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希

第一次人生：数学

当年高中毕业时，我按填报的志愿进了复旦数学系。

　　报考复旦数学系，说来有点“历史的误会”的味道。父亲早年就读于浙大数学系，四年级时离校参加学生救亡运动，此后一直未能以数学为职业，母亲引以为憾。所幸（抑或不幸？）的是，我念高中时文理都尚可，毕业遂报考数学以了却母亲心愿。此后念书、教书，中间还夹着政治运动，一晃就是十几年。再后来，学校派我去法国当访问学者。可以说，正是这两年的生活促成了我的改行。在当时的环境下，到了国外，对人生定位的思考很自然地跟在国内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巴黎高师这样一个随处都能感受到哲人余韵的宽松环境里，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人生道路宽广得很，改行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并非大逆不道，因此，我在回国时即已“脑有反骨”。但真的跨出改行这一步，毕竟又等了十年。刚回来，觉得既然受惠于公派，应当有一段时间报效学校才是。接着，系里要我当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我婉谢坚辞均未果。好在当时精力还较充沛，似乎还能一心二用，就一边教课带研究生，一边翻译文学和数学作品。直到知天命之年，痛感非作出抉择不可，才决然改行，调到译文出版社工作。就这样，少时埋下的对文学的兴趣、对翻译的向往的那颗种子，在学了五年数学、教了二十八年数学之后，终于发了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曾经长期浸润在数学的温泽中，我并不后悔。数学的难以言喻的美，我有幸在高等数学的学习和教学中领略到了。我依稀感到自己有两次人生：数学的人生和翻译的人生。

翻译是一种选择：《成熟的年龄》

入夜的巴黎蒙蒙细雨，让人生出几分寥落之感。金德全约我到一家咖啡馆见面。当时我在巴黎高师进修数学，住在拉丁区的学校宿舍。德全是柳鸣九的研究生，见面后他说想让我翻译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中篇，准备收进柳先生主编的丛书。我跟德全并不熟稔，自忖他可能知道我爱好文学，但好像不会了解我的文字好坏。我把这点疑虑告诉了他。他的回答很笼统，大致是尽管没看我写过什么，但知道我能胜任云云。就这样，很受鼓舞的我决意译中篇小说 L’age de disc rétion（《成熟的年龄》）了。但当时两年进修已快期满，写数学论文不敢怠慢，所以翻译时作时辍，全部译稿在回国后才完成。

　　毕竟是第一回译小说，虽说改了好几遍，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所以，当一位父执辈的朋友说他跟郝运很熟，可以带我去见郝先生的时候，我真有些喜出望外。想象中的郝运先生，待在一座面对草坪的小楼上，精致的大书橱里满满当当都是外文书，喝着咖啡，说不定还抽着烟斗。

　　没想到，我被领进一条旧式弄堂的石库门房子，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厢房。不大的写字桌上凌乱地堆着书稿，一套原版大词典跟写字桌隔床相望，这套共有十来个分册的词典（后来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兰西学院编纂的文学词典），摞起来高可过膝，但沉甸甸地放在搁板上，显得很旧。郝运先生满头银丝，没有一点架子。可我一见他，马上想起《成熟的年龄》里的一句话：雪白的银丝映衬着滋润的脸色，是一种风度。郝运先生看了我的“处女译”，给了我充分的鼓励。我译的初稿，他对照原文逐字逐句修改、批注。这种作坊式的训练方法，使我受益无穷。1982年下半年，终于把经郝先生寓目的译稿托人捎给了德全。后来，又将另一份誊写稿直接寄给了柳先生。让我想不到的是，它要等到十年以后的1992年，才能变成铅字收入《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

　　但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是，我作出了一个选择，悄悄地开始了文学翻译这第二个人生。

寻找文字背后的感觉：《古老的法兰西》

回国后不久，徐知免先生写信来，为《当代外国文学》杂志约译中篇小说《古老的法兰西》，并把原书一并寄来。学法语时，读过徐先生编的语法书，一直对他心存敬意。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我译得很投入，努力去捕捉洗练、生动、白描式的文字背后的感觉。我在床边放一张纸和一支笔，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或句子，马上摸黑写下来，第二天清晨看着歪歪斜斜的字，心里充满欢喜。徐先生收到寄去的译稿后，回信称赞拙译“清新、传神”，使我大受鼓舞。

　　但译文在杂志上发表时，标题被改成了《法兰西风情》。我觉得这个标题非常不合适，写信给徐先生力陈己见。在我看来，作者想写的是“古老的法兰西啊，你这片充满愚昧、无知的土地……”这种况味，与“法兰西风情”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木已成舟，杂志上的标题是改不回来了。六七年以后，这个中篇被收入《马丁·杜加尔研究》书中时，才恢复了“古老的法兰西”的原名。

