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侠

下午五点在旧书摊上

这时是下午5点06分，我在一条街上毫无目的地行走。喧哗的街市，遮蔽在物质的阴影里，到处都是没有表情的面孔，很像一幅陈年的旧画。

　　我的目光在大楼的缝隙里毫无目的地翻找，一束阳光落在拥挤的街道上，形形色色的鞋子从它身上踩过，大大小小的车辆从它身上碾过，它依然灿烂在街心。也许是它的存在，反衬出更多的污秽。

　　在一个旧书摊上，我沉没在发黄的岁月里，想和孔丘同志聊聊文人的自尊。我的鲁国老乡，依然靠干肉生活，一件遍是污渍的长袍，裹紧疯长的思想。老孔同志在多国的风尘里奔走，总想弄套官服穿穿，再体验一回杀少正卯的快感。老爷子最终没能如愿，还得在乡村的屋檐下，用思想换取干肉。

　　得志的文人又能如何？商鞅也曾威风一时，砸了多少人的饭碗，最终叫人家五马分尸；司马迁更惨，让人家割了卵子，弄得连男人都做不成。说到底还是庄子聪明，压根就不和权贵搭边，落得清闲自在。纵观古今，中国知识分子天生贱骨，读几本破书，就以为可以拯救天下，为一展抱负，不惜奴颜婢膝，巴结权贵，一旦碰得头破血流就灰心丧气，把一腔大志泡进酒杯，以名士自居。

　　反观自己，又何尝不是。本是一介武夫，偏要跻身知识分子堆里，想给自家祖坟添几分书香。我查过族谱，我们老张家三十代内都是农夫，就我曾祖念过几年私塾，算是我们家族里学历最高的，按今天的知识分子标准，顶多算一个摘帽文盲。在我这个年纪以上的，我算是家族第一个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有知识分子补贴作证）。

　　这个知识分子头衔除了每月给我带来十二块五毛的经济实惠，还让我活得比一般人体面，我应该知足了。可是它给我带来的痛苦也让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主要来自心灵，知识让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对这个社会的种种虚伪和欺骗看得过于清楚，而自己对一个失去公平的社会又无能为力。我常常看到我被自己的影子击倒，口吐鲜血，胸前的伤口绽开成玫瑰。我总是看到一排牙齿，当我发现潜伏其后的舌，就已中箭。

　　我已习惯在黑夜行走，我只辨认路口，而无须辨认面孔。我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一只蝙蝠，投靠太阳是我最大的失误，因此而失去会飞的翅膀。我将自己置于刑架之上，让炼狱之火焚烧。我听见良知痛苦的嘶鸣和灵魂的抽泣。

　　我站在这一堆书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条软体小虫，似蚕非蚕。我听见有人叫我书虫，我觉得很委屈。我拼命地啃书，想使自己强壮起来。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破坏力，我在他们眼中始终是一条虫。

在夜晚的街道行走

我从十几岁就在乌市街道上行走，但对这个城市，我总是爱不起来。有个朋友说，主要是这个城市没有你的情人。的确，我的爱情最初发生在它西边的那个城市，直到今天我还认为那是新疆最美的城市，那个城市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感到亲切。而眼下的这个城市，带给我的只是嘈杂和烦恼。八十年代前，这里更像一个煤矿，到处灰不拉几，就连鸟都像是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这些年，乌市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仍然对它爱不起来。

　　昨晚，从“海德”走出，我让老李把车开回去，自个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着。晚风顺着大街吹来，扑到脸上，挺爽的。新疆的城市就这点好，即便最炎热的日子，到了晚上也像秋天一样凉爽。我突然想起一个喜欢黑夜的小姑娘，也许是她这种黑夜性格，让我记住了她。风高月黑，花前月下，同样是夜晚，前者是强盗的天地，而后者却是情人的梦境。很长一段时间，我被一种黑夜意识折磨着，我认为，我从一出生，就背负着沉重的黑夜，欲望和现实之间总是无法平衡，无休止的欲望，就像一只无法抗拒的巨手，将我推向无边的深渊，而残酷的现实总是将我的欲望一次次毁灭，于是，我被生活折磨得伤痕累累。我便沉没在痛苦的黑夜之中。

