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

　　十六铺码头挤满了登船的乘客。十点半开船，不到十点，候车室内的乘客一改软耷疲懒，起身靠近护栏，做出准备随时冲刺的态势。父亲将蛇皮袋扛在肩上，将我的书包拉链扎了一个死结，拉紧我的手，跟随人群，沿踏板登上甲板阶梯。人群缓慢向前移动，沾满泥点的蛇皮袋蹭来蹭去，煤油、金属、油漆以及腋窝汗水味混杂在一起，远远能看见船底部印着的“江申114”号字样。

　　我们站在甲板上看了一会儿，送行的人群随着船只的开启，在鸣笛声中变得越来越小。甲板被雪白的灯光照耀，五等席的人在甲板上铺上报纸，或者直接坐在行李袋上，干嚼面包，剥开橘子。混浊的气味被夏日的江水和夜风逐渐稀释。我跟着父亲上到二楼，走入一个舱内。舱内共有六个床铺，两张空置，其中一张，坐着一个头发凌乱、身形矮小的女人，另一个人则背对我们躺着，看起来年纪很小，大约是其女儿。床铺有些像医院病床，扶栏布满深红色铁锈，蓝色帷帘被拉到一侧，露出深褐发旧的草席，叠着褪成白色的灰毯。就这儿了，父亲说。他把行李袋塞到床底，将我书包扔到上铺。我脱掉鞋子，抓住支架，爬到上铺。

　　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间，父亲和大伯在上海做工程。我暑期在上海和江苏两地往返，每次在他那待上两个星期或者个把月。有时是我母亲送我过去，假期结束前来接我，有时是我跟大伯母过去，再跟着几个本地工人回来。这次两人都没空，偏又开学在即，只能由父亲亲自送回。他原本打算跟过去一样，带我去客运站乘坐大巴，再于常熟转渡轮。一周前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打算坐夜间航班。一是大巴班次太少，时间难以凑拢;二是船速较慢，票价比大巴便宜十来块钱。可能他还认为，此前并没带我去过什么地方。在上海时，因为他忙于工作，我们去过的地方屈指可数，我只在他住处的一两公里范围转悠，把帮烧菜师傅去买菜当放风。

　　父亲的宿舍位于在建大楼的左侧，红砖砌出并不大的方形空间，顶部罩着蓝色防雨塑料棚，废弃的木条和铁钉搭出十张简陋铺位，挂着蚊帐，靠墙部分贴着纸板。屋子中间拉着三根电线，工人将衣服胡乱晾挂在上面。工人喜欢举着自来水管相互冲，当作洗澡。没有什么厕所，出于省事目的，他们经常在大楼随便找个角落解决，天气很热，大楼充满了尿骚味。

　　父亲多少怀有将其当作一次父女旅行的期待，但却低估了买票的难度。八月十五日的下午，他从两点排到六点，眼睁睁看着售票窗口关闭。第二天一大早，他带了只塑料板凳排了许久，才买到两张四等座。

　　我坐在床铺上看书。关闭的舱门打开，走进一个男人，三十来岁，方脸，双眼皮，个子不高，看起来很结实。

　　“能换个铺位吗？”他说，“我腰不太行。”

　　父亲踌躇一会儿，点头同意，顺手帮他把蛇皮袋塞进床底。他拍拍左侧后腰，说，之前在江西抢险救灾，被沙袋砸到，就在腰部。

　　父亲说，是吧。

　　“那时候刚二十，没觉得是大毛病。当时军医诊断出来，腰椎横突左侧L123骨折，游离错位，对位线不佳，医生说不算大毛病。休息了一段时间，不用训练，但天天躺着也不是办法，我主动申请退伍了。”

　　“你这情况应该多少能要点儿。”父亲说。

　　“开始找连长，没用，后来找团长，弄了六级伤残证。每年拿千把块钱，安排去了林业局。事情不多，每天给树做标记。一个月只有五六百，加上补贴，也就八百不到。”

　　“结婚了吗？”

　　“还没。快了。”

　　父亲爬到上铺，和我脚对脚躺着。

　　“这里的灯晚上关吗？”我问他。

　　“不关。”

　　还没到睡觉时间，甲板上留着几盏灯。父亲坐起身，看了会儿：“王煜，你要不要出去看看？”

