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微

　　裹锅饭

　　小时候家里穷，杀年猪还要上交一半到镇食品站以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剩下的肉已经很少，那肉也就自然成了人间美味，不到逢年过节是很难尝上一口的。当然也会有例外，要是多年不见的亲戚突然来访，或是家里找人帮忙干活，就会偶尔在晚饭桌上见到一碗香喷喷的猪肉，里面夹杂着一半的蒜苗或者葱花。

　　肉还在锅里炒的时候，我和弟弟早端了一碗饭站在灶台边等着，只希望母亲不要把沾在锅底的油铲得太干净。而实际上每当这时候，母亲也会故意留一点油在锅里，让我们哥俩有机会把碗里的饭倒进锅里还能沾上一些油腥，慰劳一下淡怕了的胃。裹饭的时候，母亲还会在我们的饭里放上一点盐，那样的裹锅饭吃起来就更有味道，晚上睡觉还会美滋滋地想一会儿，梦里常常把舌头伸出来舔嘴皮。

　　隔壁张婶家的小女儿英子，就是在与姐姐争抢裹锅饭的时候，被姐姐用锅铲在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留下指头大的一个疤，直到出嫁时，那里还是没能长出头发。

　　包火

　　家里最穷的时候，可以穷到连两分钱一盒的火柴都买不起，那样就意味着一个星期都得到邻居家去包火。当然也可以向邻居借一盒火柴，或者只借几根火柴签，家里有空着的火柴盒，但不管是一盒还是几根，终究是要还的，包火就可以省下两分钱。于是每到做饭的时候，看谁家的茅屋冒烟了，就到谁家去包火。

　　包火是不能包明火的，那样燃得快，还没走到家就已经燃尽了，得找一些干草，包上几个带火星的木炭，包好了就极快地往家赶，到了家里再使劲地吹，干草就可燃起来。

　　穷人都很自卑，但穷人也是要面子的，父母亲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包火这样的小事他们是不会亲自去做的，通常都让我和弟弟去。但小孩子也同样知道要面子，于是我和弟弟也不会总是到同一个邻居家包火，怕人家笑话。

　　一次，我和弟弟从邻居家包火回来，路过村里的羊圈时不小心漏了一个火炭，因为羊圈门口堆的都是喂羊的干草，风一吹就燃起来了。等大家赶来把火扑灭时，羊圈已经烧了一半，幸亏圈里的羊都逃出去了。对于此事我和弟弟没敢承认是我们不小心烧了羊圈，害得村长只好带领大伙到山上割了一天的草，才把羊圈重新盖起来。

　　松香灯

　　我一直以为，在我认识的所有女人中，母亲是最勤劳的，她几乎不怎么睡觉。每当深夜我一觉醒来，还能听到火房里传来“嚓嚓嚓”的声音，那是母亲在搓麻绳。等天亮我起床的时候，仍见母亲在昏暗的松香灯前搓着麻绳。也就是说在我们家里，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睡觉，却又是第一个起床。看着母亲身后的一大网麻绳，让我觉得母亲就像一只蚕，而那一网麻绳，就像母亲吐出来的丝。母亲就是靠着这些“丝”，换来一家人必不可少的盐巴、洗衣粉、脸盆、饭碗，以及我和弟弟身上穿戴的衣服和鞋帽。

　　那时候没有电，每个街天都要到镇上的供销社打一斤煤油。为了省油，通常只在吃晚饭的时候点一下灯，吃过晚饭，母亲就会催促我和弟弟去睡觉，而她也会很快地收了碗，吹灭煤油灯，点上松香灯，独自坐到火房里搓麻绳。

　　松香灯燃烧的时候散发出一股怪怪的香味，火焰旁边附着一大团黑黑的浓烟，吸进鼻子里就会让人呛得难受。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

　　为了力所能及地帮助母亲，我和弟弟总会在每天上山放牛或是打柴的时候，把松树下的松香都捡回来交给母亲。母亲把这些松香装进一个烂磁盆，放在火上烤化，然后倒进一个个小竹筒(竹筒的中间挂一根棉线)，冷却后划开竹筒，一盏盏漂亮的松香灯就做成了。母亲就是靠着这些松香灯，熬过了—个叉一个的夜晚。

　　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母亲的眼里就会经常流眼泪。我想，那一定是松香灯所致的眼疾!

　　接街

　　街天是我和弟弟最开心的日子。因为母亲赶街回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带上一点好吃的东西，有时是几颗水果糖，有时是一个芭蕉，有时是一小捧花生。要是碰上母亲背到街上的货都卖完了，恰好价钱也不错，母亲就有可能给我们每人带回一个小饼子，让我们哥俩既可以品尝到饼子的甜美，又可以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幸福。

　　早早做完母亲吩咐的事情，看看太阳越爬越高，估计母亲就要回来了，便迫不及待地去接街他许汉语词典里并没有“接街”这个词，那就算是我的发明吧。意思是父母上街快回来的时候，小孩子到路上去接。开始只是坐在村头的路旁眺望，远远地过来一个女人，以为是母亲，走近了又不是；再过来一个女人，又以为是母亲了，走近了还不是。如此重复多次，终未见到母亲的身影，便有些失望，于是继续往前走，见到熟人就问母亲来了没有。

