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勇华

　　一

　　今年三月的一个早晨，我信步来到哈密三道岭煤矿人民公园。走进密林，随手拾起一片落叶，虽然已经枯萎了，却还完整。经过一年的风风雨雨，在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绿色之后，就要把自己融入泥土，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浮想联翩，充满了感慨，充满了对那绿色的怀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天气异常寒冷。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里，我坐在一辆解放牌汽车上，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从哈密绿洲来到了三道岭煤矿。所经之处全是土路，凹凹凸凸，左一个弯儿右一个拐儿，有八九公里。天冷，又是在汽车上，如果不用手捂着耳朵，耳朵会被冻掉的。汽车一过，尘土飞扬，弄得人满身是土，灰突突的。一下车，整个一个土人！我想，要是能修条路该有多好？而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硬是从那个满是葱绿的北国，辗转来到了这片荒漠。想到将要在此度过一生，心里充满了凄凉。

　　后来才知道，这个日子非同一般，原来这一天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而这个会议和遵义会议一样，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那时我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懂。

　　那时的哈密三道岭就是一片亘古的戈壁，一个完全由沙子组成的世界。黄沙铺天盖地，无边无际。浩瀚沙海，有如浊浪排空，扁舟沉浮，时而跌下深谷，时而抛入高空。它寂静，静得令人恐怖，令人发抖，令人胆战心惊，可以几天甚至十几天没有一丝声响。若是风起，狂沙乱卷，遮天蔽日，可以把一辆解放牌汽车上的噴漆打得一干二净。到了夏季，有如万吨高炉倾倒了，把满炉的钢水洒落到人们面前，烤得人流油，晒得人出血。这哪里是什么地球？整个一个月球，整个一个火星！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八月，中国煤炭部的一位工程师来到了这里。当时三道岭归煤炭部管。她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这里一个叫“小树林”的地方，希望能凉快凉快。可小树林仍然酷热难耐，于是她离开了三道岭。临行，这位工程师心情黯然地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三道岭就是一片茫茫戈壁，很荒凉。而那个号称“绿色最多的地方”的小树林，只有三棵树，半死不活。旁边有一个直径四米左右、用水泥修筑的水池子，听说有一个顽童在里面毙命。

　　三道岭不好，但愿这是永别。

　　这就是当时的哈密三道岭人民公园，号称“绿色最多的地方”，可它几乎没有绿色。人们住的都是低矮、简陋、破旧的土房。尽管这样，人均尚不足四平方米。生活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一年我参加了工作，即使这样，每天还要算计一顿饭要吃多少，怎样才能不断顿儿。

　　有一首老百姓自己创作的歌曲《三道岭》，一度风靡三道岭的大街小巷：

　　三道岭我长大的，

　　西河坝我玩下的。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呀，

　　社会上我流浪去。

　　春天风沙冬天雪，

　　北风刮过东戈壁。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呀，

　　社会上我流浪去。

　　啊——姑娘，

　　不要为我伤心。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呀，

　　社会上我流浪去……

　　这首歌曲形象地概括了三道岭当时的情况。那时这个只有三万人口的煤矿却聚集着三千多待业青年大军。当时能上大学的人少之又少，又不招工，他们又要吃又要喝，钱从哪儿来？我已经工作了，能挣钱了，尚且如此。想一想，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的？

　　天空中那颗启明星若隐若现，夜幕下半个月亮模模糊糊。

　　这里没有路灯，到了夜晚一片漆黑。当黎明到来时，总能传来两声驴叫。哈密三道岭人在这片荒漠上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就应该这样？

　　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这是几代矿工的一个梦。

　　我拿着这片落叶，继续向前走着，好像听到了它在诉说，诉说那过去的岁月，诉说那逝去的苍凉；我拿着这片落叶，继续向前走着，仿佛听到了它在歌唱，在讴歌一个又一个矿工为国家多出煤出好煤的感人事迹，在赞美一代又一代矿工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而忘我奉献的精神。

