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琼

　　六一儿童节那天，正上小学一年级的外孙兴冲冲地回来，一进家门就大声喊道：“外婆，你看我戴红领巾了！”

　　看着小外孙那洁白的校服上红彤彤的红领巾和小外孙那自豪的神色，我为他感到无比的高兴。

　　“孩子，你当少先队员了！会唱少先队的队歌吗？”我问他。

　　“当然会啊！”小外孙自信满满地答道，接着，便高兴地唱道：“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听着歌声，我的思绪回到了五十七年前。

　　那是1959年，我才有七岁。神州大地正在发生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三面红旗”指引着全国人民狂热地去与天斗、与地斗，“钢铁元帅升帐”，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幼小的我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娃娃不知道什么是三面红旗，只知道我那寡居的年轻母亲以及其他同学的父母都不在家，他们去到那一二百里之外的地方砍柴、挖矿炼钢铁去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进校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

　　六一那一天，我在学校戴上了红领巾。我还清楚地记得，是一位高年级的大哥哥给我系上的红领巾。

　　在这天的入队仪式上，我有幸代表新队员上台讲话。当时，天还下着毛毛细雨。面对着台下几百双同學的眼睛，我心里直发慌。是班主任老师段琼华及时给我壮了胆。她给我撑伞遮雨，帮我轻轻拂去脸上的雨滴，并小声鼓励我：“别怕，有老师在！”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胆子突然大了起来。我顾不上念那事先写好的讲稿，即兴的发言迎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初出茅庐，我不仅牢牢地记住了那热烈的掌声，更牢牢地记住了段老师像妈妈一样给我勇气的话：“别怕，有老师在！”

　　稍微长大些后，我才知道我们的段老师当时是在何等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像亲娘一样关怀着我们这些父母远在他乡的年幼学生。那时候，同样是老师的段老师的丈夫因为被错划右派，不堪忍受折磨含冤自杀，抛下一个不满3岁、一个不满周岁的两个儿子。段老师含着悲痛，顶着压力，不仅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还要照管班上几十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那是何等的艰难啊！也正是段老师这种无私的付出，像春风一样温暖着“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大环境造就的中国最早的我们这些留守儿童。

　　在段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我们以段老师为榜样，奋发学习，健康成长。

　　记得上三年级时，有一次越南外宾来学校参观，我作为少先队代表上台给外宾献花并发言。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上台以后，段老师不在身边，难免胆怯。但看见段老师在台下注视着我，“别怕，有老师在”的话仿佛又响在耳边，胆子突然大起来，发言也特别顺畅，台下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上高年级后，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张昆老师。这是一位大家公认的很漂亮的年轻女老师，她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在学生面前她总是笑眯眯的，我们背地里叫她“水蜜桃”。对我们这些天真无知的小学生，她也像段老师一样充满爱心和耐心。她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就是这样一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同样也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她的丈夫因解放前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而被下放农村劳动，她一个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80岁高龄的婆婆。生活和工作两副重担没能压垮她。她兢兢业业地教学，晚上还要做家访。有一次，我因为营养不良，在课堂上昏倒。是张老师把我背回家，守在床前给我喂水，一直到我清醒过来，她接过我外婆熬好的稀饭，一口一口地吹冷后喂到我嘴里。看着张老师那亲切的面容，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五十七年过去了，两位像亲娘一样的老师虽已故去，但她们那慈母般的形象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