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君

　　1

　　我从不安中醒来，听到门外窃窃私语。我的意识稍微恢复，但身体受制于漫长旅途的疲惫和对黑夜的习惯性沉浸，仍处于深度睡眠中。也许门外的窃窃私语是我的幻觉；或是我之前几个小时，从火车站到达这个村庄，在旅社登记入住时第一眼直观印象的强化和叠加。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几天前都是毫无预兆的。那时我在南方中部省份一个县城度暑假，手中摇着蒲扇，脚上穿着蓝色拖鞋，周围的人和我一样，脸上是唉声叹气的表情——炎热的夏天虽司空见惯，但仍不能使人适应。白茫茫的蒸汽般的空气里，热浪无处不在，足以烤化一切。人在这种季节里是最没有耐性的。突然地，洋出现在我面前，他的黑色身影遮挡了部分阳光，使身体轮廓周围的光亮更加刺眼。他像一个自带光环的天外来客，突然出现在我家厅堂。奇怪的是，他身上还背了一个竹躺椅。洋脸微黑，几近于僧侣的短平头，方唇、高颧骨、眼窝深陷，沉默讷言是他给人的强烈印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穿一件黄绿色的被汗水浸透的短袖衬衣，下身是条深蓝色宽松短裤，脚上的凉鞋穿出了点草鞋的味道。简言之，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历史书上的玄奘法师画像。

　　第二天，我就被洋带上了北上的列车。他仿佛是来拯救我脱离火海的高僧。火车上的闷热比之室外更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暑假涌向北京，仿佛是去布达拉宫朝圣的虔诚信众。北京西站周围到处是挥舞着小旗子的旅行社工作人员，他们接待一拨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人们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来到祖国的心脏。不停地有人提醒注意秩序：车站工作人员、公交车售票员、站台戴黄帽子吹口哨的大妈……在那个年代，人们乱哄哄的看起来像是盲流。宽阔的长安街上，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这一切，是我日后的观感。事实上我随洋到达北京西站时是深夜。我们在车上站了三十多个小时。这样说也许不准确，我们分别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衔接处、在座位间的过道上坐过若干个小时。当人迷迷糊糊坐在拥挤的过道上，有人经过提醒你小心迎面而来的脚时，是极不舒服的。起初我们还骄矜地背靠座椅站着，装作不屑和同情地望着车厢里席地而坐的农民和务工者。降温全靠头上的电扇，有人粗暴地抬起窗玻璃，从窗外灌入滚烫的风。人们前胸贴着后背密密麻麻地挤在这“蠕虫”的空间里，高速运行在铺着枕木、铁轨的大地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似乎还寻得了座位下的一片空位，挤进去，短暂地、结实地趴在那里睡了几个小时，以对抗疲劳带来的困顿和无力感。洋始终小心地保护着他的竹躺椅，他找到合适的空间把它塞进去了，而没有利用它本身应有的价值。我也许记错了，他也可能为它办了托运。时日太遥远了，已经无法确切地去核实。总而言之，洋出生在一个长满竹子的山乡——这种南方的植物，根本就不需要人栽种，它们自己会在丘陵和山地之间拔节生长，一个春天，便长成一副老成的模样。那些偶尔遭遇雪害的竹子倒在地上，腐烂在那里，并无人疼惜。

　　绿皮火车像一根倒伏的巨大竹子，它空洞的竹节内，人们像米粒般塞得满满当当，已经快要煮熟了。在灿烂夏夜的星空下，半寐半醒的人们，偶尔会有片刻对阴凉的幻想——那是虚脱的身体麻木后的迟钝反应。我第一次坐这么远的车。出远门的兴奋感渐渐消失，逃离南方火海的热望也在身体的极度虚弱中被浇灭。顿感前景不那么美妙。一种外省青年的焦灼开始在体内蔓延。这种感觉在到达北京郊外的村庄时更加强烈。

　　因为到站是深夜，我们没能第一眼见到雄伟、壮丽的北京城，而在漆黑一片中上了一辆黄色面的。洋指挥着面的师傅去往给定的地址。不知是出于不信还是什么原因，总之，洋的语气和神态显得比较焦躁。到达西八里庄又一村时，我们下了车，拖着行李走进寂静的充满西瓜腐烂味儿和公共厕所腥臊味儿的胡同。洋并没有带我去往他的出租房，显然出于怕深更半夜打扰房东的心理。我稀里糊涂跟着他在村里兜转。他也不想解释什么。终于寻到一家旅社，叫醒了昏睡中的服务员。住宿价格显然超出我们心里的预期。现在是暑假，京城一铺难求，到处是来京旅游和务工的人。从下火车到旅社登记住宿的过程中，一直是洋在主导。他在我面前扮演着一个有经验的先行者角色。而这过程中，看得出来他思绪的混乱和盲目。我充分信任他，像跟随玄奘去往西天取经的猴子，但忘记了，我们其实是同龄人（他仅长我两岁而已）。我们是同学。这层关系是几年前在本省一所中部师范学校缔结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初涉社会的年轻人，没有多少经验可言。我之所以感觉混乱，是因为洋无意中显示出一种“大哥”的状态而实际上肩膀孱弱。甚至，在登记入住时，他曾用眼神暗示我。我虽迟钝，但还是领会了他的意思。只是服务员报出那个高得离谱的价格让我吓了一跳。在来不及表达疑惑的时候，她凶横地瞪了我一下——那针蜇般的感受，永难忘记。