　　二

　　不能坐着等发展。敢拼才会赢。四化是干出来的。为了多出煤，出好煤，五十三岁的矿工沈浪把自己变成了落叶！

　　五月中旬的一天，刚下井，整个煤仓的煤水就落了下来。沈浪被活埋了。工友把他扒出来以后，让他去住院，但沈浪活动活动胳膊又干上了。工作面急需铁轨，沿途要翻越两部运煤的皮带溜子，爬上两个高坡，还要经过一段低矮、弯曲、漫长的巷道。沈浪二话不说，拖着受伤的身体，带着三名小青年干了起来。他们将四十多根铁轨运下来，又连撬带拖运到了工作面，他的肩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血印。

　　沈浪就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和沈浪在一起的工友说，他把整个心思都用到了挖煤上，硬是把自己累死了。得了食道癌后，沈浪吃不下饭，但他还坚持上班。为了给自己补充能量，午餐时他背着人用手指硬把馒头压进食道，然后照常工作。

　　运输队一位职工家属病重，急须输血。沈浪赶快去献了350CC血，第二天就上班了。新工人小王刚刚来到新疆，没地方吃饭，也没带铺盖卷。沈浪立刻抱来自己的被褥，每天带他到自己家吃饭。小王给家里写信说，沈师傅对我真好，我在这儿就跟在家一样。沈浪家住房紧张，一家七口人挤在两间狭窄低矮的土房里，矿上两次给他分了新房。可因为要房的人太多，僧多粥少，他两次把三室一厅的楼房让给了别人，自己仍然住在那个土房里。

　　改革开放初期，粮食是定量的，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倒卖粮食是违法的。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有三十八斤粮，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有四十八斤，而矿工是五十五斤。那时一个参加工作十多年的青年工人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元，而刚刚下井的煤矿工人的工资却达到一百多元。为什么？因为煤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危险性也大，条件艰苦。正因为这样，有的同志一个月上不了几天班，今天请病假，明天妈妈住院了。可沈浪从不缺班，即使开半天会，剩下的半天也要上班；开全天会，他就利用晚上时间补班；开会时间长一点儿，他就利用星期天、节假日补班；要是班上人手紧，他就上了早班上中班，上了中班再上晚班。用工友的话说，这叫连轴转！

　　沈浪的儿子伤心地说，我爸一点儿也不顾自己，一天到晚就知道干干干。

　　他，走了……

　　三

　　共产党员王永怀曾经是个罪犯。

　　那是1979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只有二十七岁的王永怀神情沮丧地走在林荫道上。美丽的夜晚，柔和的月色，丝毫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刚刚输了钱，又喝了不少酒，这让他变得有些疯狂。此时此刻，王永怀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怎樣才能搞到钱，捞本！他四处搜寻，终于选定了一个目标——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他扑了上去。一百八十元钱。结果被判刑三年。

　　令人欣慰的是，他在监狱表现很好，提前三个月释放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却摆在了他的面前：一没工作二没钱，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三年时间不算长，而这三年对于王永怀来说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工作没有了，老婆跟他离婚了，亲朋好友对他另眼相看，连孩子都不愿叫他爸爸了。那时新疆还不兴打工，到处又找不到工作，他的思想出现了波动。

　　生活再一次把他推向危险的边缘。

　　这时党组织向他伸出了援手，王永怀被安排到我们单位干临时工。

　　临时工收入不高，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这让王永怀看到了希望，活也干得越来越欢了。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及时给予他表扬和鼓励。

　　有一天已经下班了，却进来了三十八吨水泥。

　　夜里十一点天突降大雨。谁都知道，像这样的雨，只要三两分钟，水泥就全完了。等我们赶到工地，发现水泥已经盖好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王永利觉得要下雨，回到家吃了口饭又赶快回来，一直忙活到半夜。浪子回头金不换。

　　王永怀从暴风雨中抢回了三十八吨水泥！

　　然而生活是现实的。一晃三年过去了，一个大男人干临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们是建筑单位，十一月份天凉下来以后，就有将近半年时间没活可干，收入自然没有保障，生活又成了问题。他越来越感到日子过得没有奔头，钱又挣得少，已经三十好几的人了，原来的妻子说什么也不愿再接纳他，我做了很多工作都不行。他的思想又出现了波动。

