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一岁，家住杭州余杭区塘栖镇丁山河村。村庄紧挨丁山湖、洪河洋，河流、池塘星罗棋布，缓缓的河水摇曳着悠悠的往事。小时候，我在田头割过草、池塘捕过鱼、划小船打鸟、做小生意……一晃数十年过去了，落后的村庄已蝶变成让游客流连忘返的美丽乡村，而让我最难忘的是家里的三次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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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那年，跟随入赘我家的姐夫出门，姐夫来自祖祖辈辈靠打鸟为生的打鸟湾。他在船头打鸟，我在船尾划船，整整划了四年打鸟船。直到有一天，姐夫出事了。大风将凉帽吹进河心，姐夫转身捞凉帽，船一晃动，震开了枪的开关，子弹射中姐夫的手掌心……他便再也没和我一起出船。十七岁，我跟随父亲划船做胡萝卜生意。
1966年那一年，我正好十九岁，十二月初六，是我出嫁结婚的大喜之日。我沉醉在对幸福生活的无比向往之中等待婚期到来，但是未婚夫家接二连三传来不幸的消息。十月初，未婚夫的祖父去世；十月二十日，未婚夫父亲去世；十月二十五日，家里唯一的一頭大猪突然死了。未婚夫家接连遭遇厄运，让我这位未进门的媳妇非常担忧，嫁过去能有好日子过吗？临近大喜之际，我盼望着初六那天阳光普照，能给我的未来生活带来幸福和吉祥。我不希望初三那天出现阳光。因为古话说：初三日头，初六落雪。比我更担忧的是未婚夫和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连三天，我都提心吊胆抬头眺望窗外的天空，到了初六那天早晨，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这是个好兆头啊！
我嫁入夫家后，一对新人和婆婆、小叔、小姑居住在一间房内，而家里只有一间双层的木屋。吃住在一间楼内，确实不方便。况且再过几年，小叔子也要找对象结婚。我想到了建新房。家里钱非常少，每年生产队分红全家人只分得二十元左右，哪里有钱建新房？挣钱的办法我也想到过，但是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政府不允许个人经商赚钱。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经商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行为，被广大群众所不耻，抓住了要游行批斗的。
当时家里的主要收入靠农业，虽然不允许经商，但是还可以饲养鸡、猪、羊等。鸡没有饲料可以啄虫子吃，羊嘛可以吃草，猪胃口大，经常为吃不饱而闹事。我约了小姑爱仙捞浮萍给猪吃。不久，听到一个消息，湖州武康上柏山里的养猪户，为喂猪需要买浮萍。浮萍可以变钱让我非常高兴，但是公社、大队规定不得做卖买。我想到一家五口人塞在一间破旧房内，小叔子也快到找对象的年龄，为了尽快建新房，我要出去闯一闯。天灰蒙蒙亮，我与小姑爱仙悄悄划着小木船穿过丁山湖，来到塘南、五杭，用漏勺在河中捞浮萍，天黑时分，船舱已装满了沉甸甸的浮萍。划船回家吃个晚饭。次日天还没放亮，我俩划着小船去湖州，在码头将浮萍零卖。一般一百斤浮萍能卖三角至五角钱，一船浮萍可以卖六块钱，我与小姑爱仙各分三元。捞浮萍虽然辛苦，但是让我尝到了甜头。这点钱对全年只有二十元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从春天到秋天，我与小姑爱仙划小船、捞浮萍、卖浮萍。到了冬季，浮萍都枯萎烂死了。怎么办呢？我俩也没闲下，就做胡萝卜生意，先去杭州上河收购，然后到水岸码头贩卖。这就是广播中高喊的投机倒把行为，遇上生产大队搞整风运动，要抓现形的。有一回，大队领导到家里查问我的去处。老公不想我被抓去批斗，只得用谎言搪塞，说：“她回娘家了。”
小叔的女友阿铃长得漂亮，是村里的一朵花。见我们做生意挣钱，提出跟随我做胡萝卜生意。这是未来的弟媳，我当然非常愿意。我们划着小船去杭州上河收购了一船胡萝卜，划着船去菱湖等城镇码头零售，船还没有划到余杭地段，天空中乌云密布，刮起一阵阵狂风。姑娘阿铃看到大风在水面吹起一叠叠浪花，拍打着船帮，吓得脸色惨白，哭泣起来。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我们载了满船货，被风刮沉了怎么办？”我安慰她说：“不会的，我们的货装得不是很满，这点风没事的。”
