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迅

　　脱轨者

　　那个中午，我感觉背后着了火。一个滚动的火球像一条疯狗穷追着我，每次都只差那么一小点，或许只是一厘米，它咻咻嘶鸣着的火舌就要舔着我的衬衣。我没命地奔跑，身体前倾，莽莽撞撞地，随时可能跌倒。风声呼呼哗哗地擦耳而过。

　　我奔跑在一团朦胧的雾气里。眼前的事物变得模糊起来。那条用碎石铺就的白花花的马路，像是鬼故事中的幻境——踩上去，脚下如同棉花一般绵软。眼角前方隐约有一些抽象如蚂蚁的幻影，在那团雾气的边缘跳跃;还有一些钝角的尖叫声，在那团雾气的边缘回旋。

　　我的脑袋里灌满了水。我听见沉重的水声在我的脑袋里和身体里轰响。我的呼吸道里灌满了水。我听见我的呼吸声，越来越粗重。忽然，我脚下一虚，眼前一黑，打了一个趔趄。我偏离了原来的轨迹，眼看着就要重重摔倒在地，但在最后一刻，我稳住了自己。

　　阳光灼人。硕大的汗珠子从我的额头上涌出。好几颗滚进了我的眼里。那些液态的盐，刺得我眼睛生疼。我一时睁不开眼睛。可是我无暇顾及。那个火球还在滚动，虽然我感觉它已离我越来越远。

　　我被人喊醒了。“别跑了，已经安全了。”一个遥远的声音穿过那团朦胧的雾气。刚开始，我以为那个声音与我无关，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它是针对我的。我的耳朵恢复了听力。耳畔一片喧嚣。

　　我在惯性的推动下，又往前跑了一阵儿，终于鼓足勇气回头望了一眼，确认真的到了安全地带，这才放缓速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众多含义复杂的目光，从那些似笑非笑的脸上扫射而来。我的脸涨得通红。我感觉受到了某种羞辱。

　　这不是梦境，而是我真实的经历。

　　那是九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学校的锅炉房坏了，午餐得自己解决。十一岁的我和同学结伴步行去中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面包。返回途中，遇到一个酒鬼。他提着一个深绿色的酒瓶，瞪着一双血红眼睛，在马路中央歪歪扭扭地行走。他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斜着眼睛看人。

　　酒鬼注意到了我们，开始向我们歪歪扭扭地靠近。空气中酒的臭味越来越浓。另外一种令人蹙眉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他血红的双眼冒着火，醉醺醺的目光里流露出邪恶。我们自觉地绕开他，就像绕开一颗已被点燃引线的爆竹，沿着马路边沿小心翼翼地行走。

　　我们都意识到了危险正在迫近。那个酒鬼，独自支支吾吾地说着谁也听不清楚的话。他的舌头打了卷。他的手打了卷。他的腿打了卷。他落在马路上的影子也打了卷。但谁也没有打算该怎么办。

　　是一个忽如其来的尖叫声，让我们慌作一团。那情形，就像是一群雏鸡里忽然冲进了一只老鹰，乱了阵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探视了一眼，却发现那双冒着火的眼睛正朝我奔来。我浑身打了个激灵，拔腿就跑。身后越来越响亮的脚步声，让我头皮发麻。

　　我成为了他随意选取的攻击目标。他狂乱地挥舞着手中的深绿色酒瓶，大声叫嚷着，踉踉跄跄地紧咬着我不放，直到被高年級的同学用石块唬住，才骂骂咧咧地停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那时的他，常年穿着一身褪了色、掉了两粒纽扣的旧军装，歪戴着一顶被摘了徽章的大盖檐军帽。许多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以为他是警察。据说，他刚刚从那位好心的退伍军人手中得到这身行头的时候，还真的耀武扬威地对出现在镇街上的陌生面孔谎称自己是警察，结果被真正的警察请到了派出所，强行扯掉了他衣服上的红色领章以及肩章。

　　而那一天，他穿着什么衣裳，我却毫无印象——或许就是那身被他穿得变了形的旧军装——只记得他涨得跟猪肝同一个颜色的脸，喷吐着火焰的眼睛，袒露在外的半个赭红色肚子以及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令人恶心的腐臭味。