　　怎么办？由于王永怀工作干得特别好，我一边积极培养他入党，一边到局里找领导，开始为他的工作问题多方奔走呼号。苍天不负有心人。局里在了解了一些“重返社会者”的情况之后，终于下了决心为九名这样的同志解决了工作问题，王永怀是第一名。这让我长长地舒了口气。这对他鼓励很大。我又趁热打铁，做通了他妻子的工作，两人复婚了！

　　至此，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干什么都让人放心，后来又当上了带班班长。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他每天都干十来个小时，大家都下班了，他还这走走那转转，考虑第二天的工作。王永怀用实际行动感动了大家，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又是一个秋天的黄昏，金秋送爽，气候十分宜人。还是走在那条熟悉的林荫道上，王永怀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因为就在刚才，他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永怀入党了！

　　我也能入党！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此时此刻，王永怀才发现自己生活的故乡原来这么美，这么好，这么让人眷恋。

　　忽然脚下踩到了一个软不拉叽的东西。他低头一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皮包。里面有崭新的一万块钱，还有一些票据，零零碎碎一大把。

　　是谁丢的呢？

　　在离他百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位老妇人的身影，王永怀快步追了上去。大妈，您丢没丢东西？王永怀问。老人一愣，满脸惊恐，等明白怎么回事，两手一乍，猛地喊了一声，哎呀，我的钱包！王永怀问，您看，是不是这个？老人看了一眼说，就是这个！

　　老人接过钱包，充满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不想这一眼，竟让两人愣住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都认出了对方。

　　原来九年前，他抢了这个老人一百八十元钱，被判了刑，而九年后……

　　王永怀变了。

　　他的思想经历了从矿工到罪犯，又到临时工，再到工人，最后入党成为局级先进生产者、带班班长，又光荣地成为优秀共产党员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从此以后，他干得更欢了。

　　一把铁锹一把镐，修路、打砖、挖土方，他什么都干。在他退休前的五年里竟然磨秃了八把铁锹，六把铁镐刨成了小秃头，穿破了十七双解放鞋。他究竟挖了多少土、修了多少路、干了多少活？可以这样讲，他挖走的土方、搬走的石头、打成的灰浆（混凝土）可以填平海、堆成山。等他真的退下来的时候，他的那双手已经永远伸不直了。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屈屈着，深卷着，抽抽着，中间正好可以放一个铁锹把，吃饭睡觉都一样，上面层层叠叠地布满了老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洗刷过去的耻辱，才能报答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和培养。平时少言寡语，如果让他多说两句，王永怀会像大姑娘一样脸红。退休不到一年就走了，最后葬身在哈密三道岭这个倾注了他一腔热血的地方，融化在这片他所挚爱的土地里。他那不满五十六岁的人生，成了一片落叶。

　　四

　　高贤臣五十六岁，搞了一辈子建筑，当了半辈子项目部经理。那天下午，他开完调度会便赶往工地，没想到在途中就倒了下去。又一片落叶！

　　那年高贤臣所在的第二项目部有三个工程，间隔距离远。天天骑自行车几个工地跑，太慢，于是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这一天，他从二矿工地下班回来，不想骑着骑着车没油了，只好推着车往回走。天晚了，红霞满天。正巧自己单位的汽车下班路过这里，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停车，要给他加油，可高贤臣说什么也不让。说话的工夫，天已经完全黑了。高贤臣就摸着黑往回走，四公里多的路程啊。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的便宜一点儿也不占。

　　一次，一个好友想从他那儿要点油漆粉刷一下门窗，没想到碰上他的女儿也来要油漆，结果被高贤臣一口回绝。好友看到这种情况，扭头就走了。

　　要说加点油灌点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他把公家的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金贵。这就是他的性格。

　　高贤臣盖了一辈子房子，可一直住在七十年代的土房里。单位三次分新房，但按规定得交旧房。可交了旧房，儿女大了，还是住不下。有的人住上了新房也不交旧房，劝他也这样干。高贤臣说这是制度，我不能破坏。于是他三次把三室一厅的楼房让给了别人，自己仍然住在土房里。

