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击
尹德朝
八月二十四日这天,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这个生日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恐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年过半百的预热信号,这一年,也许可能还是我生命结束的一个句号。就在几天前,我的诊断结果从医院CT室的窗口吐了出来,上边写着“CA待查”,我的大脑瞬间一片苍白。
不过,当你看到我时,你会觉得我仅仅是一个身心有些疲惫、三十刚出头的年轻人,一个正忙于在仓库或工厂搬运货物的自卑而粗俗的临时工。其实我受过高等教育,有两个文凭,其中一个还是LX文学院的硕士。这些都是在我四十岁以后拿到的。我喜欢游泳、拳击和健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摸一摸我胳膊上的肱二头肌,那是一堆像水泥一样坚硬的肌群。事实上,我在电脑前坐的时间要比在健身房里呆的时间多得多。写作已是我生命存在的另一部分。
我的职业令很多人不可思议,我所说的这些人,当然是指那些好逸恶劳的无赖们,我曾在他们中间横行霸道了二十余年,但人总有醒悟的时候,我没有理由再与人民警察为敌了,不愿再做什么狗屁老大了。我淡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黑圈。那天,我对他们说,我要消失了,他们呷着乌苏啤酒嘿嘿地坏笑。狗还能改得了吃屎?他们不相信,他们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一日不见血就心慌意乱的老混蛋,因而他们对我从一个流氓恶棍演变到作家这一鬼都不信的过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们似乎更加畏惧我,尊敬我,即便我怀抱着硬壳书籍,夹着笔记本电脑大尾巴狼似的走在他们中间,他们的腰杆也没有一个能直得起来。过去是,现在也是。
但是,在这个生日来临之际,我就不知道以后的生活应该处于怎样一种常规的人生状态中了,那张哗哗作响的CT胶片告诉我,我就要死了。我得了CA,也就是癌症。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不是都要死的吗?可问题是它不能太具体,具体到我身体的某个脏器上就会让人一时心惊胆战。问题还在于我的有意义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还有一大堆可喜可悲可爱可叹的故事等着我把它们变成文字,可是我就要死了。
医生不断安慰我,不要想得那么可怕,很多人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关键是意志不要垮。我说是是,没什么可怕的,心想,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他们一再声称把胃的那一部分切掉就没什么事了,但我不相信他们,因为我可以听到一堆又一堆的癌细胞在增长,它们像虱子一样在我的身体里爬动,它们的被称之为“病灶”的老窝可以被医生的手术刀剜下来,但是散兵游勇们是逃不过我的感觉的,他们会集结兵力东山再起,打持久战,直到把胜利的红旗插进我的墓穴……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死亡当然是不会吓倒我的,我会一动不动地去面对它。糟糕的是目前我一件事也做不了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还能完整地做完哪些事?这些问题几乎每天占据了我的一大半时间。
我面对电脑想写些什么,试图进入到我根本无法再走进去的我的小说故事里,可是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甚至忘了键盘该怎么敲。这就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糟,我开始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我很痛苦。我想起往日那些被我遗弃的哥儿们,此时他们仿佛变得可亲起来,他们有高个儿、有矮个儿,有胖的、不胖不瘦的和瘦的,他们脑袋上顶着染了的黄发或露着青皮的板寸,身上纹刺着令人恶心的美女刺刀或毒蛇。这些花里胡哨的玩艺在我的脑海里闪动,都变得可亲可爱了,以致当吴梅敲响我的门,我就坚信他们找我来了。我兴奋地立刻开了门。
吴梅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曲卷的长发披在肩上,挑染成驼色的头发夹杂在湿润的黑发里面,很好看,清馨的洗发水味骤然溢满整个房间,她有着索菲娅·罗兰那样很肉感的骨架,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不过,当这个漂亮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对她没有任何记忆。当然她也知道,我们没有交往过,因此,她也只是怯懦地站在门口:“您就是翟大哥吧?您的电话总也打不通,所以我就登门拜访……”
我的电话从来都是关着的,这是我与知名作家们唯一相似的地方。
“你是谁?”我很直接地问她,似乎在无意间还带了警觉。不知为什么一个人呆惯了,就会对陌生人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警惕。
“我叫吴梅,我看过您的书,非常感人。我就是没有事也幻想着来您这里坐坐,但听人说您很高傲,鄙视平庸者。”
我笑:“这是有人在骂我。那就是说,你今天有事找我?”