阿铃的胆子小，非要回家。她是准弟媳，我当然答应。我们回到家，生产大队也在刮风，刮得是整治投机倒把的政治风。大队广播高喊在外面经商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我俞双珠的大名。刮自然狂风我不怕，但是这个政治风着实让我害怕。我叫老公背了一筐胡萝卜到大队上缴，“投案自首”。次日一早，我与阿铃悄然划着小船去崇福码头销售胡萝卜。
不久，小叔和阿铃正式订亲了。女方提出结婚前必须建新房。我认为非常合理，家里的木板床翻个身都要“吱呀吱呀”响，两对夫妻睡在同一间房非常尴尬的。我提出马上造新房的建议，因为这几年捞浮萍、卖胡萝卜我手中也有点积蓄。
1977年，我们在自留地造新房。此处东临小河，北靠洪河洋，环境优美。准备建两间“靠家楼”，即两楼两底。泥匠、木匠我们出钱请，小工把亲戚、朋友、邻居叫来帮忙。本打算五天完工，当房子建到一半就出事了。西边住户十多人涌进现场，喊叫停工，说新建楼房阻碍了红白喜字的进出。考虑到北面是洋，新房子在南面超过这些人家的楼房，说良心话，或多或少挡住了他们的采光，但是阻截红白喜字的道路是牵强的，他们进出还有两条红白喜字的道路。我马上泡茶递烟，但是他们的脸孔依旧非常难看。我和家人也感觉委屈，此处是我家的自留地，什么时候当成了红白喜事的公用通道？如果让了他们，建在半腰上的墙壁要拆除，漂亮楼房的梦想就会破灭。但是不答应，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吵闹、阻止施工。怎么办啊？
“柳暗花明又一村”。沈家十多人围着我们，有一位长辈看到了，他就是本家堂爷吴阿咪。他跳了出来说：“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家不对的，你们要通道在他们挖墙脚时就提出来，现在人家房子建了一半，你们说怎么办？”
沈家一伙人听了感觉有道理，静了下来。吴阿咪扫了一遍众人，说：“你们要通道，也对的，我留给你们一条吧，把我家小房子拆除了，那个地方当通道。”
沈家这十多个人喜形于色，开开心心地离开了。这是我家第一次建楼，如果没有堂爷吴阿咪跳出来撑腰，可能要夭折。为了感谢吴阿咪爷爷主动拆除小房子让路，我们拿出一百斤米以示补助。
新楼建成后，全家背负着二百二十元债务，当时这可是巨额债务。家里没钱没粮，经常揭不开锅。婆婆是老实人，但是她有应付的法子，借呗。除了向生产队集体借过钱外，还向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借钱、大米。我想划小船出去做点小生意，大队干部经常来我家检查，还对我进行割掉资产阶级尾巴的思想教育，若发现有投机倒把的行为，说要抓住直接送到公社处置。
家里断油一个多月了，我与家人肚子都寡淡得难受。菜油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配料，家里负了这么多债，哪还有钱去买油啊？我们全家人一个个面黄肌瘦。我非常难过，决定去挣钱，就是被抓住了拉出去游行批斗也绝不后悔。在一个白露茫茫的早晨，我约了本村卫雪南悄悄划着小船出门，在外面做了四天茹菇生意回家，我拿着赚来的钱买了半斤菜油，帮助全家人度过了一个难关。
家里债台高筑，小叔、小姑都想着留一手，这种大锅饭吃不下去了。我想到分家，小叔子还没有结婚，债务由我夫妻承担。小叔却说：“不行。”我说：“为何？”他说：“还没有结婚，要求大哥大嫂帮助结婚。”我与老公协商，村里青年人结婚都是父母亲帮助的，没有听说大哥大嫂出钱给弟弟结婚。小叔的意思，父亲早逝，长兄为父啊，应该出钱帮助结婚的。我们正在协商之际，他的未婚妻托媒婆传来狠话：要是大哥大嫂不给结婚钱，她就不同意嫁过来了。为了小叔的幸福，我与老公决定退一步，承担了结婚費用三百五十元，另外二百二十多元债务继续归我夫妻偿还。
小叔子终于娶上了漂亮的媳妇。
生产小队长老周也确实是好人，他听说我们背负了巨额债务，主动上门慰问，临走他说：“按照一年二十元的分红，你们家的债务需要二十多年才能还清。”
当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彻底失眠了——二十多年之后，我已经人老珠黄了，我的一辈子都要在还债中度过啊！
面对巨额债务，我连续好几天失眠。老公阿吉非常心疼，当然他也非常担心，怕我疯（神经病）了，跑到赤脚医生家给我配了安眠药。
为了还债，老公出去学泥瓦匠，学徒期满，他每月工资三十八元，上交给生产小队买工分三十三元，每月剩余五元填补家用。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我感觉浑身舒服，以前总是夹着尾巴出去经商，像做小偷似的，从此以后可以挺直腰杆出门，光明正大经商。
我约了卫雪南划着小船合伙做小生意。冬天我们做茹菇、荸荠生意，夏天我们做苹果、梨子生意。冬天手冻伤，夏天屁股在船上磨破了皮，但是我从不感觉累和苦。
