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大洋
1969年夏季，小麦刚刚上场，早稻才插秧，宝应水乡就遭遇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
那是一个阴沉闷热的天气，俄而，一阵凉风骤起，吹在汗湿的身上，惬意无比。一干挑猪脚粪的社员正在歇晌。突然，一个中年社员大呼小叫起来：“天上挂龙了！”人们仰头望去，只见一条龙形的黑云高高地挂在东南天空上，龙头、龙身犹如瓷器上雕刻的那样清晰，且面目很狰狞。老队长沉重地说：“龙抬头，今年必有大水。”
不多时，东北方向一片白色，老人们说，大雨将至。果不其然，一会儿，一层层黑云压了过来，顿时，狂风大作，人们还没溜到村边，瓢泼大雨便将一个个淋成了落汤鸡。
大伙以为这一下该歇息一天了，孰料，大雨不断，接连下了好几天，并无一点停息的意思，住在低洼地里的人家已经开始进水了，少数只有三重茅的人家屋里没有漏雨，而屋上只有一重茅、两重茅的人家，屋内已经开始滴滴答答了。
大家担心的是，刚刚还堆在场上的小麦还未来得及脱粒，那可是人们盼望着今年度过春荒的第一顿面食大餐，而菜籽也只入库不到一半，在无肉的年代里，那油汪汪的喷香的菜籽油汪豆腐，也是孩子们期盼了一年的美食，这一切似乎都成了泡影。
公社有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公社书记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接到县革委会的紧急通知，动员全体社员抗涝排水，务必保证早稻安全生长，同时按时完成中季稻的栽插任务，所有干部必须冲在第一线，确保这次抗洪任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完成！
各个生产队上工的钟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了，犹如电影《地道战》里的场景氛围一样热闹。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按照老辈子的说法，遇到洪灾，全村老少都要上堤“踩大洋”。是啊，水田早已变成了泽国，“一片汪洋都不见”，连新插的秧苗梢头都不见了。
那个年月，整个生产大队只有一台柴油机水泵，千亩水田何以应付这浩渺之水？于是，各个生产队里所有的新旧水车齐上阵，男女老少三五个人一组，二十四小时轮流踩水车。平日里，踩水车是较轻的农活，都是妇女和体弱的社员干的活，但真正连轴转地踩下去，就不那么轻松了，腿酸脚脖子痛也就忍了，而脚底肿得连路都走不起来的滋味却更难受。尤其是夜间，在细雨霏霏中，在大雨滂沱中，一把汗，一把雨，腿脚机械僵硬地不停在狭小突兀的蹬盘上走动，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机器人滋味，但凡轮到休息的踩大洋者，就在雨夜的田埂上打盹。
多少年后，我去参观南水北调的一个抽水机编组站，那巨大口径的抽水机轰隆隆地吞吐出成吨的河水，让我想到，倘若那时只要有一台这样的机器，那千亩农田的汪洋浩渺大水，不用一天就会抽得干干净净。所以，当年的农民是多么渴望工业文明社会的到来啊，他们甚至期盼听到那机器的轰鸣声和难闻的柴油味。
我之所以喜欢大风车，除了它的形象优美，给浪漫主义的风景画增添了无限遐想的空间，那虽然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它也是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前夕，人类利用风力节省劳力的智慧结晶，当年，我抚摸着肿胀的脚底板，遐想着，倘若生产队里有两部大风车，也就不用这么多的劳力没日没夜地去蹬踏更原始的水车了。这就是我后来一直青睐十七世纪荷兰黄金时代风景画的原因，尤其是被歌德称为“画家中的诗人”的雅各布·凡·雷斯达尔那幅《荷兰的风车》成为我脑海里的精神高地。
如今，当我每天清晨走过九乡河畔那座大桥，桥两侧分别矗立着三个大风车的雕塑，作为仿荷兰风景画的浪漫主义元素，除了让我感到一丝效颦的况味外，我立马想到的就是1969年水乡踩大洋时的情景。
那夜，雨住了，用马灯一照，秧苗竟然露出了梢头，大喜过望的社员们一阵欢呼：瞎子磨刀——望见亮了！更让人惊喜的是，田里的水开始退潮了，却翻起浪花，小伙子们欢腾起来：大鱼圈在田里了！于是，几个人开始朝着大鱼扑腾的地方围将过去，好一阵折腾，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鲤鱼被掐上了岸。