　　他飘忽不定的身影时常出没于学校门口。几乎每次都是如我第一次见到他那般，喝得醉醺醺的，夸张地打着酒嗝，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凶神恶煞，好像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敌意。如果你一直拿眼睛瞅他，他准会像一只摇摇晃晃的酒瓶那样撞上来。

　　正是这样，关于他的故事逐渐地多了起来。

　　我们那个小镇上的人都叫他云哥。据说是个疯子，也有人说是酒邪子——不喝酒时跟正常人无异，只不过智力有些问题，但只要一沾酒就会百分之百地发酒疯——而且一条腿有点瘸。刚开始，我以为他所表现出来的瘸是醉酒后的失态，没想到是真的有点瘸。据说是被人打折的。

　　这样的人，自然没个正经工作，也讨不到老婆，靠在那条镇街上捡垃圾过活。偶尔被人雇去干几天苦力，譬如挑粪担水之类的，混口饭吃。但日子多半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说来奇怪，我在镇上生活了五年，多次见过云哥吃力地扛着一大捆捆扎好的硬纸板到小卖部换酒吃的情形，却从未见过他躬着身子在垃圾堆里翻找空酒瓶或废纸。或许他自有渠道吧。

　　那是一家他经常光顾的小卖部。掌柜是位性格豪爽、体格健壮的中年女人，镇上有传闻说，她白天是女人，晚上是男人，因此年至不惑依然单身，只是谁也不知道那传闻究竟是真是假。许是见得世面多了，她的身上有股子江湖气。但或许是她以前开过裁缝铺的缘故，镇上的人都称呼她黄师傅，我们自然也跟着这样称呼。

　　远远地，云哥扛着一捆硬纸板从那条马路上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嘴里还叼着半支无嘴香烟，白色的烟灰积了一截，忽地，那烟灰扑簌簌地掉落了，露出半截闪烁着暗红色火点的烟头。黄师傅把胳膊肘搭在发亮的柜台上，嘴角似笑非笑地望着那团越来越近的人影。

　　云哥走近了，轰隆一声把那捆硬纸板扔在小卖部前边的空地上，然后拍拍手，扔掉烟头，像个性格豪迈的好汉一样移步至柜台前，扶一扶头顶上的大盖檐军帽，用右手食指关节敲几下柜台——算是打了招呼，继而嘿嘿笑着近乎得意地对黄师傅伸出两个指头，大声道：“二两。”

　　我这才想起来，他的口齿一向是不怎么清楚的，就像嘴巴里始终含着一个完整的核桃，呜哩哇啦的，谁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只有当他站在黄师傅的柜台前打散酒喝时，才把舌头稍微捋直了一些。

　　黄师傅伸了伸脖子，瞅了瞅被云哥扔在地上的那捆硬纸板，顺手在柜台上拿了个玻璃酒盅，走到柜台一侧的角落，揭开酒坛的盖子，把酒端子伸到里面咚了一下，然后提起来对着光线哗啦哗啦地往酒盅里倒酒。到了某一刻度，果断停止。

　　紧盯着酒线的云哥见了，脸上显出急迫来。他耸了耸肩，挺了挺背，一边用右手食指的指关节快速地敲击着柜台，或是干脆伸出那只脏兮兮的右手指着那酒盅，一边梗着涨红的脖子叽里呱啦地对黄师傅争辩着什么，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黄师傅不为所动，径直把那大半杯白酒坐到他面前，眉宇间有一种不容讨价还价的气势。

　　云哥又独自小声地嘀咕了两句，见无人理会，终于坐到了置于柜台前的那条凳面被无数个酒鬼的屁股摩擦得跟镜子一样亮堂的板凳上，侧转过身，拿斜眼打量着马路上的行人，一口接一口地小酌起来。有的时候，他也是依着某先生笔下那个小说人物的样儿，斜倚着柜台小酌的。

　　他每酌一口小酒，脖子上的青筋就会暴起来。待他重新把酒盅放到柜台上，那勃起的青筋又不知藏到哪里去了。但如此反复几次，他那张被大盖檐帽挡住了半边的就像被什么东西挤压过的脸，连同那截黝黑的脖子，都红了起来，像被开水滚过一般。

