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帆

小引

其实，我对知青文学的最大反思，就是撇开一切强行拼贴进入的先验性的价值理念，站在一个超越外来“闯入者”身份的价值立场，将那一段经历置于历史的、人性的和审美的镜像之中，再现那个时代人世间的悲苦和欢乐，以客观镜头展现出那逝去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

　　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仍然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已然不知道那个岁月里的农村生活风景、风俗和风情了，半个多世纪沧海桑田的变化，足以改变农村生活的一切，“生活在别处”，只有像我辈之老者才能透过历史的云烟，看清楚时间磨洗中悲怆的乡土巨变。

　　套用风靡一时的十八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在大工业时代来临之际，用优美的笔触去抒写《我们的村庄》这样的非虚构文学形式，去抒写一个曾经没有被工业文明覆盖的农村风景。我在想，与米特福德小姐不同的是，我们不应该像她那样一味地沉浸在对原始自然文明和农业文明的颂扬和眷恋中，而是紧贴人的生存境遇，进行人类历史进程利弊的深度思考，从而将文学审美的价值立场推到舞台中央。

　　是的，米特福德小姐《我们的村庄》赢得了巨量的读者，这让我陷入了沉思——一个平淡无奇的普通乡村，竟然被誉为“一个英国村庄欢乐的画卷”，以至于她笔下的几间小屋变成了英国乡村风景画的“博物馆”供读者参观；英国女诗人白朗宁认为：“随意读起一节，都会在你眼前推开一扇通往乡间的窗口，令人感到如轻风拂面，虫鸣灌耳，让你一天内都享受着雨露及花香。”难怪安妮·萨克雷·里奇在序言中惊叹：“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这就是被作者描写得如此迷人的‘我们的村庄’啊！这就是那双善良的眼睛曾经看到的景象，那双眼睛从所有这一切之中所见到的不仅仅是砖与瓦，而且是隐藏起来的事物所具有的灵魂。若不是因了个人的记忆，三里口看上去将是乡村中最平淡无趣的一处所在。”

　　回眸历史镜头中的我们的村庄，我总觉得米特福德小姐过于美化农耕社会的田园牧歌，以此去抵抗工业文明对农村的侵袭，也是带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的，因为我眼里那个真实的“我们的村庄”，是一个弥漫着凄美的风景画。

　　须得重申一下，我写这段非虚构生活场景，不是什么“忆苦思甜”，而是“忆旧思源”。与历史上的知青运动相比较，“插队”的故事至今仍然在延续叙写着，如果说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是一种反向的进城“插巷”，那么，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早已成为了新城市人，甚至漂流海外，成为新一代洋人，完成了新一代农村“知青”的终生“倒插”，乡土中国已经变成了即将覆灭的空巢。

　　也许那个吸毒的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在吞云吐雾中冥悟出了“生活在别处”的诗意，他《灵魂的春天》中一句“大地上的异乡者”，唤醒了各种各样游走在异乡角落里，寻觅快乐刺激和欲望的人们，他们是永不回眸历史的人群，无可厚非。

　　而我却不同，我是历史的回望者，作为一个曾经留驻在异乡土地上六年，一个“我们的村庄”里的劳动者和见证者，我写下的文字，将是一幅幅带着“泥滋味、土气息”的显影长镜头，因为我不想让这些画面与我的肉身一同进入焚烧炉，当然，我也不相信它会与我的灵魂一同飞升的神话。

小河流过的村庄

无疑，一个从城市里来的少年，起初看到小河流过我们的村庄，一切都是那样清新可人，充满着诗情画意。尽管许许多多地方都是脏乱不堪，清新的空气中飘散着牛粪和青草的气息，但缓缓流过的河水洗刷了一切污垢，我们却能站在草房子前，看到麦浪滚滚和遍地稻菽的田园风景，看到流水潺潺小河边的浣衣女，看到远处湖荡里点点白帆在蓝天白云下缓缓漂移，可惜的是没有牛群、羊群或马群映衬，因为当时我们对诗的所有抒情理解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苏北平原，尤其是水网地带，一马平川，没有山峦，甚至连一抔丘陵都没有；当然也没有森林，只有那古老的柳树稀稀拉拉地醉斜在河边，再就是新近号召种植的价值低廉的水杉树，它们像列队的士兵一样，整整齐齐笔直地排列在新开掘的大溪河堤岸两边，那是公家种的。