于是，一切劳累都烟消云散，几个小伙在掌管仓库的副队长那里拿到了钥匙，弄出了大米和菜籽油，欢天喜地地去忙“夜顿子”了，那生产队里的小媳妇妇女队长，半夜里被人从被窝里拖出来，睡眼蒙眬、嘟嘟囔囔地去烧鱼煮饭。所谓红烧鲤鱼，就是把洗干净了的鱼，放在生产队煮猪食的巨大铁锅里，用大量的菜籽油炸一下，然后抓上一大把腌菜熬制。农村的俗语是“油多不坏菜”，反正是集体的油，不用白不用，可惜无钱打酱油，只能用一坨酱取而代之，一年都不见荤腥，且难得饱餐大米饭的公社社员们，借踩大洋之际犒劳自己，可谓是上天赐予美食，待几大段红烧鲤鱼端上桌，在月黑风高、寂静无声的雨夜里，只听得吧唧吧唧吃鱼吞饭的声响划破夜空，一盏马灯在细雨微风中摇曳，照亮了那一副副如狼似虎争食的面目和场景。
可惜我不是一个画家，倘若我能够把这幅情形摹画出来，即使技法不高，但其人文意蕴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十几年后，当我在从事乡土文学研究时，对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产生了浓厚的興趣，当我看到文艺复兴时期乔尔乔内的第一幅风景画和风俗画《暴风雨》时，认为画面太过于明亮优美了，在电闪雷鸣中的风景色彩鲜亮，树木与时髦的房屋构图给人是愉悦的感受，加上那个半裸的正在哺乳的女子，安详的神态犹如圣母，抹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或许几乎所有的西方油画家都是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没有那种生活在最底层，且在一个艰苦卓绝时代里的人生经验，总以为风景和人物都在明亮的光线和色彩中才能显现出他们的画技，殊不知，这无形中就消弭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在历史审美中的巨大人文辐射。
当然，雅各布·凡·雷斯达尔并不是在全部作品都用亮丽的色彩和光线来表现乡村田园牧歌，除了《荷兰的风车》外，《阿克马景观》和《一座被毁了的城堡和教堂》，阴云密布下的村风景更接近农耕文明时代的心理真实生活场景，也许正是这样的风景画更能感动我，那才是震撼我心灵世界的构图和色彩。
当然，像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景画家威廉·透纳有着明暗两种色彩的画法，在河流、帆船和人物描写上，《朝雾中的旭日》与《加来码头》《暴风雪中的汽船》之间，我更喜欢后者那种色彩暗淡、阴云笼罩、天地一片混沌的名画。但是，在许多风景画中，常常是见景见物而不见人的画面居多，我不知道这种风格有无影响着中国的画家，不过，当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国油画家画的农村题材的油画代表作，更是在亮丽光鲜的风景中凸显出那种意气风发的人物群像，那种几近宣传画的作品，与我看到的枯瘦面庞和补丁摞补丁衣着的农人，以及悲苦生活情形大相径庭。直到八十年代初，罗中立的一幅《父亲》才还原了中国乡村风景画和风俗画中人物的真实面目，许许多多那个时期的历史记忆才如大潮一般涌入了中国油画的历史审美之中，没有真，何谈美呢！
在连续多少天踩大洋的日子里，打麦场上堆着的麦子还没脱粒就开始发芽了，生产队长搓揉出潮湿的麦粒，在嘴里一嚼，水叽叽的，立马就流下了眼泪：完了！一季到手的粮食全泡汤了，粮管所肯定不会收这样的小麦，怎么办？于是，动员各家各户的妇女剪下麦穗，回家用小火炕干，算是分给各家各户的夏季口粮。
于是，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在灶间里忙碌起来了，她们把炕干的麦子揉搓下来后，用筛子筛掉麦芒，那个场景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后来看到了库贝尔的那幅著名的现实主义画作《筛麦的女人》，我才领悟到，即使现实主义画家也仍然是对乡村日常生活进行美化的，无须说人物有着美丽的面庞，其身材丰满修长，充满着活力，而且衣着也很鲜亮。殊不知，在115年后的那个农村水乡里有着一群衣衫褴褛，面呈菜色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正在筛着萌芽的麦子。
这种小麦机出来的面粉，根本没有黏性，捏不成团，只能打成糊糊充饥，且十分难吃，在早稻下来之前，大多数人家也只能用此物糊口了。
水退了，雨过天晴，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打麦场上，社员们忙着把麦秸堆放倒，满场的麦秸热烘烘的，发出了浓郁的霉气，秸秆上黑色
