他的胡子闪着湿润的光。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他的眼睛又黑又圆。“请您，”他说，“请原谅！”
“什么？”
“请原谅！我昏了头了！”
“让我过去。”瓦根巴赫说。他从他身边挤过，向舱门走去。他是第一个，门还锁着，他只能等一等。
“完美的降落，”空中小姐说，“是不是？像教科书里说的一样平稳！”
门开了，他可以出去了。头还是很晕。他深呼吸，尽量快步走。穿过一条又一条走廊，穿过明亮的大厅，走到提取行李处。传送带送来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箱子。他的箱子到了，他抓住它，提起来，走向出口。两扇门自动开了。
一只手搭住了他的肩膀，他猛地一转身，是飞机上他那位邻座。
“您知道吗，”他说，“我是因为害怕。我害怕坐飞机。真可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所以我有时……您能理解吗？”
“您，”瓦根巴赫说，“把手拿开！”
那男人后退一步。“其实我觉得您很不错，没那么差劲。比如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里面。当然算不上有多好，不过……在第二幕里您的表演就不是那么讨厌了！尽管……”
瓦根巴赫转过身，举起一只手。没有出租车停下。他觉得很热，他出汗了。
“尽管您有两三次都说错了词，而且您还想改过来……挺有意思的。”
一辆出租车停下了。他拉开车门跳上去，说出了酒店的名字。车子开动了。瓦根巴赫克制住自己回头的想法。他搓着额头。他头痛。街边有些房屋，但是模样千篇一律，陌生，无趣。
酒店房间太小，也不舒服。他放下箱子，想了想，拿起了电话听筒。迟疑了几秒，他拨了号，凭记忆拨的，是他的助理的号码。
“喂，”他说，“是我。我到了。我们的日程是怎样安排的？”
他听了一分钟。对他说话的是一个兴奋的被电流扭曲的声音。他放下听筒，向窗外看。街边立着一棵树，有个胖小子在孤零零地踢足球。
“好的，”他说，“我明白了。有个问题……”那孩子一脚踢去，球滚动着，撞在树上，停住了。孩子呆呆地瞪着它。一辆出租车驶来，停住了，有人下了车。瓦根巴赫很快地转过身。
“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毁约？”
解脱
中学毕业以后，他尝试过很多种职业，可是，每一样都不是很适合他。有一段时间，他在一座写字楼里做小工——整理文件，贴邮票，盖章——但是，谁会喜欢干这种活儿呢？他又在一家汽车厂找了份工作。开头很好，后来他发现，他实在无法像他的同事们那样，对汽车产生深深的迷恋。于是他就辞了工，又去找其他工作。
那时候他还信教。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在其他地方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他差不多算是定期去教堂，还读过圣奥古斯都教派的教义。虽然没能读完，但是那些句子的特别的音节会引起巨大回响，就像在教堂里诵读，这让他很是感动。他也在教区里帮忙，譬如帮着组织仪式、准备弥撒，诸如此类的事情。做这些事的人手并不多，于是他引起了教区委员会里几位大人的注意。其中一位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
这工作似乎很有意思：组织会议。要主办一场会议，就需要安排一间会议厅和足够的酒店房间，还要安装麦克风和扩音器，购买铅笔和纸，一切别人考虑不到的细枝末节，都要他来准备。会议的主办者往往还要求把所有的发言、讲演和讨论录下来，也不知是留作纪念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为了保证这一点，就需要有人戴着耳机坐在录音机旁，密切注意录音是否顺利进行，如果某个麦克风没了声音，他就要发出提醒，如果音量太小，他就得去调试。
这就是他要做的事。说真的，也不算什么难事，唯一的要求是，他要一直仔细听，要一直盯着表示音量和音高的条形柱。他不能走开，不能看书，或是做其他任何会分神的事，不过他从来不觉得集中注意力有什么困难，何况这份工作的薪酬很不错。所以他天天坐在某个会议厅里，坐在很后面靠墙的地方，录音机摆在面前的桌上。他的工作就是仔细听。他的前面就是坐在最后面一排的后脑勺们，他们顶着花白而稀疏的头发，就像沙发椅靠背的边缘一样褴褛。站在前面讲话的那些人往往是年迈老者，他们讲话的声音时高时低，所以他只能凭借扩音器给他们些力量。
当然他能听懂的内容很少，那些往往是与医学相关或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但他总是听着，认真而诚恳。
他很快就明白了，他最好还是不要企图去思考他听到的东西。这毫无结果，而且会在他的心中唤起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他是在一个很奇特的、无根基、无形状的地方行走。所以他努力让那些日复一日在他面前讲出来的东西从耳畔飘走，对它们全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确实做到了。
其实他一开始就做到了。他听过方方面面的讲演。他发现那些说法都不一致。从来都不。譬如某个人在讲一个新发现的观点，紧接着就会上来另一个人，阐述这个新观点毫无意义。在他之后，第三个人上来说，把这个新观点说成毫无意义是错误的。然后又上来一个，又一个，总是这样，不管议题是口腔医学还是竞争战略。有一次开的是关于哲学的会，他听见某人说，有人在很久以前就声称，一切都可以怀疑，只是自己不要成为怀疑者;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但恰恰是这个观点受到了批判，而且是用本人并不了解的概念来反驳。原来这也不对。