　　流经我们村庄的小河港湾岸边周边，长着的也都是老柳树，当我后来看到康斯特布尔那幅《溪柳》时，便立马想起了我屋后的那条小河，以及岸边那参差不齐的老柳树，因为那就是我们村庄的小河边、港湾里的标配风景线。前年我回村里看了一下，旧时风景依旧，只不过草房子换成了十分简陋的瓦房而已，屋后的那条小河已经变成了一汪死水，满河的杂草和浮萍，让河水变成了墨绿色，这里仍然贫困，没有工业文明的污染源，却不知为什么水质也被污染了。我所见到的村民，除了几个艰难活下来的垂垂老者外，就是他们寄养在村里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田野里仍然种着水稻，即便有了杂草和稗子，也无人薅草打理了，农耕文明一片萧条的景象，从半抛荒的田野庄稼的生长环境中就一目了然了。

　　从古至今，这里当然不会有游牧民族生活的丝毫踪影，养殖业，除了每个生产队里一两头用来耕地的老水牛外，连一匹马、一头驴、一头骡，甚至一只羊都不见，一片汪洋泽国之上，漂浮着一垄垄沤田改造过来的黑泥旱地。不要说看不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景，就连荷叶田田的水乡诗画，也都消逝殆尽了，土地稀少，只有围水造田，刚下乡我就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灭绝菱荷运动。

　　从小就唱着《洪湖水浪打浪》，而“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的天堂之美，却在我们的村庄渐渐消逝了，原因十分简单，刚从饥饿中挨过来的农民，欲向水面要土地。

　　汪曾祺笔下的“芦花放、稻谷香”的“沙家浜”，其实就是邻县高邮水乡的风景，与我们的村庄风景无异，但见满荡的芦花飘扬，却从来都没有闻到过稻谷飘香味道，我曾经问过许多社员，他们也说只见过稻穗扬花，未闻“稻谷香”气，我想，那都是诗人们想象的通感吧，第一个使用者是天才，而模仿者都是蠢材。倒是那新大米煮出来的粥，微微泛着浅浅的绿色，一口吸溜下去，沁入味蕾里的清香，是那个时代永远吃着陈米的城里人永远无法忘却的米香。

　　水深的肥沃沤田里，长着丰盛的茨菰，那茨菰吃一两顿尚可口，天天当饭吃，那就让人吐酸水了。在城里，茨菰烧肉当然是一道十分可口的好菜，宁吃茨菰不吃肉，这是能够吃到肥肉的城里人的美食选择，殊不知，那个年月里的农民哪里会有肉吃呢，只有过年时，生产队里杀一头猪，按劳力分给各家各户，一家人才能吃上一顿肉。后来我才明白，生产队私自留下这块两亩沤田，就是为了春荒时节让断了顿的社员不至于饿肚子上工，茨菰主要成分是淀粉，那是度春荒救命的好东西。

　　这里也绝对没有工业文明的风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溪河开通后，地县领导来视察我们这个农业学大寨先进生产队时，一艘小火轮开在了田野溪河边，许许多多从未到过县城的社员们，才远远地驻足睁大眼睛看西洋景，第一次看到了豪华的机器“房船”，直到几年后，河里出现了许多水泥机帆船，社员们才不拥上河堤看西洋景了，其实，在那时的人群中，许多人更没见过四个轮子的“房车”呢。

　　这个景象在我后来读到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时，老通宝充满仇恨地凝视小火轮，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受：“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剌剌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轧轧轧的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茅公对上世纪三十年代浙江桐乡水乡间小溪河边的这幅河景描写，同样映刻在七十年代的我们村庄的大溪河畔，我们在“赤膊船”上也遭受过同样的侵袭，但是感受却并不相同，羡慕远远大于嫉妒恨，因为我们渴望工业文明给这个贫困的水乡带来欢快，以减轻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铁器时代的繁重体力劳动。