　　红着脖子的云哥改为跨坐在条凳上了，两只黑黝黝的手抓着光滑可鉴的凳面，勾着头，嘴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浊气，冒火的眼睛灼烧着从马路上路过的女人的胸和屁股，活像一只正处于发情期的云豹。偶尔，他还会在臆想中发出几声邪恶的笑声，嘴角挂着一线欲落未落的哈喇子。

　　有一阵儿子，他似乎从镇街上消失了。竟好久都没看见他在黄师傅的柜台前换酒吃了。据可靠消息说，他的腿再一次被人打折了。至于为什么被打，流传着两个版本。一说是抢一个女人捡来的硬纸板时被那女人的男人好好教训了一顿。另说是因他撞到了镇上的一位大人物。

　　传闻是真的。待他再次出现于公众视野的时候，果然更瘸了——他那条右腿几乎是被左腿拖着走的。那副样子，就像是吃力地拖着一件多余的东西在行走。他变成了一只横着走路的螃蟹。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開始，只要年轻男人在他面前佯装挥臂，他就条件反射般地抬起胳膊护住缩到脖子里的脑袋，就连镇街上的小孩们也敢拿石块掷他了。虽然他还会把脸涨得跟猪肝一样红，还会叽叽咕咕地骂人，但只要你拿眼珠子瞪他，他就不大敢吱声了。

　　那大约是他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他那条被人打折了的右腿，始终没有康复起来，或者说不曾恢复如初。但是没过多久（也许是三个月，也许是五个月），又可以看见他一瘸一拐地扛着一捆硬纸板到黄师傅的柜台前换酒吃了。

　　依然是那身行头，只是越发破旧，依然会坐在条凳上醉醺醺地斜着眼睛看人，只是胡茬和蓬乱的头发淹没了脸。

　　在随后那些单调乏味的日子里，虽然也时有云哥被人揍得鼻青脸肿或是他为了争抢一件什么东西而与别人在垃圾堆里大打出手的新闻传来，但已无人在意——即便充作茶余饭后的边角料恐怕也是不够资格的吧，除非弄出更大的事故。

　　时间就像一条寄居在墙角下的野狗，一溜烟就跑得不见了。很快，我就告别小镇到县城念书去了，接着到小镇上的人们想象不到的大城市去生活了。只有到了临近春节的时候，我才会像一只候鸟那样回一趟小镇。于是很少再见到云哥。

　　但终究还是见到了。

　　那大约是云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候。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破棉袄——有时外面还罩着一件布满污渍的工作服，背上的字迹已然模糊——戴着一顶漆皮脱落的雷锋帽，拖着那条瘸腿，像一只受过伤的企鹅那样奋力地穿梭在那条逼仄而拥挤的镇街上，抢着帮不同的杂货店卸货。

　　有的老板会赏他一支香烟。他点头哈腰地用双手接住，将之别到右边的耳朵上，弓着背让负责上货的人一次放上两袋面粉，然后如同背着房子的乌龟，咬着牙向着仓库的方向慢慢移动。

　　有的老板则会厌恶地朝他嚷嚷：“谁让你搬的？”然后头也不抬地朝他挥挥手，意思是让他滚一边去。他局促乃至有些愤怒地站在那里，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迟疑地把那双搭在货物上的黑黝黝的手拿了下来，又心有不甘地放了上去。

　　干完了一趟活或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跛行在泥泞之中的云哥，斜着眼睛东张西望，嘴巴里叽叽咕咕地喃喃自语，那样子怪吓人的。他像个外星人一样被所有人注目又被所有人忽略——不等他螃蟹一般的背影拐过街角，我们就已把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手头实在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要将母亲罗列于纸条上的年货条目一一购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货比三家不说，多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况且集市上还有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事物吸引着我们的眼球，眼下这个时节，各路人马都汇集于此了——镇街上此起彼伏的，是武汉三镇的声腔。

　　有一次却有点例外。他拐过街角时，别在耳朵里的那支香烟被迎面而来的一个男人的胳膊碰到了地上，他斜着眼睛把那人剜了一眼，正欲发飙，却见人家块头远大于自己，只好把刚刚张开的嘴巴又合上了。他满脸含怒地把烟拾了起来，用食指掸了两下，又在手掌心里磕了磕，送到了嘴里，很快又拿了出来。他朝那个人的背影小心翼翼地啐了一口。