“真不好意思,我想打搅您一下……”
这句话听起来就像产品传销和销售保险的开场白,我很讨厌这样的开始。现在的人都已经把好听的话做成了公式,放之四海,一套就成,都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希望谁都要为她放下一切。尽管如此,我还是请她坐下,还特意倒了一杯深红色的过夜冷茶。我的热情不仅因为她的漂亮,还有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她是谁,她想干什么?从她的表情上我能看出她遇到了不幸。她是想让我写她吗?还是写她的亲戚?我害怕她说一些类似于有关爱情的背信弃义,或被欺骗或被奸污这类老套故事。
她坐了下来,从电脑桌对面看着我,眼睛里投来偶像电视剧里总能看到的温柔和忍不住让人怜香惜玉的神情。
我哼哈着点着一支烟,做出听她说什么的架式,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唯一想听的是,有人告诉我有什么手段能把癌症这个杂种调教好。
女孩说她是电信局里的一个职员:“我才结婚不久,我丈夫您可能认识,他叫鲁建。”
鲁建?我没有一点记忆,但我还是点了一下头。
“他说他的姐姐和您是同学,还说您帮助过他姐姐揍过一个流氓,他从小就崇拜您,老在我面前提起您。您在他心中就是一个英雄。”
女孩的声音像一阵甜美悦耳的微风从桌子对面飘过来。她的话绝对有漫天捧人的成分,但是谁能经得住一个年轻女孩的夸赞?我的脸上有了一层很久以来少有的欢快的湿润。
我隐约有了一些记忆。十几年前,一个不过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在一个雨夜提着一把菜刀,守候在一个灯光昏暗的酒吧门口,他要劈一个欺负他姐姐的流氓,结果反被人家夺了刀,打得口吐鲜血。后来他姐姐找到我,扑嗵就跪下了。我对她说你找公安呀。她说越找公安他们越凶,他们听您的。这话倒不假,拘留乃至判刑不仅治不住他们,几年出来后,无赖们会更加猖狂。很多人都知道,那帮臭小子怕我。只要我出面,就没人再敢动他们姐弟俩。后来我帮助了他们。
眼前这个女孩是不是又故伎重演?我可不是从前的我了。
“你不会是让我再去打架吧。你瞧,我的头发都白了。”我捋着我的头发说。头上确实有不少白发潜伏在黑发里,就像她的挑染。
“不不,大哥,我今天冒昧地来,是想让您保护一个人,一个我丈夫要杀的人。”
我不屑地笑了一下,说:“我可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我更希望您能劝劝鲁建,他崇拜您。只要您能保住那个人,鲁建就有救了,您救救他吧,大哥。”她一直盈在眼眶里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了出来,如果没有眼前的桌子,她可能也会跪下,与十几年前他们的姐姐那样如出一辙。这就是女人最有力的武器。她们这种为丈夫或亲人不惜膝盖和泪水的神情使任何一个单身男人既羡慕又嫉妒。
“你不要哭,有话你就说嘛,哭什么。”我说。
“鲁建他要杀一个人,谁都劝不住。我们才结婚,怎么能因为我……我不能没有他。”
“你说的没头没尾,能不能把话理顺了说,我听不明白。”我又点着一支烟。
她稳住情绪:“几年前有一个男人在华都餐厅里强奸了我。那时我刚做完高考那桩苦事,一下清闲下来,又不习惯了,就想找点事做。我想,一方面可以接触一下社会,放松一下紧绷了四年的心情,我还复读了一年呢;另一方面也想挣一点钱,减轻读大学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我便在一家餐厅里找了一份做门迎的工作,就是礼仪小姐。事后我一直在想,都是那身旗袍惹得祸……”
我再次打断她:“我说你能长话短说吗?”