的霉斑中挂着一层淡粉色的霉菌，可谓黑里透红。大家哀叹，夏季到秋季的燃料不够了，想掀草房顶的人家就没有指望了，往年打谷场上丰收的景象全成了幻影。从小就在画报上看到的那幅苏联女画家雅布隆斯卡娅1950年画的油画《粮食》，其麦子堆积如山，集体农庄男男女女欢心笑语的风景风俗画面，滑过了我的眼帘，形成了极大的情绪反差。那油画中黑里透红的集体农庄女社员是一种健康的象征，而我们的村庄中衣衫褴褛的妇女也是黑里透红，但那是枯瘦面庞上被刚刚露脸的毒日晒成的高原红。到了1976年，看到了那幅充满着消极浪漫主义色彩的油画《打谷场院的知青姑娘》，显然，作者的同情与怜悯透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心态，但是，我一想起那个岁月中比知青更加悲苦的公社社员，就不能自已。
当后来看到米勒农人劳作的现实主义系列油画时，我才悟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价值立场都是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休戚相关的道理。这个自称是农民的画家，从小就跟随父亲在田间劳动，这样的童年和少年记忆是永远无法在自己后来的画作中抹去的，《牧羊者》《拾穗者》《播種者》《喂食》《祈祷》和《打谷场》等代表作，一反浪漫主义的田园风景画风格，充分展现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不回避苦难的艺术思维，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一贫如洗”的穷困潦倒的日子中走过来的，生活经验让它写出了发自内心的呼号，他的《打谷场》充分展示出劳苦农人在麦秸垛下疲惫的身影，这是抹去了浪漫主义美化乡村田园的真实场景，它给我的人生启迪是深刻的——知青文学不能沉湎于一己的苦难哀怨之中，放眼看看周围农人更大的悲苦生活，你才能走进更广阔的人文认知的天地里。
跑 年
秋收的打谷场上一片欢腾，稻谷进仓，大小船只驶向公社粮管所交完了公粮，也就该休憩了，田里的农活也就是挖挖墒沟，修修水渠等闲活了，年轻人看惯了公社宣传队那些二妹子老一套的节目，站在秋冬之交的冷风中，看着土妞们在土堆的戏台上一蹦一溜烟，一跳一举手的效颦时代标准舞蹈动作，就觉得腻歪，社员们又不得不看，因为不看就得倒扣工分。于是，最大的娱乐就是等到县里的放映队来到我们的村庄，让大家观看一场电影。
电影队终于来了，家家户户都预先把小板凳、长条凳放在了打谷场上，连银幕反面都放好了凳子，夜色降临，上千号人挤在打谷场上，连河畔上都站满了人，首先放的是新闻片，人们一个劲地叫唤，赶紧放过去，一俟放到插入的外国马戏团的演出，而且是彩色影片，人群就开始沸腾了，看到穿着比基尼的女演员坐在男演员的脖子上的镜头，场上一片惊呼，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句：女人骑到男人的头上不吉利。又有年轻人悄声说：这都快活啊！
放的电影是老掉牙的《地道战》，尽管大风把银幕吹鼓了起来，电影里的人物形象都成了哈哈镜中的变形人，人们还是坚持看完了影片。第二天，大家一个劲地谈论的都是昨夜纪录片中的那个三点式的女人，臆想猜测她脱光了形象，还追问我南京城里的女人夏天是不是有女人穿这样衣服。在一个没有任何娱乐的时代里，人们的最大兴趣就只能集中在脐下三分之处了。
七十年代初，我没有回南京过年，就在村里与贫下中农一起度过春节，谁知我们的村庄并非是家家户户庆新年，而是许多人家都去“走亲戚”了，我满腹狐疑，向我的亲邻吉老五问了就里。原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场大饥荒时，这里就形成了一种风俗，名曰“跑年”，何谓“跑年”？实乃趁过年食物丰富之时，拖家带口去远方乞讨，这种习俗的形成，是饥饿年代为度春荒做准备的，其实，谁不知廉耻呢，与其饿死，不受嗟来之食，这是气节，而想活下去的农民，则信奉民以食为天，失节事小。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乞讨的地方是安徽省的郎溪县一带，有一家人不仅乞讨了几麻袋馒头、年糕和米饭，还带回来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姑娘做媳妇，人虽丑了一些，却也不聋不哑也不傻，丰乳肥臀大粗腰，是生殖的坯子，可惜生下了两个大胖丫头后，就被拖去公社卫生院结扎了。
乞讨回来的食物如何处理呢，他们将馒头糕点切成片，晒干后储存起来，那可是上品食材，是可以待客的点心，秋收冬闲时节，遇到亲戚或相亲者上门，将其在锅里一煮开，再卧上两个水潽鸡蛋，浇上一点黄澄澄的菜籽油，权当维客食品，虽然主人并不享用，却脸上有光了。