　　我目睹了整个过程，不禁想起一件小事。

　　初三的作文课上，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以云哥为原型写了一篇博得满堂彩的小说。他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云哥。其中有一个“我”为云哥点烟的细节，尤得老师的赞赏。他是这样写的：我拍了拍云哥的肩膀，递给他一支香烟，并将打火机送到他面前。云哥不敢置信地望了我一会儿，感激地接过烟，把脸凑过来，用右手小心翼翼地护着火。烟点着了，他就像是得到了某种恩赐似的，咬上烟嘴使劲地吸上一口，微闭着眼睛憋了好一会儿，才把那股白雾般的烟圈儿从鼻孔里吐了出来。那神情快活得跟神仙一样。

　　当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把这篇小说当成范文朗读的时候，我在心里提出了一个疑问，却不敢说出来。毕竟那是小说。

　　我只记得，云哥在无事可干的时候，会向路人讨一个火——往往需要问好几个人才有人犹豫着把打火机递给他——吧嗒吧嗒地把烟点燃，孤零零地蹲在镇街上的屋檐下，把脑袋缩在脖子里，斜着眼睛凶巴巴地盯着来来往往的女人的胸和屁股，吐着白雾般的烟圈儿。

　　他偶尔会抬头望天。天正阴着。鹅毛般的雪，即将从灰色的云团里以及山坡的南麓滚落而下，淹没整条镇街和所有人的足迹。

　　多年之后，我向许多人打听云哥的下落，他们无不摇头。

　　我怀疑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乞讨者

　　他成名甚早。

　　或许早在我们出生以前，他就已是小镇上人尽皆知乃至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比镇长还要出名，就像世界名著《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怪人拉德利。

　　记得我们还在哭鼻子的年龄，母亲们就常拿他的名头吓唬我们——“再哭，凯就来了！”尽管我们从未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但真的就不敢哭了。母亲们夸张的表情和低声警告的语气，唬住了我们。仿佛只要我们再多哼唧一声，那个叫凯的人就会沿着母亲们手指的方向闻声而来，把我们抓走，然后一口口吃掉。

　　在我们沙漠般贫瘠的想象里，凯是个浑身长满了野猪般粗硬鬃毛的大个头，走路时，粗壮的两臂会在胸前交替摆动，一双大脚把地面踩得轰隆直响，像一座山那样移动。尽管如此，他的身手却像猴子一样矫健，而且屁股上还长了一条有斑纹的老虎尾巴。当他张开嘴巴，就有一股黑色的烟雾喷出，一口雪白的尖牙在暗夜里闪着寒光。

　　至少，是的，他至少也应该像是狼外婆那样，生有一张尖嘴巴的脸，两只狡黠的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长而尖利的指甲，被他藏在两个深不见底的口袋里。他经常戴一顶灰色的帽子，披着黑色的斗篷，像影子一样在村子里出没。那些爱哭鼻子的孩子，是他最钟爱的猎物。哭声，则是一条条引诱他前来的小径。

　　待我们稍微长大了一些，尤其是在村子里见了一些世面以后，以为他只是擅于在孩子们面前说谎的母亲们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世界上怎么会存在那样的人呢？那样的人只会出现于大人们在深夜的炉火旁编织的故事里。他们用舌头编一个故事，就跟用棕榈叶编织一根绳子那样容易。村子里的绳子上晾满了故事。

　　谁知小镇上确有其人。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就生活在邻近一个村子里。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他，与我们把脑袋凑在一起努力想象出的那个形象很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这不免让人大失所望。但人人都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倒是不失真实。

　　他借以栖身的地方平淡无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既不是在终年有云雾出没的高山森林里，也不是悬崖边一个有着不同寻常来历的宏伟洞穴，更不是一座有着尖顶的古老城堡——想象他的居住地，对那个时候的我们而言还真是个难题，谁叫我们一直生活在村子里呢——而是位于一条崎岖小路的上方。

　　那是一间破败而又简陋的石头房子，茅草和玉米秆盖就的房顶，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空旷的田野里。历经风吹日晒雨淋，砌进墙体的石头已经发白，简直像月光一样白，像骨头一样白。发红泛黄的苔藓爬满墙角，没过膝盖的狗尾巴草无处不在。远远望去，那间房子就像是一朵干枯的蘑菇，也像一座庙宇的废墟。