　　这是父亲在上海的第三年。一九八九年，二十五岁的父亲前往新疆做木工，寄居于一位姨母家中。姨母一九七五年去了新疆，之后认识了同为江苏人的姨父，生下三个女儿，之后一直定居在乌鲁木齐。一九八三年，姨母家的生意和当地人起了不少冲突，经济一下子变得很窘迫，他们将最大的女儿送回江苏，交给一个本地朋友抱养。我对她唯一的印象是我十岁那年，她与姨父两人回到江苏，为了照顾她的饮食习惯，家人特意准备了羊肉火锅。那时候羊肉在江苏算稀罕物品，但她全程都没伸过筷子，说在那边早就吃得够够的了。那锅肉最终被我和几个表兄妹一抢而光。

　　父亲在新疆是为了讨生活，但按母亲的说法，父亲待那么久，只是为了避见我是女生这一事实。母亲生我时，曾历经了八个小时难产以及大出血，差点送掉半条命。但出了产房，护士把我抱给父亲看时，他面露迟疑，并没接过。母亲敏锐捕捉到这一细节，深感受伤，后来一直不断跟我重申。这可能是真的，祖父母共养育了三个儿子，父亲为老幺，大伯生了两个儿子，二伯生了一个，唯独我是女孩。在南方，生男生女的观念并没那么突出，我小时候并没感受到过那种十分显著的落差，母亲单方面夸大了也不一定。但这一细节使得母亲积怨甚深，三年后借口国家政策不允许，她独自去市医院做了节育手术，并在纺织厂找了一份工作。

　　一九九二年，父亲回到江苏，跟着大伯父开始经商。大伯开了家交通运输公司。两人的生意曾经好过一段时间，之后的两年，两人手上运货的单子都做不过來。公司原本总共有三辆车，大伯又加购了一辆，也更换了办公地，从偏僻的开发区换到相对繁荣的轻纺城附近。一九九五年，运输公司出了一起车祸，大伯长子开着一辆三菱货车经过双港街时，误将油门当刹车踩了，撞死两个行人。虽然事故以大伯赔钱和找人平息而告终，但生意开始出现不少波折。几次超载导致的高昂罚款和低廉的运费，加之车子本身的损耗，导致他们并没什么钱赚。过了一年，大伯草草结束生意，跟一家混凝土公司租下五间油库，专给夜间货车加油。做运输公司时积累的人脉发挥了作用，很多货车司机会特意跑到启秀这儿来加油。过了一年，出租方见生意不错，不想再续租了，父亲和大伯前去谈了许久，房东仍坚持收回自营。两人也无法找到稳定的供油渠道只好放手，一下陷入无事可做的状态。这时一个曾经和大伯做工程队的同乡来找他，说上海静安区曹家渡商圈万航渡路有座高楼，原开发商想做珠宝摊贩集市，但建了两年多换了好几拨工程队，因为资金匮乏烂尾至今，最后转手至他这边，他想修建好后分租出去，问大伯有没有兴趣弄个工程队将工程做完。这个同乡在上海已经待了一些年头，从金山朱泾做建筑工起家，后靠承包下人民路的另外两个项目站稳脚跟。大伯考虑一番后，带着父亲，又招了六七个工人，跑到上海。

　　一九九八年，父亲和大伯已经做完三栋建筑，两栋位于卢湾，一栋在普陀。站在甲板上，我不免猜测哪个是父亲已完工的大楼。深暗幽紫的夜色几乎毫无星光可见，唯有东方明珠三个圆球上的装饰红灯缓慢明灭。船经过卢浦大桥，灯火不断退后隐没。很多年以后，我在出版社工作，从一本书里读到“世界就是一道楼梯，有人上也有人下”，忽然想起在这航船上的夜晚，似乎有种感觉，我的家族正一步步走下昏暗的楼梯，我们正是往下走的那一批——虽然实际并非如此。

　　“想吃饭吗？”父亲问我。

　　“什么？”

　　“一楼有供饭，青菜排骨什么的。”

　　我说：好。

　　“那你回舱房等会儿，我买好上来。”

　　几分钟后，父亲拿了一盒饭菜和一块西瓜上来。泡沫盒里装着米饭以及几块青菜烧排骨。起先他帮我拿着西瓜，告诉我不太饿，但等我告诉他吃不下的时候，他接过饭盒，将剩下的半盒米饭扒完了。已经十一点多，船身耸起一阵颤动，像是撞上铁铸的灯塔，很快这种颤动从船头蔓延到船尾，再传递进舱内。

