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融

　　静夜思

　　我经常在想，奎屯这样一个地方在我的人生地理中究竟是在怎样的一个坐标。

　　关于它，我在二十多岁的年纪自信可以写上一本书;后来，我又觉得其实说不出什么;现在，我知道，曾经说出的那些只是我自己，甚至只是自己的一个影子，有时熟悉有时陌生的影子。

　　有时我在暗处，影子在明处，时间再久，这影子也只是我的一件外衣，任它如何飞舞，我仍是低回的，以忍耐叩问永恒的生之缺残与悲剧。有时我在明处，影子在暗处，这影子便只是生命的一件可有可无的依附，我重返荒蛮，嬉笑怒骂，但不悲伤，更不让虚假的眼泪遮掩内心的秘密。

　　这些只是因为，新疆一个叫奎屯的地方曾和我的童年有关。

　　不多不少，十二年。

　　奎屯则是个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回忆的地方，也许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只是被我的记忆美化了。因为我离开它时只有十来岁，是天真未凿、混沌未开的年龄，我能揭开神秘奎屯的面纱吗？能看到它骨子里，断定它是傲气的、傻气的、还是俗气的、霸气的？那时我不能，肯定不能。

　　七月的一个大雨之夜，我重新翻阅奎屯历史，检视奎屯记忆。这静夜功课我做得非常缓慢，大雨倾覆了天和地，浇进我骨头里。我面朝北方站立，这时距离父亲离去六十天整，北方正是他所在的方位。

　　寒冷·暖墙

　　很少有人知道奎屯，我想起这些年向许多人提到它时，对方脸上露出的茫然或漠然。但是如果说起伊犁便不陌生了，奎屯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一个县级市，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东边是塔城沙湾县，西边是乌苏古城，它还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路。哈萨克族给这块土地起了一个名字叫哈拉苏，意思是“黑色的泉水”。按照新疆的地理常识，凡是源自冰川雪峰的河水都是白色的，叫阿克苏，白水的意思;源自大地清澈见底，土地又是黑色的，就叫哈拉苏。奎屯东北一带芦苇遍地，泉眼密布如星辰。

　　幼时我的家就在戈壁边上。家的正南方，开门见天山，天山永远都发出银白色的光芒，巍巍而立，绵绵不绝。家后有个芦苇湖，湖水青碧，映着天上流动的云。湖岸长满芦苇和茂密的野草野花，苇丛中又生出精灵般的野鸭、野雁、野鹌鹑，遗憾的是没人知道湖的名字。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潜入记忆几十年的大湖，原来是湖底无数泉眼喷涌汇流而出形成。很难想象，苍莽戈壁滩上，芦苇湖这种独特的地理构造是如何形成的，只有在心底慨叹自然的伟力与造化。在湖边小路穿行玩耍，是我每年夏季都要进行的户外活动，并且常常是独自一人，无法解释当年为何天天看湖看水不觉厌倦。

　　子弟小学就建在戈壁滩上。没有围墙，戈壁就是学校的天然大操场。学校南面一条长长的黄土梁成为体育老师训练我们的“练兵场”，他教我们匍匐前进、快速攀越土梁，教我们和同伴在黄土上摔跤。那时候，没有一个老师给我们讲奎屯的历史，也不知道在我们身下，就是连接南疆北疆的一个重要驿站。

　　据说蒙古西征时，大军途经奎屯时，正值隆冬。有个蒙古兵忍不住寒冷而大声喊叫起来：“奎屯，奎屯，”译成汉语就是“极冷，极冷”。这一声喊顿时感染了军中，将士都觉得这里冷得难耐，连战马都打起了哆嗦。为什么连蒙古兵都觉得这里寒冷出奇？看看奎屯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了，它地处准噶尔盆地最宽阔的地帶，周围一无遮拦，南面高大雄奇的天山正对着奎屯裂开了一道山口，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全聚集在这里然后冲向塔里木。