　　其实，我也一早见过他了。

　　那年，父亲带我去镇上抓药的那些日子——我生了一场大病——我们就已多次在那条崎岖的小路上與他打过照面。

　　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面容模糊的人。他多数时候都是倒剪着双手站在那朵干蘑菇前，虚着眼睛望着那个镶着一圈光环的太阳发呆，偶尔是蹲在一道荒芜的田埂上，也不知道正在干什么，大约是在观察蚂蚁搬家吧。

　　他似乎与父亲认识。每次看见我们沿着那条路往镇上的方向走，他总会有意无意地跟父亲打个招呼：某某（父亲姓名后边的两个字）赶场去啊。尾音拖得特别长。父亲有时会用戏谑的口气回应一下，有时会对他的问候不予理睬，留下他一个人自言自语。

　　只是最初，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曾经让躺在襁褓中或正处于牙牙学语阶段的我们在瞬间就停止哭泣并惊恐地四下里张望的凯，也就不曾感到十分害怕。即使有那么一点害怕，也是出于孩子对陌生人本能的躲避。

　　我还以为，他是我们家族中某户人家的亲戚呢。

　　一个从镇上返家——路过他的房子而他刚好不在——的下午，我想起了他对父亲的问候，终于没有按捺住好奇心的驱使，向父亲打听起了那个不厌其烦地向他致以问候的人：“他是谁？”

　　“凯。”父亲如此回答，并俯身瞅了我一眼。我感觉到了，他的语气里有一丝疑惑，目光里也有，甚至连肢体语言里也有。“凯都不知道？”他肯定是这么想的。很多时候，他都想当然地认为，不需要他手把手的传授，我们就会自行掌握某项本领，或是认识某种植物。他以为时间会让我们变得无所不知。

　　父亲忽略了很多事情。

　　我确信如此。他肯定没有注意到，他给出答案的那个瞬间发生在我身上的微妙变化——我心头一惊，莫名地紧张起来。潜伏在我身体抑或是意识中某个角落里的恐惧，如同一粒裂出胚芽的种子，被悄然唤醒了。我下意识地扯紧了他的衣角。

　　凯肯定是会缩骨功或伪装术的，不然他不会把自己变得那样矮小，而且看起来并无恶意。就像狼外婆去那些大人不在家的人家做客，会想办法把尾巴藏在坛子里一样。我独自想。

　　再次与他照面时，我就不敢拿正眼瞧他了，而且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他的目光。我担心，他会忽然原形毕露。母亲们的传说，有了一具附体的躯壳。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虽然见过他那么多次，却描绘不出他的具体相貌，只是记得他不男不女的声音——用小镇上的话说，那叫姑娘婆婆的声音。在知道他是谁之前，我也没觉得那声音有什么，但是自那个下午之后，那声音竟让以前听到他名字时滋生的恐惧感复活了。

　　用那种声音说话的人，非狼外婆莫属。

　　但是我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父亲。因为那一年，我已经五岁了。

　　第一次认真地打量他，大约是在村小学读书时的一堂数学课上。那时，我已有好久（可能是一年，也有可能是两年）没见过他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早已让我忘记了他的存在。

　　那天，数学老师正给我们上课，一团蓬乱的人影忽然闪现在了窗户上，探头探脑的，模样如同皮影戏里的人物。我们被那团鬼鬼祟祟的影子吸引了。我们低下脑袋，伸长脖子，佯装认真地听课，却不时偷偷地瞄一眼窗户。

　　数学老师从我们欲盖弥彰的举动里发现了异样，停顿下来，顺着一位同学的目光，朝窗户那里瞥了一眼。那团人影还窗花一样贴在那里。他拿着一把被漆得金黄的三角尺走到门口，用教师那种特有的严肃语气质问那团踟蹰而又蓬乱的人影：在这里做什么？