一块石头可以被冲刷千年，依然是静静躺在那里的一块石头。但是，时间有多长？因为他忽然间就被掏空了。他听到有人说无边无际的空间并非没有边界，他听到有人在谈论数字组成的秘密王国，他听到有人在解释化合与分解。录下这些内容的磁带展开来能有几公里长，谁也不会再去听它们。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到公园里散步。这是一个春日，远处的汽车噪音混合着鸟儿的歌唱以及沙坑里孩子们的叽叽喳喳。树木绽出了白色的花，微风吹拂。突然，他站住了，吃惊地坐倒在一把长椅上。他坐了很久，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再有信仰了。他往家走，脸上浮现出一个僵硬、有些歪斜的微笑。到家之后，他哭了。
此外也沒有发生什么事。他曾经坚定地相信自己会结婚。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已经太迟。他没有什么社交，他的朋友早就觉得他变得有点古怪，而他又没有结交什么新朋友。当他早先描画他的未来时，那蓝图里总是有一个妻子的，虽然有点模糊。还有孩子。但是她一直没有出现。现在他必须行动了——可是，该怎么做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行动力几乎消失了。之后他又惊喜地发现，当他想到这个她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时候，其实他也并不觉得痛苦。再后来，也没有过多久，确实已经太迟。
在这些情况下，他还在继续为那些讲演录音。一种奇怪的混乱感围绕着他，他倒也没有什么不适之感。他处在其中，感觉到自己沉溺进去。这不是怀疑，而是一种包容一切的无神论，一种没有终点、洞穿一切、没有限制的空虚感。没有什么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他每天听着那些人宣扬自己的观点，反驳别人的观点，他看到他们永远没完没了。当他们终于观点一致的时候，又有第三方跳出来，批判他们不该达成一致。不由自主，而且事与愿违，他慢慢地得到了相当丰富的知识，但他一点都不相信它们。
周围的世界，所有正常、日常的东西，他总在做的事情，他碰上的东西，他坐的地方，他接触到的和嗅到的东西，都不知不觉地变了。他的家，床，桌子，电视机，还有会议厅里一排排的座位，灰色的道路，天空，树木，房屋——所有这些都失去了强度，减弱了色彩，没有了亮点。一层薄雾，难以辨识的雾，覆盖了一切这令人昏昏欲睡的雾。
那个当年雇用了他的人早就死了。业务由他的儿子接管，这个儿子酷似其父，也就没有带来什么积极的变化。他干他的活儿，同时明白自己会一直干下去。早晨他就到那里，打开机器，戴上耳机听。晚上他就回家。如果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就简短地应一声，有时候根本不回答。
有空的时候，他到城里转转，看看人。他们从他的视线旁边掠过，他常常觉得他们很快就会消散，或者慢慢变得透明、消失。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或者说难得发生，于是他对此也失去了兴致。
他开始迟到。并不是因为懒散，而是因为在流逝的时间和手表上指针的角度之间的关系总是被他忽略。起初他这样的行为得到了宽容（“……他是个老员工了，总可以……”）但是他迟到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最糟糕的是，他非但不愿为此解释，或者想办法解释，而且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错。问题自行解决了——那一天，他不再来上班。邮递员送来了老板的一封客客气气的解雇信。
他根本没有看。他再也不拆信。他坐在窗边，看外面的天空。鸟儿飞过，它们的颜色随着季节变换。天空往往是灰色的。云在天上作画，清晨是绯色镶边的朝霞，傍晚就是灰蒙蒙的。冬天会下雪：无数的雪花无声无息地缓缓飘落，那么白。有时候——不过很少见——会出现晴朗的蓝天。万里无云，阳光明媚，鸟儿都变得可爱了许多。在这样的天气里什么都好。
于是他的心情难得地灿烂起来。他觉得，如果这时候他旁边有人，他一定会和他们说话。不过这情况已一去不返。他站起身来，出门购物。
是啊，他还是需要去购物的。在他体内有一种需求，逼迫他定期去街角的食品店。他买的东西并不多，而且总是那几样。几个月之前，他就把他所有的钱都从银行里取了出来，就放在家里，薄薄的一叠。之后越来越少。
不知什么时候，钱没有了。他耸耸肩膀，囊中空空地去购物。有一段时间——而且相当长——食品店老板娘让他赊账。后来就不肯赊了。
福利局的一个女工作人员来看他，这是关心他的老板娘请来的。他让她进了门，但是不跟她讲话。之后每天都有人来给他送饭。有一次还来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他同样不肯回答他一个字。于是医生开出了诊断书，两个彬彬有礼的男人接走了他。
疗养院里很冷，一片雪白，散发着清洁的药水味儿。有时候有人喊叫。夜里，月光穿过窗栏，在他的被子上投下细长的影子。他和另外三个人同住。一般来说他们都很安静，动也不动，枯萎的灵魂透过眼睛看着世界。其中两个偶尔想聊聊天，却聊不成，好像他们语言不通。中午有个护工送药来。室外挺立着一棵树，在阳光里闪耀。常常会下雨，飞机在空中滑过，留下痕迹。不过这些他都一无所知。他不再走向窗前，只是仰头望着天花板。雪白的天花板被一道长长的裂缝分割开来。晚上，熄灯以后，天花板就是灰色的。早上变成黄色。
他以前的老板来探望了他一次，但是他毫无反应。无论他是否认识他，是否听懂他的话，都无关紧要了。
他的职位并没有被别人顶替，现在已经有了能跟人做得一样好的机器。他在疗养院里住了几年，突然死了。他看起来很平静，面无表情，仿佛他从未在这世界上存在过。而他的床迎来了另一个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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