　　可能因为在奎屯出生的缘故，也许是孩童对寒冷有天然抗力，印象中从没觉得严寒无法忍受。每家都有一个抵御寒冷的火墙，我的父亲也在房子里亲手垒砌了一个一米多高的火墙，火墙上刷了白粉，样子威武又可爱。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送进去化作熊熊火焰和热能，房间彻夜温暖。傍晚，炉子里煨上几个土豆，烤熟的土豆散发出阵阵暖香。母亲剥掉土豆皮，我两手小心捧着，一边吹着热气吃土豆，一边听着从柜子上收音机里传出的动人广播剧。窗户上覆着厚厚的棉窗帘，北风隐隐在外面呼啸。第二天早晨起来，父亲撩起棉帘唤我们看窗上的冰花，各种各样的天然冰纹，绝无重复，晶莹剔透。打开屋门，屋檐下挂满一排长长冰溜，仿佛凝固了的白水瀑布，那情景小小年纪已觉得美得惊心。

　　冰天雪地是北方孩子冬天的天然乐园。冰原上，我和同伴快乐奔跑着，大声笑着。天空湛蓝，偶有云丝飘过，阳光照在雪原上白光耀眼，远处的林带闪烁着寂静的银光。黑鹰在高空属于它的领域自由往来，只是偶尔低俯下来盘旋一阵，从没侵犯过我们，我们亦从未觉得它们狰狞可怖。

　　奎屯的冬天会持续半年之久，直到五月，积了一冬的厚厚冰雪才会渐渐消融干净。雪融时，各种声音汇集，我总觉得，奎屯的生机其实是从雪融时开始的：房檐下滴答滴答，树林里扑扑簌簌，冰原上冰块在碰撞中粉碎，如河水般哗哗流淌，草种在地下嗞嗞吸水，消隐的鸟雀好像第一次来到人世间，用唧唧啾啾的叫声表达内心的喜悦。

　　七岁那年四月末，我随母亲回山东探亲。从乌鲁木齐上火车时穿着厚棉衣棉裤，三天四夜在长途列车上，车行一路我减衣一路。抵达时刚好过“五一”，我直接换上白衬衣花裙子，几步走进一个我全然陌生的干旱平原小城。

　　荒凉·膏腴

　　新疆屯垦历史上，有一个人应该被所有新疆人记住，他就是林则徐。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流放伊犁，途经奎屯并在此夜宿。林则徐在日记中描述道：“又四十里奎墩宿，居民百余户，闻水得薄，田不腴，村圩殊荒陋耳……”（《荷戈纪程》）奎屯市西公园立有林则徐雕像，农七师的地方史志里记录最多引用最多的也是林则徐的日记。

　　就是这么一个土地不丰、村落荒凉的地方，因为林则徐的偶然经过，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但最近几十年，凡是去过奎屯的，都知道它是一个建立在戈壁滩上的美丽城市。

　　在伊犁林则徐纪念馆里，立有林则徐带领百姓修筑皇渠的塑像。林则徐手拿地图在现场指挥，当地百姓用坎土曼挖渠，用扁担挑土，气氛热烈，劳动场面感人。伊犁皇渠是林则徐通过民间集资分段承修的办法带领百姓修建的，林则徐负责其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即皇渠龙口。这条渠全长两百一十五公里，一百多年后，它还灌溉着伊宁县、霍城县的部分土地。皇渠也被当地百姓称为“林公渠”。当时林则徐在伊犁还提出“开荒安民”，到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两年时间内，林则徐已带动民众开垦了大量荒地。这些土地养育了数代人，至今造福着百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屯垦事业，选择的都是最荒凉之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初，最有垦荒经验的三五九旅王震旧部改编为农一师，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塔里木河上游建起了一座新城阿拉尔，维吾尔语“绿色岛屿”之意。北疆的军垦第一新城为石河子，至今，它都是一座令人惊叹的森林城市。

