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西康公园：小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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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办公室后窗对着小公园西康公园。公园紧邻西康路。

　　四周高层建筑的簇拥使小公园如盆景，树木、莲池、鸟、人……按照美的法则团聚，让“盆沿”上的我时时从冗杂凡俗事务中抬头，凝眸，聆听。

　　但我不知道那些树木之间的差异及鸟鸣之间的区别。爱尔兰作家罗·林德说过：“无数人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分不清哪是榆树哪是枸树，也听不出画眉和山鸟的鸣叫有何不同。”西康公园里有没有榆树、枸树、画眉、山鸟？他所批评的“无数人”中大概包括我——面色苍白、谨小慎微，只善于分辨纸币上的百元和十元、上司脸色中的霜降和立夏。

　　南方语调如鸟鸣，有北方土语所不具备的婉转和晦涩。不知南北鸟类是否存在方言差异。河南的鸟会不会与浙江的鸟谈情说爱？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也许能翻译各地鸟鸣。翻译官像候鸟一样常坐飞机，流动性比其他专业人士大。我是留鸟，除了少量出游，终年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呼吸、晃动，类似麻雀。麻雀叽喳，不够优雅，词汇量大概比较少：跳跃、低飞、米粒、水、阳光、树梢、雨、雪、风、害怕、喜悦、雀巢咖啡……麻雀拒绝鹦鹉或大雁的词汇表。我需要像麻雀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词。当我像麻雀一样简单明快，便可以用少量雀斑一样的字迹，在纸上写诗——让每一张废纸变成美人白脸。

　　西康公园里也有麻雀，在地上觅食、散步、低语，没有鸟笼来拘束、装饰。莲池边、小路上，有若干人游走或静坐。他们应该洞悉这座小公园的秘密。大都是老人，气定神闲，或独自发呆，或三五人聚首交谈。看不出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如同我看不出孩子们的梦想和前程。他们彼此相似，如同我眼中的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一只鸟与另一只鸟。

　　与官场、商场、文场上存在着一目了然的格局和尊卑不同，西康公园没有“前排就座”的树，也没有“做总结发言”的鸟，杂乱纷呈，无序共存。暮年、童年状态的人物值得尊重。他们拥有无限的已知和未知，像晨雾和暮色，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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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边眺望他们，一边打喷嚏。

　　自从进入这间后窗对着西康公园的办公室，我就开始打喷嚏，泪眼汪汪仿佛陷入极度忧伤。而欲“打”未“打”、似“打”非“打”的尴尬，使我随时准备脱离正与自己交谈的他人，躲到角落去酝酿一番情绪，最终嘹亮地将“啊——嚏——”咏叹而出，沛然淋漓，痛快感贯彻周身。

　　同事调侃：“有人想你了，一个美人想你了。”打喷嚏者有幸正被远方某人思念，这是古老的传说和猜想。我暗喜，孤独感消除许多，猜测是哪个美人念叨我的名字，然后给她打电话：“适可而止吧，我的喷嚏已惊天动地。”但我不知道美人的电话号码，只能到西康公园旁边的静安医院去诊治。

　　一个面目雅致的青年医生用鸟叫般的沪语告诉我：“过敏症咿。”他指指周围几个与我一样热衷于打喷嚏的人：“你们都是过敏的人呵。”他翻开一本医学杂志，告诉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乡村园丁偶然发现过敏症急剧增加的原因——榛树、桦树、松柏等等树种的花粉，被风吹送着播撒到长期远离它们的人身上，有可能造成过敏症。“花粉随风飘扬，寻找那些与树木们存在隐秘关联的人。”这位医生陶醉在树木、花粉的阴影里，似乎忘记自己应该是一个寡言慎语面无表情的诊断者。他像诗人，有诗人气质的医生前程堪忧。

　　我问：“什么药能够治愈，啊——嚏——！”他说：“无药可治，多到公园、树林走走——对了，到那个西康公园里走走，增强与树木的亲和力。一个猎人、一个种树的人是不会过敏的。愈远离自然愈是用消毒液清洗，就愈苍白、柔弱，一身塵土、满面风霜的人生气勃勃！”

　　我怀疑自己走进了一个墨水气息荡漾的文学院，而不是来苏水气味盎然的医院。怀疑这位医生是树木使者，来为我这个被树木而不是美人暗暗思念、尚未完全丧失对大自然的感应力的书生，揭示“啊——嚏——”之后的秘密。他甚至本来就是一棵树——榛树、桦树或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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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深情凝望后窗外的西康公园。不知道是哪一棵树的花粉与我发生了关联。