“实在对不起,这事只能这么从头说……那旗袍的侧缝一直开到了腰上,走起路来什么都挡不住,可是老板又不让穿长筒袜。我就总觉得自己裸露着站在那里,那时我还不认识我的丈夫。那家餐厅的生意真好,午夜十二点都下不了班,后来终于熬到了下班,灾祸也就跟着来了。那天夜里,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水打得窗户砰砰直响,雨水从窗缝里哗啦啦流进来,我就卷了旗袍用簸箕不停地铲水。餐厅里说空就空了,借着灯光,我看到门外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雨水里,就像一个卧在雨水里的孩子可怜巴巴地等着我回家,我一边清洁室内卫生,一边想这么大的雨该怎么回去呀。就在我准备换衣服的时候,一个男人从背后抱住了我,他非常有力气,他把我拖进一个包厢里,狠狠扔在沙发上,用一把长刀划开我身上的旗袍,二话没说就朝我的乳房上扎了一刀,他说喊叫就杀了我,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怕死,我还要上大学。第二天,我就报了案,数月后他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他强奸了我,还动刀扎了我,才判了六年。他扎了我的胸,留下一个隆起的大疤,要知道对于一个女孩子,这胸上的刀疤比落在脸上更要命。自那件事之后我一直都很自卑,大学也读得磕磕碰碰的,还没读完我就回来了,草草找了一份工作,草草地结了婚。夜里,我丈夫一看到乳房上那块刀疤就举不起来,不愿再碰我……我们都很痛苦。”
我的思维有点走神:她不会是为这样一件事来找一个老男人谈什么性的问题吧?当然不是,尽管我年近五十,却从来都没有“不举”的先例,就在她刚才一进门的时候,那身上的香味,就让我有了很大的反应。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这样漂亮的女人,身上有刀疤就让这个叫鲁建的小子举不起来,我看他是被女人宠坏了。
“更可怕的是,那个家伙还是不想放过我……”
女人停下来,见我绷着红脸不说话,就问:“您是不是不舒服?”
我灵魂归窍,忙说:“不不,我很好。哼!你说的那个家伙是不是还在服刑?”我问她。
“他就要出狱了。他托人从监狱里传出一封信来,塞进我家的门缝里,我丈夫鲁建就看到了它。上边写着他要继续奸杀我,还有我们全家。我请求司法部门不要放出这个恶徒。可是他们显得很无奈,说单凭一张恐吓信,是构不成延长刑期或拘捕的条件的。我很害怕,我不是怕我被杀,我是怕看到鲁建整天在家里磨他那把英吉沙短刀,嘴里不停地说‘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我怕极了。这几天,鲁建在监狱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他一直盯着监狱的门口,他真的要杀掉那个人了。”
“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吗?”
“他叫焦建国,外号焦鼻子。”
我对这个外号很熟悉,焦鼻子好像是城西麦康子那一伙的人,十年前麦康子因持枪抢劫杀人被处决后,他就成了城西区的老大。那时我已经退出了黑帮团伙,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脑前,写了很多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杂谈、特写和报告文学,一些地方小报还专门为我开设了专栏。
要是找我去说服焦建国,让他放下手里的屠刀几乎不大可能,因为他根本就不怕我。麦康子被处决的那天,我还见到焦建国。
那是在麦康子处决的前几天,公安局宣传科的小田找到我说:“要不要写一写油城这个凶残的匪首?报道出来后,我们局里还能拿到一份。”
我笑一下说:“你们真会以毒攻毒呀。”
小田申辩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可没把你当外人。”
麦康子确实够狠的,他拿着一支土制的左轮手枪,将三个手持制式武器的押钞车上的保安打死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不是保安无能而是他太凶残。令人发指的是,他居然用一块片石把保安用手铐连接在自己腕上的手提钱箱连胳膊一起剁了下来,之后,他就提着带了一条胳膊的箱子不紧不慢地走了,血水洒了一路。很多人都说,看他那样子就像是刚从市场里买回一篮子菜和一斤肘肉。
为了丰富稿子的内容,处决他的那一天,我跟着刑车去了刑场。法警把看热闹的人远远堵在了一公里以外的拦洪坝外,当然也包括为麦康子送行的哥儿们。