　　一次，我和弟弟走了很远的路也没接到母亲，眼看天就要黑下来，又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心里特别担心母亲，能不能吃上零食已经不重要了，只希望母亲快些归来。好不容易见到了母亲，她背到街上的白菜却一点也没卖，别说买零食了，连母亲自己也是饿了一天，没吃任何东西呢!见到我们，母亲的眼里噙满泪水，她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弟弟，母子三人默默无语地走回家。

　　电视迷

　　终于有电了，而且还看到了电视，但不是在我家，是在杨四爷家。

　　村里的杨四爷从他祖父算起就开始赶马帮，走南闯北贩运私盐、茶叶、山货，积攒下了殷实的家产，到了杨四爷这一代，家道中落，杨四爷也不再四处奔波，只是固定地赶着马帮每天为镇里一户姓周的瓦匠驮柴，但在村里仍数杨四爷家最富有。

　　1980年的春节前，杨四爷花570元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让羡慕不已的小村人从此大大地开了眼界。

　　那时正热播《西游记》，附近几个村的小孩一到天黑就挤到杨四爷家看电视，因为没有那么多凳子，大家就站着看。后来人逐渐增多，家里挤不下了，杨四爷只好把电视机搬到门口，让大家站到院子里看。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已看得上了瘾，每晚必至，精明的杨四爷发现电费越来越高，心疼得不得了。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杨四爷想出了一个怪主意，他要求看电视的小孩每人都要带上一块柴，并让他的小儿子守在院门口，见柴放人，没过多久，杨四爷家院里就堆满了柴，有时候杨四爷不想上山，就直接把家里的柴驮去卖给周瓦匠。

　　瞧家

　　那时不兴自由恋爱，儿女嫁娶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瞧家”相当于女方到男方家实地考察是婚姻成败的关键环节。

　　在媒婆巧舌如簧的游说下，叔叔好不容易找到一漂亮媳妇，女方说好要来“瞧家”，这可急坏了爷爷奶奶，这一关能不能过，直接关系到叔叔的终身大事。爷爷奶奶不敢怠慢，与媒婆一番密谋，终于想好了应对之策。

　　姑娘如期而至，媒婆先把她带到楼上，指着一溜儿排开的五六个大“凳包”佣竹篾编成的大箩筐说，这里面装的都是稻谷，有今年的，有去年的，还有前年的，只要你嫁过来，一年四季都有米吃，这样殷实的人家，你打着灯笼也难找。姑娘已有几分同意，又提出要去看看田地，媒婆便领着她往山下一转，看到好田好地，不管是谁家的，都哄她说是叔叔家的。姑娘越看越喜欢，还没回到家里就告诉媒婆说她愿意嫁给叔叔。

　　婶婶过门以后才发觉上当了，原来那些“凳包”里装的只有上面部分是稻谷，中间铺一层油布，下面都是包谷。但她虽然知道了也不敢告诉娘家人。怕人家说她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碰上娘家来人的时候，婶婶还得悄悄地出去向邻居借米来做饭招待娘家人。

　　换糖

　　五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刚起床就听到一个外地人的吆喝“卖糖喽——”“卖糖喽——”……这清脆的吆喝声在寂静的小村里显得清晰而诱人，只一会儿就把我和小伙伴们聚在一个挑着竹筐的外地人身旁。

　　外地人的竹筐里装的是金黄酥香的芝麻糖，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从村东头串到村西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竹筐里的芝麻糖，鼻子使劲吸着那糖的气味。我仿佛觉得那个早晨的空气里到处飘荡着芝麻糖的芳香。

　　外地人早已猜透我们一群小馋虫的心思，他和蔼地问：“想吃糖吗?”

　　“想!”我们都争着说。说这“想”字时，那糖似乎已到了我们嘴里，进而甜到心上。但这种感觉只是一闪而逝，接下来便是那种对糖的甜味的加倍渴求。可惜我们都没钱真正品尝那糖的味道。

　　“可以用酒瓶子、塑料鞋底来换嘛!”外地人又说。

　　听说酒瓶子和塑料鞋底也能换糖吃，我们立即散开。一阵风似的往家跑。

　　跑到家门口，我才发觉父母早已上山干活，门上一把大锁锁住我满心的希望。

　　但我到底禁不住那糖的诱惑，还是空着手回来了。我看见伙伴们都用酒瓶子和塑料鞋底换到了或大或小的一块芝麻糖，喜滋滋地含在嘴里，那口水便不由自主地想要流出来。

　　平日里亲密无间的伙伴们，拿到糖后竟然对我视而不见，一个个笑嘻嘻地从我眼前晃过去了。最后只留下我呆呆地站在外地人身旁。

　　外地人乐呵着把糖并到一个竹筐里，再把地上的酒瓶子和塑料鞋底麻利地装进另一个竹筐。

　　看看外地人就要走了，我忍不住低低地喊了一声：“叔叔，我要换糖!”说着，我弯下腰，颤抖着双手脱下脚上那双半新的白色凉鞋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