　　这里没有米特福德小姐笔下那种山峦和森林的风景，也没有古代诗歌里的大漠和山林风景。只能依水，没有靠山；只有田园，却没有牧歌；只有劳作，却没有休憩，“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那年我们虽然不懂爱情，只把站在水中撑船的农人当作“伊人”，也算是在苍茫的芦苇荡里，寻觅到农耕时代的一丝丝古典诗意。

　　待到中年，我在大量的油画观赏中，看到了十七世纪荷兰风景画派作品，其河流都是伴有山峦、森林和建筑物为背景，突显出风景画的繁复装饰审美效果时，我就想，我们的村庄背景是单调的，河汊水荡中突兀的高地上低矮简陋的房屋，在优秀的画家眼里会有什么样的审美意义呢？原始自然文明与落后的农耕文明的苍凉凄美，不同样也是一种美吗。

　　鲁本斯著名的风景画《风景与虹》壮丽辉煌，也是描绘自然与农耕文明的杰作，而我当年也看到过在一片浩渺的水面上“赤膊船”穿行在雨后彩虹里的画面，背景是那错落低矮的草房子，那种美丽同样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凄美。十几年前，刚刚调进南京大学艺术系的那个油画家L 君，在他的画展上让我挑选一幅作品，我一眼就看中了他描绘苏北平原上的那幅雪景，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留在我们的村庄雪地里的足迹，零落苍凉的冷色美的足印依然在我的脑沟回里跳出来。

　　2018 年，省作家协会一行五人去巴西、阿根廷访问，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去阿根廷作家马尔赛罗·莫雷拉家去做客，叶兆言、王尧和我在他家那面布满了世界许多作家手印的墙面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在听他滔滔不绝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时候，我的眼睛却始终斜睨着一旁大柜子顶上那幅几近破旧的木板油画，因为进门扫视房间时，我第一眼就被这幅画所吸引了，并非是这幅画画得好，而是它立马勾起了当年我们村庄河边看到的景象：码头、停泊的篷船、舢板上摇橹的船夫，那熟悉的风景和人让我不能自已。于是，便厚着脸皮让翻译向莫雷拉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能否把这幅斗方油画送给我作为纪念，他沉思了片刻，便欣然允诺了，当他从大柜子顶上取下画来，递交到我手中时，我无比激动，双手捧着画幅，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到南京后，第二天我就立刻驾车去南艺后街，用油画框装裱起来，至今一直放在我的床头上方，每天深夜上床时都可以扫视一眼，于是，梦回水乡的凄美风景就浮现出来了。

草房子

我们的村庄不很美丽，房屋均为土坯麦秸草房子，与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那种破旧草房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那地主老财带院子的大瓦房，我们的村庄里一间都没有，难怪村里没有一个地主。草房子也不是杜甫笔下“卷我屋上三重茅”的那种茅草掀顶。为了找到佐证，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天蒙蒙亮就出发，来回奔袭八十多里，去宝应县城里的新华书店，购得郭沫若的那本酱紫色封面的新作《李白与杜甫》，方知那三重茅是地主阶级房屋的奢侈品，从野地里采集起来的野茅草盖房，冬暖夏凉，比瓦屋房顶造价还要高出得多，且为三重茅，可见老杜地主阶级的身份暴露无遗，便笃信郭沫若先生“扬李抑杜”是正确立场无疑了。及至前几年，我在盐城看到宏阔的曹文轩创作基地里的“草房子”，则是用海茅草盖的屋顶，堪称雄伟，这样的“草房子”的造价甚至比琉璃瓦的价格还要高。