　　实在住不开了，就盖上两间。老建筑了，他懂，他会。

　　那时正值单位没活儿，大家要去帮忙，高贤臣不让，硬是自己花錢雇人盖了房子。项目部里的各种建筑材料堆积如山，他不动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所有材料都自己买。

　　可房子是盖起来了，还没搬进去，他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人们生活得到突出改善的时期，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每每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心酸。

　　旧社会的时候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当奶妈的卖儿郎。而到了新社会改革开放时期，一个盖了一辈子楼房的人却住了一辈子土房。为什么？说来也简单，就是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不贪不占的精神。高贤臣是第二项目部经理，可以这样说，只要一个小小的暗示，不花一分钱，十间砖房也盖起来了。

　　五

　　和高贤臣一样，唐如碧也是第二项目部经理。

　　这天她对自己施工的一栋楼房进行每天的例行质量检查，发现有一段墙砌得不符合标准。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她怕影响工程质量，毅然下令：返工！

　　其实不返工也说得过去，也就是个墙拐角，略凸点。抹灰时凸的地方少抹点，凹的地方多抹点，别人看不出来，根本不影响工程质量。

　　墙还是被扒掉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唐如碧的眼睛里竟然溢出了晶莹的泪珠。

　　她哭了！

　　这个漂亮的女经理脸上总是带着迷人的笑容，可现在她落泪了。

　　人们惊呆了！三千多块钱没有了，要知道这是一个员工一个月的收入。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电影《大决战》中的一个镜头。塔山阻击战解放军伤亡五成以上，团长旅长都像战士一样拿枪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前线指挥官把情况报告给了将军。将军的回答就十一个字：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

　　返工！

　　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

　　这两个人的话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不知道一个项目经理和一个百万大军的统帅到底有多大差距，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只有舍得付出才能打胜仗。为此，我对唐如碧多了几分敬佩。她有大将风度，可以担当大任。遗憾的是，没隔多久她被推上了手术台，再也没有下来。

　　这是个要强的女人，当过十多年的生产科长，很少有星期天节假日，经常工作到深夜。还要照顾久病的母亲，服侍多病的丈夫（长期有病不上班），呵护两个幼小的孩子。三十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有人给她算了一笔账，去掉星期天节假日，一年工作二百四十七天，而唐如碧每年工作三百五十多天。无论什么时候，她的办公室总是开着门，夜晚总是亮着灯。这样算来，每年要多工作一百零三天，基本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全部双休日。

　　简单算一下就知道，她三十年干了四十多年的活。

　　建筑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特别是搞决算预算的，生产科长要全抓，特别忙。

　　一次出差招标，儿子刚刚七个月还没有断奶，喂奶粉又不吃。没办法，唐如碧就带着儿子和母亲一起出差，一边喂奶一边整理资料。喂饱了儿子，再让妈妈抱走。好不容易等孩子大了，该高考了，可她还在忙活。同志们提醒她：下班了，别忘了你的孩子要考大学。她说马上走，不想一忙又忘了。有一回在给一个工程进行结算时，那个单位把三百二十万元算成了二百五十万元。唐如碧以理服人，一笔笔算给他们看，硬是追回了七十万元。那个单位的董事长敬佩地说，你这个唐如碧真是不简单！

　　唐如碧的确不简单，多年以来，追回这样的工程款就达四百多万。

　　由于唐如碧忘我的工作，她连续七次被评为潞新公司劳动模范，连续二十三年被评为昌达公司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还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八红旗手。

　　有人问她，你这样干究竟是为了什么？

　　打开唐如碧的《入党志愿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爱党，爱祖国，爱边疆，我要为党，为祖国，为边疆建设贡献我所能贡献的一切！

　　我想，也许这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六

　　李惊涛原来是哈密潞新公司露天煤矿选煤厂的主任工程师。

　　正如沙金里有沙子一样，煤炭里面也夹杂有煤矸石，就是灰分。选煤厂的任务就是去掉煤炭里的灰分，使其成为“纯金”。这是露天矿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煤炭就从这里装车外运，因此它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关系到煤炭质量和三万父老乡亲的房子票子。

