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红久

　　蛙声

　　从虹桥机场驱车一百多里，来到位于青浦区金泽镇的上海作协写作营基地，我们新疆的二十位同学，着实被小院子优雅的环境所折服。郁郁葱葱的灌木，修剪出几条植物墙。绿色掩映之中，是几幢古色古香的平房。院子前面一池水塘，周边是开阔的湿地。院子后面十几米之遥，有一条河，水在静静流淌。我问营地肖老师河的名字。他稍顿一下，摇了摇头，又补了一句算是回答，这条小河是流向淀山湖的。一条几百米宽且水流丰沛的河流，轻易被人忘记。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里拥有的水源太多，就像我们新疆人记不住戈壁或者沙丘的名字一样。

　　我们是一群命里缺水的学生，西部的荒漠和风沙几乎吹干了眼里的潮润。对事物而言，水就是生命，就是柔美，就是希望和起点。而青浦写作营与水如此之近，以至于使人觉得房屋的地基就建立于河滩之上。我的宿舍靠近河边，一个常年习惯干燥的人，居然睡的离水不足二十米，这与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亲近，让我担心会不会酣眠后，一翻身就把脚伸进了河里。

　　夕阳西下，院子前池塘里的蛙声便响起来，起初零零星星，可有可无，像是演出前的调音，有一种水淋淋的清脆。蛙鸣搭建起了一条通道，很快就将我的记忆推进了往事。七八岁时，曾跟着一个远房表哥去艾比湖湿地的池塘抓青蛙。那时生活很艰难，表哥说这是田鸡，可好吃了。在我有限的知识里，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青蛙与鸡联系在一起的。抵不过表哥对肉香的描述，我兴奋地参与了行动，并负责打手电。历时太久，许多细节记不大清楚了，但蛙鸣一直在心头萦绕。每每听到，都觉得是在控诉，在讨要说法，我总会充满愧疚地低下头来。所以，工作之后，在餐桌上，我绝不吃蛙肉。

　　蛙鸣属于乡村，属于池塘，属于绿色环保，属于童年不绝如缕的歌谣。当然，也是被城市溺亡的乡音。

　　随着光线越来越暗，蛙鸣在渐渐增强，像荒原上被星火点燃的枯草。起初只是一个角落青烟漫起，后来虽然扩大了些区域，也只是些忽明忽暗的红碳。而夜幕的降临，无疑是浇下了一瓢汽油，轰的一声，火苗串起，火势蔓延，迅速成了燎原之态。最后形成风起云涌，排山倒海之势，蛙鸣将整个池塘烧得通红，火焰在水面上舞蹈。

　　一定是这些极具灵性的天降神物，瞧出了我们这些新疆人的端倪，故意显摆，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对这些湿漉漉的水生音符动容。

　　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都会枕着蛙鸣入睡。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好像自己中了大奖，有种恍临仙境的幸福。我想，无论在新疆还是上海，蛙鸣无疑是乡村留给我们听觉的一种奢侈享受。

　　确实令人惊喜，在上海，在青浦，在文学写作营，一个静谧、葱茏、幽雅的世界，与蛙为伍、与河为伴、聆听文学、享受田园。仿佛这里不是人口千万的上海，而是失散多年的桃花源。

　　晚饭后，出门沿门前的公路散步，走了半个小时，身边居然没有一辆汽车经过。这让我有了一种在乡村泥土路上随性徜徉的安全感，偶尔从茂密的林隙间漏出几声狗吠，那声音也只是短暂地停留一下，就被蛙鸣盖过了。似乎这几公里绿色步道，是用蛙鸣刷出来的，鲜嫩翠绿，晶莹剔透。

　　这样的心境和感觉，当然要留在文字里，当然要留在生命的历程里。

　　当我正在描述这种心情的时候，蛙的鸣叫更加声嘶力竭了。不得不承认，这种具有天然通灵特性的动物，一定洞穿了人类的某些秘密，因此，它们的合奏，才如此器宇轩昂，如此荡气回肠。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如果优秀的孩子是鼓励出来的，那么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嘹亮的蛙鸣，应该由文学的审美赞扬出来。

　　然而，蛙是不懂文学的，它只是竭尽全力展示自己的歌唱才华，或许是为了引起雌蛙的共鸣。难道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蛙鸣？