　　“怎么了？”男人下了床铺，走到栏杆处。

　　“好像船停了。”父亲说。

　　“估计给军舰让道”，男人说，“以前客轮常出事。十多年前有起很大的。”

　　“八七年，不是军舰，是一艘武汉货轮和客轮相撞，沉了，死了一百多人。”父亲说。

　　“是吗？”

　　“嗯，就在我家边上。我小舅舅在码头帮忙搬货，看见有人掉进水里。正好中午换班吃饭时间。有些水性好的救上来了，还有很多没能救上来。”

　　男人回到舱内，披了件衣服，摸出烟盒，掏了两根烟，扔给父亲一根。父亲从裤袋掏出打火机，将他的也给点上。夜空中响起稀稀落落的爆炸声，不知哪里正在燃放烟花。

　　父亲告诉过我，他选择做生意是因为没有工厂想要他们。祖父很早去世，祖母一人将他们兄弟三人拉扯大。三兄弟中，除了二伯父读到师范，其他两人都只读到初中。大伯父跟着集体建筑队做事时，因为精明且能吃苦被选为队长。等到集体经济不做了，他利用资源组建了一支建筑队和一支车队。父亲刚回江苏时，本地工厂还很少，只有几家日资或合资的服裝厂、机件厂，剩下的便是一些国字打头的企业。父亲没有任何渠道进入其中，只能跟着哥哥打理一些碎活，恰好大伯的生意渐有起色。父亲花了一年时间考了B照，帮忙开过一年多夜车。他告诉我有次在河南新县，因为连续开了十六个小时，差点撞到一棵树上。到了九五年，父亲查出肝病，不得不休息大半年，家里全靠母亲维持。大伯偶尔接济一些，但也有限——我记得当时肝病在我们家族似乎很常见，一个远房姑父死于肝腹水，另一个表舅也查出肝腹水，吃了很多药却不见好。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他实际患上的是克罗恩病，不幸误诊而已——二伯在大伯劝说下从中学辞职，进入这门不算大的生意里。过了半年，父亲的肝病好了，想回到公司，但这时二伯父已分担了部分工作，三兄弟的关系变得颇为微妙。母亲则从工厂辞了职，她这时有了别的计划。

　　她的计划是独立出来做生意。母亲高中毕业后学过几年会计，在大伯经营交通运输公司期间，曾帮大伯登记过一段时间的材料进出。一块红砖的售出价格在两毛钱左右，她私下以两毛五的价格卖出，以赚取部分差价。大伯知道后，告诉了父亲。父亲当时并未表态，回家后抽了母亲一个耳光。这事儿坚定了母亲离开他们的决心。她在南方市场找到一间五十平方多米的铺位，做起布料批发生意。我暑期去看过一次，五六十平米的店铺塞满了珍珠、纽扣等布料装饰。店铺和床铺只有一道帷帘相隔，装衣服的箱子堆砌在二层床上，和装货的纸板箱、塑料脚盆放在一起。从下面看，它们几乎完全隐没在黑暗和蛛网中。我帮母亲做一些登记的活儿，不管卖出什么，都会写上一条，关于货品和售价。我记得一天的账本可以写上一两页，一天营业额最多有两千七百多块钱，最少也有三四百。净利润大概在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母亲一个月可以挣两千到四千块钱，而当时电厂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一两千块钱。我十一岁生日，她送给我一辆自行车，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间，教我骑上一个小时，但每次骑不到五十米我就会摔倒，新车也摔得不成样子。一回我把晚饭都吐了出来，站在车边干呕。她等我吐完，叫我扶起车子继续练习。我一边哭一边摇摇晃晃地骑了下去。

　　母亲赚钱似乎并不稀奇，她意志坚定，从不畏惧挫折。与母亲当时日渐上升的势头相比，父亲去上海后生活却未见快乐。他几乎不会沪语，只能在工人的小圈子里厮混交流，连出门买烟也障碍重重。作为一个苏北人，他的同乡遍布在理发店、小吃店、扦脚店、废品站、黄鱼车等各种相对卑微的职业环境中。他试图与他们平起平坐，但看不见的鸿沟一直存在。父亲看不上同乡，也看不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笨到几乎不会讲价，连卖水果的盐城人都能占了他们的便宜。然后他总结说，没有办法，上海人的钱太多，根本花不掉，被骗也是一种平衡。

