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片段式的谈论，张清华也有着宏阔的语言气场和对诗歌现象的整体性把握，并采撷古今中外诗歌实例以增强说服力。是一次持续的漫谈，也是一次“苦口婆心”的提醒。作者思考的原点回归于生命本体论：诗是“人本”作品，是生命人格的实践与行动，是源自“精神的原始母体”的一种超越精神。在技术至上、个人经验被无限放大、仅视诗歌为“文本符号”的写作气氛中，这种提醒无疑是十分重要和宝贵的。尤其是对“个体的隐秘经验”与“时代的公共经验”相结合的强调，以及“整体性诗人”概念的阐述，道出了一位诗评家对诗歌写作的真诚期待。本文分两次刊发。（沈苇）
一旦我们尝试直面语言的本己要素来沉思语言，那么，这条道路就不只是最宽广的道路，而是充斥着来自语言本身的障碍的道路……
——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路》
1. 诗歌分类法或诗人的四个范畴
有各种分类法，我把诗人分成四个级别——这只是比喻的说法，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划分——伟大诗人，杰出或重要的诗人，优秀诗人，通常的诗人。当然，还有“假诗人”，但已不作数了。
伟大的诗人是“居住的世界中心”的诗人，博尔赫斯称之为“诗人中的诗人”，海子关于这类诗人则有精彩的论述，他们是一些“王”，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这当然很玄，如果通俗地理解也可以这样说，最伟大的诗歌，必然是包含了诗人不朽的生命人格实践的诗歌，像屈原，李白，杜甫……像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大都曾为他们的理想奋斗甚至付出了生命。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可能是一些命运的失败者，就像屈原、李白。海子也说，“我必将失败，但在诗歌中我必将胜利”。确实，世俗意义上的海子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但他“伟大诗歌”的理想却因此而得以实现。
这是一个艺术哲学的问题：伟大诗人是不能模仿的，因为模仿也没有用，雅斯贝斯和海子都说过，这是“一次性的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而一次性即是不能复制的。有人曾忌恨海子的自杀，认为他把“自杀的风光”也占尽了，这种说法虽然荒唐，但也有道理，除非写出了他那样不朽的诗篇，否则即便是自杀也成不了海子。
实际上还可以换一个说法，“诗歌”的最高形式应该接近于老子所说的“道”。“道”的原始形态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理念，也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式”，它可以被“道”——即“说出”，但一旦说出也便不是原始的“道”了。诗歌的最高形式即是关于诗歌的最高理念和标准，它不是负载于某一个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一切文本之中，是一切文本中所蕴含的规律、本质和规则。但这个东西常常很难显形，人们通常只会借助最伟大的诗人来象征式地使之显形，因此最伟大的诗人必然是诗歌最高形式的象征、载体或比喻。当我们说伟大诗歌的时候，就是意味着在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就是意味着在说屈原、李白和曹雪芹；反之亦然，当我们说这些诗人的时候，也就是在说伟大诗歌。
其次，杰出和重要的诗人也都具有实践性，都与命运有关。借用李商隐的诗句即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这都是燃烧生命参与创造的过程。我们可以举出食指的例子——我曾说食指是我在“活着的诗人”中最尊敬和喜欢的一位，为何？因为他用命运实践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因此而感人，这不是文本的“复杂”与否所决定的。许多人的作品都远比食指要复杂，有更多智性，但却没有他那样的感人和分量，何故？这就是见证的作用，他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这些诗歌的意义与内涵，这样的价值是不能替代的。比如，几乎所有爱诗的人都读过他的《相信未来》，但他的“未来”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并且被见证是“失败的未来”，但正是这悲剧性的命运以及失败的验证，才使他的文本不再是单纯的文本，而成为了感人至深和充满见证性的创造，和海德格尔称颂梵高的《农民鞋》一样，它们“使命运成为了命运”，也“使世界世界化”了，和海子一样，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得以“胜利”。
荷尔德林也是这样的例子，当然，按照他的水准也完全可以进入伟大诗人的行列，他的命运中充满了传奇性的失败。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两位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谢林，都已经成名，但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却是在死后几十年才被重新发现和阐释的，他的意义很久才获得了反复的确认和放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他那充满自然气息与神秘启示的吟咏和语言之外，他日夜行走于日耳曼尼亚的土地，他对于诸神和祖国的那种热忱，也是他诗歌的一部分。用中国人的话说，他的一生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一生，精神的边界和生命经验的边界是匹配的，甚至是重合的，包括他生前的失意和多年后才被承认和重新发现的传奇，都构成了他命运的一部分。唯有如此，那诗歌中才充满了真正纯粹和感人的诗意，以及见证性的力量。