　　突然觉得，每一只生活在上海青浦写作营池塘里的青蛙，都在彰显自己的才华。

　　雨后

　　雨是在下午上课的时候落下来的，或许是葛红兵教授的创意写作课程讲得太精彩，坐在窗边，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直到香樟叶子将雨的喧嚣扩充到很大分贝，听觉才被叫醒，回头看时，外面的世界早已浸透了。

　　文学营的小院子，有一个精美的露台，铺实木地板，摆放几把藤椅。撑开的太阳伞和盛开的月季花相映生辉，艳丽的花瓣上挂满了雨露，仿佛这些花儿刚刚集体被某件事情感动过。捧一本书，坐在藤椅上，身后被一片老树荫佑，眼前被一群花朵簇拥。这样的环境，不能不使人安静下来，它所营造的优雅，只有阅读才能相配。所有的庸俗，格格不入，哪怕有一闪念的邪念，都愧对一朵花的芬芳。

　　雨停了，出门散步，连续路过几座几十米长的小桥，发现桥头都竖有一块牌匾，端端正正写着桥的名字。前面一座叫水车港桥，中间一座叫夏田港桥，最南边那座叫夏天江桥。桥都相距不远，坐落在蜿蜒的几条河叉上，据经验推测，它们应该是一个水系。细细阅读这些名字，都有些淡淡的诗意。

　　终于走到宿舍背倚着的那条河上了，顺水望去，水面至少有三四百米宽，倘若在新疆，这无论如何也算是一条有影响力的大河了，可在上海，却跻身不到有名的行列。在此生活多年的老师都叫不出河的名字，他们对河的轻待与无视，让我们这些缺水的心灵深感惋憾。想起儿时的邻居一口气生了十一个孩子，最后连那位父亲都懒得费力气取名字了，就从三毛四毛往下排，一直叫到小毛。在新疆，我们甚至会把十几米宽的溪流称之为河，而且都要为之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方圆百十公里的人，都以河为豪，津津乐道。新疆人，从内心深处，对水是充满敬意的。到了上海才发現，这里百十米宽的水流比比皆是，水的流向和丰沛与否，忙碌的人们无暇顾及。

　　我所经过的这座百米大桥，气势恢宏，质地坚固。靠南桥头的水泥牌匾方方正正镌刻出“莲西大桥”四个楷体字。按照“桥随河姓”的传承，这条河是不是该叫莲西河，我权且以此命名。

　　出去三里多地，居然都没见到一家商店。同学说，过了莲西桥，再往前走一里地，就到了金泽镇，那里有商业区。

　　我站在桥头回望，看见一片高大茂盛的林木区。同学说，那就是我们的文学营。它深陷在绿色里，像一只蝴蝶淹没在花丛中。远远看去，小院的绿色甚至比周围的景物更绿也更丰满。

　　雨后的河面，几乎看不出水的流淌。远处几叶小舟泊在中央，时而见到有鱼竿甩出。忽然觉得，这时候能不能钓上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类似于归隐的垂钓，让当事者找到了一种退出时代的方式。远方繁茂的树木和天际的流水，是垂钓者的背景。近处花丛掩映的青砖绿瓦和鸥翔鹭鸣，是垂钓出的诗意。这里离我想要的生活如此之近，轻易就能进入缠绵悱恻的唐诗宋词里。江南的婉约，或许就是雨水酿造的吧。

　　我的心柔软下来，在看不见钢筋水泥和霓虹闪烁的倒影里，我开始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开始相信未来。在青浦，在金泽镇，这一方属于上海的土地，至少在今天，挽救了一个人内心的美好和对未来的憧憬。

　　山深村

　　我现在已经习惯朝这个方向散步。从文学营出来，向左拐，路牌上写着“深山支路”。这是一条林荫大道。柏油路两边间隔种着油菜和蚕豆，快成熟了。尤其是油菜，枝干上结的油菜籽，已经泛出淡黄色。不时能看到一些老人在地里，弯着腰拔草，或者采摘豆荚。有时还能碰到骑人力三轮车的老人，上坡时，身子左一扭右一扭，费力地蹬着脚踏板，还能听见链条吃紧时发出的嘎嘎声。