　　2

　　洋将竹躺椅作为礼物送给了房东。他用这种淳朴的热情争取她的好感。确实，竹子是种过了长江便难以生长的植物。用上一张来自南方的纯手工做的竹躺椅，有种不一般的新鲜感受。显然这是在房子租赁费用之外附加的（而它也出乎房东的计划）。我当时觉得，洋这种万里送竹躺椅的行为，足以让人感动，但其实不具有必要性。

　　房东是个女胖子，齐耳短发，肤色偏黑，说话的声音像唱歌（我的意思是情绪会反映在她的声调里），眼神空洞却也犀利。她从工厂下岗在家，成为纯粹的家庭主妇。丈夫是个瘦高个（一星期后周末我才遇到），长脸，锅盖头，见人一副讨好的表情——显然是家庭地位形成的条件反射。他在天津一个工厂上班，只在周末回家。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好像叫王琨）在首都一所大学读二本，小的（王珉）正在读高中。后者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见到。与我们打交道的都是女房东本人。她始终有种对外地人的防备和警惕。洋的竹躺椅是为了化解她的防备的弹药——一开始是奏效的，她露出半是客气半是真诚的惊讶，喜滋滋地收下了这份礼物，说：

　　“小谢，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对大姐说就是。”

　　我暂时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她出面的。这是我不懂世事。实际上办理暂住证什么的，还真的需要。警察会时不时地到出租屋来检查，对于未办理暂住证者会毫不客气地驱赶。我老家有不少来自西南某省的农民，他们承包山区的稻田，在砖瓦厂务工，从未听说他们要办暂住证。但这里是北京。我年轻时总是少见多怪。

　　女房东短暂的热情过后，便重新架回了冷冰冰的设防的面具。这是一个小四合院的前间，有扇门通往院子（平日关闭着）。房子约二十平方米，除了一张床、一个冬天取暖的炉子，便无其他。我到来后和洋合租。我们的关系，在同学时便被人称道。我们属于那种被认为学习用功、成绩出色的人。我情愿这种说法用在洋身上，而自己则会觉得害臊。我其实是个内心不安定的人，没什么追求，一切顺其自然，唯一有点模糊的想法，就是想从事与艺术有关的精神活动。这也是我痛快地答应洋与他一起来北京的原因。

　　洋与我一样，起初是个乡村中学老师。他在《美术》杂志上看到北京卡玛美术公司招聘画师，成功应聘了。半年后，利用请假回来处理私务的机会，前来邀我携手“创业”。是的，他用的“创业”这个词。这个含糊的表达足以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成为一个出色的职业画家（那时他的偶像是靳尚谊、杨飞云）。若不济，就利用才智发点小财，使父母摆脱贫困的境地。当然，他的期望一直寄托在前面这个选项上。

　　卡玛美术公司租用北京外文印刷厂大楼某层。足有上千平方米。楼上楼下都是大型油印设备喧响的印刷车间，新鲜的油墨气息无处不在。这层楼原先也是印刷车间，出于某种原因，成了卡玛公司——它的总部在韩国，北京因为劳动力价格优势、美术人才的丰裕以及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天然影响力，取代了原先设在韩国首尔的公司，成为在京注册的外资文化企业。某天，我出于好事者的无聊，在百度上查找，发现这家公司还在。显示公司现在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佰富苑工业区号院内。同时看到的，是一则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它与一家艺术品有限公司有一桩租赁合同纠纷。在另一则相似的信息里，原告撤回诉讼，他们之间和解了。

　　应聘环节，就是给定一张油画照片，在规定时间内画出来。不到半天时间，我完成了“考试”。过程很顺利。起初已经淡忘的面孔在作此文时，清晰地浮现出来：一张圆脸、小眼、平头，说一口流利朝鲜话，三十岁不到个子中等的男人（长得有些像年轻时的陈佩斯），以主管身份出现，穿一件横条红蓝相间的T恤，牛仔裤，尖头皮鞋。他姓崔，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韩国的李先生不在时监督日常工作。李先生每月来一次，一次待几天，负责验收画师完成的作品，逐件过目，入库或者打回重画——对后者，他总会装作愠怒似的举起翻画的手杖去打那位不合格者，周围的人则在紧张中报以轻松的笑声。小平头作为我的主考官，对我进行了测试。他看了看我的画，又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半是满意半是讥讽的微笑算是测试合格。