　　“你做什么？”男人问。

　　“打工。给人造楼。”父亲说。

　　“一天有二十块钱吗？”

　　“一个工二十块钱，有时候十多块。看做什么，泥瓦工贵些，木工便宜些。”

　　“不如自己做生意。”

　　“是啊。你呢？”

　　“我做珠宝石头。”

　　男人招手叫父亲进来，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带透明盖子的塑料白方盒，盒里的绒布垫上散落着十几粒浑圆剔透、通体发绿的石头。他打开盒盖，用小指小心拨拉着：“祖母绿、碧玺、帕拉伊巴碧玺、绿玉髓，沙弗莱。看起来差不多，但价格差很大。以祖母绿为例，哥伦比亚要比赞比亚的贵好几倍。缅甸的和斯里兰卡的也差不少。”

　　“我老家在连云港东海，出产水晶。东海水晶泛黄，可以做酒杯花瓶。我更喜欢祖母绿。”他举起一块，对准日光灯照了照，宝石在日光灯下泛出水波一样的光彩，之后又放了回去。

　　“你这石头卖吗？”父亲问。

　　“卖。你在我这买裸石，比去店铺买便宜多了。回头你找个金店镶嵌，加上成本也就千把来块。”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深红色的绒布盒，打开，里面卡着一只祖母绿戒指，四只尖爪扣住石头，边上一圈小钻。

　　“这个三十分，铂金镶嵌。大的可以选独镶，什么都别有，只要显出石头就行。外面买，至少要七八千甚至上万，但是我石头加上铂金材料全部弄完不超过一千块。你出门去随便找个金店都比我贵好多。”

　　“你这一身值钱。收拾起来吧，船上扒手多。”父亲说。

　　男人笑笑，将戒指放回盒子，扣好，塞在上衣口袋。他把公文袋放在床铺内侧，脱掉鞋子，侧卧在床上。

　　“扒手带刀，塞在包里，就割你的包，塞在口袋，就割你口袋。但我不怕，你知道为啥吗？”

　　父亲说不知道。

　　“我之前在矿里干过。”他说。

　　那是八八年二月底的事情。当天雪花大降，下午三点，矿区停电，他坐在绞车房。井口黑烟浓重，将地上皑皑白雪染得漆黑，半小时后黑烟蔓延脚下，他意识到不对劲，出门一问，才知道煤尘爆炸。当时带他去的那位军友被埋在井下，等被挖出来时，整个人都已熏黑了。军友未婚妻跪在矿边尖利的砂石上，用冷水擦拭熏黑的尸体。这件事情之后他离开了徐州矿区。离开前，一个在翻滚车工作、跟他还算熟悉的的工人送了他一块石头，通体发乌，切开翠绿，说是陕蒙产的墨玉。他找人雕刻成龙牌，穿上红绳挂在脖子上，戴了好几年。此后，他便迷上了宝石。采购裸石，镶嵌后卖给江苏、浙江、上海的一些小金店。

　　“我本来该在矿下。那天车坏了，比他们迟半小时下去。我晚走一步也不行。那矿一年多后又出了第二次事故。矿是一八八二年设局办的，出事时正好一百年。你说怪不怪？我这牌在七浦路被人拽走过一次，我一路追赶小偷又追了回来。”

　　父亲笑笑，没接话，可能也不知道做什么反应合适。船又开动了，我们回到舱内。天气变冷，我躺到床上，本想借着最后的灯光看会儿书，但翻开没多久就犯起困来，不知不觉睡着了。

　　“王煜，醒醒。”我睁开眼，看见父亲站在床下。舱内鼾声四作，分不清来自谁。灯不知何时关上，黑暗中父亲眼睛星星点点：“我的钱包丢了，你帮我找一下。”

　　我还没彻底醒转。他推了我一把：“起来，去找找。”我爬下床，穿上凉鞋。一开始我弄错了左右脚，走到一半才换回来。甲板上有人在地上用塑料皮打了个卧铺，微弱的白灯让人看不清道路。好几次我差点以为踩到他们，仔细看去，是一些果皮垃圾。服务员骂骂咧咧地用长铁钳夹进垃圾袋，又开始拖地。我们在甲板上找了半小时，可能更久，从一楼走到三樓。江面已经变得很黑。