　　我把窗子开得更大，开窗时间更长。树木气息更有力地影响我的呼吸。老人们唱歌、手舞足蹈，像风中树枝、树枝上的鸟、鸟身上迎风披散的羽毛。

　　偶尔进小公园晃荡，但顾忌上司巡视时透过窗子看到，从而产生“这个闲人在晃荡”的印象和结论。就匆匆而归。从公园里仰视我办公室的窗子，的确也像一只鸟笼。我在窗子内像一只鸟，被楼顶上的风和云朵提着。

　　人到中年，就是人遇到种种隐疾、困惑和烦恼。在文件间徘徊，与薪水沉浮。打喷嚏，就是内在压力试图寻求突破。如果没有别的突破口，就只能选择一张充满口臭和陈词滥调的嘴巴，一涌而出。

　　午休，同事各自闭目小寐。我隔窗暗自与小公园交流，试图一一分清那些树、鸟的名字，以及树冠每天发生哪些变化，来印证季节的推移和自身呼吸系统的运行。

　　树上，一只野鸟，一只拒绝鸟笼的真正的鸟，正使劲颤动着爪下的枝条——它大概觉得那树枝也是自己的翅膀。难道它想带动一棵树起飞？我在转椅中旋转了两圈，沉默地叫了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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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源于眼中、心中、梦中有了无边树木，喷嚏消失。花粉的袭击暂告一段落？对西康公园里的树木、街道上的树丛、郊外以及远方的森林，我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情感。

　　暗自猜想：一个软弱苍白的人、打喷嚏的人，有没有力量使一棵树也打个喷嚏——惊飞树上一只鸟！使一丛树林打个喷嚏——街头刮起一阵风！使一座森林打个喷嚏——旷野下起一场雨！然后，全世界的树木（包括我故乡南阳盆地四周群山中的树木）都满脚泥泞一步一个树坑地结队走在通往上海的路上、通往我家灯光的路上……

　　西康公园、小公园，像盆景，更像小盆地——我位于楼上，像位于小盆地边缘的山脉峰顶，屁股下的木椅酷似山路上的毛驴——

　　公园里，盆景里，故乡盆地里，繁荣昌盛的植物、动物、人物，倾盆大雨一般，时常溅入我午间的梦里。

　　1933老场坊：分崩离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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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英国工部局建设的上海宰牲厂遗址，现为虹口区创意产业园“1933老场坊”，位于外白渡桥偏北的溧阳路、海宁路交叉处。

　　历史保护建筑。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四面厂房与庭院中间的塔楼，结合成阔大的“回”字形院落。上海早期不多的几部英式老电梯依然在运行。人畜分离——那“回”字形院落里内外大小两个“口”字之间空白处，是盘旋上升的昔日牛道——牛群被鞭策、旋转，进入上下五层不同类型屠宰间的道路。路面粗粝，以增加牛蹄的摩擦力。

　　牛道与屠宰间由二十六座斜桥凌空联结，但宽窄各异，使牛可根据自身宽窄自动分流。然后分崩离析成不同的牛肉制品，供应当时整个上海市场——像人类，通过各种考试、面试、竞赛等等宽窄不一的尺度，分流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接受时间的咀嚼，最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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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乘电梯。像牛一样喘息，沿牛道盘旋上升。我不属牛，危险感暂时还不强烈。

　　试了试那些宽窄各异的死亡之桥，我都能轻松通过——幸而那些屠宰间早已变形成为餐厅、咖啡馆、动漫车间、珠宝店、画廊、婚纱摄影室、小剧场、老家具店……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二层三层之间有法式旋梯，仅一人宽，弧形优美，像一个穿大摆长裙的法国女子在激烈旋转身体——这是為屠宰工特设的逃生通道：当动物进入屠宰间惊慌失控、愤怒奔窜时，工人可循此旋梯逃避牛群攻击。现在，有恋人一对一对拥抱着，沿法式旋梯一拥而下、练习逃生——依靠爱情，练习逃避生存的隐秘攻击。