尝试粗犷的笔触：《王家大道》

小说《王家大道》，叙述的是一个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故事，它几乎就是作者在莽莽密林中冒险之旅的写照。小说粗犷雄浑的风格，是马尔罗本人气质的流露，是从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在他笔下的印度支那密林，蛮荒而诡异；置身于这片神秘浩茫的背景下的人物刚毅、强悍，但又不时感到死亡的念头在脑际萦绕。这种气质，与我自己的相距较远。翻译过程中，常会感到有些“隔”。在这一点上，译者也许就像演员。本色演员有他的长处，但也有短处——他往往会难以为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译者得做“性格演员”（能够假想自己是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才好。老是“本色出演”是行之不远的。

　　译稿最初收入柳鸣九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1987年底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97年，由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2011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决定出版拙译文集，当年6月出版社版权部向法方洽谈购买版权事宜。不想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拖宕了两年多的时间。直至2014年1月，《王家大道》译本才姗姗来迟，与早已出版的“周克希译文集”前十三种译作会合，结束了长达一年的“失联”状态。版权“一夫当关”，竟能把套书的出版时日生生推迟，让译者和编辑如此无可奈何，实在是始料不及。

深深的怅惘：《不朽者》

1984年初在校图书馆看到都德的长篇小说L’immortel（《不朽者》）时，不由得动了心。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他还写过十来部长篇，译成中文的却好像只有《小东西》等两三部。都德小说的文字，笔端饱含感情。这种无所不在的感情，在好些作品中都表现为“含泪的微笑”、蕴藉的幽默，而《不朽者》却以磅礴于字里行间的激愤为基调，即便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总让人感到笑声、骂声背后的那份沉郁和酸辛。我想尽力传达这种激情，于是按照傅雷的说法，逐段逐句地揣摩，假如（当然只是假如而已）都德是中国人，他会怎么下笔。

　　我译得很投入，但很缓慢，直到四年以后才完稿。这四年间，家里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故：1986年6月母亲病故，1988年初父亲病重住院。全书翻译的最后阶段，正是父亲生命的油灯即将点尽的阶段。除夕夜，我在瑞金医院的病房里跟父亲一起吃了年夜饭。第二天，大年初一阴冷的早晨，尽管外面鞭炮放得正热闹，我的心却感到压抑、凄凉。就是在这么一个早晨，就是在这么一种心情下，我译完《不朽者》的最后一个章节，在留下年迈双亲手泽的译稿末尾，写下了“译毕于二月十七日，年初一早晨”这几个沉重的字样。二十天后，父亲去世。这部见证了我的忧伤的译作，本身也命运不济，又过了五年才得以面世。

　　对于坝体填筑进行质量检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进行关键位置检查，还需要展开随机取样检测，以此确保坝体填筑质量达到压实标准要求。这一过程中，在进行粘性土检验时，不仅需要检查干表观密度，还要对含水量加以检测，其操作频率主要控制在边角夯实进行2-3层取样，碾压面与均质坝都是一次取样；在进行砾质土检验过程中，则实施与粘性土同样的操作，但应进行粒径5mm以上的砾石取样；在进行反滤料检测时，主要通过对干表观密度，以及颗粒级配与含泥量进行一次性取样；而在进行过渡料与坝壳砂砾料的检测时，则分别对干表观密度和颗粒级配进行一次取样即可；坝壳砾料与粘性土检测的取样频次保持一致；堆石料则与过渡料的检测项目一致。

　　记得刚开始曾试译千余字交出版社，总编看后当即拍板，编辑室主任第二天就和我签订了翻译合同。饶是如此，译稿还是命运多舛。其间，出版社一度建议将它收入都德小说选集，但我太想在译文出版社出一个单行本了，所以没接受这个建议。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书名“不朽者”太不吸引眼球，最好能改换一下，我也没有同意。

　　《不朽者》终于成了我这个不很听话的初学者的第一个单行本（没收入译丛的）译作。但1984年起译，1993年出书，又是一个十年。

大仲马情趣：《基督山伯爵》

1990年下半年，韩沪麟和我应译文出版社之约，合译《基督山伯爵》，他译前半部，我译后半部。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小说，从开译到1991年底出书，只用了一年稍多一些的时间。

　　2011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拟将这部小说收入拙译文集。我向沪麟兄打招呼，表示想重译前半部，他慨然答允，大度而无芥蒂。于是，我摈弃顾虑，放手重译。说是重译，其实跟新译没什么不同。前半部完全另起炉灶，重新翻译。后半部虽说是自己的旧译，隔了多年回头去看，也觉得几乎应该推倒重来。其中原因，一是理解上的问题，这么些年“跌打滚爬”下来，在对原文的理解上多少有些长进，看旧译几乎每行每段都有修改的冲动；二是行文习惯上的问题。举例来说，当初用的“的了吗呢”，现在看来不妨能删就删。

　　大仲马的小说，文字纯正、流畅而有情趣。以前我们似乎有点小看大仲马，对他的有些小说的印象是“故事好看，文字欠佳”，其实责任并不在作者。这位精力旺盛、特别会讲故事的小说家自视甚高，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克希译文集》