那些乞讨来的米饭，当然也是晒干后用口袋装起来，以后怎么样食用都是可以的，而且要比新米出饭得多。“跑年”个把月，抵得小半年的口粮，何乐而不为呢？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诗与远方”这个富有浪漫情愫的修辞时，立马跳出的是“食与远方”昔日重来的场景。
后来，当我看到卢浮宫里收藏的那幅尺度只有18.5cm×21.5cm的木板油画《乞丐群》时，就猜度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创作意图，他是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勾勒五个残疾人的悲苦命运吗？有人说，这幅画的背景是每年“三王来朝节”后，乞丐“盛装”游行乞讨的节日。无论如何，这样花式的乞讨，与我们的村庄里的“跑年”风俗相似，那个时间点也相近。倘若我是一个画家，我会如何表现这样的题材呢？是欢乐中的悲苦呢，还是悲苦中的欢乐，抑或是悲劇时代的反讽？
一般来说，画家们在试图表现自上而下的悲悯与同情的时候，人性的抒发往往是变形的，例如格列柯在十六世纪末创作的《圣马丁与乞丐》的风俗画，贵族的骑士与站在马边上的那个裸体男乞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一个骑士精神没落的时代，也是几年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诞生的前夕，这样的构图，不得不让我想起了对正直勇敢和充满着同情和怜悯之心的骑士的反讽心存疑虑，一个时代的骑士精神沉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呢？如其现在，不如回到骑士精神的出发地。
我从小就厌恶《灰姑娘》那样编造的故事，那种比抽得千亿大奖的几率还要小的故事，拿这种在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欺骗幼童，亦如犯罪，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学。所以当我看到埃德蒙·布莱尔·莱顿那幅《国王与女乞丐》，就本能地反感厌恶，虽然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年轻的亚当丘比特，就是科夫图阿国王爱上了乞丐女时把箭射得那么准的那个人”的台词，但是，这种夸张变形了的超越阶级的浪漫主义爱情抒写，一经变成了几百年来文学表达的一种模式，让人阅读后直吐酸水，可是，在进入后现代的时代里，中国网络文学里充斥着大量这种俗不可耐的小说，什么一个打工仔和一个富家女相亲，被叱骂嘲讽，谁知他是巨富总裁，如此这般，不一而足。的确，我赞成爱情超越阶级，超越年龄，超越国度的观念，但是，我绝不相信爱情能够超越价值观的神话，生长在不同典型环境中的男女即使因为冲动，最后的结局也是悲剧的，即使那个女乞丐貌若天仙，有一颗善良的心，她也不可能像贵族那样优雅。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那种被称为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科夫图阿情结”，无论是对中国的纯文学还是俗文学的影响甚巨。
因此，“跑年”改变了我对乞丐的看法，而不是单纯用亚里士多德的所谓“同情和怜悯”的悲剧审美观念看待这种现象了。
夜 读
秋收后，去粮管所交完公粮，除了几个报名去远方挑河工去吃大苦、吃饱饭、挣高工分的壮劳力外，农闲时分，社员们终于歇口气了，妇女小媳妇们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家长里短地嚼舌头根子，传播着偷听来的谣传，真正轮到自己，便巴不得通奸一回，尤其是年轻的丈夫出门挑河工去了，在漫长寂寞难熬的冬夜里，黑咕隆咚的，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不干床笫之事，又能干些什么呢？这就是唯一的快活之事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口口相传的花边新闻总是流布在冬日暖阳之中，一群妇女叽叽喳喳地打破了农闲时的寂静，似乎只有这样，乡间才有了活气。
晚秋和初冬，清澈的河水被微风吹得泛起层层涟漪，我和上舍大队的一个爱好古诗的知青Y君，坐在大溪河桥边，一边望着扳罾人摇动绞关起渔网，一边交流着读五言、七言古诗的心得，切磋五律和七律的平仄、对仗和出典，由于缺少工具书，当年的《新华字典》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幸亏我带下乡一本民国时期的《辞林》，尚能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朦胧读懂一点点古诗的皮毛。