麦康子被押下车的时候,脸色突然苍白起来,一扫公判时那视死如归的得意,他有些六神无主,慌乱地环顾四周,从一片陌生的制服中看到了唯一穿便衣的我,他冲我感激地一笑,说:“您来了。到底还有一个哥儿们来送我。”
他以为我是为送他而来。那笑很纯真,像个孩子。法警让他跪下他就跪下了,很听话。枪响前的那一瞬间,他又看了我一眼,那眼里满含了恐惧和求生的神情,我知道他是想从我的眼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他把他的最后一眼,有生命的一眼投向我,给了我不小的震撼,这也许是他一生之中都不曾有过的眼神,这眼神如果在他杀人之前闪现出来,他也许就不会有今天了。我没有面对他的目光,闭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里慌得不行,很复杂。我侥幸我走上了人生正道,不然今天的麦康子就是明天的我。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解禁的人群中看到了焦鼻子,他和另外两个哥儿们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还有棉被和枕头,真有点情同手足的仗义豪情,这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其中一个哥儿们看到了我,就指给焦鼻子看,他们就把鄙视的眼神一同射过来,嘴里似乎还嘟囔着什么,好像是汉奸、走狗之类……
“大哥,您今天要是真的不舒服,我改天再来?”姑娘见我总愣神,显得很尴尬。
我再一次醒过神来:“不,没有……对不起。你刚才在说什么?”
“劝一劝他,别为一个无赖牺牲自己。”
“你今天来,就是让我去劝一劝你的丈夫鲁建?”
“大哥,他一定会听您的,他从小就很崇拜您,还说您差一点就当了他的姐夫。”说完后,她的脸红了,好像这话令她很难堪似的。也可能是她看到我的表情有些异样才这样吧。
我说:“这应该不是很难办,问题在于,我就是劝服了他,你依然很不安全。”
她坚定地说:“只要鲁建不做杀人犯法的事,我的事,再慢慢解决,大不了拼命……”
我有点为她感动:“不,事情既然要解决就要彻底。”
我难以置信地听到我的声音正在提高,我好像被这个女孩救夫的行为触动了,无意间,我就走进了他们生活的不幸之中。我理解这个女孩恳求我的道理,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法律都是在事发后才有所作为的。这个女孩为保护自己的男人不受法律制裁,而将她自己置之度外,与那个恶徒一同生活于这座城市,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天理不容,这个焦鼻子也太蛮横了。此时,在不知不觉中,我好像已把我身上的癌症置于脑后了,我感到一种意外的兴奋,这是我许多天来又找回了充实而自信的我所带来的兴奋。
我对她说:“好吧,我就试一试吧!让我劝说你丈夫不要因冲动而被捕入狱,这个不大说得准,因为我没有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但要我去与那个焦鼻子打一下交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她温柔地补充道,“我是想让您保护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个焦建国,因为他也是一个人,是人就不要再犯罪。”
我一下生气了,冷冷一笑:“你看上去很高尚。”
“大哥,听您的口气好像是在讽刺我?”
我不否认,说:“你以为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上帝吗?是救世主吗?哼,我保护你们所有的人,那么我,你们谁来保护。我就要死了,你们谁能救我?”
好在,我的愤怒并没有挂在脸上,因为她说的那些话听上去确实很真诚。我又重复那句:“那我就试一试吧。”
她站起身来,长吐了一口气,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信封上有我和我丈夫的电话。”
我看着那有些鼓的信封:“除了电话,里边还有什么?”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拿起来塞给她:“我们不是做生意,我答应你是因为我不想看到鲁建那小伙子犯法,我刚才也说过,我也没有把握劝得住他。拿回去。”
姑娘的泪水又流出来了,她的眼泪可真多:“您要是不收下,就等于您还是拒绝了我,大哥,我把希望都放在您这儿了。”
我真的有些不耐烦了:“好了好了,你先搁这儿吧。办不成,我就还你好不好?”