　　“刚才买茶水的时候你钱包还在。”我说。

　　“是吗？”他说。我说：“是的，我记得你从钱包里取了一张五十的，服务员找了你四张十块。”他停下脚步，愣了愣：“那我们去休息室看看。”

　　走到四楼休息室门口，父亲想进去，被服务员拦住了：“得买茶才能坐。”

　　“我们不坐，就是找个东西。之前我们来过，钱包可能丢这儿了。”

　　“每个客人走后，桌子都会重新收拾，捡到东西服务员都会交还”，乘务员说，“我们不会拿客人的一分钱。”她背后挂着一幅红底的竖行锦旗，写着“热情周到、拾金不昧”的烫金隶书。

　　“我不是这个意思”，父亲说，“我只是想看看是不是丢这儿了。要是捡到了，我相信同志你一定会告诉我。”

　　“得买茶才能进去，不然领导要骂我的。”服务员说。

　　休息室内有人坐在椅子上仰脸睡着了，多数座椅仍然空着。父亲脸露窘迫，回头问我：“你身上有钱吗？”

　　我摇摇头。

　　服务员说：“这样，你告诉我，你的钱包长啥样，里面有多少钱，除了钱还有什么别的没有。身份证在里头吗？”

　　“在。名字是王启东。三横王，启东县那个启东。”

　　“行，知道了”，服务员说，“你们先回去吧，待会儿要是捡到广播会通知的。不过说句实话，这边人多手杂来来往往的，真是丢了能找回的概率不大。我们是不会拿的，别人就不好说了。上船前我们通知过，要注意看管好财物，如有损失概不负责。前几天有人丢过，打了几年工，说是给儿子造房子的钱，老头老太太躺在船上哭了半天也没用。”

　　回舱房的路上，我跟父亲说，其实我还有点钱，要是进去问题不大。父亲问哪儿来的。我说，我妈给的。他顿了会儿，问，给了多少。我说，一千。他不作声了。七月上旬，母亲送我来上海，离开前塞给我一千块钱，再三吩咐不要搞丢，如果吃得不好，就破张整的，找个小店买点吃的。我一分没用，把钱夹在她送我的那本《三百五十六个夜》下册，每天重复阅读上册。父亲见过，并没当回事。

　　母亲给钱的时候，她生意做得不错，但到了那年年底，一下子亏了七八万块钱。她原本和一个朋友一起在义乌进货，也不知道是因为生意太忙还是偷懒，或者只是积累起来的信任，她那次没跟去，导致拿货价格偏高，最后她以低于进价的百分之二十卖掉了这批货，结束了她的第一次生意。她为什么没去讨要，而那个骗了她的朋友究竟是否是我记忆里的阿姨，她并没有说。到了九九年年底，母亲去了唐闸一家钢管厂上班。

　　那年夏天，我放暑假回来，她带我去买菜，路上看见有个淮安人卖丝光棉，个子很矮，发际线几乎连到眉毛，穿一套旧夹克。被子质量很好，伸手摸去，丝缎光滑。她问多少钱，小贩说六十，说他姐姐在的那家家纺厂发不出工资，拿棉被抵债，他运了过来卖。她发现这个小贩并不怎么会做生意，犹豫了一会儿，又仔细看了看被面，说想买二十条。因为钱没带够，母亲去银行又取了一些。她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给我次货，给我一批新的。小贩说没问题，于是从面包车后箱提了一批盒子。东西很沉，母亲跟一个熟悉的小吃店借了辆推车推到家里，打算分批拎到四楼。走到二楼，母亲忽然停下脚，对我说，王煜，你去给我找把剪刀。我跑到楼上，拿了剪刀下来，她在小区楼底剪开一盒。纸盒打开，连我也意识到这批货跟路上看到的不是一回事，被面陈旧，而且很沉。她脸色大变，剪开被面，潮湿黑黄的棉花露了出来。她摔下被子，拿上剪刀，打算找小贩算账。青年路上正在拓宽，到处拉着塑料网，烈日下，烟尘四起，面包车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母亲蹲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哭，修路的工人从地洞里钻出来，吃惊地看着我们。

　　母亲打电话向父亲哭诉，父亲不无讥讽地说，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毫不稀奇，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投机的人。如果不是见那个淮安人呆头呆脑、不善生意，你存心占人便宜，也不会上当。母亲说，王启东你这个臭傻瓜，活该跟在你哥后面吃一辈子屎，跟你那个死鬼二哥一样。父亲顿了一会儿，冷笑道，那你怎么不吃你那堆烂棉被呢？说完就挂断电话。母亲举着电话，盯着我，你看什么？你就在我边上，那个畜生调货的时候你不会看着点儿？长眼睛干啥用？我虽然委屈，但明白这会儿不应该跟她吵架。母亲摔了电话机，开始歇斯底里地指着我诅咒。

