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

　　1

　　在父亲大半个中国逃难式的生存里，他总是和叔父聚少离多，相聚常常是带着意外、恐慌、猝不及防的。相聚有时在四川的街头，有时在新疆的车站里，有时在洛阳的白马寺旁，有时在西安的古城门外……那些场所大多人群密集，杂乱、喧嚣、异乡人行色匆忙，民兵鹰隼似的搜寻，紧张的气氛时刻笼罩在头顶，一晃眼，心里一惊，啊，兄弟！慌忙贼一样四下里张望着追上去打几声招呼，又立即分开。分头走，可以降低被抓的风险，甩开那些身不由己的束缚，保留住骨血深处的愿景：即使被遣送一个，还有一个。遣送回乡是可耻的、绝望的。要接受乡邻冷漠、绝情、无休无止的批判，人们可以随时拉你出来揪斗以打发时间，辱骂、审问，甚至动粗。即便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也可以向你吐口水、掷石子，揪你的头发。你不能反抗、不能抬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你头戴地主羔儿纸帽跪地，你的生命被打上“不安分”的印记，你的故事被传入一个又一个乡人口中，你被日夜监视，不可能再逃出破败的家门，像个正常人一样挺直了胸脯行走。啊，父亲和叔父不想像祖父、祖母一样丧生在那样屈辱的批斗里，更不愿步三个伯姑的后尘而去，或因尚未成年，他们得以在看守的眼皮底下连夜逃离故土，既无前路好走，也无后路可退，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活一天，算一天，过一天，赚一天。像老鼠一样缩头度日，畏惧、惊慌、无望，如影随形，这一直持续到他们各自成家、落户在外，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光景洞穿他们苦难而艰涩的人生。七十多年来，相聚，少得能掰着指头数过来，公开、有计划的相聚更是寥寥。

　　这个暑假，叔父的孙子们被接到天津、武汉，叔父得以暂时休息，便盘算着来深圳一趟，见见我的父亲。三年前同样的时节，叔父曾来过一次。那时，他一身地道的农民扮相，扛着长长的蛇皮麻袋，弓着背，倚着影剧院站台旁边的大榕树，手里拿着旧手机，不时眯缝着眼朝四下搜索，目光里满是陌生、迷茫和纠结。他不知道亲人多久才能过来接应，又不舍得以电话确认。七十多年过去，节俭、内敛、窘迫而小心翼翼，一分钱掰成几瓣儿用，捉襟见肘的生存方式烙进了他的生命。父亲远远就瞅见了他，对着我说：“看！那是你叔父！”我赶上前去，又在他面前迟疑地收住脚、不敢相认。我对叔父的印象是陌生的，只记得小学时，父亲常常让我给他写信，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的叔叔”。那时，叔父只是我脑海里的一个幻象，很缥缈，时隐时现，很抓心，却看不清、够不着。不，后来也是，他从未给我留下具体的貌相。我想起那些信笺频飞的日子，父亲坐在一旁听我念信、接收着从远方传来的亲人的讯息时总会声音哽咽、眼泪涟涟。我也常被父亲浓厚的情感感染、代入，湿得眼睛看不见笔尖的滑动和纸上的墨迹，仿佛我与叔父是一对患难兄弟。父亲见我愣住，先上前握了叔父的手，两双干瘪的老手交叠着哆嗦许久才提醒道：“快呀，这是你叔！”我连忙迎上去生硬地叫了声：“叔。”“哎呀，这是侄女儿！”叔父眉开眼笑，上下打量我一番，目光里溢满了欣赏和疼爱，又赶紧从蛇皮袋子里摸出一个毛桃递给我，“家乡的，您尝尝。”那笑，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挤出来，显得原本干瘦的脸更加枯老。一个“您”字透露着他多年游走江湖的谦卑、恭敬和低姿态，以及被生活打磨出来的老实和韧劲。我拍了拍他白得发黄的衬衣：“你靠着树，蚂蚁都爬上来了。”他一笑，脑袋往后一仰道：“不碍的，草木之人。”一副爽朗的幽默相即刻定格在我的脑海。

