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

　　2010年的夏天，我带着妻子和女儿从波士顿飞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前往旧金山。从旧金山北行大约一百五十英里，来到圣塔巴巴拉县的一个小镇索尔万（Solvang）。丹麦后裔占小镇居民的三分之二，常住居民不到五千人。1911年，几名丹麦教育者来到此处建房垦殖，随后来自丹麦和其他地方的移民聚居于此，逐渐形成规模，丹麦风情成为小镇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Solvang在丹麦文里意为“阳光四溢的田园”，丹麦语是小镇常用的语言。不少建筑透出地道的丹麦风格，一些屋顶上建有鹳鸟雕像。丹麦民间流传许多关于鹳鸟的传说，这种鸟类生活在尼罗河畔，只有在炎炎的夏日才会不远万里飞到北欧，在各式各样的屋顶上筑巢，繁殖后代。在安徒生的童话《鹳鸟》中，一个叫彼得的孩子规劝嘲讽鹳鸟的同伴，认为讥笑动物是一种罪过，鹳鸟们为此把自己统一命名为彼得。作品表现了丹麦人对于鹳鸟的特殊情感，以及围绕着鹳鸟的绚丽梦想。这个小镇已经成为促进丹麦和美国的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丹麦的玛格丽特公主早在1960年就来访过，1976年又以女王的身份重游此地。百年小镇在2011年又迎来了女王的丈夫亨里克亲王。小镇上有四台丹麦传统的风车，还有美人鱼馆、博物馆、教堂和剧场。街道两侧是精致的商铺，售卖的多为食品，像西点、面包、咖啡、巧克力、冰淇淋等等。有一家在塔楼里开店的Tower Pizza是小镇上颇为知名的比萨店，食客如云。小镇位于加州著名葡萄酒产地圣伊内斯山谷（Santa Ynez Valley）的中心位置，四周是牧场和葡萄酒农场，不远处就有一些著名酒庄。2004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Sideways（《杯酒人生》），这部电影以索尔万为外景地，讲述了两个落魄失意和青春消逝的中年男人通过一次旅行重新找回并发现自我的故事。葡萄酒在电影中如同一道芳香的潜流，贯穿了故事的始终。

　　索尔万小镇折射出美国移民社会的包容性，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移民更是纷纷迁往小镇。圣塔芭芭拉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打下了移民文化的深刻烙印，她得名于1604年，命名人是西班牙探险家塞巴斯蒂安·维泽凯诺。为保护西班牙人的利益，西班牙国王在1782年下令修建了要塞。1786年建造了第一座教堂——圣塔芭芭拉使命教堂（Santa Barbara Mission Church），是同一时期由西班牙人在加州海岸线上建成的教堂中的佼佼者，被誉为“教堂中的女王”。1850年，圣塔巴巴拉的第一个市议会成立，成员是清一色的西班牙人，会议记录也用西班牙语写成。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为这座城市涂抹上浓郁的底色。到了1870年代，随着美洲各地移民的涌入，英语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与丹麦移民在索尔万小镇落地生根的温馨记忆相比，华人的移民历史可谓血泪斑斑。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之后，从1849年到1882年，共有三十多万华人进入美国，从事金矿开采、铁路修筑和农业种植等苦力活儿。在1880年订立的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中，第一款就是排斥华工的内容。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受尽折磨。华人成了南北战争后经济衰退的替罪羊，敢于吃苦受累的华工被视为造成失业大潮的根源。我看到过一份刊登在1890年代报纸上的排华广告，中国人被丑化成“吃老鼠的民族”，图中一个拖着长辫子的男人仰起脖子，左手提着一个老鼠笼子，右手正举着一只活老鼠往嘴巴里送。图中还有一行英文“THEY MUST GO！”（他们必须滚出去！）2005年6月，在洛杉矶的一个轻轨施工工地中，工人在挖掘地基时发现了一百零八具华工的遗骸，其中混杂了来自中国的瓷器和一些刻着中文的墓碑。研究人员经过鉴定，在这些修建铁路的华工留下的遗骸中，有不少还残留着被枪杀而亡的巨大创伤。洛杉矶华人遗骸事件再次印证了华工在加州的苦难历史。