　　奎屯因奎屯河成了农七师师部。奎屯河位于天山北麓，发源于新疆乌苏市境内依连哈比尔尕山，是独山子、乌苏市、兵团农七师的主要水源。奎屯河的来历和奎屯的来历一样，都是因为寒冷，蒙语意为“冷的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新泽西州州立鲁特铭斯大学教授、世界华人摄影学会副会长、美籍华人李元先生，偶然间用镜头探索了奎屯河大峡谷，并将照片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我看过这组摄影作品，震撼之至。峡谷地层完全由砾石和沙土组成，远古时代应是海底，天山雨雪及河水奔流不息地冲刷，在这块平整的土地上冲刷出了一个百多米深的大峡谷。从谷底到谷肩高近二百米，谷壁近直立，谷壁上的冲沟将谷壁雕琢成石林状，呈神秘灰蓝色，险峻逼人，触目惊心。谷底平展开阔，河滩上砾石遍地，绿色奎屯河从红褐色的谷底从容穿过。

　　戈壁滩上，有河水奔流的地方就会滋养出一大片绿洲，无论那河是寒冷的还是温暖的，也无论它是清澈的还是浑浊的。成年之后，人就会明白，爱不爱一条河和那条河是什么样的应该关系不大。像艾青之于大堰河，大堰河显然不是一条美丽的河，但它给了诗人诗意与生命。想想，还有什么敬意能超过对生命恩典的敬意？

　　二十世纪60年代，共有十万上海知青离别父母远赴新疆支边，他们遍布天山南北的各个地区，度过了一生中最珍贵的青壮年时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知青才携妻带子陆续返回家乡。有不少人选择继续留在新疆。这样，新疆就有了兵团二代、三代，真正把根留在了边疆。第一批玉米，第一批棉花，第一批向日葵，第一个果园，第一个花园，第一个种羊场，第一个糖厂、盐厂，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奇迹般相继出现，在那片传言中荒无人烟的大地上。与此同时，一座座城市也慢慢生长出来，如同一滴滴绿墨落在宣纸上，绿色越染越多。那是一片真正的神奇之地，远超出内地人想象。

　　我的父亲于一九六三年离开出生长大的上海，年仅十九岁的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报名进疆分到农七师奎屯。当时奎屯还是县城，一九七五年改为奎屯市。我无从详细知道，他在最初那些年里都做过什么，但父母嘴里会漏出只言片语，从中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开垦者。开荒种树，坯砖垒房，夏天上天山运木材，冬天进湖打芦苇造纸浆，他和其他的开垦者们一起，用双手历史性地开辟出了一个水甘地美的戈壁绿洲。我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我们住的房子是父辈亲手建造而成，家具等物件也都是各家自己打制的。父辈经历的艰辛苦难其实无法细数，否则，我们这代人不会自有记忆起便享用眼前的丰厚恩赐。

　　即或如我，从降生那一刻，便生活在一块由父辈开垦出的绿洲上，活在我尚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恩典中。

　　收进童稚眼中的，皆是宝藏。推开屋门，正南方雄奇伟岸的天山山脉横亘东西，经年冰雪不化，那种白光已成为我记忆中恒久的牵引。不远处的防风林带足有几百米宽，至于有多长就无法计算了，俨然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森林。它们大多是些榆树、白杨和沙枣，其间碧草野花遍布，茂盛之至。林带在最外围，保护着里层的玉米、小麦、棉花等农作物。因为长期与风沙抗衡，有些槐树中长得奇形怪状，但它们的根深扎土地中。白杨高大挺直，站得齐齐整整，威武壮观。沙枣树长不高，属小乔木，但特别耐寒耐旱，五月开出白色小花，芬芳四溢，随后生出青涩的沙枣，同黄豆粒差不多大。秋初，沙枣由青转黄，这时再吃就觉得甜中带酸。

　　沙枣树在奎屯随处可见，我常常是一面在路边玩耍，一面摘几颗沙枣放进嘴里，颜色越深的就越甜。夏天，一大片瓜地里，碧绿的西瓜长出圆润完美的曲线，于是这里的每家每户的床下就滚了一地西瓜。热了渴了，随手从床下取出一个，用刀轻轻从中间一劈两半，鲜红的沙瓤，漆黑的瓜子，大自然将水果的甜美完全呈现出来。向日葵也是大片大片种植的，一到秋天，这里的大人孩子便整日沉浸在葵花的清香与收获的喜悦中。直到收获向日葵籽才最后完成对人类的付出，它们纷纷剥离母体的圆盘，被装进各种各样的包装袋里，飞往世界各地。