姑娘一走我就后悔得要死,如果不是桌上那个信封袋,我真希望这是一个幻觉。一直以来我都好感情用事,现在,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还要答应一件自己本意上并不愿做的事,看来我真是病得不轻。不过再一想,这都是因孤独所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事做,不管做什么都行,这便是我盲目答应了这件事的原因。这也是自我疗伤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信封里的那笔钱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开始设计我的计划,我当然不能直接找鲁建去跟他谈什么杀人的危害和后果之类,这方面,我比采油队的指导员更为糟糕,况且这也不是我的为人。我在坏小子圈里之所以有一定的权威,除了我出手快下脚狠之外,我善待和帮助周围的每一个人,从不做一件婆婆妈妈的事。这样一想,我心里就有了底,我首先想到了警察小田,我没有给他打电话,而是直接到了他的办公室。
“平时都是我找你,你要是找我,事一定小不了。”他边给我倒水边说。
我笑了一下,对他说,我要写一篇关于犯罪心理的文章,要了解一下正在服刑的焦建国。小田一听我写这方面的稿子,就很支持我。这个刑侦大队的宣传干事,总是希望我能为公安战线写一些有歌颂性质稿件。什么这个月的破案率上升了多少个百分点啦,大专以上干警占全员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啦之类。言过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我问他:“这个叫焦建国的人,你们知道吧?”
“知道,不仅警察们知道,整个白碱滩区妇孺皆知,不过他正在服刑,哎,你写他怕没什么意义。”
“我知道他就要刑满释放了。”
“他因强奸罪被判了六年,1998年,嗯——差不多了,那小子是一个亡命徒。”
我说:“我想知道他释放的准确日期。”
这个警察扬了一下淡淡的眉毛,笑笑说:“你们这些文化人总是有些古里古怪的想法。”
我知道他又想说上一次麦康子的那篇文章了,那次他批评我说麦康子怎么能那样写,什么良心发现了,侠义豪杰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啦……什么法医不人道了,整个一正不压邪嘛。他对我有些心有余悸地告诫:“饭可以胡吃,酒可以胡喝,话也可以胡说,白纸黑字不可以胡写。”
我深吸口气:“这个焦建国到底有多危险?”
他喝一口茶,把茶叶吐进杯里:“沾都不要沾他,那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无赖。哎,你打听他,并不仅仅是想写他吧。”
“有眼力,我想看看他。”
“你们是朋友?”
我对他笑了笑:“我们曾经是朋友,找他有点事。”
小田到底是个警察:“你不会是要干蠢事吧。这小子判轻了,出来还会犯事,我还真希望有另一个犯人杀了他。”
我灭了烟:“你还真说准了,有个人还真的要杀他,可那是我弟弟。”
他严肃起来:“为什么?”
“这个歹徒从监狱里传出信来,要报复六年前把他送上法庭的那个姑娘。那姑娘现在是我的弟媳妇。小田,你找人劝劝我弟弟吧,或者吓一吓他,他怕警察。他天天守在市郊三监对面的一个小楼里。”
“你要我怎么劝?公安只抓人,不管劝解这类事情。”
“你是警察,当然有的是办法,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这样不行吗?以涉嫌杀人为理由,把他关上几天再说。”
“笑话,让我违法是不是?你还让不让我端警察的饭碗了。”
我狡辩说:“你是在做好事,阻止一个年轻人犯法也是你的责任。”
“那也得讲求原则,再说我又是个搞宣传的……”
他突然就不说话了,因为他看到我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他的眼前。
“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是?拿走拿走。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干这个?”他的严肃一点儿也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
我说:“我也是人,和你一样,有血肉相连的亲戚,有知恩图报的人性。”
“好啦好啦。”掂量着那沉沉的信封:“这也太多了,我拿不了这么多,一包烟钱就可以了。别回头你再告我。”
“我可不是那种人,你就慢慢用吧,另外,你把他出狱的准确时间告诉我。”
“这应该不成问题,都在电脑的档案库里,下午我给你用邮件发过去吧。”小田还是把钱抽出一半,其余的还给了我。
下午,小田把焦建国的个人简历发过来了,从电子邮件上得知,这个焦建国两天后就要出来了。我还了解到他小时候很苦,父母离婚后,谁都不愿要他,他成了一个弃儿,那年他才五岁,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有老人回忆说,那个孩子睡遍了白碱滩镇子里所有的楼房过道。记得我读过一位哈萨克作家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只野狗崽,它很小就被母亲抛弃在荒野,于是它不得不面对豺狼、山鹰、严寒酷暑和饥饿,它一直在想一件事:等我长大了,我就要用剩下的所有时间来报复。
我想,我要去找的是一只长大了的野狗崽。我知道,他一定是个不容易用语言征服的人。
第二天,在前往市郊三监的路上时,我先给警察小田挂了一个电话,问了一下鲁建的情况。
小田说他带了两个警察哥儿们,以调查案情为由敲开了鲁建租住的房间。
“把他吓坏了,就这么一个胆小的人,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杀人的迹象。我也没铐他,软中带硬地把他弄到了一家餐厅,让我的两个兄弟陪他喝酒。我得给您说明,我可是专款专用了。”
我笑着说:“你就别再此地无银了。他现在在干嘛?”