　　那团人影畏畏缩缩地移步至教室门口，站定在数学老师面前。教室门口那匹光亮如瀑布，淋了他满满一身。

　　那是一个蓬头垢面之人。鸡窝一般凌乱的长发没住了耳朵，一对紧蹙的浓眉隐约可见，灰土土的面相宛若一个中年妇人，但看不出具体年纪——说他有五十多岁大约也是可信的吧。他抬至小腹前的双手捧着一只外壳坑坑洼洼、黑不溜秋的铝制炊具。

　　那张看起来有些阴阳怪气的妇人脸在某个瞬间拧成了一个半生不熟的苦瓜。他把那只炊具端起来展示给我们的数学老师他的堂伯看。

　　“我刚刚在西家讨了一把米，结果在路上，一个姑娘趁我不注意往我的米里撒了一把泥灰。”他叽里呱啦地说。

　　“您看看？”他一边说一边用黑污污的右手扒拉着炊具底部。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里边传来。一把灰色的米被他抓在半空中，然后从他的指缝里漏下。“您得给我主持公道。”他皱着脸央求。

　　“这种事得去找村干部。他们管这个。”老师说完，抬起右手朝某个方向指了指。我们都知道村委会位于那个方向。

　　那人还想继续申辩什么，嘴巴像一条虫子似的蠕动着，脸上的线条蠕动着，两匹眉毛蠕动着，眼神里闪烁不定的一点光芒也跟着蠕动着，终究被厉声支开了。某些尚且不能被我们理解的复杂神情在老师脸上一闪而过。

　　那人惆怅地迈下台阶，蓬乱的蹒跚的犹豫的背影，犹似一团黑色的不规则的云块，带着一股子说不清楚的味道，消失在空旷的操场上。

　　我记得是他说话时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声音，让我想起他就是站在那朵干蘑菇前，把双手倒剪于身后与父亲说话的人。我终于看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了。有人说他从来不长胡须，看来不是胡诌。

　　也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知道了，他的身份是一个讨狗子，一个以乞讨为生的人。关于这一点，此前没人告诉过我。在他的房子前与他打过那么多次照面，父亲没有告诉过我。

　　奇怪的是，我在这一天并没有被恐惧缠身。面对他，除了知道他的身份后略感吃惊外，我感觉很平静。或许是我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母亲们为什么会拿他来唬哭鼻子的孩子了。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我当时坐在人多势众的教室里，他完全看不见我。

　　“他手脚不瘸不跛，为什么要去乞讨呢？”

　　“懒。”

　　“他是个孤老吗？”

　　“以前他是有个媳妇的，而且还很能干。”

　　“他媳妇呢，跑了吗？”

　　“不，病死了。”

　　“他们以前也住在那间破房子里？”

　　“不，以前他们是有三间敞亮的大房子的。自从他媳妇死后，他就变得四肢不勤了，房子也因不事修葺塌得只剩下那半间了。”

　　“他为什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那样一个人呢？”

　　“或许本性如此。”

　　在村小学念了四年书之后，出于教学质量的考虑——哦，我想起来，比这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村小学最高年级只有五年级，六年级已被撤销了——我被父亲转到镇上的寄宿学校念书。也就是从那年秋天开始，我每个周末都要从他的房子前经过两次。有时有邻居家的小伙伴同行，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独自经过。

　　最初一段时间，我一直是提心吊胆的，但凡经过那间房子，身体就无端地绷得像一张弓，胸腔里怦怦地有一团紧缩的火焰跳动，仿佛那间破败的黑房子里圈养着一头随时会扑将出来的猛兽。

　　说不定是一只老虎呢。

　　幸运的是，那个曾在我们的想象中长着一条老虎尾巴，在村子里像影子一样来去如风的人，很多时候都不在家。许是出去乞讨了。但只要他一露身，或是在门后露出那张妇人脸，我就会在童年阴影的驱使下，把书包扛在头顶上，闷着头在那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阵风似的小跑起来，直跑到他的声音追不到的地方，才停下脚步气喘吁吁地往那朵干蘑菇的方向望上一眼。

　　时间一长，发现他既不是老虎，也不是猩猩，危险系数并不高，胆子渐渐地就肥了起来，甚至敢远远地拿他开涮了。

　　“凯，你在干啥子？”

　　“晒月亮。”他坐在一块发白的巨石上阴阳怪气地回答。

　　“那晚上晒什么呢？”