但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见证性，并不是狭义地将诗人的身份和命运道德化，它只是说写作者一点一点将自己的生命织进了自己的文本之中。范仲淹的赋文中所提到的那些迁客骚人，那些流徙江湖，远涉海角的人——像杜甫那样“百年多病”的流离岁月，苏轼那样几乎山穷水尽的流放生涯，还有王安石那般郁郁寡欢的晚年，都同样通过诗歌将之永久地凝固下来，并以诗歌的形式完成了他们多难和多舛的人生。甚至像李煜那样曾经作为“昏君”而后又“一朝沦为臣虏”的亡国之人，也正是因为失败而写下了那么多感人的词章，否则他也就只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了。
通常意义上的诗人只是“作为文本符号的诗人”，他的名字中没有太多“人本”的内容，因为这样的诗人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某种生命人格的实践。这也很正常，写作者完全可以使用分裂的方式——“上帝”和“市民”的不同方式，他有这样的权利，只“用笔来写作”，而不会让人生太多地参与其中。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因为写诗而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顿，官越做越小，钱越写越少，因此，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世俗利益，这也是现今的写作者最常见的做法。
但这也不是一个可以道德化或污名化的命题，不能因为诗歌中没有太多生命参与的痕迹就可以蔑视一个诗人，他同样可以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写作者，同样可以留下传世的诗歌。张若虚、崔颢、还有写出《题都城南庄》的崔护，我们都并不了解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非凡人生，但他们的诗歌同样感人至深，缘何？大约还是那诗中有一个灵敏的主体，一个不寻常的感受者，我们会把那个主体看成作者的影子。“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这些传世的句子背后，留给我们想象的，都有一个感人的生命处境。endprint
这也是诗歌的奥秘，写作只有呈现了生命处境的时候，才会具有感人的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便是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中的“优秀”者了。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就只能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者”了。
2. 生命成长中的诗歌
德国的思想家卡西尔说：“词语如花……”，海德格尔也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这话可以借来回答什么是诗歌。“诗歌正是语言的花朵”，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是准确的，但还不全面，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诗歌是生命中开出的语言之花”。
为什么会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因为它是一种内心的需求，这其中有很多奥秘：比如语言本身的生长性，一个人学会了走路，他就想跑，想跳舞——瓦雷里说，诗歌好比是跳舞，散文则是走路。学会了说话就想把话说得漂亮，写出漂亮的句子；还比如文明变成了制度的规训，它生成了一套坚硬的文化制度和表达规范，使人不得不通过另类的语言形式进行逃避或者反抗——所谓“酒神”状态即接近于诗歌的状态，而“日神”状态则是理性的状态。酒神创造了艺术，也引发了精神上的癫狂，或者反过来，精神的癫狂也类似于酒神状态，癫狂的人也类似于诗人。所以尼采的著作里充斥着对酒神的赞美和呼唤。雅斯贝斯也说，伟大诗人都是类似于精神分裂症式的人物，其他人则是无数“欲狂而不能的模仿者”。他说，“寻常人只能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人只有在其生命达成了与世俗理性相抗衡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接近诗，或接近于成为一个诗人。如哈姆莱特“装疯”后就近乎一个诗人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徒然忍受命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初也是一个未完成规训的年轻人，他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横看竖看只有两个字——“吃人”，这时他也近乎于一个“诗人”，后来就被压制和治疗，最后“赴某地候补”了。这表明：诗歌与青春有关，与叛逆有关，每一个青年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就像所有的植物在春天都要开花。