“昨夜喝了个酩酊大醉,现在还在我的宿舍里睡着呢。”
我笑着说:“还是你有办法。”
“这点小事都摆不平还当什么警察。噢,他醒了,正呕吐呢。要不要给你的这个疯弟弟通一个电话。”
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他早已知道鲁建不是我的什么弟弟。我能隐约听到从卫生间里传来的呕吐声。
我说:“等他回过神来,让他打过来吧。”
不一会儿鲁建把电话打过来,他的话很不连贯,有些愤慨:“翟大哥,你是翟大哥吗?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你为什么要劝阻我?你从前不是这样,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你这是管闲事……”
我听到他把手里的一个矿泉水瓶子摔在了地上,他一定知道这都是他老婆做的手脚,但从他的愤怒中我能听出,他把他计划的受挫都怪罪在了我的头上,而不怪罪他的妻子。我想,你摔吧,你私下里怎么狂叫乱摔东西是一回事,而你真要是持刀杀了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打断他:“我今来阻止你,完全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我今天通知警察本来是抓你的,他们没有铐你还给你酒喝,你看你多有能耐。”
鲁建不吱声了。
“如果你真爱你的老婆,你就要好好珍惜你的生命,生命太脆弱了你知道吗?”说到这里,我仿佛听到身体里的癌细胞正在仰天大笑。
“那个焦鼻子一定要死,他该死!”听上去鲁建的底气已经不很足了。
“当然,”我赞同道,“但是如果你真的杀了那个人,你会被捕,他再罪大恶极,你也不会因此判决很轻。重要的是,你不应该把你心爱的人抛在世上。”
“但是我不这样做,警察就没有理由再抓他,难道就可以纵容他任意杀害他想杀的人?”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你怎么处理?”
“这是我的事,你就放心吧。”
我正要挂电话,突然听到有女人的声音:“鲁建,你跟谁通话呢?”还没等我说完话,对方就挂了电话。女人是吴梅吗?我有些纳闷。
我在监狱对面的一家小餐厅里等了不到半天,就看到了焦建国,一个长着牛鼻子的人。他从监狱的大铁门里走出来,很亢奋,他抬头看了一下蔚蓝的天,正午的阳光和几只鸽子潦草地掠过他光光的头顶,他在原地站了一小会儿,对眼前的世界有些好奇和迷惘,他可能在幻想有人迎接他,如果不算我的话,应该没有。之后他大踏步地行进在一条长满野草的灰蒙蒙的小路上。他背着一只大提兜,它高高地翘在他的左肩上,他看上去就像周游了大半个世界后,再次踏上了家乡的小道。
我脸上挂着嘲笑哼了一声,离开了窗前。对这种人我对他不报丝毫悔过自新的幻想,我并不是偏执地对他报有成见,我敢断定,这样的人不出三天,就会在这座城市或其它什么地方给警察制造大麻烦。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人之常情,那他的脑子一定出了问题或给人换了。
我料定他会走进这家餐厅,先解一顿嘴馋,这是刑满人员最典型的心理状态。
我肩挎一个装了菜刀的提包,本打算在门外等着他。一个要上路的人为什么不让他好好地吃一顿呢?然而他刚走了过来,我就喊了他:“焦建国。”
他转过身来,用惊奇的眼神看我:“翟大哥!怎么会是你?真想不到,我见的第一个熟人会是你。”他笑了,笑的很纯真,就像麦康子刑前的那个笑。
这个笑一下就打乱了我的步骤,我原本想,一个健步上去,把他抵在墙上,用刀卡住他的脖子,对他说:“听着,你要是敢动我弟媳妇吴梅的一根毫毛,我就叫你死无完尸。”此时,我定在了原地,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好。
“来来来,正好,咱们坐一坐,好好喝两杯。”他见我愣在原地,又说,“你放心,我兜里的钱都是我在监狱里挣来的。”
我就有些机械地坐下了。服务生拿着菜单走过来。
我接过菜单又递给焦建国说:“你想吃什么尽管点,我请客。”
他嘿嘿一笑:“哪能呢?”