　　按照原来的生产工艺，要把生产出来的煤炭送入选煤厂进行水洗，通过这种方法去除煤炭中的灰分，因此有些地方也把选煤厂叫洗煤厂。可是三道岭水资源奇缺，不要说洗煤，连人吃的水都成了问题。现有这套洗煤设备根本派不上用场。选煤厂要按煤块大小分成几个品种。令人糟心的是，过煤筛子经常堵塞，筛选设备三天两头卡壳。一卡壳，就得用人工砸，把那些抡大锤砸大块的女工个个累得五迷三道。因此，这套洗煤设备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怎么办？李惊涛连续几个月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苦思冥想，带领大家攻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搞出了一套技改方案。他带领大家对选煤厂设备进行了改造，将水选改成干选，不用水，解决了露天煤矿生产上的一大难题。可以说，这是露天煤矿生产的一次革命！

　　接着李惊涛又带领同志们对筛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使运转时间由原来每班四小时提高到八小时，原煤加工率第一次达到百分之百，把块煤产量提高到一百二十万吨。

　　针对过煤筛子经常堵塞的问题，又研制了一台扒煤机，有效地解决了过煤筛子堵塞的问题。当同志们轻松地操纵扒煤机把堵在煤筛子上像小山一样的煤块送入煤仓的时候，把那些抡大锤砸大块的女工都乐坏了。这个方法可真好！

　　选煤厂从此步入正轨，开始正常工作，再不是聋子的耳朵了。

　　李惊涛是主任工程师，也可以说是一个修理工。哪里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一次由一个兄弟单位安装的一台锅炉在试车时出现故障，蒸汽如同毒蛇吐信一般，嘶鸣着，怪叫着，带着嘶嘶的风从门里、窗户缝里窜出来。沸水满地，雾气灼面，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李惊涛闻讯赶到，二话不说，冲了进去。值班人员见状也跟着冲了进去，紧急扒火停炉。危险解除了！

　　事后，这位值班师傅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心一横，锅炉要爆炸就让我和李工一块儿死吧！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李惊涛之所以敢冒这样的风险，就是因为他有成功的把握。而这把握是来自于他严谨的调查研究和扎实的工作作风。

　　三月的一天，选煤厂煤仓底部崩塌了六米多，导致十多米的煤仓不能受煤，厂里多次请求矿里派人修理。可是过了几个月矿里才派人下来看了看，看后说回去研究，从此便没了音信。看到这种情况，李惊涛主动请缨，揽下了这个“硬骨头”。经过反复勘察、研究，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崩塌的部分修好了，现在一直用着。

　　选煤厂噪音大煤灰多。虽然天空晴朗，仍然伸手不见五指，侧耳不闻语声，以至于职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嗑：“选煤厂的姑娘谈恋爱，如雷贯耳。”更有一个小伙子酸溜溜地说：“虽然俺的肺是黑的，但俺的心是红的。”确实，噪音和粉尘让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可李惊涛却全然不顾这些，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在生产第一线。一个和他一起进厂的老工人说出了自己的感触：“这么多年，我们吃了多少煤灰，李工就吃了多少煤灰。”

　　任何人都知道，吸入煤灰严重影响健康，矽肺病是选煤厂职工的职业病。

　　皮带运输机需要大修，如果按照过去的做法，需要三十五天时间；要是把工程外包，需要大量资金，还影响露天矿生产。李惊涛不等不靠，上下机房逐项计算。连运输材料一个来回需要多少时间都进行了实地演习。在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编制了详细的大修计划。结果只用了十五天，花了三千元，就完成了皮带运输机大修。

　　李惊涛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与这个名字一样，李惊涛是个不善言谈、普普通通、实实在在、平平常常的人。三十多年来，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全部奉献给了边疆建设事业，一个一米七五的汉子，体重只有一百一十斤，精瘦精瘦的。

　　他出生在河北黄骅市旁边的一个小渔村。这里物产丰美，人杰地灵。处于“环渤海、环京津”的双环枢纽地带和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得天独厚。这里还有六十多公里的海岸线，是国家大型工程黄骅港所在地。

　　想当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李惊涛是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组的组长，近水楼台，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留在北京、天津，最不济也可以轻松地回到故乡黄骅市谋一份职业。可他填的第一志愿竟然是哈密潞新公司露天煤矿选煤厂！