邻居见到我，总是很热情地说：“阿双，你们做生意回来了！”村里也有不少人当面问我：“阿双，你个子矮矮的，怎么不怕吃苦啊？”
我总是笑笑，心想不感觉累是因为没有政治思想包袱，也许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1978年之后，乡里村里办了几个企业，有的妇女上班去了，有的在家里摇纱织布。经商的空档期，我就在家里摇棉纱、织布。操作摇车先将棉花摇成棉线，然而用织布机将棉线织成长长的布，最多一天可以织布十多尺。一尺布可以卖三角钱。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我和老公居然还清了全部欠债。小队长老周得知这个消息赶过来说：“你们能提前二十年还清债务，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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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后，新房子我家与小叔家各拿一间，原来的老屋前半间归我家，后半间归小叔家。我有两个儿子，小叔有一儿一女。我想到两个儿子长大要讨媳妇的，每个儿子总要有一间房子，如果连一间房子也没有，谁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
还清债务后，我与卫雪南继续划着小船经商，虽然累点苦点，但是内心非常开心。渐渐地家里也有了积蓄，我就与小叔商量买他那半间房子。小叔说回去与老婆商量一下。我当然明白小叔的意思，他是“妻管严”。我耐心等了几天，不见小叔回复，我开始焦急起来，每回见到小叔想问，但他总是避开我。我把这个事告诉了小姑爱仙。爱仙就帮我们做二哥二嫂的思想工作，但是一直没有结果，我想这事可能黄了吧。那天阳光明媚，小叔和弟媳却进了我家大门。小叔说：“那半间房子同意卖给你们，毕竟你们有两个儿子。”我又不太会说话，只知道傻笑。弟媳阿铃说：“我们考虑了很久，这个房子如果不卖给你们，我们老了也会被两个侄儿指着脊梁骨骂的。”我们买半间旧屋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新房。
1980年我们生产队将部分土地、农田承包到户。塘栖出名产枇杷，我家也有几棵枇杷树，可是当时枇杷经济效益非常低。有人引进了甘蔗。甘蔗产量高，价格也高。我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砍掉了自家的枇杷树，在自留地上种上清一色的甘蔗。清明前，我们约上姐夫等几个人，借上一条水泥船，摇上三四天到达上海等地零售甘蔗。十多年之后，枇杷效益提高了，家家户户又种上了枇杷树。
老公阿吉也被新组建的宏畔建筑队招了进去，因为他读过几年书，不仅右手会打算盘，而且左手也会打算盘，人称吉先生。不久，他被建筑队安排在财务室。
大儿子小学毕业未能考进初中，就回来跟着我学做小生意。我带着大儿子划着小船做了一年小生意。大儿子觉得不适应，提出要读书。老公阿吉在宏畔工作，就托了人让他进了宏畔中学读书。这次上学，彻底改变了大儿子的人生命运，后来他进入机关工作，还成为省作家协会的会员。
过了几年，家里积蓄有了两千元左右，我们打算把那间旧楼重新建造，当时西洋楼比较流行、时髦。旧楼东边是沈文旗家，西边是吴建松家。最好的方案与左邻右舍同时建房。如果东西两侧不同意建房，我们是没法建房的，因为先建要让出一定的土地空间。我去沈文旗家问，文旗说：“还没有准备好，小孩子还小，等等再说吧。”问吴建松，他说：“房子刚建过两三年，再建浪费啊。”
我说：“我家儿子慢慢长大了，我们要建房。”
吴建松说：“你们建房我不反对的，但是不要影响我们房屋的安全。”
我说：“这是应该的。”
碰了两次钉子后，我想建房的梦想可能要泡汤了。
时间真是个好东西，有些问题的答案时间会告诉我。一年之后，沈文旗到我家来说他们要建房，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一起建造。
我说：“当然愿意，儿子快长成小伙子了。”
沈文旗说：“老婆进了镇上的化工厂上班，结交了几个姐妹，她们非常支持建房，愿意借钱给我们。”
这次是建一间新楼，用了三天时间。我花钱了请了几个木匠师傅、泥匠师傅，小工还是叫亲戚、邻居、朋友帮忙。建好后，我心里有了点底气，因为家里没有负债，还稍有点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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