　　在楼顶，我站了很久。

　　脚底下，五楼，那是一个新改造而成的巨大展示中心，正举行某著名品牌汽车的新款发布会。影星和名车相依相偎，美色与财富生死与共。音乐充满动感，使楼顶上的皮鞋也微微感到波动了。我好像有了一副感动的姿态。

　　周围是旧公寓。居民们在墙壁上一个巨大的“拆”字周围，进出、洗菜、接吻、吹口琴、抱孩子、晾衣服、搓麻将、喂鸽子、发呆……一种旧生活即将分崩离析，像一头牛，在上海另一个地址转换新形式、复活新能量。

　　阳台上，一个洗头的女子，抬脸，像从隔着一道峡谷的对面峭壁上打量我，眼神很潮湿。她会不会把我当成一头逃生的牛？隐遁在宰牲场楼顶的1933年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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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场坊南侧是简明扼要的梧州路。

　　一个不起眼的理发店，玻璃上贴着“男女烫发”“白发染黑”“彩色焗油”等等寻常字样。下面一行小字吸引了我——“七十五年历史，民国时代的源记理发室”。进去，理发，就是为了听一听理发师的絮叨。

　　理发师父亲十五岁就从乡下来上海，在源记理发室跟着老板学习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理发室改名“梧州理发店”，国营。父亲干到退休，去世了。理发师在这小店也干了一辈子，快干不下去了——街边商铺要拆迁、改造。“别的发廊里，女孩们也漂亮。”理发师嘟囔着，我笑了。

　　他拿出1947年版上海地图的复印件给我看，果然有源记理发室的标志。旁边是“昌裕粮店”“庆祥五金店”等等店铺，比今天的地图细腻全面。最醒目、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自然是“上海宰牲厂”。不被保护的事物终将消失，不论一个店面、一个人、一个事件。需要拍照、复印、写作、述说，抢救记忆和来源。

　　理发师久久盯着地图上的源记理发室，好像看见父亲，那个刚刚进入上海谋生的乡下少年，正从那里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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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的上海宰牲厂、今天的老场坊底楼一个咖啡馆里，喝牛奶。

　　墙体异常浑厚——双层墙壁，其间中空，以便在炎热夏天依然可以维持低温、保鲜。这是设计师的一种环保、自然、古老的妙思巧构。

　　老场坊整个院落，唯独东墙与西墙开设有镂空水泥花格窗，与上海常年风向相一致，便于空气流通——东海上的风沿着黄浦江吹来，再吹向西方极乐世界，供动物死后尽快完成超度和轮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宰牲场结束使命，转变为一家国营药厂。2006年，这里成为游客连绵的产业园，成为一个寓言——

　　在底楼这一咖啡馆的阴凉里，我看见分崩离析的往事和未来。

　　车墩：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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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了，若欲目睹秦汉传奇、唐宋风骚、明清人物、民国景象，只能在影视基地了。比如，上海车墩影视基地，位于松江区境内，周围是G15和G60高速公路、工业园、居民区、黄浦江。

　　一座梦工厂，制造美梦或噩梦。制片人、剧作家、导演、演员、剧务……是梦工厂里的工人、梦游人。

　　我在车墩影视基地内闲散游走。那一天，有八个剧组在拍戏，其中五个剧组在抗日。午休，日本鬼子与八路军女战士站在一起吃盒饭、谈笑，景象怪异。一个抱着婴儿的游客，走过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前，目光、脚步都有些犹疑。突然，婴儿哇哇大哭。游客转身小跑到了河边，婴儿平静下来——恐惧，也能遗传？

　　我远远绕开那些日军哨兵和三轮摩托车，但绕不开周围时时响起的枪声。

　　剧务人员在小路上泼洒着掺杂有红墨水的液体，冒充血迹。李安的代表作《色戒》曾在这里拍摄部分镜头：南京路，电车，咖啡馆，石库门，学生集会，汤唯穿旗袍在苏州河边步行，梁朝伟戴墨镜在轿车里偷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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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这条虚拟的南京路上，等待有轨电车。

　　与真实的南京路相比，这条路狭窄了许多。产生艳遇、奇遇、悲惨遭遇的可能性更大？环顾四周贴满花花绿绿旧广告的建筑物，并不巍峨，逻辑关系混乱：百乐门舞厅的拐角处是大光明电影院，徐家汇大教堂对面是马勒别墅……符合梦境的逻辑。