　　这里的每一种植物，大到一棵树，小到随地生长供牛羊美餐的苜蓿，都是被人感恩过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举家回到我母亲的家乡山东。

　　在与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抗衡中，在建设沙漠绿洲的热潮中，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身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历练，然而很多病灶也在这时悄悄潜入肌体。

　　年初，父亲在病重之际再次做胃部检查，那时他已经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医生看着他的CT片问：你以前是不是做过重活，饮食不规律？他想了想说，没有。医生又问，不一定是最近一二十年，青壮年时有没有呢？他便沉默了。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听见他抱怨过一声，没抱怨过那个时代令他远离上海，没抱怨过他为那个时代那个叫奎屯的地方付出了青春年华，付出了健康。

　　高处·低处

　　记得刚刚离开奎屯来到这个离孔子很近的小城时，许多人问我新疆和山东哪里好。我便老实按照母亲的专门交代回答，都好。我当然明白她的用意，但想不透她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谨慎小心，后来，她终于亲口承认了离开奎屯的后悔之情。奎屯的往事老是缭绕在她的梦中，使她永难释怀。那些老朋友的名字从她嘴里吐出时，仿佛正一个个地從门后走出来，笑眯眯地站在她面前。

　　对人的名字我一直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当听到这些从母亲嘴里吐出的名字时，我感到惊奇又新鲜，不用记录，现在我提笔就能将其写出：白翠、翟快、马蜜、任淑女……说不出来对这些名字的喜欢程度，但明白这是自己寻找了多年却在不经意间得到的，带着北方特有的温暖与生动、素朴与新鲜，因此将她们印在心中。我对母亲说，我要将她们写进小说，成为小说里的主人公，我得让她们在更多人的眼中活着。但我却写得很少很少。母亲的名字曾和那些名字一起在奎屯的天空中飞翔。奎屯对她来说象征着青春与热情，她曾那么年轻，那么容易开怀大笑，那么愉快地工作着、生活着，感受着大自然丰富的馈赠与人们之间交往的单纯真诚。而我的童年便日日浸染其间，时光如飞，人也在飞。

　　在青春最欢畅的年华，我渴望燃烧的愿望曾一度焦灼，但不久后就凉了下来。没有人知道，渴望燃烧来自我最喜欢的一种植物——向日葵。我喜欢它的一切，它金黄的脸庞、翠绿的外衣，它令人沉醉的特有清香，并不油嫩而粗糙的叶子，被风吹过时发出的沙沙声响，甚至它短暂的命运。在去过的很多地方，我绝少看到向日葵，更不要说大片大片如黄金海洋般起伏飞舞在大地上的向日葵海了。在我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写字生涯中，向日葵对我的影响无法估量，它似乎一直在我的灵感源头潜伏着，一旦需要启动，它便挥舞着金黄之光朝我飞来。有一段时间我曾突发奇想，要开一个向日葵专卖店，里面的所有物品如茶杯、小首饰、枕巾、床罩等等一切温馨温暖的东西，均缀有向日葵图案，以供我简单的衣食与薄茶需求。当然，如果这个店存在的话，它只可能存在于我的小说中。

　　如果说在我性格中还有一点崇尚自由的因素，我想它肯定是受了奎屯的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它首先是宽容的，如果不宽容，它的胸怀里也不可能同时揽下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回族等三十个民族的儿女。全国各大城市的人云集奎屯，它是知识青年们的献身地、第二故乡，是冒险家的乐园，是马贩子的歇息地、牧羊人的绿洲。什么样的人奎屯没见过？来吧，来吧，奎屯是敞开的。其次，它是自由的，当然它也并不是自由到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它懂得节制的美丽。说到底奎屯的自由是由它广阔的地域性决定的，带着边城重地特有的漫不经心，这漫不经心如果有谁要刻意学，肯定学不來。你见过在奎屯晴朗的高空中飞翔的鹰吗？它不是表演，也不是在模仿什么，表演与模仿是人类想出的事情，而鹰只知道在高空翱翔，时而发出一声清脆、嘹唳的鸣叫，却从来不留下痕迹。