　　我不记得最后我们怎么处理了那些被褥。它们在卧室里至少堆了一周以上，散发着充满挫败感的霉味，不断提醒母亲的判断失误和梦想落空。之后这些被子就消失了，也许她在我睡觉时偷偷扔掉了也不一定。我只知道，一天醒来，客卧原先放被子的角落空空荡荡，窗户打开，粉色的窗帘被打了一个结，清晨时分的光线射进，灰尘在漫射的光线里旋转。母亲说，王煜，起来吃早饭了。她的面容平静，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那些事并没有完全终结母亲想发财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做直销保健品，卖给亲戚朋友。一部分的产品被消化，一部分被卖掉，稍有盈余。这点盈余鼓舞了身处谷底的母亲，但她赚的钱最终还是变成了产品的消费和库存。那几年，母亲一直在徒劳疲惫地空转，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我上了高中后，不知是否出于一种迟来的舐犊心理，她去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开始积极卖起房子。一家倒闭了，就换到另一家，直做到现在。她还投了点钱给一家彩票站，对方一个月大概会给她两千到三千块钱。母亲这家体育彩票站中过奖，最大的金额是五万块钱。中奖者住在街区的尽头，在市电力局上班，女儿比我小三岁。他几乎每期都会买一些，照顾母亲的生意。奇迹再没出现，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中奖。有一回我告诉母亲，我有个同学的舅舅中过一百万，简直跟电视剧一样。她听完不置可否，说，中奖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很多人中奖之后都疯了。我说，同学的舅舅没疯，活得好好的，他拿了一部分付了房子首付，剩下的存起来，说给儿子读书。我说有没有可能性，我们包圆了所有的彩票，说不定会中一个。母亲说，不是这样的，就算你把一个站点的彩票买下，也不一定中奖。运气就这样，如果你好了一回，那可能每次都很好，如果你倒霉了一次，也可能一直就这样倒霉下去。就跟路上遇到红灯差不多，遇到一个红灯，就可能遇到第二、第三个。

　　父亲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母亲当时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的痛苦是二伯父。二伯父七岁在田地里帮忙时，右手不慎卷进割麦机，只剩下一截大臂。他天资聪颖，也分外刻苦，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写得还很漂亮，但是因为个子很高，又缺一只手臂，走路时就像中了一枪的俄国大兵。二十岁这年，他从南通师范学校毕业，分配至韬奋中学，教授语文和数学。他在课后也练习板书，指甲缝里经常嵌满粉笔灰，中指第二关节因此长了一个很厚的老茧。一部分出于对他能力的认可，一部分也可能只是因为同情和需要标杆，二伯父从一个普通老师，升职至班主任、教导主任，再到副校长，只用了十年时间。他在学校收入不高，二伯母在家做全职，表哥又需要读书，他又不能跟其他老师一样去替学生补课挣钱。父亲因为肝病休息之后，大伯亟需帮手，问二伯父是否愿意来做财务和文书工作，二伯父犹豫了一段时间。正好二伯母的工厂倒闭，学校又出了文件，号召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人员内退，二伯父便顺理成章地办了内退。等父亲休息完毕，回到大伯父手下，二伯父已经干得有声有色。九八年夏末，二伯父常骑的那辆凤凰自行车被人发现半截插在谊桥边的河泥里。有个早起钓鱼的老人看见车轮子走到河岸，发现二伯父脸朝下趴在水里，身边是一堆盘根错节、濒于枯死的荷叶梗。他惊叫着找人来帮忙，二伯父早已咽气了。出事前二伯父酗酒得厉害，终日醉醺醺，和二伯母常吵架，也常算错账目。一笔两万块钱的应收款他没有录入，导致大伯父对他意见也多了起来。如果不是因为二伯母在他书桌里找到一个信封，里头有三千块钱，困惑良久后，明白是他留下的丧葬费，大家都以为他是醉酒后失足坠河。至于他去世前到底遇到什么大的危机，没人知道。这事之后，大伯父开始反思与父亲的分成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意到底該怎么继续。