对于一个渴望读书的人来说，当我们在能够上课读书的时代里，我们不珍惜读书的机会，一俟宣布停课闹革命，那便是少年时代的狂欢节，虽然从小读了不少红色经典小说，但并不觉得读其他书籍的好处，只有到了下乡前偷来了一些世界名著中，才知道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好书，是我们无法读到和无法读尽的。
那个年代读到的“枕边书”的句子就是“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我并非是欣赏李清照的罗曼意境，而是对其“闲处好”和“雨来佳”另有一番理解，因为只有农闲和下雨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在枕上高枕无忧地看书。
冬日的夜晚是最难熬的时分，但凡能够看的书籍都看完了，但凡能够借到的书籍都借完了，农闲开始了，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除了和邻近大队的知青朋友交换国外的长篇小说外，在那个无书读的时代，但凡是有字的书都拿来读，有时也不辞百里，去县里的新华书店买新书，好在那个在外文图书出版社当编辑的婶婶，不断寄来文学作品，让我在煤油灯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
连带来的《农村医疗手册》都一字一句地读完了，因为下乡时，父母亲给我们兄弟两个都各备了一只棕色带红十字的医疗急救箱，村里人却误认为我懂医术，常来要一点止痛片、阿司匹林、扑热息痛之类的常用药，头疼脑热几片就灵，大队支书还特地让我去大队合作医疗去当赤脚医生，被我婉拒了。那时许多知青都有这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6年或1968年版的这本书，因为它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看到男女生殖器黑白解剖图的书籍，可是，我用了几年的工夫都没有看懂女性生殖器究竟是个啥样。
《辞林》倒是很厚，社员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厚的书，都说我是在看天书，比宝书四卷加起来都厚，未见者问究竟有多厚，答曰：反正比三块砖头还要厚。于是，参观者络绎不绝。
一日，经常给我送信送包裹的公社的大长腿邮递员来了，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一捆书，我一眼瞟见是“黄色书籍”《红楼梦》，便苦苦哀求让我看两天，并赠送大前门香烟一包，好歹他也是我的朋友，便爽快地答应了，于是，那两天成为我一生读书最难忘的时刻，尤其是在夜晚里，通宵达旦地阅读此书，就像做贼似的恐惧，要知道这是当年禁书中的禁书。
那时的乡下不通电，一辈子没有见过电灯的社员不在少数，农家夜晚点灯，都是用墨水瓶中插着一根两寸长的铁皮管子，用棉线穿进铁管，再拿鸡蛋去代销点换来的煤油照明，真的是灯光如豆，就这样，家家户户还舍不得用，一吃过晚饭，老爹就呼儿唤女上床“挺尸”，一是为了省灯油，二是为了养精蓄锐，明日有劲干活，尤其是晚上喝的是稀粥，睡觉养精神是贫穷者的生存逻辑。
生产队会计家里是点罩子灯的，因为每家的男劳力晚上都要去他家开会，评议当日的工分，所以，他家的灯油费是队里报销的。所谓罩子灯，那也是与洋油一样，是西方发明的洋货，一开始我不明白社员们为什么叫它“洋油灯”，后來看到十八世纪西方油画中的照明灯具，居然就是这种式样“洋油灯”，方才顿悟。
我下乡后一直点“洋油灯”，那是因为晚上我有看书的习惯，从小看小人书，到少年时代看小说，熄灯后，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满月时分，就着月光看书，也是我的一大发明，记得那本《苦菜花》就是在月光下一气读完的，生生把一双2.0的眼睛看成了0.5的近视眼。
冬日的寒夜里，虽然寒风从墙缝里钻进来，拥在被窝里，在罩子灯的光线下读禁书《红楼梦》，那是一种多么大的人生乐趣啊，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奢侈享受，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那句“枕上诗书闲处好”的境界，当然，比李清照多了一层意境的是，在那个禁锢的年代里，能够偷偷读到这样的书籍，也算是一次精神出轨的“偷情”吧。