　　天使岛（Angel Island）是美国旧金山湾中的一座小岛，这里绿树掩映，但其美丽的名字和美妙的景致却与一段非人的历史构成一种绝妙的反讽，因为这里曾经是华人遭受虐待、拷问和禁闭的受难地。这段血泪斑斑的受辱史给华人留下了沉痛的创伤，所以华人根据音译，称之为“埃仑”或“烟治埃仑”。孙中山1912年2月28日在旧金山丽蝉戏院对华侨发表演说时，就有这样的表述：“诸君今日之在美者，曾备受凌虐之苦，故人人愤激，前有抵制美货之举，今有争烟治埃仑之事，皆欲挽我利权、图我幸福耳。而不知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这座小岛和美国东岸纽约的“伊利斯岛”(Ellis Island)遥相呼应，是美国的两座移民岛，伊利斯岛上也曾拘留了大量来自欧洲各地的新移民。1775年，西班牙探险家阿亚拉发现了天使岛，并为之命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小岛成为保护旧金山湾的军队的驻地。1905年岛上设立了移民营（或曰移民拘留所），次年工程因旧金山大地震而搁置，1907年重新启动，1910年1月21日投入使用。这儿拘留的新移民多为亚洲人，华人又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一直到1940年8月12日，在一场大火的围攻之下，移民营才被迫搬迁到旧金山市内。在建于1978年中秋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题刻着一副中文对联：

　　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

　　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

　　关于华人在美国的受辱经历，国内的一些出版物做出了及时的反应。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七月，上海《申报》馆发行了由上海图书集成局铜活字排印的四十八回章回小说《苦社会》，讲述的正是当时移民加州的华人的“血泪生活史”。该书没有作者的署名，书前有漱石生的“叙”，认为二十回以后“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 被“卖猪仔”的华工上船以后，受尽虐待，几千人被锁在船舱里，吃不得饱，屎尿横流。第二十九回有这样一段文字：“原来下面七八十个横躺着，满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裳，是皮肉，只见脓血堆里，手上脚上锁的链子全然卸下。洋人俯身一看，才晓得至死了，手脚的皮是脱了，骨是折了，不觉也泛出垂涎，呕个不住。立刻叫水手到上面，拿来七八个大竹篓，用铁铲把这些腐尸铲下，吩咐连篓丢下海去。”在第三十九回中，商人紫兰的妻子和侄儿到旧金山探亲，只因为街名说差了一个字，被关进木屋，紫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疏通关节，最终仍然只能变卖家产，陪着病重的妻子和侄儿回国。被关在木屋的华人接受审查的期限少则两周，多则两年，其中有不少病死者或自杀者。一些通晓文墨的人在饱受凌辱的囚禁岁月中，用中文在木屋的墙上留下宣泄痛苦的诗句。一位被长期禁闭者这样表达自己的无奈和绝望：

　　今日为冬末，明朝是春分；

　　交替两年景，愁煞木楼人！

　　当时华人抵达旧金山后，被送往天使岛隔离起来，并接受歧视性的身体检查。他们被强迫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由于远渡重洋的华人大多来自偏远的乡村，有一些得了钩虫病或其他寄生虫病，就被移民当局视为危险的传染源，被严禁入境。有一些华人被查出沙眼，也成了被驱逐的借口。在移民当局的检疫条例中，1903年不许有沙眼的华人入境，1910年禁止钩虫病、丝虫病患者入境，1917年开始禁止有肝吸虫病的华人入境。一些木屋诗歌就记载了当时的真实境况。

　　握别兄弟与同窗，为口奔驰涉美洋。

　　岂知西奴心理丧，百般苛例虐我唐。

　　数次审查犹未了，还须裸体验胸膛。

　　我们同胞遭至此，皆因国势未能张。

　　倘得中华一统日，定割西奴心与肠。

　　想起愁来题首诗，因为家穷走花旗。

　　只望来到登岸易，谁知番奴转例规？

　　刺耳验血兼验屎，影有钩虫须调治。

　　取得洋蚨数十余，困在医房苦愁悲。

　　未知何日得痊愈，若得脱身奋志日。

　　一排走清唔向倚，免至凌辱受鬼欺。

　　梓里一看宜谨记，写我狂言留后知。

　　透过残留下来的木屋，可以想见当时被禁闭的华人的悲惨状况。在以石头为墙基的两层木屋中，三层的铁制“碌架床”或木制、竹制的双层床塞得密密麻麻，饭厅没有座椅，伙食奇差，费用自理，每人每餐必须支付八美分。1913 年，被拘禁在木屋的以卢栋牵头的十六位华人，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欧阳祺上书，细述在木屋中所遭受的虐待：“不幸被关员困在木屋，候至数月，未见了案。 不料木屋厨房之伙食大碍卫生，每日俱用无油无肉独清汤白菜一盘，并多少榄豉，已算作一席，八九人同食，日日如常，饭不给饱。……连受用数月之久。 刻下我等有数人在此，遍体青黄，以及脚软浮肿，行步艰难，出于无可奈何，无处可诉，想先生乃我华人代表，重人道主义，是以特候寸褚，敬求先生驾临埃仑一转，看伙食之陋食，并求先生设法，代我等挽回照拂一二，否则不理，我等之性命，又何难困死于埃仑耶？”欧阳祺随后多方斡旋，但无济于事。