　　初次来深圳，叔父待了半月。日日和父亲形影不离、走东串西，且话题总能回到遥远的过去。用餐时，他感慨现在的生活太好了，餐餐有肉，当年祖母离世，断着肋骨躺在地上，想喝一碗稀粥也不能够，空着肚子就走了。上街时，他感慨而今的外来工如此自由，没人再管什么“流窜犯”。他常常说着说着就润湿了眼睛……叔父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这是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练就的生存本领。二胡和他的生命自成一体，互为依托，扎了深根似的粘连一处。无论生活安定多久，他都保持着走哪儿二胡背哪儿的习惯。那二胡旧迹斑斑、风烛残年，可他仍旧时常宝贝似的放到胸前摩挲，眯着眼睛拉，一拉一晌午，就像和一位老朋友谈心，诉说心中的苦闷。叔父不通乐理，在艰难的行走中生存，有幸遇到一个戏班，各种乐器入耳，他便尾随其后，用自制的劣质胡琴，胡乱地弄出声响，戏班的人怪他乱了队里的秩序，一次又一次追着他踢、打、恐吓，在炎热的夏日，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他不还手，一种坚韧吸附在他的骨节深处，他们一走，他又悄悄地远远地死死地跟着。如此他硬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练就一手漂亮、娴熟、如泣如诉、断人肝肠的二胡演奏技艺，后来他顶了戏班里的师傅，带着团队十一年，上山下乡为人们演出。

　　在深圳酷热的盛夏，叔父也曾在石岩河边浓密的树荫下拉响二胡。我曾去叫他和父亲回家吃饭，随身的手机，对于他们是摆设，几乎不打，也极少接听。两个文盲都固执地遵循着多年的习惯，进餐需要人叫，有急事也得绕弯找到他们亲自面谈，我曾对这种行为颇为痛恨，认为他们愚钝、笨拙、与社会脱节、倚老卖老，浪费了旁人的时间。直到一天，我探出了究竟，原来使用高科技的通信设备，需要花费。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花费，他们都要冠以生命的质感去把控。站在他们饱经风霜的生活面前，我默然了。我走着走着，远远就看见叔父坐在河边的榕树下，摩挲、调试他的琴弦，俨然一位技艺娴熟的艺人，尽管他早已不靠那个过活儿。临近晌午，打牌、下棋、刷鞋、缝补衣服的各色人等还悠闲地坐在石礅上纳凉、闭目养神、听曲儿、聊八卦，谁也没有留意身边多了个异乡老者，但叔父一拉响弦，世界变得安静下来。所有人停了手里的活计，将目光投向他，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挪动，直到渐渐形成一个圆圈，把叔父围在中间。叔父的琴声时而寂寞凄凉、哀婉悲苦，时而洒脱流畅、悠扬轻快。人们瞪着眼睛，兴叹，讶异的表情里裹挟着惊奇和探秘，他们不解，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农如何能拉出激荡人心的绝响！叔父丝毫不理外围的骚动，双手不断地抽、拉、抖动着胡弦，沉浸在咯血般凄楚的世界里。啊，一定是往事翻涌上心頭，他的眼角湿润了……有人开始丢纸币、硬币，一张张一枚枚雪花似的飘落，不一会儿，他的面前花成一片，一抬头，他仿佛受了惊吓，不由分说，起身，收弦，转身就跑，叨叨着：“唉，唉，他们把我当成讨饭的了……”我一边帮他拿着胡琴，一边笑道：“人家是觉得你拉得好，欣赏你，才打赏你。”他一鼓眼睛道：“那还是把我当成乞讨的了……”

　　离开深圳的前一日，叔父去来时的站台巡望，他一个文盲看不懂站牌标识的字，就回到那棵巨大的榕树下，仰头看树，看树木的旁枝落到地上，生出许多根来，抓牢了大地，疯狂地向上生长，和大树分离又自成一体。叔父不时地用手抚摸从树干的横枝倒挂下来的树根，那根须干净得像在清水里打捞过，褐中泛着黄白，终日飘在风里晃来荡去。这岭南独有的风景树，我十几年前来深圳的时候，也曾讶异过它们的不同寻常，还曾动了用文字记载的心思，却最终遗忘在风里了。叔父是个爱树的人，不识大字，却能用笔画出无数种树的姿态来。他有一水桶的画筆，长的、短的、扁的、圆头的、鹰嘴的、扇形的，白杨、胡杨、垂柳、枫树、香樟、老槐……不计其数的树种，在他的手中自如生长、万古长青。这榕树，入了叔父的眼，就像入了他的魂灵，他直直地看，围着它绕圈、探寻，眼神里有鲜活的光和不解的疑问，跳脱、翻滚。他说活了大半辈子，腿脚都入土了，又见到这稀奇的树种，算是开眼了。我不曾料到，第二天返程的时候，他竟从怀里掏出了那棵鲜活的榕树，宝贝似的，视它为最大的收获，说不枉来深圳一趟，一定要留作纪念。