　　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如山如岳，并峙于这条南京路。三阳南货店、沈大成点心店、日升楼、盛锡福鞋帽店、一乐天茶楼、王星记扇庄、亨得利钟表店、张小泉刀剪，如扇面一般在路边依次打开……

　　这些建筑物内部空空荡荡，充满无限可能性。一切能够想象出的故事，都可以在这些空间发生。像一个体格发育尚未完全的少年，前途不明。它们大都仅仅是一堵外墙而已——也是演员，在表演建筑物。透过这伪建筑的假窗子，窥测其“内部”隐秘，却看到了池塘、草地和怪鸟般飞翔的摇臂摄像机。我怀疑自己大梦未醒。

　　电车驶来，跳上去，像一个旧时代里的革命青年或流氓。环绕影视基地叮叮当当游走一圈，假装环绕混乱残缺的老上海游走一圈。

　　众多写有“某某剧组”标志的汽车停放于各个角落。穿戏装吃盒饭的演员，表情中有被游览的羞涩或自得，又有与现实格格不入的自惭和焦灼。剧务用一条绳子封闭街道或小路口，把游客拦在镜头外、剧情之外，喇叭在规劝、解释：“退一退，让一让，免得穿帮，免得穿帮。”戏装与时装，把演员、游客于同一空间中并置于不同时代——必须有强大的内心，一个人在影视城才不至于精神分裂。

　　穿破旧外套的导演一般躺在折叠椅上，手边的肮脏茶几上放着烟灰缸、咖啡、瓜子、剧本，横眉冷对眼前显示屏，怒吼或低语：“再走一遍——”

　　我没看到名导、明星。眼前这些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导演、演员，通往名导、明星的道路，漫长修远。他们与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泥水匠没有区别，同样是露天作业。

　　洗手间内的肮脏墙壁与建筑工地厕所内的墙壁一样，写满暗语：“办学历证身份证1382884……”“美女1377654……”，“真枪QQ22……”“窃听器1287……”“我爱刘凤丽”“山西大同张卫国你在车墩吗回家吧老婆跑了你就别演戏了”……

　　一个潜逃多年的杀人犯，在车墩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和智商：警方在多部电视剧中发现一张被通缉的脸，遂追踪而来，将一个小有名气的群众演员抓捕归案。显然，影视表演，不是隐者、逃亡者适宜从事的行业。隐匿与逃亡，其最好的观众是抽着北斗星这只烟斗的老月亮，最好的舞台是旷野——

　　蟋蟀录音，萤火虫摄像，蛇在沙地上修改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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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墩，群众演员看主角的眼神、主角看导演的眼神，类似于小职员看总经理、保安看警察、开三轮拖拉机者看开推土机者的眼神，充满向往和卑微。

　　周围，助理导演在教演员托长枪练习劈刺，特技演员在威亚绳协助下飞檐走壁，黑衣警察骑着1930年代自行车巡逻、吹响警笛，女孩挎着篮子沿街叫卖“栀子花來——玉兰花啊”……我喜欢这个卖花的女孩。她大概租居在影视基地附近的小公寓，每天穿着自己有缝补痕迹的旧衣服，来影视基地内等待有卖花情节的电视或电影开拍。我尊重设计了卖花细节的编剧、导演。

　　在这虚拟的旧上海街头巷尾，我像一个浪游者、小报记者、幽灵，读着墙上的美人图和老广告——

　　“征婚——沪西愚园路，有韦姑娘者，秀外慧中，待字闺中，因感生活寂寞，欲得一知心良伴，应征者宜品学兼优，且备有男子妙药猛虎丸三盒，以增进爱情之功力。大瓶三元。小瓶一元三角。香港大中洋行总发行。上海分销处——五马路二八〇号（棋盘街口）大中药房;天妃宫桥五洲药房;南京路先施、永安、大新西药部，均售。”

　　“美宝砵酒——葡萄醇酿，味美品高。自用，提神补血。馈赠，名贵大方。总经销：先施公司洋酒部。”

　　“哈兰士药膏——烂脚烂腿湿疹脓包令人触目生厌虽体态苗条衣服华丽亦无有愿接近者如迅速敷搽哈兰士药膏则收效奇速不留疤痕君如感患此中痛苦一经使用即知其优良功效矣——各处有售。上海太和大药房发行。”

　　“海宝——内含维他命甲丁两种功能强身固体助长发育男女老幼均宜多服。公司药房均有代售。总经理港沪志成公司。于仁行四楼。”