　　我曾经为盖草房子打过“小工”，工作就是给房顶上铺梳麦秸秆干技术活的“大工”叉麦秸、递河泥。大工者用瓦刀将房顶糊上一排河泥，权作水泥，然后再平铺一层麦秸，这就叫掀草，周而复始，一直到屋檐下，然后，用耙梳从上到下梳理一遍即可。“大工”属于干技术活的，除了吃饭坐上席外，还有两包香烟的犒劳和不菲的红包，而“小工”却是给“大工”打下手的，没有香烟，也没有红包，三顿饭则是能够上桌同吃。主家如果不能尽力扯平待遇差距，那就有戏唱了，“小工”就会不停地去上茅房，在房顶上的“大工”只能停工干着急，倘若主家怪罪“小工”怎么总是上茅房，“小工”就会来上一句噎死人的话：“大恭归大恭，小恭归小恭。”未曾想到，这水乡的方言中，还保留着古典修辞的雅意，他们将上厕所大小便说成“出恭”，而且机智地反抗不平等待遇，也让我看到风俗中人性的优点和弱点。

　　富裕家庭掀的是两重麦秸草，倘若是有些身份的人家，掀上三重草秸，那就让乡邻们刮目相看了。显然，到了雨季，几重草的优劣就毕现无疑了，一重草的人家“屋漏偏逢连夜雨”，滋味真是不好受，而三重草的房屋确是历经多年不漏雨。

　　那年，用政府特殊拨款为我们盖房时，从供销社拖来了一船青砖、杉木与毛竹等建筑材料，我们的村庄立刻热闹起来了，计划经济时代，村庄里的人家是无法享受政府批条的。人们啧啧称赞好料，尤其是那几根长达四丈的杉木横梁，老队长说，几十年都没见过这么长的好中梁了。一船青砖也只能做成三间砖门楼子四角硬的房屋——也就是房子四角用砖砌成柱，门脸三米宽是用立砖砌成，这在当年贫困的水乡家庭中已经算是豪宅了，地面当然也是泥土的，水泥是社员们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建材。过了一年，庄上一个要好的小伙子告诉我，我房基身下原本就是一个坟地，我便无奈苦笑。倒是那根四丈长的横梁，则在同时新盖的生产队唯一豪华的仓库砖瓦房里，涂上了闪亮的桐油，堂而皇之成了集体建筑的中梁，我也只能再次无奈苦笑。

　　好在仓库落成后，恰好生产队里因瘟病死了一头猪，作为独立户主，我也有幸被纳入有资格吃猪肉的劳力范围。夜色朦胧，我战战兢兢地与生产队里的壮劳力们一起吃着撩人的瘟猪肉，吞食着“农垦57”新大米。那夜的风景真好，就差吴刚捧出桂花酒了，男性社员们打着饱嗝，剔着牙缝，心满意足地回家和老婆困觉了，我也窃喜，因为通过这场吃瘟猪肉，我已经被默认为是壮劳力了，权当我的成人礼庆祝会。

桥上桥下风景

我们的村庄是一个橄榄形的村落，一条小河流过村庄，这不仅是通往各家各户水码头的水路，而且也是村里人的饮水之源，当然，妇女们在水码头上洗衣汰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不远处的河岸边，女人们刷马桶却让我实在不能容忍，好在社员们的阿Q 精神倒是一剂良方：这是活水，流水不腐。干干净净吃了生病，肮肮脏脏吃了健康。这的确没有办法，用副队长的话来说，你能用芦柴砸天吗？！想想也挺生动的。

　　村东头只有三户小姓人家，背后就是一座高约一丈多，却没有栏杆的木桥，乡下的桥从来就没有栏杆，只有县城里的桥才有栏杆，乡下的孩子从小过这种狭窄无栏杆的木棍桥，都没有大人看护陪同，一辈子也就过来了，这是现代城市人不可想象的事情。

　　1970年，新开的大溪河从我们的村庄北面穿过，一座“现代化”的水泥桥梁建成了，那是有水泥栏杆的桥面，只听得村里人都在纷纷议论：这么宽敞、这么平整的桥面，还要什么栏杆，这是糟践了材料，这东西拿回家做猪圈围栏该多好啊。