　　在木屋中，马桶成排地摆放，没有任何遮挡，据称一些妇女如厕时只好把购物袋套在头上，以免被人认出。当年木屋的外围有隔离的铁丝网，还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木屋中的囚禁者遭到反复的盘问，甚至被问到家里有几扇窗户，裸体搜身亦是家常便饭。在木屋的诉苦墙上，有不少诗作流露出凄苦的乡愁和无尽的悔恨。

　　风清月朗可怜宵，木屋孤衾倍寂寥。

　　客有相思眠伴柳，卿无旅意恋窗蕉。

　　素娥未晓人间苦，白种偏囚东桠侨。

　　不若村居耕与读，优悠柴米乐箪瓢。

　　来到木屋十日余，眼见有人拨回去。

　　令人见景亦生悲，耗费金钱五千余。

　　孤身漂流到此处，不幸拨回父母悲。

　　嗰啲利息重重叠，未知何日还清主。

　　木屋闲来把窗开，晓风明月共徘徊。

　　故乡远忆云山断，小岛彻闻寒雁哀。

　　失落英雄空说剑，穷途骚士且登台。

　　应知国弱人心死，何事囚困此处来。

　　

　　和我曾经有过接触的有类似遭遇的是美籍华裔作家黄运基。1948年他15岁时移民美国，由于在1920年代其父亲也是以“纸生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曾经在天使岛上被关押了三个月，其合法姓氏是“卓”，为此黄运基饱经坎坷。1960年代初期，美国移民局掀起一场“坦白运动”，要求冒籍的华人移民自动交出公民证，然后重新办理入籍手续。1962年，黄运基的父亲黄植鸿被传讯，在威逼和讯问之下交代了实情。黄运基拒绝交出证件，也拒绝坦白，最终以“非法入境罪”被判处入狱三个月，监视居住五年。这一段遭遇如鲠在喉，黄运基以长篇小说《异乡三部曲》表现了美国华人的苦难史和奋斗史，作品中的余念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作家的自我写照。“天使岛”更是作品中的一个核心意象，作品中有这样一段：“父亲对念祖说：‘天使岛没有天使，这也是曾被关押在拘留所里的所有华侨的切身感受。……初到岛上拘留站时，第一关是检查身体。医生要所有被检查的人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在大庭广众裸露，尤其是在白人面前赤身裸体，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

　　美籍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小说《骨》以具有极强的自传性色彩的笔触，讲述了旧金山唐人街梁姓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梁爷爷早期来美淘金，后来从事农业种植，在丧失劳动力之后住在老年公寓坐以待毙，唯一的念想是期盼养子利昂能将自己的遗骨送回故土，“入土为安”。但是，他的墓地被迁移，遗骨被遗忘并丢失，他彻底留在了这片“他始终认为是客乡”的土地上。利昂是一个“纸生儿子”，他不会讲英语，常年出海，还不断地做厨师、洗衣工、门房等杂役来养家糊口，娶了一个奔着绿卡而来的被遗弃的女人，同时也接纳了继女莱拉，随后又生下了女儿安娜和尼娜。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投资被套，安娜跳楼自杀，尼娜搬离唐人街，与妻子长期分居后蜗居于单身公寓。有趣的是，故事的叙述者是继女莱拉，继父的粗暴、冷漠和不负责任在她的内心中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是，在反复寻找不断走失的利昂的过程中，她逐渐理解了继父的艰难与痛楚。当莱拉打开了继父离开中国到天使岛时随身携带的箱子，她看到了继父刻意隐瞒起来的屈辱的历史。继父只有背诵文件上的身世，他才能抓住现在。他拼命工作，换来的仍然是不断的幻灭，被拒绝租房，被拒绝入伍，被拒绝招工，被反复解雇。箱子中的这些材料让莱拉震惊，使她意识到自己和继父，和这些契纸之间无法割断的血肉关联。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梅森（莱拉的丈夫）说我很像利昂：我也把什么都留着，而且在内心深处总不能忘记。我把什么都记在心里。梅森说得对。我对很多事是难以忘记的。我是个‘契纸儿子’的女儿，我继承了这一箱子的谎言。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我所拥有的就是这些记忆，所以我想把它们全都保留下来。”

　　当轮船驶离天使岛时，海湾上涌起了浓密的大雾，天使岛变得越来越朦胧，直到再也看不清楚。美国华人的处境在不断改善，但天使岛上这段屈辱的历史，不应被遮蔽，更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