　　2

　　三年过去，我的工作日渐稳定，业余经营的生意也有了起色，购了车、房，父亲天天念叨着让叔父再来，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聚聚。我也因他身上蕴藏着无数奇异的故事期盼他再来一次。他是一位多么风趣的智者，就在他举手投足、点头弯腰的工夫，那些故事就从口袋里掉出来了，面目清晰且活蹦乱跳地在我苍白而空洞的世界敲击、回荡、游走、扩散。在叔父的影响下，父亲也会间接插叙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叔父说了要来之后，十日没有动静。我焦急地拨打他的电话，不是响了许久无人接听，就是嘟了几声之后就充斥着忙音，我想他是担心话费，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便给他的手机充值，一次又一次，依然没有预见的效果。父亲不再一个人去河边遛弯儿，不再去广场看人家跳舞，即便是去市场买菜，也不再和相熟的老乡“打情骂俏”地开玩笑了，他的心里装满了叔父，担心叔父摊上事儿了，担心叔父病倒了。凡此种种，犹如雪球漫滚，加速了父亲的旧疾。

　　终于，第十一日，叔父安顿好家里的鸡鸭，切断丝丝缕缕，给身在南国的父亲来了电话，说准备动身了。叔父的家距离深圳一千六百公里，他选择乘长途大巴，只因为它可以从家乡的县城直达他要到的地方，哪怕山高路远、多费时日，也罢。父亲说，这样最好，你一到我们就去接你。母亲说父亲整天半死不活地挨着，虽然一辈子漂在外面，又在深圳住了十一年，到底心里还是系着他的兄弟和老家，叔父来了也好，说不定父亲的病可以好一半呢。

　　大巴要经过丹江、长江、穿湖北、湖南两省，进入广东境内，由北而南，最终到达我们所在的街坊。叔父当日清晨出发，将于次日早晨八时许抵达石岩。得到这个消息，父亲一下子激动起来，颤颤巍巍背着双手满屋子来回走动，白日里和街坊邻居又有了说笑，宣扬着他那拉二胡的兄弟又要来了。他的陈年旧疾仿佛一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弹掉了。母亲六点就起床准备早点，剁肉馅，用新买的面粉和面、擀皮、包饺子，开启北方独有而隆重的待客传统，迎接叔父的到来。日头刚在南国的东方冒出半张脸来，父亲就扯着我到站台去接叔父。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人。我开始拨打叔父的电话，想探清他的具体位置。这举动无疑是泥牛入水，经过上次接触，我太了解叔父了，指望他接电话，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们除了等待奇迹出现，别无他法。父亲踱着步：“饺子再放就不筋道了。”我说：“他要再不出现，我上班要迟到了。”父亲说：“再等等。”

　　我不知道叔父抵达的目的地是不是我所属的街道，开始担心他先前告知的讯息有误。我一边祈祷叔父快快传来消息，一边劝告父亲把心放宽，耐心等待。即便他不来，时针已经指向十点，我们也得吃点才好。我拉着父亲去站台对面的肠粉馆。肠粉是我刚来深圳时最排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拿它做正经的早餐了。我吃着笑，笑某些事物，在人最初的印象里能一成不变地保持到终老，而有些事物，却在生命历程的演变中面目全非。我们又到叔父原先来时的站台，仍不见他，快到中午，太阳正洒着毒热，没有遮阴的地方，站台的牌栏都已经发烫，父亲开始气喘吁吁，他有点撑不住了。父亲的手机响起，是叔父，他焦急而颤抖的声音传递着：走错路了，车兜转到松岗车站……我赶紧回应叔父，叫他就地下车，我这就去接他。挂了电话，我们即刻向松岗车站疾驰而去。

　　终于到达叔父所说的松岗车站。我和父亲站内、站外打转儿寻找，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父亲一脸苦相，最初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也开始急躁起来，褪掉近几年来修炼出的好脾气，埋怨、蔑视起叔父的半聋不傻来。活了七十多年，却说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走遍中国都搞不明白深圳的一个坐标！我不断地拨打他的电话，全心全意地祈祷他能接听、确定他的位置，偌大的深圳，两千多万人游来荡去的，蚂蚁一样。各自行走，任凭我有鹰一样翱翔高空的翅膀和犀利的眼睛也难以找出他来。打着遮阳伞，父亲跟前跟后地跑，大喘粗气，双眼也越发浮肿。我让他到车上歇着，他不是担心我认不出叔父那张脸，就是固执地以为叔父远道而来，他若不能第一时间亲自接见便是莫大的遗憾和失礼。父亲一生为这些礼节所累，时常在乎别人的眼光，哪怕对方是兄弟，他也从不以自身的处境处世，甚至连家人也跟着承受不少负累。作为女儿，这些年来，我亲眼看着他把自己往内越缩越小，直到缩成一团不足八十斤重的枯瘦的老骨和干瘪的皮肉。你明知这样对他不好，却无力改变什么，只好由着他跑。由着他，最多累累他的身体，若不由他，他执拗的思想将会给他的身心带来更繁重的负累。