　　桥对面就是三间大瓦房的供销社代销点，代销点里只有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年店员，也算是吃公家饭的人了，每天都有社员用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到这里换点盐、酱、煤油、火柴等日用品，女人们拿上一盒三五分钱的蛤蜊油，就算是最好的护肤品了。再奢侈一点的，就是买上一包八分钱的白皮无标牌的“经济”香烟，抑或零拷半斤瓜干酒，不讲究的酒徒干脆就来上一斤“乙种白酒”，其实那就是工业酒精。

　　我们村庄的每家每户的全部开销都从两只母鸡屁眼中落在这里了，而每年最大一笔进项——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每家每户只能养一头猪，其最后的“磅猪”仪式是要去公社供销社完成的，那种仪式是我后来亲历的了。

　　初中时，读了鲁迅先生的人物素描《孔乙己》，见孔乙己与平民一道，站在柜台前喝酒，这样的风俗不仅在江苏的城市里没有见过，即使在乡间也是鲜见的风俗，而这一幕却在我们村庄的代销点里发生了。一个游手好闲不爱劳动的五十岁左右的“老者”，瘌痢头，嘴里整天噗噗道道，经常在代销点里站着喝酒，他倒是从不赊账，怀里揣着一只酒杯，还自带了下酒的奢侈菜——花生米，要知道，苏北水乡是不产花生的，那是稀罕食物，有了此物，即便是再差的酒，都能喝出豪华的滋味来。我每次过河去代销点打煤油、买烟酒都会碰见他站在柜台前慢慢地咪着酒，嘴里不断吐出道听途说的新闻，比如中国制造了一种香烟，有人在国际列车上抽了一支，整列火车全是香味，连美国总统都来求一支。你还别说，乡下人还真信这些传言，当我将四角八分一包的上海凤凰牌香烟在田里抽了一支时，周遭的社员们都围上来拼命地嗅，生怕漏掉一口，我把香烟分给大家，他们都不肯抽，说是回家关起门来抽，不能让香气跑了，让一家人都过过香烟瘾。

　　原先以为那个站着喝酒的流氓无产者是一个农村的五保户，谁知他是有儿子的，他经常和儿子讨钱喝酒，儿媳非但不肯，还恶语相加，于是，他就做出了出格之举，一个赤日炎炎的夏日，他将树上的洋辣子（又名八角丁，是黄刺蛾的幼虫）用树枝挑起来，在儿媳妇晾晒的短内裤上抹了一遍，立马成了十里八乡的新闻人物。直到我离开我们的村庄那一年，每次去代销点，再没有见到那个站着喝酒的老者了，我也像鲁迅先生那样，时时惦记着乡间这个唯一站在柜台前喝酒的人，和孔乙己不同的是，他时时趴在柜台上的喝酒姿势，让我久久不能忘却。

　　错落在代销点后面的几间瓦房，就是村里的小学，门前的操场上，一个在大平坟地时，用旧棺材板拼装起来的篮球架，孤独地矗立在蓝天白云下，每天那三个民办男女教师轮流走出办公室，摇着铜铃，在河对岸劳作的社员们便投出了羡慕的眼光，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喧闹声，给村庄平添了许多活气。

　　村西头本只有吴姓兄弟两户人家，只因那一年一个多年盲流在外的侄儿被遣送回来，又添了一间小屋，队里又多了一个户头。

　　吴氏家族门前除了队里的一排猪圈外，就是村里一个停泊大小船只的圆形港湾，港湾周边，仍然还是老柳树，港湾直抵生产队的打麦场，打麦场的坡畈上就是生产队的粮库，粮库山头又是一个巨大的牛棚，而与粮库并排的则是一间打通了的三间草房子，那是水牛过冬的牛屋，别看这里堆满了牛儿冬天吃的稻草，散发出热气腾腾的牛粪味，那可是生产队的“议政厅”，每天晚上，生产队里的男子汉都要在这里听传达上面文件精神，其实人们更在意的却是评工分、派农活。人多热气大，俄而，便鼾声四起。即便高小毕业的读报人，在读《人民日报》上刊登学习那个制造土火箭而不幸牺牲的门合同志文章时，把“忠心耿耿”读成了“忠心耳火耳火”，也没有一人质疑。