　　往东走大约四五百米，有一条朝南拐的乡村小道。说是小道，其实也被水泥硬化了，干干净净，平平整整。路两边则是茂密的林木。左边有许多玉兰树，枝繁叶茂，不时有鸟雀在林间穿飞。靠前还有个葡萄园，藤蔓已然密织在一根根木架之上。右边则是清一色挺拔的水杉。水杉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园林，密密地长满了各种植物。园林的大铁门上挂着一块铜牌子，写着“上海映绿园林有限公司”。

　　顺着水泥路走大约七八百米的样子，就可以看见一个被河流环绕的村庄了。我说的村庄，也仅仅指名字上的归属。整个村子全部都是别墅式小洋楼，高的三层，矮的两层，两条小河从村子穿过。跨过几十米长的南水港桥，就进入村子的中心。沿着河岸，每家的小码头前，都静静地泊着一叶小舟。一个村妇蹲在岸边，从河里轻轻扯出渔网，慢慢摘下挂在上面为数不多的鱼虾。这种江南水乡的特质，一下就能打动你的心。当一群鸭子游过，它们滑动的脚蹼，使平静的水面渐次荡开一道道波纹，你会觉得时间也沉溺于这种安静和悠闲里了。我们碰到村主任。他说这个村子只剩一些老人了，守着家园，年轻人都到外面工作，最多把自己的孩子送回来交给老人。

　　不少老人闲坐在楼门前，他们看我的眼神很友善，他们冲我点头、微笑。我猜想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个外来的打工者，他们一定希望自己的孩子行走在外面，也能够多得到一些友善和微笑。在村委会门口，聚集着更多的老人。那里有一个文化活动室，他们围在一起，谈天说地。这些人们几十年都生活在一起，一定记得彼此年轻时的样子，在相同的岁月里，经历过他们自己才会共有的苦乐年华和人生记忆。这是一群没有陌生、没有隐私、甚至没有所谓个性的村民。他们是这个村庄变化的记录者，是这个村庄时间的记录者，也或许是这个村庄最后的守望者。

　　这里每户房子的间距很近，致使能行走的空间变得很窄，宽处不过三五米，窄处不到两米。我经常会在窄巷里碰到一两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车里坐着东张西望的孙儿。

　　我的手机显示，环山深村一周，大约有两千三百米，村庄还不算太大。即使不大的村庄，也会让人觉得空空荡荡。晚饭后散步至此，也没有农村鸡鸣狗叫的浓郁的烟火味道。一幢幢楼房都盖得华丽气派，但由于缺少了人气，不免显得有些落寞。

　　走出村头，看见三个约莫六十多岁的妇女，正在清扫通向村里的柏油路。她们头戴草帽，手持扫帚，一下一下将路面的尘土和落叶扫到路基下面。路南侧是一大块成熟的油菜地，三四个人将地里搭架子的竹竿艰难地拖出来，一根根摆放在路上，捆扎好之后，放在三轮车上，一个人骑，两个人推，艰难地走向村子。经过我身边时，我看到她们草帽下花白的头发和看我时浑浊的目光。

　　我的心痛了，为这些老人的艰辛，也为这个村庄的未来。

　　知青老师

　　此时，我正在繁华的上海，在肇嘉浜路的明珠大酒店客房。夜幕已经散漫下来，透过十四楼的窗户，我可以看到霓虹的闪烁、车灯的流淌。这是一个高楼林立淹没了视线的城市。这是一个车流如梭渺小了行人的海洋。我在沉思中写下今天的记忆，也写下那些温暖的面孔。

　　来上海之前，母亲电话里对我说，一定要请黄老师夫妇和赵老师夫妇吃饭，说上半年自己来上海时，一周时间都在这两个老师家里食宿。母亲还说了他们在疆时的邻里关系和情感依恋。

　　这些人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新疆的上海知青，许多都是我的老师，黄老师还是我们家的邻居，他们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陆续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去上海参加作协培训，刚到，我就打电话给朱锦老师，告诉她说我想见一见老师们，前期学习较忙，二十九号有空，我来安排，聚一聚，请朱锦老师，让他来挑地方。朱老师很激动，说我住的酒店就是市中心，就在附近最好，他一定通知到老师们。