两夜一天，三十六个小时，我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生吞活剥地吞下了四大本《红楼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何其芳作序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版本，这次读书飨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鼻孔里熏满了洋油烟，用手指一摸，乌漆墨黑，眼里充满了眼屎，但我却把那些漫长的冬日当成了“偷情”的快乐时光，因为四处寻觅来的“黄书”“禁书”，在洋油灯下让我触摸到另一个世界里的灿烂星空。
后来，读到了元代叶颙《书舍寒灯》中“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缸午夜香”的诗句，感触颇深，就请篆刻方家刻了一方“青灯黄卷屋，瘦蠹肥墨斋”的闲章，以纪念那段“夜读肥书”的日子。
到了八十年代，我看到那个被称为“烛光画家”的乔治·德·拉图尔一系列描写夜晚烛光下的人物时，就想起了那段“神秘而辉煌”的冬夜时光，尽管伦勃朗《夜里的圣家族》无论是构图和光线技巧都堪称一流，其独创的“伦勃朗光”尽现画面之中，但那是描写贵族夜间生活的画，这种宫廷生活的夜间画风，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后，名作迭出，然而，在我的心灵中却波澜不惊，因为震撼我的是那段难忘的农人苦难生活，它揳入在了我的灵魂深处，让我终身记取，所以，我还是喜欢视点下沉的“烛光画家”乔治·德·拉图尔。
人们说拉图尔是“夜间画”大师，可惜他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纪，作为现实主义画家，他笔下多为烛光下的人物，那是因为他描写的都是底层社会的生活，《木匠圣约瑟夫》在烛光下的劳作，让我想起了我那个年老的豁嘴邻居，在一线昏暗的油灯下编制柳条筐的夜景，他美吗？是的，正如贺奈·夏所言：“光使拉图尔的绘画更精致与庄严。”苦难的庄严，庄严的苦难，是一种悲剧之美，而苦中作乐悲喜剧也是一种美，《盲人摇风琴手》透出的夜间民间艺术家的人物精神之光，同样，在《年轻的歌手》里，一线如豆的光线照亮的是那个闭着眼睛的面庞，这个人物应该是与盲人风琴手同属残疾人的卖唱者，画家画出的是照亮世界的人物，它震撼了观看者的灵魂；《烛光下的抹大拉玛利亚》《忏悔的抹大拉玛利亚》让人物在光影的静穆端庄中获得灵魂的升华，光影世界中女人的沉思，更令人感动，画家为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打开了一个艺术审美的窗口。
然而，我更喜欢《圣杰罗读书》这幅画，它不仅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在暗夜里读书的真实场景，而且在光影明暗的对比中，充分表达了圣杰罗这个读者阅读时的专注痴迷神情。
而我在另一个浪漫主义画家佩特鲁斯·范·申德尔的夜景烛光画中，第一次看到了我们当年使用的玻璃罩子灯，因为这个被称为“钱德尔先生”的画家出生在大工业时代的十九世纪，虽然电灯尚未全面覆盖欧洲，但是玻璃罩子灯却早已普及，然而，这个画家却十分钟情于绘制中世纪农业文明中的烛光，以及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玻璃罩子灯光，我尤其喜欢他那幅名为《情书·1840》的绘画，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一个少女在镜前自恋似的弄姿，另一个少女激动地在阅读情书，喜形于色的表情跃然画上，尤其是那玻璃罩子灯的光晕放射出的迷人光芒，具有了宗教的神圣色彩和意蕴。这种温馨的夜读给少女们带来的欢乐，这样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多，可见“夜读”时超越时空、民族、国别的人类共同审美情趣。
回顾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知青在乡下挑灯夜读的情形，也许是悲苦中唯一的精神愉悦吧。
“夜读”的画面是美的，它给予我热爱文学的勇气，我想写小说，用笔来勾画那一幅幅农耕文明的林林总总，虽然我的春秋大梦，后来成为泡影，但那部《水乡春梦》的大作，却永远留在我的永恒记忆里。
责任编辑 徐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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