　　然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倘若有妇女参加就热闹了，那些结过婚的小媳妇大嫂子，被肆无忌惮地“吃豆腐”是司空见惯的风俗，尤其是在昏暗的空间里，偷偷摸摸地做小动作，嘻嘻哈哈互摸私处，把重要的文件传达都冲淡了。

　　那种乡间冬季寒冷中的一丝温暖，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可惜我不会绘画，不能记录下那种现场的风俗图景，多少年后，当我看到英国画家埃德温·亨利·兰德画的并不知名的那幅《牛棚里》时，便仿佛回到了那个现场中，只是牛棚里缺了许多稻草。

　　牛棚南面靠河边处，有一个牛汪塘，那是水牛夏日晚间的望月处，我给牛汪塘起了一个名字，叫“老牛望月”。为躲避牛虻的侵袭，大忙季节，累了一天的老牛吃饱了青草，泡在泥浆中过夜，仰望星空，老牛望月是它最好的休憩之地。后来看到国外的泥浴，便想到了老牛望月。

　　最让我难忘的是，港湾通往河流处，有一个水闸，那里的水深且清澈，村里的年轻的二大伢（那里的方言读xi ）子，都在那里洗澡，他们光着屁股狗刨式游泳，美其名曰“凫水”，嗵嗵嗵溅起的水花让他们得意非凡。那种风景与我后来在梵高的《阿尔附近的吊桥》那幅作品中看到的画面十分相似，只不过吊桥是水闸而已，光着屁股一丝不挂的二大伢子，看见女人也毫不避讳，还主动叫出路过女子的名字，继而冰棍式地直通通地跳下闸口。

饭场上

村里住户绝大多数聚集在中心区，坐北朝南的三四排泥坯草房子，错落无致地散落在村中心。清晨，鸡鸣过后，家家炊烟袅袅升起，弄船的桨声篙音便弥散在微曦中，人们都忙着起床吃早饭，出早工，没有闲聊的工夫，只是点头问吃过了吗，就算是见面礼了。可是，中午饭就不一样了，即使是大忙季节，大家都会自觉聚集在村庄的中心地带，甚至连村东村西的散户人家也会端着饭碗来赶场子，我的房子并不是村庄的最中心地带，却成了饭场中心。时间长了，我就琢磨出子丑寅卯来了，人们想避开那个不苟言笑的政治中心人物老队长，而我的邻居虽是副队长，却有谋略，队里的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而他为人也比较随和，于是，连队长的邻居，生产队二把手的会计也会端着大海碗，到我家门口聚餐。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想在我这里听到一些国内外的新闻，哪怕是敌台里的新闻，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确不高。

　　我呢，作为一个外来户，能够融入这样的饭场之中，真的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除了刮风下雨下雪，看到每天中午一个个端着大海碗，甚至二盆前来赶场的社员们，我的心情挺愉快的，再说句私心话，刚刚搬进屋子里的时候，那个小方桌子是县里统一发放的，而三条长凳却是村东头那个土木匠用旧棺材板打的，棺材板的特点很容易辨识，长期埋在潮湿的土里，灰色中埋着一条条黑色的斑纹，那些腐烂处，刨出的平面上也残留着腐烂的虫洞痕迹。我嫌弃它们，尤其吃饭时看到它们，就会产生联想，自己吃饭看书时，就用那张松木方凳。出门融入饭场，既爽快又透气。那个不愿坐在棺材板上看书吃饭的习惯，直到三年后的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中，才改变过来，大忙季节，七天七夜高烧四十一度，粒米未进，努力爬到水缸边，用水瓢舀水喝，整整瘦了二十斤，人都脱了形，从鬼门关过来的人，还忌惮什么棺材板板凳。