　　用他的话说，待在大城市当然舒服，但是边疆建设更需要人！

　　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三个儿子，是靠助学金上的大学。想当年只有二十二岁的李驚涛与订婚十三年却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成了家。不久，他就上京城读书了。三年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伺奉公婆、照料残疾小叔子，抚养嗷嗷待哺的孩子，锅碗瓢盆，海滩田间地头，家里的一切都落在了妻子刘福兰身上。李惊涛没有一分钱，每当接过返校的路费时，心里总有一种忐忑感。

　　大学毕业了，挣钱了，该轻松了吧？

　　可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在选煤厂一实习就是六年，每月只有六十三块钱工资，一年七百五十六元。妻儿来疆，一家人一个月只吃三块钱的菜。就这样一年还要挤出二百多元寄给河北那个小渔村。

　　确实，李惊涛太需要钱了。

　　一次他到艾维尔沟煤矿出差，艾维尔沟煤矿安装的一台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液压控制装置一个月拆了三次，仍然找不到毛病。一个熟人随便说了一句，李工，你给看看！李惊涛上上下下看了一个多小时，找到了毛病，使问题迎刃而解。现在有的同志搞个小项目，随便就可以弄个万八千的。以李惊涛的能力，这本是举手之劳，可他却一次次谢绝了人家的酬劳。

　　他当过选煤厂厂长，但他主动辞职。用他的话说，在技术岗位上更能发挥作用！

　　用李惊涛自己的话说：“我是搞现场应用的，就是修修补补，很难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

　　金钱，不图；地位，不图；名利，也不图。他图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

　　是啊，除此以外，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其实他说得太谦虚了，李惊涛拥有十二项科研成果，还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科技工作者和潞新公司劳动模范。

　　他，走了……

　　岁月沧桑，如今在三道岭的西面和北面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矿工的坟茔。在那过去的年代他们常年工作在地下，如今落叶归根，又一个一个默默地回到了地下，像李惊涛一样，变成了落叶……

　　七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四十年了，在这些矿工的手中，几代三道岭人的梦想实现了。三道岭变了。1978年，三道岭煤炭产量只有九十万吨；十年以后翻了一番，达到一百八十万吨；二十年以后达到了四百万吨；到了2017年，特别是党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后，竟然突破了一千二百万吨，翻了三倍。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工作岗位，当上了矿工。人均收入由过去的两万元，增加到六万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一座美丽的煤城傲立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昔日边塞诗人的那种春风不度、北风卷地、胡天八月的凄凉，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高大俊美的新绿连绵不断，鳞次栉比的楼群一望无际，整齐平坦的街道四通八达，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矿井雄踞边陲大地。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四倍，达到二十平方米以上，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吃的就更不用说了，过去是有啥吃啥，现在是想吃啥吃啥。谁能相信，仅仅四十年，天翻地覆，哈密三道岭人在这片荒漠中创造了海市蜃楼般的奇迹。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哈密三道岭也还是过去的那个哈密三道岭，可是这里变了，人们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觉醒来，河也不是那条河哟，房也不是那座房，骡子下了个小马驹哟，乌鸡变成了彩凤凰。麻油灯啊断了油，山村的夜晚咋就这么亮？

　　路灯亮了！到处都亮堂堂的。照亮了山，照亮了水，照亮了一个又一个煤城儿女的心房。

　　人民公园也变了！一只只水鸟蹦蹦跳跳，一只只布谷忙忙碌碌，一群群麻雀上下盘旋，一伙伙青年男女信马由缰。翠绿铺天盖地，湖面波光潋滟，水天一色，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偶尔有一两只野鸭在里面游弋。还有几只白天鹅飞来，舒展着它长长的翅膀，在低空漫步。无论天气多热，即使是七月八月，只要你走近它，一股清凉立刻扑面而来。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不由浮现出印度文学巨匠泰戈尔的那首诗：

　　我相信自己，

　　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

　　不盛不乱，姿态如烟。

　　即便枯萎也保留丰肌清骨的傲然……

　　责任编缉：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