　　“晒太阳。”他一本正经地说。

　　他这一堪称经典的回答，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镇。每个人路过他家房子或者在街头村尾遇见他，都会问他这个问题——“白天晒什么？”“晚上晒什么？”而他也不知道恼，千百遍地重复着那个回答。每一次，他都表现得像是第一次被人问及这个问题。

　　当然，小镇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声之所以在小镇上持续流传，而且与疯子云哥不分上下，并不是依靠这类耍在嘴皮子上的小小把戏。

　　这样说似乎也不对。或许村子里的长辈们都还有印象，他最开始在东家西家混吃混喝的时候，他的那张嘴实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但要追究他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到别人家混吃混喝的，估计没有人能说出。在对这件事情的回憶中，长辈们大概都只会这样说，从某年开始，但凡小镇上哪户人家操办白喜事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而且他们还会说，他参加葬礼的身份总是十分特殊：哭灵人。

　　据说，他一进入灵堂就会扑倒在地，像专职的哭丧妇那样，前俯后仰地一遍遍呼喊着他对亡人的亲切称呼——“我的亲哥哥耶——”“我的亲姐姐唷——”旁人拉也拉不住。他哭得是那样伤心，涕泪横流，一唱三叹，及至肝肠寸断的地步，让亡者真正的女眷都感到无地自容，好像她们都不及他伤心。

　　那时，整个灵堂都回荡着凯的哭丧之声。奔丧的人，无不被他那奇特的哭腔吸引过去，伸长脖子围拢在灵堂，犹似观看一场表演。身着青色道袍的道士先生也跟着来了精神，在灵堂那方小小的空间里像虎豹一般灵活地闪展腾挪，嘴中吟诵着古老的往生咒，手中的锣鼓铙钹一起上阵，一时好不热闹。

　　终于有哭累的时候。逮着个空子，凯就理直气壮地去吃流水席，也无人阻挡。事实上，当他闭起嘴巴的时候，无人有闲暇在意他这样一个面目模糊的人。不知情者还真以为他是那户人家许久没有走动过的亲戚呢。

　　许是尝到了甜头，后来，小镇上哪家儿子娶亲哪家姑娘出嫁，他也会穿上一套自觉体面的衣裳，去凑个脸捧个场。只是这样的场合，主人请来的管事者多半都会将他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拒之门外。

　　毕竟是喜事，为了讨个吉利，也是为了尽快将他打发走而不節外生枝，主人都不会让他难堪，而且还会给他封一个红包塞一包喜糖。他也明白得很，拿了红包和喜糖，就立刻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久而久之，这样的施舍行为竟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但凡办喜事的人家，都会自觉地为他准备一个红包。大家都知道，如果他得不到那“应该有”的一份，可是要赖着不走的。如果他没有大驾光临，人们反而有些不习惯。

　　“凯怎么没有来呢？”他们如此念叨着。

　　“节省三五块钱不好么？”

　　“您那已是老皇历啦。这些年行情见涨了，据说要三五十了。您以为凯是那么好打发的么？”

　　“他是怎么知道别人家操办喜事的呢？”

　　“肯定是闻着哪家有鞭炮唢呐响，就往哪家跑。”

　　“可是河那边那么远的人家，他也去了。”

　　“肯定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谁告诉他的呢？”

　　“说不定有人专门给他提供这方面的情报。”

　　“好私下里分成吗？哈哈。”

　　因为某件事偶尔谈论起他时，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刚刚在村子里见过凯，依然蓬头垢面的，相貌与二十多年前相差无几，只是腿脚不再利索，走到哪里，都需拄着一根竹棍。都说生有一副女相的男人有福，然而他如今鬓毛已衰，愁容却一如当年深刻，就像是谁拿着刀子刻上去的，一刀比一刀使的厉害。

　　这当然只是我的幻觉。己亥年春节期间，在与母亲谈天时，听说他已去世两年有余了。但小镇上依然流传着他的故事。

　　当年拿凯的名号吓唬孩子的年轻母亲们，如今都已坐稳了祖母的宝座。她们在形容某个看不顺眼的仇人或揶揄别人时，依然会说“穿得跟凯似的”或“穷得跟凯似的”。同时，她们布满皱纹的嘴边还会响起一片啧啧声。

　　那样子，就像是发自肺腑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