重温少年侠气：《三剑客》

《侠隐记》是我少年时代很爱看的一本小说，侠气逼人的主人公，使一颗幼小的心灵为之震颤。那时看翻译小说，并不注意译者为何人。知道《侠隐记》就是《三个火枪手》或《三剑客》，知道译者伍光建是复旦教授伍蠡甫的父亲，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我在复旦念数学时，去外语系听过伍蠡甫的讲座。伍先生演讲很特别，手里拿着一本英文书，边看边讲。讲的是艺术史，讲到一处，突然卡住，问台下前排的听众：“FullStop是什么？”学生答曰：“句号，一点。”

　　我虽在数学系读书，却爱看小说，看得又多又快又杂。有一次借了英文的The Three Musketeers来看。看着看着，觉得这本曾使我心向往之的小说，英文并不难懂。一时手痒，试着翻译了几页，自己觉得还行。同寝室睡我下铺的养廉，是这几页可怜的“处女译”的唯一读者。我找来李青崖的译本《三个火枪手》，悄悄比对了一番，心里暗自想，翻译好像并不神秘。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别说那几页纸早就不知去向，就连这件事，也很快就被遗忘了。

　　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译这部小说，记忆中的往事才浮现了出来。记得那是家里刚开始装空调的年头，大热天里，全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分头帮我誊写《三剑客》的译稿，那种氛围令人不胜怀念。

　　交稿后不久，编辑来长途电话，说译得不错，但她仍有不少改动之处，并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用大手笔勾勒出来的肖像画”中，将“大手笔”改成“名家手笔”，理由是原文为main de mai re。第二个例子也是相仿的情况。这大大出乎我的意外。而我激烈的反应，也大大出乎她的意外。她说，想不到平时很随和的我，竟会比一些翻译名家（她举了几个我熟知的名字）还“不好说话”。我说，那就把稿子撤回吧。她毕竟宅心仁厚，没计较我的态度，同意把校样寄给我，所有改动是否采纳以我的意见为准。我至今很感激她的宽容。

好译文是改出来的：《包法利夫人》

1996年初，我任职的译文出版社约我重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这部篇幅并不算大的小说，我译了整整两年。译文一改再改，几易其稿。每日里，我安安生生地坐在桌前，看上去似乎悠闲得很。其实，脑子在紧张地转动、思索、搜寻，在等待从茫茫中隐隐显现的感觉、意象、语词或句式，性急地逮住它们，迫不及待地记录下来。每个词，每个句子，每个段落，都像是一次格斗乃至一场战役。卫生间近在咫尺，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从写字桌前立起身来。我唯恐思绪一旦打断，会难以再续，担心那些感觉和意象会倏尔离我而去。

　　评论家称福楼拜的文字有音乐性，“甚至可以在钢琴上弹奏出来”。这样说也许只是形容，但他的文体之讲究，用词之妥帖，语句之富有节奏感，在阅读原文时确实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我对自己译文的要求是：选词力求精准，语句力求上口。陈村在代序中说：“他的译文是可以读的，我曾出声地读，很舒服。他的文字不夸张更不嚣张，肯用真嗓平常地说，把功夫做到了内里，贴心贴肺。”真诚的称赞令我感动，让我相信译者的苦心不会白费。

用心灵去感受：《小王子》

译文出版社约译的另一部小说《小王子》，一开始也是“遵命文学”，但译着译着，动了感情。这是一部写给孩子，更是写给“曾经是孩子的”大人看的小说。文字应该明白如话；基调是一种诗意的忧郁，一种淡淡的哀愁。要用孩子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哲理。“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感受”——翻译也是这样。

　　小说中的狐狸是个智者，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apprivoiser。我一开始按它的基本释义，译成“驯养”。但后来觉得这个译法放在上下文中间，好像有点突兀。为了追求译文“明白如话”，我反复改成“跟……要好”、“跟……处熟”，甚至“相与”之类的译法。但我心里明白，这些译法都没有到位。最后，仍然采用“驯养”的译法。看来只是回到了原点，其实动荡不安的思绪，是在语词的丛林中游荡了一圈、踟蹰了一番过后，才最终落定在了这一点上。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孙儿载欣已经到了听故事的年龄。我把《小王子》的大致内容，尽量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他听得非常专心。听完后，他要求“拿书读给我听”。我逐字逐句地读，他似懂非懂地听，入神的表情让我心生暖意。过后有一天坐在车上，他望着车顶的玻璃天窗，若有所思地说：“天上在笑的星星，就是小王子吗？”

略带佻达的文体：《侠盗亚森·罗平》

调至译文出版社做编辑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任溶溶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上班。任老是我们敬仰的前辈，他平时和同事相处，却没有一点架子，随和、亲切而又风趣。

　　他主政《外国故事》杂志后，向我约稿，要我每期为杂志译写一篇亚森·罗平的作品。亚森·罗平在法国侦探小说中的地位，跟福尔摩斯相当。但他并非福尔摩斯那样的侦探，而是经常跟侦探对着干的所谓“侠盗”。从中也许可以看出法、英两个民族（至少在那个时代）不同的性格特点。罗平是“盗”，然而“盗亦有道”，这个侠盗在身为法国人的作者眼中，比福尔摩斯更可爱。因而，小说的语言用的是灵动的口语体，活泼、轻松，有时甚至略带佻达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