　　来聚餐的人，各人碗里的吃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新上场的小麦面擀出来的小刀面，有的是大麦采子与去年的陈米煮出来的二米饭，吃什么饭是有说头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饭碗里的家底：如果吃的是新上场的小麦面，证明你家已经没有余粮；如果吃的是陈米，尤其是陈大米，证明你家有存粮，且避开了难吃的中熟米，夏天再不吃就要生虫了；如果吃糯米汤圆，那就代表你家不仅有余粮，而且还藏有稀罕的粮食，因为糯稻产量不高，生产队只能用一小块田地来满足大家过年之需。

　　我们刚下乡吃的是粮管所供应的成年中熟糙米，也就是籼米，比起新大米“农垦57”“农垦58”来，口感是霄壤之别，但是许多人家秋后都拿新大米来和我们进行一比一地兑换，难道他们傻吗？其实不然，中熟米虽然难吃，但是扛饿，且是陈年旧米，水分低，出饭率更高，这是饥饿让人想出的无奈选择，两年后，当我们一群人被困在河西宝应湖中，几天只靠清汤寡水的米汤度日的时候，我才饱尝了饥饿给人带来的强烈食物渴望。

　　其实，夏季是蔬菜最丰富的时节，但是，人人的饭碗里都很少有菜，为什么呢？这个谜一直到一年后才解开，照理说每家每户都有自留地，不能多种些蔬菜吗，可是，饥饿让人们选择将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粮食了，除了种一季过冬前的青菜，家家户户做一年四季下饭的腌菜外，偶有家庭在房前屋后的边地里种上一块两三平米的韭菜，在墙山头种上几棵丝瓜豆角，也算是有蔬菜了。

　　蔬菜最丰富的时节，就是田里的有机绿肥紫花苜蓿茂盛时，这个被南京人称作时令佳蔬的豌豆苗，被妇女一怀一裤兜偷回家“瓜菜代”，充当粮食时，一直吃到吐酸水，才将它们焯水晒干，留着日后新粮下来时做菜饭用。殊不知，豌豆头如果没有大量的油炒是难以下咽的，新菜籽还没上场，去年的菜籽油很少还能留到今年，尽管有些人家每次烧菜时只用筷子蘸一点油，搅菜入汤，瓶中早已是沉淀在下面的水远远超过了上漂的油，谁家还有多余的油来炒菜呢。

　　不错，罱泥罱渣很容易就能罱到鱼虾，仍然是无油，无油红烧鱼虾，连酱油都买不起，烧汤更应无油而腥藻难以下咽，只能用小咸菜炖食，能下饭即可。罱泥人罱到螃蟹都会扔掉，其无肉又费事，既不抵饱，又不下饭，要它做甚。

　　大忙季节里，饭场上许多人的饭碗里唯一堆的就是炒山芋藤丝，那个东西如果放上许多油炒还好，倘若无油，那就是此人家底稀薄，粮食不够吃，“瓜菜代”了。

　　当然，最让我不得其解的是，每年春天，姑娘小伙去河西割草，运回来整船整船的野蒿草，叶子已经腐烂，露出了紫色的茎秆，我一看，这不就是南京人最最喜欢的野菜芦蒿吗，于是就一气掐了许多，用粮管所发的棉籽油，加上豆腐干子和榨菜，重油炒了一大盆，大家围在饭场上每人叉了一大筷子，都说好吃，于是，有人就说了：油多不坏菜，没有油，你试试看。也是啊。

　　还有满荡里的菖蒲，其嫩芽就是如今的蒲菜，那里的农民从来就不食此物，尽管这个东西并不需要太多的油。

　　饭场上的饭碗里的下饭菜，基本上都是用烧饭时顺带在饭锅头上炖的小咸菜，那小咸菜可咸了，一小撮就可以下半斤饭，齁咸齁咸，前屋邻居吉老三经常在饭场上骂她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女儿：这个小菜是让你搭搭口味，让你去吞牢食的，你还真的当大菜吃了。

　　饭场上那种亲密无间的举止，你在我碗里搛一筷子菜，我在你盆里叉一坨面的场景久久留在我的脑海里，当然也有在这里骂架的，可是那乡俗民情全在这里面了。

　　菜籽油轧好了，真正的荤素大餐就要到来了，那就是水乡人最爱吃的下饭菜：二刀红根韭菜炒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