　　在本该继续自由发展个性的年龄，我却突然离开了，于是一切都变了，我脱离了原先的运行轨道，被动朝另一个陌生的方向运行。一个每天看着驼队满载家当缓慢从家门前走过、手中玩着各种动物骨头长大的孩子，突然走进一个逼仄的环境里，性格日渐变得刻板、脆弱，并且极度矛盾，我经常自问，假如当初不是那么小就离开奎屯，还会不会这样？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大脑深处猛然闪过一幕场景，在以前，那幕场景曾经出现过，却从没这么清晰。

　　那一幕仍和奎屯有关。

　　我是在那年十二月离开奎屯的。坐在火车靠车窗的位子上，窗外的风景单调贫瘠，但大地是广阔的。列车在行进间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轰响，紧接着车厢陷入黑暗。我屏住呼吸。恐惧只过了片刻就消除了，车厢里重新明亮起来，那是火车离开乌鲁木齐站后进入的第一个隧道。火车不管我稚嫩的脑子想什么，一直向前，驶进隧道，又驶出隧道，每一次驶进时都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响，伴随着我的窒息。夜降临了，人们在狭窄车厢里拥挤着昏昏欲睡。眼前的黑太浓太彻底，令我不敢入睡，因为害怕火车再也走不出去。三天四夜中，我穿越过的隧道，不知有多少个。

　　黑暗与光华相距很远，其实也很近。隧道这事物有个很好的隐喻，它的好在于二三十年间一直对我产生作用。后来，黑暗与光华真的就像当初暗示的那样，不断变幻出新的形态，但往往不用仔细看，我就能认出它们的原形。由于经常光顾这具凡俗柔弱的生命，我便任由它们把我打碎，再将我重新黏合。那声巨大的轰响，后来像命运的变奏一样渐渐为我所熟悉。我常常听着它由远而近，又听着它由近而远。

　　奎屯最终成就了我的原乡情结，这情结可以诗意，可以进入电影画面，也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但对父亲而言，它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是永别，是一束看似光华实则烫手的光。

　　落日故人

　　离开奎屯的第三十年，父亲如一枚衰极的叶子从生命的大树上坠落。他的坠落方式是最普通的方式，没有惊动更多的人。从大地上诞生的事物最终回到泥土中。

　　三十年，像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在他的生活中并无惊天大事发生，无数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累积着、拥挤着，占满他的后半生。尽管那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中包括下岗的尴尬、不入群的落拓、生活的清贫，比起当初青春年华时从大上海远赴新疆支边的悲壮，他的后半生可谓平庸至极。生命最后二十年，他身上的病灶一样样跑出来：胃溃疡、胆囊炎、肾囊肿、咽炎、颈椎间盘突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梗死……同每天的一日三餐一样准时送进他口中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药丸。最后一年，看似早已痊愈的胃溃疡重新找到了他，只是这次的宣判带有彻底终结的意味，它有一个名字，人人看见它都要打寒战：癌症。

　　最后一次住院，他从脚一直肿到肚腹，再无力气独自下床走路。我偶尔听见他轻声叹息：我怎么这么没用啊。最后一个月，他虚弱到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除了偶尔几声叹息，他是一个安顺于命运的人，很少主动提及上海和奎屯这两个在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地方。但每当我们谈到小时候的家居趣事时，他脸上就露出欢快的神情。这神情让他内心的隐秘愿望暴露无遗。

　　我曾一一检视因他离去留给我的诸多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是在他身体尚好时没能带他出去旅行，特别是没能带他回奎屯看看。我曾许诺要带他回去的，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托词哪里都没去。那些原因或托词如今看来是多么可笑矫情。我唯愿相信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这样，我这副寄放在尘世中的肉躯才不至于一直心安理得;我需要重，需要被一股力压低，离大地近一点，我方能逃脱轻飘飘的虚无。

　　七月最热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母亲说，她的奎屯老友刘翠芳和她通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

　　嗯，我嗓子里轻轻挤出一声，随后两人都沉默了。我起身走开，将她独自留在那些记忆中，留在那由故园故人故事勾织变幻的光影里。

　　一九九七年春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客人。父亲介绍客人姓谢，是他在新疆的老朋友，早已举家回到上海。这次专门从上海来到滕州，辗转几个单位，终于找到我家。谢叔叔只在我家待了大半天，那半天时间里，他和父亲谈的全部是奎屯的旧人旧事。十几年中，谢叔叔是父亲见到的唯一新疆故人。