　　我在黑夜里独行，我喜欢上了蝙蝠，我觉得它是这个世界唯一可以沟通的生命。蝙蝠的形象充满了我的诗句：痛苦如哀鸿的羽毛/从自由的天空纷纷跌落/思想的鳞片化成高昂的帆影/向着没有遮拦的宇宙出征。有一次，我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差点儿要了老命，一个战友特意捉了一只蝙蝠，说是能治我的病，一定叫我吃了它。我望着罐头瓶里的蝙蝠，突然觉得那就是我自己，我抱起那瓶子，跪在病床上，泪流满面地乞求我的家人把它放掉。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大家以为我发烧烧得神经出了毛病，谁也不肯动。那时我已发了四天高烧，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我见他们无动于衷，不知哪来的力气，我竟从病床上爬下来，抱起瓶子就往外跑。手腕上的吊针猛地脱落，鲜血从针孔里流出来。大家赶紧把我按住，答应一定把蝙蝠放掉。至今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保护那只蝙蝠。说也怪，那只蝙蝠一连几天在我的窗前飞，有时它飞得很低，好像怕我看不到似的。大家都觉得奇怪。其实，任何动物都有灵性，尤其这种来自黑夜的动物。

　　我想，那个喜欢黑夜的女孩，一定有她的道理。这个世界丑陋的东西太多，黑夜可以掩去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东西。夜晚的城市，烦人的喧嚣退去，喜欢在太阳下表演的人们像鸟一样回到那些楼型的树林。我的头顶是智慧的星星，一群苏醒的灵魂。我沿着大街走着，路灯在我的前方列队，此时，我想如果蓦然回首，那人会在哪里？

和父亲的灵魂对话

我打开稿纸，想走近诗歌。窗外是一个被假象遮掩的城市，一些弯曲的脊梁在汽车的夹缝里行走，一些人微笑，一些人痛苦。我的眼前一片苍白，我突然怀念起父亲粗野的呵斥和一只布鞋击打屁股的温暖。

　　我的父亲是一个让我敬重而又很难理解的人，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在东北的密林里和小日本打仗。父亲最初是一个伐木工人，他以强悍的体魄和胆气受到工友的拥戴，成为他们的老大，林场主让他做了把头（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工头）。这个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他带来了致命的麻烦。

　　后来林场被日本人抢占，日本人的残暴惹怒了血气方刚的父亲，他和几个工友在老林子里弄死了一个日本伍长，之后连夜逃到一个叫烟筒山的地方，准备往关内走。父亲在那里遇到一支抗日队伍，为首的叫韩义顺。其实他们原是占山为王的“胡子”，说白了就是土匪，东北沦陷后，不少有血气的土匪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也有不少借抗日的名义扩充实力。父亲说老韩最初也是想借机扩充地盘，后来他在乡下的妹妹被日本人糟践了，含辱而死，老韩才真恨起日本人。

　　老韩得知父亲杀过日本人，对父亲特别器重，他们很快成为知己，并委任父亲为二当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就是缘于这段所谓当土匪的经历。

　　这是一支仅有三十多人的队伍，一共有十八支步枪，四把驳壳枪，其余的是大刀片和红缨枪。这点儿装备用于打家劫舍足可以雄霸一方，可是要打日本就显得势单力薄。在父亲的策划下，他们袭击了父亲工作过的那个林场，那是这支队伍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他们打死了六个日本人，缴获了一挺轻机枪和一些枪支弹药。这次成功的袭击，不但队伍士气大振，也使他们的名气大增，附近的几小股土匪和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要求加入，队伍一下子扩充到近百人。他们起了个番号叫“长白山抗日救国旅”，老韩任司令，父亲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不久，日本人就派兵围剿他们，父亲建议先躲起来，再伺机行动。老韩坚持要和日本人拼一次，他说上次袭击林场，偷偷摸摸不过瘾，要和日本人面对面地干一次。那次行动，他们差一点儿全军覆没，有六十七个兄弟永远躺在了那个山头，老韩也死在那次行动中。父亲凭着在森林的生活经验，带着十几个兄弟逃出日本人的魔爪。父亲后来回忆说，那简直是场噩梦，他们连日本人的影子还没看到，许多兄弟就死在日本人的小钢炮下，老韩被一块弹片击穿了胸部，他临死时只骂了一句：我操你娘小日本！老韩死后眼睛一直睁着，他死不瞑目。