　　叔父的声音再次从电话里传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为了确保万一，我让叔父把手机交给身边的保安或巡警，因为只有真切听见这座城市的守卫者所发出的声音，我才能放心地奔向那里。巡警的声音一落，我便发动车子，向龙华车站奔去。我无法理解，石岩和龙华的发音差别如此之大，即便不会说普通话的叔父操着满口的河南腔也不能被人引到龙华呀，他是如何到那里的呢？想到这儿，我忽然心里一紧，担心起叔父的安危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见到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依靠的和攀附，他的亲人只有我们。

　　到了站点边沿，我们的目光又开始在偌大的龙华车站广场东搜西寻——我可以想象的叔父的身板、父亲夜夜渴盼的他兄弟的影子。幸运的是，叔父就在站口的树下。长长的蛇皮麻袋，仍是三年前我所见的那个，白得发黄的衬衣、灰白交杂的头发、半蹲、弓腰的姿势、伸着脑袋朝前张望的茫然，那些印在我记忆里的熟悉，并不因时间的年轮多滚几圈而陌生。父亲径直开了腔：“老三啊，是你吗？你咋在这儿？”叔父忽然一个激灵，蛇皮麻袋掉在地上，缓缓转过身子，一双浑浊的眼睛盯在父亲脸上，怔了怔，抖着手握住了父亲，一张皱纸瞬间从他右手脱落，在地上交叠、翻滚、无处栖身。父親咔咔地咳，叔父的唇上起了干皮，我递上水去，忙劝着：“慢点，慢点，别激动，见到了就好！见到了就好！”叔父的面容比先前更加枯瘦，从前的精练和灵光去了大半，喝完水，他用呆滞的目光在脚下茫然寻觅，他张着嘴抖着唇，似有话说，却最终没有言语。我即刻拾起纸递给叔父，他颤颤巍巍地接过、捻挪、小心翼翼地摊开——一株熟悉的榕树显现出来，那高大、粗壮、稠密的树干、遮天蔽日的叶片、从横枝垂下的根须褐中泛着黄白飘在风里的姿态，几乎一瞬间将我的记忆拉到了三年前。叔父指着它说：“静儿，看，您看，这榕树，是三年前我临走时画下的，就在站台边、影院附近，我清清儿地记得这树，记得它，可是，这次来，我找不见它了！”那树依然清晰、鲜活着，纸张边沿却明显破损。我不知道叔父将这纸榕树看了多少遍，他一定将它作为抵达亲人的唯一的重要标志了。

　　3

　　汽车在石龙路上呼啸而过，犹如凯旋之后的烈马嘶鸣，它骄傲地将长长的尾音嵌进城市的高空，带着主人难掩的喜悦，宣告着回归的胜景。母亲等急了，不时地电话询问，从清晨持续到日头将落的傍晚，一边交代原定的早餐已改作晚餐，一边叮咛到家附近给个信息。叔父到底没有忘记那株榕树，一到石岩，就迫不及待地追问它的位置。父亲因为过度疲累，浮肿着眼睑拦挡着：“先吃饭吧，饭后再看。”我不作声。我清楚地知道，那株榕树早已无迹可寻，它消失得那么彻底，以至于我的脑海根本没有它离去的印象，一丝也没有。