　　后来，尚金富叔叔和李桂芝阿姨从上海到山东旅游专门找到我家。那时父亲的病已经被确诊 ，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尚叔叔和李阿姨在上海退休，两人经常出去旅游，对奎屯的情结无法割舍，特别是李阿姨，隔几年就去奎屯转一圈，每一次都在那逗留较长时间。一年后，当他们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两位老人伤心不已。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这对老人再一次去了新疆，他们在奎屯打电话说，将在那里住到十月份再回上海。

　　自尚叔叔和李阿姨来过之后，任文慧阿姨和潘寅泉叔叔也与父母恢复了联系，父亲的手机上经常出现潘叔叔发来的短信。在我的微信上，任阿姨是我的微信好友。

　　逢首批上海知青进疆五十五周年之际，任阿姨夫妇重走了天山南北。他们目睹了奎屯几十年后的巨大变化，并为之喜悦振奋。但是当他们回到当年生活过、工作过的造纸厂，心绪骤然间复杂酸涩起来。在新一轮市场经济冲击下，曾经红火、富含生机的纸厂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已倒闭，许多老知青也即他们的老工友、老朋友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环境又缺少其他的生存技能，生活一度艰苦困顿。后来，政府为他们办理了退休手续，在曾经艰难拓荒、用激情点燃青春梦想的地方，他们说自己并没被遗忘。

　　临别奎屯时，任阿姨邀当年的同事老友到老红旗商场吃了一顿饭，感恩在那最美好的年华里他们曾相识。红旗商场曾是奎屯唯一的商场，小时候父母常在星期天带我和妹妹去那里吃饭，现在奎屯已建起上百座高楼，并且是北疆地区高楼最多的城市，被誉为“戈壁明珠”。但在上千个支边青年心中，红旗商场永远是唯一的。

　　西风销魂

　　二○一九年是父亲进疆支边五十六周年纪念，但他的生命只支撑自己走到二○一二年的春天。

　　身为知青后代，我从未在父母口中听到他們对支边生涯的怨恨与后悔。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知青的真实感受。无论知青后来成了什么人，那段经历总是他们人生中最有分量、最刻骨铭心的历程，有悲伤有酸涩，但也不乏幸福与创造新天地的欣悦。任文慧阿姨在重走奎屯回来后告诉我：要说对新疆没有感情那是不真实的，我们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那里，一座屯垦城市的葱翠新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的确，他们是隐忍与沉默的大多数，像铺展到天边的青草却寂静无言。再过二十年，在知青们献身的土地上，还会不会有年轻一代知道，有这样一群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用生命奋斗和磨砺过？还会不会有人知道，是这样一群人的泪和笑，激情和梦想，才开出沙漠里的绿和花？

　　写作这篇散文的一个夜里，梦见自己在童年的家后面那条林中小道上滑雪，两旁的树上叶子全无，每一棵树干、每一条树枝上都挂上了厚厚的冰雪，那完全是一个冰雪世界。林子里偶尔蹿出一只野兔。林中的路长得没有尽头，我身轻似燕，好像脚步永远不会停下来。这里天太蓝，蓝得没有一丝云彩;雪太白，白得在阳光的映衬下更加刺眼;空气太静，仿佛来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童话世界。这是一个童话世界，纯美得令人窒息……

　　十二岁之前，我曾是那么喜欢奔跑的孩子，在林中，在戈壁滩，在雪原，在草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奔跑。

　　我已几十年没奔跑过了，准确地说，是不会奔跑。不会奔跑的人，只能行走。在现实中的旷野行走，动作迟缓滞重，小心谨慎。但是关于奎屯的梦，还继续在心里发酵，继续闪现。

　　有一天，我会和孩子一起回到我出生的原野。我要和他一起奔跑，一起放声欢叫，直到再也跑不动一步，把自己放倒在草地上。阳光和风穿透边城大地，也穿透我的将来和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