　　父亲后来领着他的残部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他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却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上。他死后，身上没有党旗，他是带着一顶“匪首”的帽子离开人世的。我记得，那是1971年初，正好大年初四，患有严重肺心病的父亲已被没完没了的批斗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哥哥突然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起初，我们都瞒着父亲，可是那些人却押着哥哥在我家门口喊口号。父亲在一片激昂的口号声中含恨而去，他死时和老韩一样，眼睛也一直睁着。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永远也读不懂的东西，它一直在我灵魂里，让我无法忘记。

　　父亲没给我留下任何遗产。我们兄妹六人谁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福荫。我十五岁就远离故土，浪迹天涯。可我们都敬爱父亲，父亲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很伟大。不久前，有一部叫《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电视剧，妹妹说那个石光荣有点儿像父亲，真的，那性格、那品质，甚至那体形都像。我想，石光荣也许代表了那一代人。

　　我一直想为父亲写部传记，但是，我无法对他这代人做出一种更合乎人性的评价。尤其在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将怎样评价那代人的生命价值。我一直在苦苦思考，想找到一种非表象的、概念化的理解。我不能简单地将石光荣身上那些愚昧的东西作为民族精神，作为优秀品质去歌颂，去发扬。我必须从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滤去那些被异化的东西。

　　我和父亲进行过无数次灵魂对话，我发现，我和父亲之间有一条很难逾越的鸿沟。有时我想，也许我的灵魂已被污染，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潜入我的血液。是的，我们很难摆脱一个时代的烙印。我和父亲属于两代人，就像我和我的女儿。但是，一个民族，必然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可供延续，那是维系一个民族血缘的链条。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用几千年的苦难打造出的民族精神，那种精神是无形的，是在我们民族血液里世代流淌的遗传基因。当民族遇到危难，民族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这种精神就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的伐木工，他有一万个理由让自己沉默，他完全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逆来顺受，可是，他偏偏选择了以生命为代价的保家卫国的道路。父亲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完全出于一种本能的民族自尊，就是那种不灭的民族精神激励了他。

　　去年，我一个非常崇拜赵薇的学生，就因为赵薇日本军旗事件，一怒烧毁了积攒了几年的赵薇的图片和磁碟，从此她对赵薇持非常蔑视的态度。我不想评价这件事的对错，但她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在下一代的延续，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还有，这几天的论坛里，人们对于“昭和”一词的敏感和愤慨，都让我感到欣慰。我相信维系我们民族血缘的链条一定会延续下去。

故乡在母亲的皱纹里

上个月，我从北京回到故乡，在妹妹的农家小院里，守着年迈的母亲，和一群鸡为伴，过着和网络隔绝的日子。城市的喧嚣虽已遥远，我却像一个刚卸装的演员，从熟悉的舞台上走下，思维仍留在扮演过的情节里。

　　黄昏的时刻，偏瘫的母亲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暗淡的天空写满她无奈的目光，一只燕子在对面的树上鸣叫。我读着母亲沧桑的面孔，突然感到一种孤独和悲凉。

　　在返乡的火车上，满脑子都是儿时故乡的影子。儿时的回忆就像一部永远也放不完的旧电影，模糊的，久远的，却是无比亲切温馨的。那些记忆是烙在内心最深处的，你不用经常去触摸，它会永远在那个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当你最脆弱的时候，它会给你的心灵最平静的抚慰。

　　刚刚踏上火车，熟悉的乡音就扑面而来，让我感到触手可及的亲切。那会儿，我很久不说的乡音突然自然欢快地蹦出来。有人说乡音是心中最难忘的童谣，即便岁月年久，但是当别人唱起来的时候，你也会很快地回忆起来。