　　心里有事，不到十点就醒啦。洗漱完毕，上街吃了碗牛肉面。看看快十一点啦，慢慢往预定好的“上海1号”走。刚到附近，一位阿姨问我“上海1号”怎么走，说有人请她吃饭。我看她有点面熟，问是不是朱锦老师约的。她惊诧地看了我半天，点点头。我说就是我请老师们的，我是新疆兵团农五师89团的。她立马热情起来，说自己是马全州的爱人。我知道马全州曾任89團医院院长，后来去了广州，现在已是广州某医院的著名外科主任了。他的爱人吴老师没有教过我，但我也是有印象的。

　　不到十一点半，所有人都到了。杨妙芳老师还是那样开朗、热情，我第一个认出了她。她让我一个一个认其他老师，时间太久，只认出了原农五师《战旗报》的余丰主编。大部分面孔都似是而非了，或者头发花白，嘴唇干瘪;或者龙钟老态，步履滞重。经过杨老师一一介绍，他们留给我的过往影像才与现实稍稍对接，但无论如何都难以统一了。记忆依旧保存着他们极富知识才华和人格魅力的景象，而后时间割断了延续的环节。三十年后，突然面对他们的暮年，我有些心酸。

　　他们大都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新疆兵团的，当时大的不过二十岁，小的不到十八岁。从人头攒动、车流如梭的上海，一下到了芦苇遍野、荒无人烟的戈壁，绝望和落差绝非文字所能表达。他们却像红柳一样，不但扎下了根，还在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可以说，是上海知青，改变了我们这一代兵团人的知识结构和生活认知。

　　黄老师的儿子叫康康。我上初一的时候，他大约四五岁，每天都围着我，嘴里嚼着牛奶糖，还不时地吹个泡泡，让我垂涎欲滴。我买了一本新画书，康康缠着要看，我让他用牛奶糖交换，他翻遍了口袋也找不出一颗。我只能将就，说用嘴里的糖也行。康康犹豫了半晌，咬了一半给我。我用凉水冲了冲，放进嘴里，问他咋不甜。康康说，这是泡泡糖。十一岁我才知道了，这世上还有一种没有甜味的“假糖”。

　　老师们聊到了我的父亲，说起父亲当连队卫生员的点点滴滴，说他极少让人吃药，有病了只需要施针灸就会好。一头白发的汤老师说，我孩子拉肚子，到医院治了一个星期都不好，找到你爸爸，在孩子左手五个指头上扎了五针，两天就好了。顾老师说，自己当时是六连的会计，爸爸是六连的卫生员，“文革”中斗得很厉害，爸爸不管哪派的人受伤了，都去治疗救人。薛老师说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是爸爸接生的。那时候哪有妇产科？卫生员什么都干。他们在谈我父亲的时候，我是骄傲的，尽管父亲所做的这些事，我一无所知。几十年了，父亲工作中的一些细节依然能被人记住，应该不僅是记忆，而是敬佩一种品德。就像我记住我的这些老师一样，不是哪一堂课，而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是他们把二十岁到五十岁期间的青春和智慧，分享于我生长的土地上。我的知识里，有一部分是他们的，我的记忆里，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他们。

　　几个小时的聚会里，谈的最多的是新疆，是兵团，是他们生活了二三十年的89团。他们极少谈上海，谈现代的繁华，谈生活的困境。他们告诉我，这些从新疆返回上海的知青，成立了一个联谊组织，大家经常一起聚会。他们有共同的记忆和语境，相互扶持，抱团取暖。

　　以我的生命历程，我应该感谢这群上海知青老师们，教授我知识，教会我生活。但对他们个体而言，支边却又饱含着命运的悲剧。新疆和上海，分割了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销蚀了不能回归的青春。他们回到了故乡，记忆却被新疆收藏了。在上海，他们是一群身份不明确的人，在植物长根须的时候，他们被移植到了漠北，他们的根不在这里。如今，他们的枝干回来了，这是他们内心的方向，却发现，除了语言和面孔，这座城市与他们相距甚远。就像松树干上的节疤，坚硬、顽强，却与整体木质格格不入。

　　我感谢他们，我的生命里有过他们给予的温度。这个世界应该感谢他们，他们用他们唯一的青春，填补了那个时代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