生命中需要自由，有表现的本能。每个人的青春中都会产生出诗情，或者说，健康的生命中自然就包含着诗。
在最初，在青春时期，诗歌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美好的句子，漂亮的修辞都是诗。为什么有人喜欢汪国真那样的诗？那是因为他的这些句子本身是“属于少年的诗”，我把这样的东西叫做“青春期的修辞冲动”。每个少年都曾经有这样的“语言增长期”，他或她有着过度和过剩的修辞欲望，所以会把一些漂亮的字句连缀于一起，而词语之间天然的“蒙太奇效应”会使它们彼此产生出乎意料的语义增值。所以，与其说是作者在写作，不如说是词语在写作——这是一种“自动写作”。很显然，如果它的作者是少年，那么这有可能就是很好的诗歌；但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那也可以“容忍”；但是如果他不明白这一点，还真的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来肯定自己的诗，甚至认为有一天会染指诺奖，那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十几年前有一位诗歌界的长者曾告诉我，他学会了用词语拼接的方式来“写作”——把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别放入到一个抽屉里，然后闭着眼从中任意摸出一个，自由组合，居然一个小时可以“写出”十几首诗，而且稍加修改都“可达到发表的程度”，他很得意地这样夸耀，以为自己非常前卫和聪明，但我则认为他是“为老不尊”，他至此完成了自己作为“诗歌混混”的一生。这样的人确实不在少数，有人一生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在自己的简历上也大言不惭地写着，但其实没有一首是与自己的生命有关，遇到五一写五一，遇到国庆写国庆，卫星上天他写诗，有自然灾害（如地震）他写诗，就是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个体生命。当年杜甫也写过国家大事，“剑外忽传收蓟北”便是，但他写的还是自己：“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是真实的个体情感的反应，与自己一生的命运有关，与自己飘零的身世、日益年迈的身体与乡思有关，所以会感人至深。而这位长者对于诗歌的理解表明，要么是他一生没有走出对诗歌的误解，要么他干脆就是一个骗子。
所以，诗歌必须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成长。生命的成色便是诗歌的成色，如果一个写作者到了中年，还在写青春期那样的诗歌，还在“撒娇”不已，就是令人厌倦的——当然，如果是反讽意义上的撒娇，那则另当别论。顾城一生至死没有走出精神的童年，但他是真实的，他是拒绝成长和世俗化的诗人，虽然也属于精神的撒娇，但他最终的悲剧完成了这种撒娇的真实性。某种意义上，他的诗歌也与自己的命运互相见证，死亡的主题升华了他所有的撒娇。
3.诗歌的“实践”与伦理
诗歌具有奇特的“实践性”。在所有写作活动中，唯有诗歌是这样的情形。它与写作者的行为有关，与作者的生命实践和命运轨迹有关。也就是说，作品和作者是互相印证的，所谓“知人论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任何对杰出诗歌的理解都近乎于对一个生命传奇的接近。“诗人”有着与一般作家不一样的身份与性质，它充满了人格意义。这是他先天的优越，也是他无与伦比的代价。
这非常难，甚至带有悲剧性。假使屈原写出了悲愤的《离骚》，却还得意地在世间苟活着，那就成为了一个笑柄；假使李白一直居于皇帝左右，当着他的御用文人，那么他写那些游仙访道、落拓不羁的诗篇，便成为了一个虚伪的骗子。反过来，所有伟大诗人的人格行为，都会为其作品提供某种印证，或者干脆就是其写作的一部分。可以说，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其作品的完成，常常不是用笔，而是其生命本身。显而易见的当代例证是海子——虽然我并不赞成把他的死亡神秘化和传奇化，但正如哲人对自杀的理解一样，这“自由而主动的死”（尼采语）最终成为了他伟大诗歌理想的一部分——“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诗歌中充满了谶语一样的预言，一切后来的行为在诗歌中仿佛早已发生。
所以雅斯贝斯说，伟大的诗歌是“一次性的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海子也反复提到“一次性诗歌行动”的问题，他是把生存和写作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一次性”就是不可模仿和复制，是写作和生命实践完全的合一。endprint
但当代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据说现在诗人们所信奉的箴言是“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市民那样生活”。有人说这是歌德的名言，但雅斯贝斯又说，在所有伟大诗人中只有歌德是例外——他是躲过了深渊而成功的一个，而所有其他的伟大诗人无不是“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很富启示性。19世纪的诗人确都曾经试图践行他们的诗歌理想，拜伦是一个例子。鲁迅青年时代最崇拜他，很多浪漫主义诗人都把他当作了榜样。他热爱希腊的文明，就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武装了一支军队，亲自担任指挥官，最后三十六岁牺牲在战场上，实践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角色。