　　九八年过完年之后，两人在上海的生意变得难以为继。人工费在变高，工人也越来越难找。造好的楼矗立在那边，只有夜猫和流浪汉出入，本地人看都不会看一眼，至于外地人根本买不起楼。大伯父遇到过几个上海本地爷叔对他说，自己是绝对不会买那种商品楼的，除非“疯特了”。大伯父开始担心开发商最后连建造费都给不起。两人商量后决定先回江苏，再找找活儿，譬如贩卖黄沙混凝土等建材。

　　二伯父是否以一种极端方式给父亲留出位置？又或者他只是勤快很多年忽然想休息而已？父亲呢，他有想过留在上海吗？我都不太清楚。我问他时，他说没有。父亲是务实的人，很少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不想是因为觉得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自觉只有一条出路。他喜欢把决定权交给大伯或命运，喜欢做完一个房子就做下一个，如此不休。如果有一天不做了，就收拾铺盖回家。不用考虑将来，或者我读书之类更长远的东西，不用想成为第一代移民这类复杂的问题。他唯一表示过忧虑的就是养老金。因为在工厂上班的，等到了一定年纪不能干活的时候，会拿到保险，一千两千。而他再也做不动的时候并没什么保障，只能趁着还算年轻，多做一点，多储蓄一点。

　　我不记得我们在船上来回走了多久，父亲还是放弃了找钱包的打算。他跟我说什么都有可能，看烟花的时候他接过一个电话，那时人那么多那么拥挤，被顺走也很正常。也可能掉在茶水间，被人捡走。都有可能。他那只大哥大太显眼了。唯一确定的是，偷东西的就在船上，但是他毫无办法，我们又不能一个一个搜身。

　　没什么，他说，事情都是这样的。就算很注意也可能触霉头。被偷其实是需要一点儿缘分的。

　　我说：“包里的钱多不多？”

　　“还行”，父亲说，“大哥大值点钱，但是也卖不掉。运气挺好，本来我想多带一些，你大伯没同意。存到存折里了。那是你的读书钱，要是丢了，你就读不成了。”

　　“读什么书？”

　　父亲说：“高中赞助费。听说差几分，得交三万块钱。”

　　我说：“我感觉能考上。”

　　父亲说：“别吹牛，到时考不上你别哭。上次月考你妈说你没考好，哭了一个下午。”

　　“数学大应用题没做好，要是仔细点儿我觉得不是问题”，我说着，在栏杆上蹭了下胶鞋底沾到的垃圾，抓紧扶手，让双脚脱离地面悬空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但说不定不用给钱。”

　　父亲扶了把我胳膊：“下来，睡觉去吧。”

　　我问：“你还找吗？”

　　“我再看看。你先睡。对了，王煜，买块宝石吧，我跟你说，下船之后就买不到这么好的宝石了。”

　　我摇头：“不要。”

　　父亲说：“那人的宝石挺好的。这东西拿到岸上至少翻好几倍。”

　　我说：“我不信。”

　　他说：“真的。我以前在新疆看过人玩石头。他的东西挺好的。”

　　我说：“就是不信。”

　　父亲笑了起来：“你看钱蛮牢，这点挺好，至少比我好。”

　　我说：“我留着有用。”

　　父亲问：“干啥用？”

　　我说：“不告诉你。你先说你买宝石准备干啥。”

　　“镶个戒指送给你妈。她喜欢这些玩意。钱是她的。”

　　我说：“那你拿她钱买？”

　　“我这会儿不是没有吗，才跟你借。是块好宝石，那人的故事讲得多好啊。”他停住脚，笑了笑，说，“没事儿，跟你开玩笑呢。我们在这站会儿吧。快出上海了。吹会儿风你就回去睡觉，明天早上我叫你。”

　　我站在甲板上，抓住扶栏，脚踩在生锈的横档，盯着漆黑的海面。风吹在脸上。父亲站在我边上，慢慢说，可能上海这边不做了。他想去船厂看看能不能找点儿事情。如果船厂不收，他听说在南川河桥一带有个农场，到了夏天，本地葡萄和西瓜成熟时，想吃可以随时摘下。那些瓜果不打农药，还甜得要命。要是去了那边，我可以在农场过暑假。宿舍虽只是一排平房，但是干燥凉爽，比上海的工地棚屋舒服多了。

　　“到时候你会去吗？”他说，“你会去看一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