　　饭后，叔父不去河边散步，也没有过多的话同家人唠，他心系当年榕树所在的站台。父亲半歪在沙发上努了努身子站不起来。见父亲身体不适，叔父只好对我说：“静儿，您带我去，咱去那个榕树下面看看可好？我就是想去看看。”我们穿过几条街巷，从影院广场通过，直达叔父心系的站台。我指着远处蓝白相间的站牌：“你瞧，就是那儿！”叔父顺着我的指向，猫着的腰使劲儿挺了挺，又将原本细长的眼睛撑得腰豆一样饱满，搜索一番道：“树呢？”我摊摊手，无奈地告诉他：“没了。”我神情落寞，仿佛忽地一下对那棵老树充满了感慨和愧疚，我的确不曾留意到它消失的迹象，尽管我也时常在这个交通要站上车、下车。叔父围着站台左转右转，在当年的树下一遍遍地踱步，脚下的方砖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仿佛那里从未有生命生长，谁会想到它是当年那株老树的根窝呢？叔父摇着头连连说：“不可能，这个地方不对。”又补充说，“树的对面是一座工厂，大榕树的侧边是一排榕树。”我笑叔父太执着，并强调工厂所在的位置早已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商业街。榕树林被景观罗汉松取代，不仅一坑一株，周边还有四季不败的鲜花围绕。就连影院广场也是重新修筑过的……听着我的叙述，叔父喃喃道：“怎么能，怎么能三年就换了一个天地？”言语里带着明显的落寞和遗憾。后来我才知道，叔父曾在这个站台下车，一转眼，发现当下的环境与记忆中的相差甚远后，便又乘大巴向东而去。

　　我们早已不追究叔父的绕行所造成的周折，他却不肯放下。在和父母的交谈中，他不时地触碰着那个与内心不吻合的事实。从他叙述的言辞和表情里看得出来，他与树所缔结的深情，以及他内心深处的信奉——树大有灵，是不能砍的。这两种情结，都促使他对树怀有敬畏和热爱。他想起曾经的自己在灵宝的庙宇旁，带着新购的理发器，偶遇一队民兵搜查的情形。因为兄弟之约，他曾恪守不干“剃头、修脚、补鞋”下三烂的行当，终是落难了，也不得不打破盟约，择剃头谋生，谁知天黑的间隙，民兵打着手电筒追上来了，叔父一骨碌从高墙脚下爬起，拼着全身的气力，往一大片树林里逃，实在逃无可逃的时候，一株空着肚子的老槐树及时出现在拐角，他一个激灵爬进树洞。有老树护他安全，任他人如何搜寻，也无可奈何。只是洞内藏身的并非他一个，他说窝在里面的时候，还紧挨着一个肉身，在他进入的刹那，那东西仿佛哼了一声，至于是不是和他一样落难的人，还是其他什么动物，就不得而知了。天一擦亮，叔父就赶紧离开了那里。一个逃难的人，避过难关就是万幸，谁还有好奇心将事事搞得清楚呢，叔父红着眼睛强调那棵老槐起码有五百年了，我越发把眼睛瞪得圆了……他话锋一转又说，站台的那棵榕树也有两三百年了吧？面露窘色的我无法知道它的树龄，按说它和其他被砍挪的榕树不同，并不占领道路，也不碍事，只是活在转弯拐角的下方，那片空地也足够容它生长，不知怎的，就被人连根弄走了。我揣测着，要么是临街商铺的主人嫌它挡了生意的招牌，集体起了灭它的心，又或许它与其他的榕树一起被运走、碎掉了吧。叔父，沉默了，许久疑惑着：可是人若是离开了树，少了绿，少了对自然的敬畏，又怎么能活得好呢？

　　我不再接叔父的话茬儿，而是引领他去往北环路，又从官田社区转回，告诉他原来北环路中间的绿化带已经被在建的地铁工程占据，官田社区的旧楼也集体消失，而今矗立那里的是一座崭新的楼盘，价格已经突破五万一平方米……叔父张着嘴啊啊地应着，冒出一句：“老百姓怎住得起？”他根本不知道市区某些地段的楼市早已突破十万一平方米。他一定无法想象，在深圳速度飞一般转动的现代都市里，每一条路在每一年里都有不同的姿态，两旁的树总是被新的树种所替代，中间的绿化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片区在每年都会换一副面貌落后的农民房总是被重新作出规划，推倒、重建、改头换面。每一个活在其中的人在每一年里都有不同的变动，工作一变，生活的地点就换到了别处，家庭一变，人的整个处境都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上的一切，只有变化不变，而其他的一切都在变化着。身在这大变的时代和大变的都市里，谁又知道自己明天会去往何处呢？十几年来，我就这么在坪山、横岗、龙华、沙井、西乡、宝安、石岩、松岗走过来，路过的人物和风景都去了，走了，淡化了，唯一不变的是朝前奔跑。我无法和叔父一一说明，这是两代人身处的两个时代所经历的巨变，中间横着一条鸿沟，他无法真正了解这个时代，就如同我无法深入他的时代一样。叔父一直耿耿伤怀于一株老树的离去，那种忧伤、焦虑、绵延不绝的疑惑困扰着他，无人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