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都有着轰轰烈烈的生，有着传奇而宿命的死——拜伦是死于解放希腊的战争，雪莱是死于横渡亚得里亚海的壮举，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是死于骑士式的决斗；那么现代主义诗人则多是都有着荒谬的死或分裂的生，陷于精神分裂的或者自杀而死的都不在少数，错乱或夭折者如兰波，魏尔仑，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西尔维娅·普拉斯，还有从未来主义到社会主义者的马雅可夫斯基，有亚历山大·波洛克，叶赛宁，甚至这种情形也蔓延到了小说家那里，如爱伦·坡，如川端康成和海明威。其实范围还可以更广，在现代主义艺术家那里也是一样，梵高，达利，在更早的诗人那里也广泛存在，在茨威格的《与魔鬼作斗争的人》一书中就叙述了三位疯狂的悲剧德语诗人：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
可见诗人的命运总是不好。这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大都有着格外纯粹的灵魂，他们与世俗力量之间常常保持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冲突的结果必然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世界上的人虽然都声称热爱艺术，但又都有个习惯的毛病——崇拜远处的诗人，恐惧近处的诗人，对前代的诗人好，对自己时代的诗人坏。施蛰存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们怎样纪念屈原》，其中说，端午节到了，我们又吃粽子纪念屈原，可是，如果屈原活着，我们还不是仍旧要放逐他，让他去孤独地死？我们是在纪念着前代的屈原，然后又在迫害和制造着同时代的屈原。无独有偶，梁实秋也有一篇文章，题目大约叫做《假如隔壁住着一个诗人》。和施蛰存的文章比，它就不那么厚道了，但它反证了前文的意思，人们对近在咫尺的诗人总是充满狐疑和提防的，或至少是不信任和不舒服的。
但诗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份理解为是一种“优势”，因为过往的诗人，优秀的诗人，其人生大都具有传奇色彩，所以有人便以为自己写作，也就有把自己传奇化、或按非常规的方式为人处事的特权，以为引诱少女不是道德堕落，杀人放火不是犯罪，或者吃饭用不着埋单，欠债用不着还钱，梦想有两个以上的老婆可以成为文坛佳话……这些做法也都是一种变相而低能的撒娇。
因了这种实践性，所以优秀的诗人大都是悲剧的命运，因为他用生命承担了那些理想性的东西，他因为谦卑、软弱、逆风而动和必然的牺牲而使人尊敬。
相比之下，小说家不需要这种印证，他自己的行为完全可以与他写作的文本分开，因为小说就是“虚构”，就是“fiction”；而“诗”则是“言”与“寺”的合一，是必须要信守的诺言和神性的话语。因此老食指说，“诗人命苦”，确乎感同身受，体味尤深。但好的小说家也是诗人，也有诗性的小说，《红楼梦》便称得上是“无韵之离骚”了，而且曹雪芹的人生也与他的作品可以互相印证，故他也在小说的开头有一大段真真假假的抒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表明，好的小说也是诗，而做一个诗人确实难于任何一种写作者的角色。
4.中国诗人的身份与写作
同样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有太多关于身份的角度可供思考。
有时候，身份会奇怪地缠绕在诗歌中，屈原的诗中显然有一个试图拯救国家而不能的“上大夫”的身份，但归根结底，这个身份又转换成了诗人，一个“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全身披满鲜花和香草的、失意的男人，一个近似于精神失常的、对周围的人都不信任的自恋自艾的人。李白和杜甫也都曾有小得意的时候，拂面的春风溢于言表，但最终他们都确立了自己在诗歌中的角色：一个边缘的、潦倒和喜欢自由的人，或者一个在失意中仍然顾念家国、心怀天下的人，一个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这样说看起来有点矛盾，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智慧，他们建造了一个“儒道互补”进退有据的文化结构，这个结构赋予了他们两种权利自由往来转换的便利。
中国现代诗人的身份就面临了许多难解的问题：当他还是自由之身的时候，他的叫喊或者抒情都是有依据的，像《女神》时期的郭沫若，那时他几乎是一个创造的精灵。但稍后当他进入了体制，成为一个身份奇怪的人之后，他的写作也便失去了自由，创造力变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低迷。四十年代初曾创造和抵达了新诗诞生以来的某个高度的冯至，在1949年以后，也只能写《韩波砍柴》那样的顺口溜了；艾青也一样，只能写《藏枪记》那样的快板书。从30年代的《太阳》、《我爱这土地》到《国旗》和《春姑娘》之类，艾青的变化也令人难以理喻。至于到1980年朦胧诗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也以“叫人读不懂的诗起码不是好事”为逻辑给予了批评和否定。可是当我们略加比较便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一首所谓的“朦胧诗”在阅读的难度上能够达到艾青在30年代的写作水准，但为什么艾青会声称它们是让人“读不懂”的诗呢？