　　我最先想起的是三爷那片杏林，那是我儿时的“百草园”，给我留下过许多乐趣。我小时候常常一个人躲在那里玩一些在别人看来很古怪的游戏。我最喜欢玩“蚂蚁过桥”，在离蚂蚁窝边一尺远的地方挖一道沟，在沟里尿一泡尿，然后用麦草搭一座桥，让蚂蚁从桥上列队走过。我事先把蚂蚁捉到沟这边，用樟脑球封锁所有的通道，逼着蚂蚁从桥上爬过。当我指挥这些蚂蚁的时候，幻想着这就是我的军队，心里有种拥有权力的快感。

　　我发现，我立足的所谓故乡，就像个穿西装的农民，现代文明在传统的废墟上蔓延。三爷的杏林像一个久远的故事消失在一条街市中。在一个卡拉OK练歌房里，一群年轻人正用浓重的乡音唱着周杰伦的歌曲。在我的记忆里，乡音里都是高昂的山东梆子，戏文里那些关于秦琼、武松之类的故事，让我从小就有一种做山东人的自豪感。不知怎的，听到用乡音唱出来的流行歌曲，总觉得很别扭。

　　在我的家乡，黄牛曾是衡量贫富的重要标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故乡人世代追求的一个梦。我祖上是贫农，从我爷爷那辈就没有过牛。解放以后，据说我们家分过一头小母牛，大概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进了生产队的牛棚。在我记事以后，牛棚就成了村里的文化中心，因为那时的人太穷，油灯都点不起，牛棚是公家的，全村最亮的灯在牛棚，牛棚里的灯光吸引了许多不爱早睡的人。人们聚在这里，互相传播村里村外的新闻，讲着那些老掉牙又百听不厌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是听闲书，就是由一个人读，大家听，内容多是《七侠五义》、《包公案》、《水浒》、《三国》之类。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读书会。我应该感谢这种“读书会”，美丽的故事和牛粪味孵化了我的文学梦。

　　然而，祖祖辈辈陪伴我们的黄牛在我的家乡绝迹了，在一个多月里，我没见过一头黄牛。我问过妹夫，他竟觉得我的问题很可笑。是啊，几乎家家都有拖拉机和农用车，谁还用牛？二牛抬杠式的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农机、农药、化肥这些现代科技的产物，使中国农业进入了集约化生产模式，粮食产量几乎增长了六倍。

　　农业的科技进步使农民远离了饥饿的威胁，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也让我触目惊心，单纯地依靠化肥，不但日益加重农业成本，而且让土地严重退化；过量的使用农药，使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给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作物病虫害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年年加重。一些城市现代病开始在这里蔓延，就在我呆的一个月里，一个一万多人的镇子，先后六个人患脑溢血和脑梗塞。我妹妹刚过四十，就患了这种病，差点儿丧命。也许苦难和幸福是一对冤家，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离开家的时候，我还是个不知道愁滋味的少年，而今将到知天命之年，可是山东人那种独有的性格印记，仍在我血液里流淌，就连乡音也无法彻底改变，即便普通话说得如何标准，可时不时地还是能流露出山东人的音质，尤其是心情激动的时候，那乡音更浓。无论如何地掩饰深藏自己，山东人那种疾恶如仇的火爆总会在最后的时刻暴露。

　　当我回到故乡的怀抱，却发现我已经成了一个外人，我很难再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几乎有九成的人用陌生的眼光看我。一个和我同窗了十年的女同学，一个小时都没认出我。那个当年我曾暗恋过的柔情似水的小女孩，如今已是珠光宝气的商人妇，一条粗大的金链子，在她的脖子上闪闪发光，当年的那种感觉再也无法找到。

　　夕阳慢慢地落下，那只燕子还在暮色里鸣叫，我感到一种孤单。一抹余晖映在母亲沧桑的脸上，岁月在她的脸上一轮轮展开，我突然感到，我记忆中的那个村庄已收藏在母亲的皱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