　　“美丽牌香烟——日寇入侵，时局紧张，读报上消息，满腹悲愤，此时此刻，唯有吸一支美丽牌香烟，才可以透口气来。全国各地有售。上海华成烟草公司。”

　　……

　　再读下去，我可能就无法回到当代的姓名、身体、住址了。转身回到新现实，种种新困境新难题涌上心头，我又能依靠哪种物品，来拯救、化解、壮体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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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墩，一座小镇，正围绕影视基地这一核心来布局自己的形态、生态。

　　居民区一概被设计成石库门风格或三十年代洋房面貌，再现旧日上海，与影视基地浑然一体。

　　周边小街各类大小店铺门额，也都与影视有关——“晨光群众演员中介所”“车墩影视表演培训学校招生报名点”“海上花租房中介所”“三十年代餐厅”“明星照相馆”“上海东方整容医院分院”“武打人才中介所”“远大摄影培训中心”“戏剧服装出租”“老家具”“上海风情旗袍定制”“海味快餐”……

　　在他人的戏剧里，我是群众演员，一闪而过，但拒绝用一支枪、一管警笛，去推进或逆转剧情。在自己的人生戏剧里，我能否成为主角也值得怀疑。尽管情节、细节都平庸无奇，命运依旧不会放过显示它力量的每一场戏、每一次策划。但若有卖花女孩贯穿其间，这戏就尚可一览，尽管没有隐者的孤绝、逃亡者的神秘，尽管观众寥寥。

　　这样想来，对身体周边地区这些缺乏逻辑但隐秘呼应的人与事，隐约滋漾出一丝温存和爱意。

　　夏都花园：此时此地的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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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初的一个傍晚，来到虹桥机场旁边的夏都花园是合适的。在夏都花园参加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官邸内的音乐诗会，是美好的。

　　按照约定时间，我推门，高大的总领事先生携夫人在门廊里微笑。握手。他用汉语自我介绍：“我是兰波。”我们都笑了，大约都想到了法国诗人兰波，及其代表性诗作《黄昏》：“我不再说话，不再思索，/ 无尽的爱自灵魂深处涌现。/ 我将走得很远， 如同一个吉卜赛人，/ 穿过大自然，幸福得如同有一个女子同行。”

　　官邸内有许多女子，着盛装，比如诗人张烨。进入官邸前，我已经看见她坐在花园长椅上，有些羞涩地抬头解释：“我要换上高跟鞋了。”她走路时穿平底鞋，手袋里提着高跟鞋。我见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很美。

　　“我为何 / 梳理得如此整洁优雅 / 为何在衬衣的领口，悄悄地 / 别着一朵清馨的春兰，为什么 / 一路上胸口悸动脸颊发烫 / 可这一切 / 微笑在路边的梧桐 / 旧时相识的飞鸟都知道 / 车过甜爱路 / 没有停下，我一声也不响 / 心中的天空正在下雨”。这是张烨代表作《车过甜爱路》中的诗句。

　　甜爱路在这座城市的东北方向，离鲁迅故居很近，离青春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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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巨大的吊灯在模仿一轮落日。来自上海各个区域的若干先生与女子，像结伴穿过大自然。比利时诗人杰曼和旅居西班牙的女吉他手杨一被大家环绕，像大自然中最美的地区。杰曼的诗朗诵，复旦大学两位教师的口语翻译，杨一的吉他曲，交叉进行。

　　诗人、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海岸，弯腰附身在一个矮柜上倾听。那姿态很像蜿蜒的海岸线，赋予这些诗歌与吉他曲一个大海般的形式。

　　与法国诗人兰波以及维尔哈伦、梅特林克相比，1944年出生的杰曼，诗作显得清浅了。这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促成一个伟大诗人，有赖于才华，更有赖于一个时代的痛彻肺腑和风起云涌。在平淡的时代里，做一个比较杰出的诗人，已经很难。