身份问题还在持续地起作用。1987年之后，名噪一时的“朦胧诗”代表诗人们，除了舒婷以外大都远走他乡，但我们有一个疑问，北岛和杨炼，它们成为了何种身份的诗人？是“好的诗人”呢，还是只是“流亡诗人”？如果去掉身份政治的符号，他们还剩下多少诗歌的分量？顾城为什么会自杀？除了自身的性格与精神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个身份的困顿？我认为是有的。他在国内时曾产生过由虚构的外部压力和读者事实上的万千宠爱所带来的巨大幻觉，这种幻觉在他出国很久以后还在起作用。因此，他一直还过着一种延续下来的“精神撒娇”的日子，这种精神撒娇所凭据的很大程度上是原先国内的身份和语境。当他一直不肯更改自己的角色和心境的时候，只能变得越来越失衡、虚浮和暴躁。他的悲剧从总体上看，应该不无这层关系。endprint
还有，一直备受读者爱戴和喜欢的舒婷，1987年之后也差不多终止了诗歌写作，渐渐变身为一个“散文作家”。这也至为奇怪，为什么呢？在“日常生活”的意志得以回复之后，在冰消雪融和特定象征的“秘密话语”失效之后，还能否保持写作的心境，这是个问题。事实上，舒婷正是在这样一个检验面前发生了迟疑和犹豫，如果不能使用原来的一套由“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组成的话语，那么写作的激情和必要性是否还能够持续存在？表面上看，舒婷是把“童话诗人”这个身份赠与了顾城，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她和顾城所使用的象征语码，乃是同一种系统。很显然，选择和调整话语方式就是重新选择写作的身份，由一个反抗者的角色到一个常态的言说角色，也意味着必须由隐秘话语的持有者，转化为常态话语的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诗意的存续面临着考验，舒婷终于在危机面前停下了脚步。
比较幸运的也许是所谓“第三代”。他们大多数出道时所喊的口号就是比较“低调”的，是声称“破坏”和相对粗鄙的一群，所以，他们一直不存在身份的落差。倒是在90年代初期的社会压力下，他们又像其所“Pass”的前辈一样，成为了体验意义上的坚守者和道德精神的化身，成为了“劈木柴准备过冬的人”（王家新诗句）。尽管这个短暂的冬天也给他们带来了些许压力，但却在长远帮助了他们，让他们的文本和诗人身份意外地很快通过“出口转内销”的通道而经典化了，他们的形象忽然变得高大和神秘起来。不过在这之后，在社会环境再次发生转换——渐渐由一元政治社会过渡到二元的市场时代——的时候，他们到底是眷恋于自己90年代初期的异端身份呢，还是要在网络时代的乱象中适时予以更替，完成日常生活的过渡，恐怕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盘峰论争”事件的发生背景，正是这样一个身份困境的反映，一个身份分化和转型的信号。
2007年的一次汉学会议上，德国的汉学家顾彬无意中流露了一个说法：当他在否定和贬低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是小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现场的几位中国诗人，他改口说，不过中国的诗歌是好的。“但是”，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已经是‘外国文学了——不，是‘国际文学的一部分了”。他意识到自己也许说的不够得体，把“外国文学”改成了“国际文学”，因为“国际文学”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世界文学”的同义语。但这个话语中不经意间暴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当代诗人的国际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被标定和改换身份为代价的，尽管这种情况在前苏联也有过，但不会像顾彬教授说的这样过分。因为他的话逻辑上也可以反过来：正因为中国的诗人是“国际化”了的，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好的”。这当然也没有错，中国的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国际化呢？但前提是，如果他单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能不能说是一个好的诗人呢？如果只是因为“中国的诗人”已经成为了“国际的诗人”而得到比较好的评价，那么我认为这个评价仍然有着不够真实的成分。因为说到底，西方的人民并不需要用外语书写的他们的文学，而中国的人民也不太需要自己的诗人用汉语书写的外国文学，他们需要的是言说当下的自己，他们需要用汉语书写自己的现实经验的诗人。所以，我以为中国的诗人必须首先真正甘于作本色的“本土诗人”，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诗人”。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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