他要了一瓶白酒和一大桌子菜,胡吃海喝了一阵后,他问:“你不会是要见我的那个人吧?”
“不是,我路过此地。”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仔细一琢磨,我把刚要送进口里的凉拌三丝又放了回去,不由问一句:“听你的意思还有一个要见你的人?”
他突然大声说:“我不干!”
声音大得吓了我一跳:“妈的,你有病呀!”
“出多少钱我也不干!我要重新做人,就像大哥你一样。”
我似笑非笑:“莫名其妙。你要是没喝醉就慢慢说。”
“妈的,有人说,现在做职业砍人的很有市场。娘的我不干!”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些什么,我看一下表说:“你就慢慢吃吧,我还有事。”
我欲起身离开,他一把拦住我:“你先等会儿,你不是路过此地,你是在等我。你想让我杀人,那是一个好女人,可是你为什么要杀她呢?”
“你知道她是一个好女人,为什么六年前要强奸她?”
“我爱她。她的大腿真白呀。”
“你爱她,为何还要用刀扎他?”
“也许……爱她爱得变了态,得不到她就想毁了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托人给她家的门缝里塞恐吓信?就是最近。”
“什么?什么恐吓信?我不知道,我没有。”
“男人做事敢做敢当。”
“天地良心,我没有做这事。”
我不想走了,我要和他像哥儿们一样,交杯换盏,好好喝一顿。
他居然把桌上的酒和菜吃了个精光,之后又全都吐到厕所里了。把人家的厕所都给堵了,臭水漫上来,一直流到餐厅里。他就摇摇晃地找墩布,摇摇晃晃地拖地,服务生抢都抢不过来。我走出门,好远还能听到他喊:“别抢,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怎么越来越沉重?焦建国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吗?对一个活不了多久的我来说,我不想对任何人和事做任何判定,我只是想在我有生之年找点儿事做,不要闲下来,活得充实一点,不要让我在焦虑中死去,我想帮人做点儿好事,可是人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太复杂。谁也琢磨不透谁到底在想什么。什么作家,我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还作家。在我的骨子里,最终的,真正的,永远甩不掉的还是江湖义气,我喜欢那一类的侠义气节。
我打车去小田的宿舍,路上我给小田打电话,问他人还在吗?我指的是鲁建。他说刚放走,可能还没有出大门呢。“……我说,我这又不是旅店,一男一女的,我这是民警职工宿舍。再说了,人家要是反告我非法监禁,我就完了。”
我问:“那女的长什么样?”
“短发,丰乳肥臀的。一开始我还以为你弟嫖娼呢。两人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见我们进来惊慌失措。”
也巧,我刚挂了电话,就见鲁建搂着一个女人从公安大院里走出来。我大步迎上去,说:“你不会再去找焦鼻子了吧。人家说了,不干。”
“我说你老都老了,还管哪门子闲事?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你。”鲁建说。
我对准他的脸狠狠一拳,可是却被他躲了过去。突然,我感觉我的胃一阵绞痛,不由蹲到了地上,之后我被一双大脚无数次地死踹,我昏了过去……
醒来后,我躺在医院里。医生说,你得赶紧手术,都病成这样了还打架,通知你的家人来签字。我说我没有家人。不过,我的手术还是做了。临做之前,我问医生,没人签字你们也做?谁说没签字?吴梅不是你老婆吗?你挺有福气的,老婆真漂亮。我还想要问什么,一个透明的玻璃碗儿罩在我嘴上,一阵麻药,我就睡过去了。
责编: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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