　　杨一的吉他曲不用翻译，我懂。《孤调》《贝特涅拉斯》《阿斯图里亚斯》《阿罕布拉宫的回忆》……一个女孩的指尖，与琴弦合作出繁密灼热的夏季阵雨，“无尽的爱自灵魂深处涌现”，弥漫于上海的这个黄昏。她父亲，是我的朋友、诗人杨宏声，因病早逝。她的母亲和舅舅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像夏天，无限珍惜地看着最后一株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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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没有比利时语，以法语、荷兰语为公共语言。维尔哈伦用法语写作。“一切的道路都通向城市”，他却喜欢在乡下生活，对二十世纪初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的异化持批判态度。一战爆发，打破中立国比利时的宁静，维尔哈伦改变隐居般的生活方式，到欧洲各地演讲，1916年死在法国鲁昂的一列火车上。这样的死，像某种隐喻？

　　死于车祸的诗人、作家很多，比如加缪、罗兰·巴特。人与汽车、火车这些现代交通工具的关系，就是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被它裹挟，或者被它覆灭。死于马蹄的诗人和作家，我似乎还没有听说过。

　　梅特林克同樣以法语写作，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诗化的梦幻剧《青鸟》名世：平安夜，樵夫的两个孩子看见仙女。邻居女儿病了，只有找到青鸟才能治愈。两个孩子就踏上寻找青鸟之路，历经磨难，无果……一夜过去，邻居太太来敲门，说她女儿生病了，只有樵夫家的鸽子才能治愈。从梦中归来的孩子，忍痛舍爱，把鸽子送给邻居。一瞬间，那鸽子变成了青鸟，邻居女儿的病也好了。

　　幸福与爱，无时无处不在——阳台上的那只鸽子，甜爱路上的一场雨，夏都花园这个夏夜里的吟诵与琴声……

　　我们都是寻找青鸟的人，四觅无踪影。我们的父亲都是樵夫，在道路的另一端，与森林流水一起消失。我们的鸽子或青鸟在哪里？我们在埋头攒钱，为某女子买手指上的“鸽子蛋”，但它生不出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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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傍晚时时可见鸽群盘旋低飞。还负有传递信件的使命吗？手机时代，收到一只鸽子传来的情书，只能是一台梦幻剧了。

　　青鸟，在中国历代诗人笔下屡屡出现。王昌龄“青鸟迎孤棹，白云随一身。”李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张耒“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这些青鸟，像信鸽一样，都是穿青色工作服、骑青色自行车的邮差？用鸟巢作为邮局和邮箱。

　　但杜甫来自河南的一封家书，只能依靠马和驿站，艰难抵达国破春深的蜀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他放弃了王昌龄、李璟、李商隐、张耒们的浪漫和神秘，直陈、痛说，就足以动人心弦。

　　任何一位作家、诗人、翻译者，都是青鸟与鸽子，穿越重重的光阴与国境线，在耳朵与心灵之间传递语言的美与力。我们寻找青鸟，我们也是他人所寻找的青鸟，哪怕这鸟的美感与力量极其微弱，只能与有限的一人、数人发生关联，也不应该放弃飞翔的责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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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邸外，夜色已深。

　　想到诗人兰波的另一句话：“逻辑和说教从来不会教人信服，夜晚的潮湿更深刻地潜入我的灵魂。”所谓“潮湿”，就是爱意和诗意。而“逻辑和说教”，属于社论、公告、合同、起诉书、答辩词。

　　我举起高脚酒杯，向有了醉意的诗人杰曼致意。

　　在北岛的散文集《失败之书》里，我读到过杰曼的故事。这个爱酒的诗人，有一个大酒窖。经商，把德国汽车卖到“台湾”。办出版社，在西班牙一个海边小镇建起庄园“依萨卡”——奥德修斯十年长途才终于归去的那个家乡的名字。北岛和多多参加过杰曼夫妇操办的伊萨卡国际诗歌节。一个商人，最终还是依靠诗歌而不是汽车，依靠“潮湿”而非“逻辑和说教”，回到终于可以栖息的精神故园。

　　兰波总领事的幼子，一个英俊少年，在客厅里兴奋地窜来窜去，但不忘记在一首诗结束、一曲终了及时驻足并献上掌声。在上海，这个比利时孩子会有些寂寞吧？

　　一只猫，在墙角拉长自己的身体到了极限，似乎在为变成一只老虎而奋斗。官邸附近，就是上海野生动物园。那里的老虎吃饱了就躺下来，斜觑坐在加装有铁栅栏的汽车里一掠而过的游客。它们已经无法走得很远，穿过大自然。游客们也普遍认为，有老虎的地方就算是大自然了。

　　客厅一角书柜里摆放有一件木雕，像青鸟。我就把它理解成一只此时此地的青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