　　当我走进画室，一种艺术工业气氛扑面而来。目测之下，足有二百多位画师，在一排排大木板隔成的位置上，热火朝天地干活。广播里放着单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在这声音的灌溉下，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专注得仿佛石像般沉浸在某种特定空间和情境塑造的形式感里。

　　3

　　我又回到了集体生活中。尽管事先有所想象，但眼前的一幕还是让我有些意外。空中挂满了晾干的画布，因为涂着鲜艳的油彩而有些像万国旗：古老的中世纪欧洲贵族狩猎游戏、宫廷浮华虚伪的生活、质朴的田园风光、宗教意味浓烈的《圣经》故事、印象派风格的风景画、玻璃器皿闪闪发光的静物（总有无辜死亡的野雉倒在一旁）、袒露雪白胸脯手拿折扇丰腴的贵妇人、丘比特以及在秋千上缠绵的年轻恋人……此景，又让人想起张艺谋电影中习惯运用的色彩刺激的高高挂起的染布、帷幔。

　　洋告诉我，画师不少毕业于美术学院，有些还是大学老师。似乎想刻意忽略商品绘画这一事实，而有种走向艺术理想的虚幻感受。

　　两百多个画师中的大佬，是一个据说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老师。与主管一样姓崔。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他所有的激情，似乎只在面前的画布上，画作在欧美市场很受欢迎。他作画方式传统、古典：起稿、铺色、塑造、收拾，都一丝不苟。他的冷漠和专注让人产生一种是在为艺术献身的敬畏感。

　　“他是个真正的画家，”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他很了不起。”

　　我表达了忧虑：“他虽手上功夫好，但这与真正的创作好像不是一回事……”

　　洋擅长临摹以光影著称的伦勃朗。他笔下的伦勃朗自画像及《夜巡》之类的作品，惟妙惟肖，几可乱真，也获得李先生的激赏。每次验画时，李先生边用铝制手杖小心地翻着一张张一模一样的伦勃朗忧虑的酱油色头像，边发出“呵呵”的笑声，像是一个成年人不小心在地下室翻出童年时的宝贝一样开心。李先生长相比较富态，但不像那种脑满肠肥的商人，而有几分儒雅和幽默。他长着一张典型的韩国人的脸。

　　洋临摹伦勃朗的情景是这样：将十来张四开的画布一字排开，采用流水线作画的方式，同时完成十件制品。又快又好。这种作画方式在我们公司是仅有的，别人想学学不来。有个自称四百年才出一个的口出狂言的家伙，相貌堂堂，在国画界有很大的名气，据说也用这种方式画画。洋在他面前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认清眼下的工作与自己想从事的某种精神化的职业相去太远。我的想法有些虚无缥缈，不着边际，其时已经发表不少诗歌，一直在为从事绘画还是写作而摇摆。北京，也许是可以实现梦想的理想之地，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甚至对那种看起来信心满满、志向笃定的人稍有反感。我是个相对主义者，对未来缺乏规划，甚至内心深处向往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安定的情境中，仿佛一切皆有可能。几个月以后，我大致在心里有了选择：更倾向成为一个诗人。

　　这个志向，其实在教书的乡间完全可以实现，不必跑到北京来。北京也许更适合流浪画家、音乐人和纪录片导演之类——他们需要更多景观性刺激和表演（展览）机会，以及国际人士的欣赏和推介。而做一个写诗的人，孤独和远离都市的喧嚣反而更加有利。当然，洋以为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还在为成为一个职业画家而努力。他大概是这样想的：先扎下根来，等到有合适的机会再去深造，或者考研。总之，在这里只是一个过渡。

　　我隔壁是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小伙子，个子瘦长，肤色枯黄，头发潦草，看起来像是农民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有时不小心爆出几句来（戴着耳机听崔健摇滚乐）。他摇头晃脑，身体似乎要随着音乐蹦跳起来。我忍受不了他的画风，貌似是在用油画颜料绘制工笔画。他对色彩缺乏基本的敏感，画作与其肤色相仿佛：枯黄、黯淡，就像一块烧焦的干渴的土地。其实，公司的颜料全部来自进口，色彩艳丽、纯净，饱和度高、品种多样。有专门的工人推着四轮车，给画师加颜料。车上的颜料如一罐罐美食，被侍者分到你的“餐盘”中。掌握这个推车似乎就握有某种权力。当她熟练地将一勺勺艳丽的颜料搁到你调色盘上，仿佛对你是种恩赐，是种褒奖。这项工作的微妙之处在于，要掌握画师的脾性、作画进度，颜料要分得恰恰好，既够用，又不造成浪费。

　　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个子娇小、纤瘦、俏丽的裴姐。她是大佬崔的妻子。他们有一个六七岁活泼的男孩，一家三口举家来到北京。小男孩不时跟在妈妈后面，与画师们打得火热。这样的组合在公司是仅有的。裴姐看起来严肃、不苟言笑，但她白净、明丽的脸庞仿佛冰层裹着火焰，有种微妙但锐利的激情在荡漾。危机似乎在他们身上隐现：这从裴姐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她年轻、漂亮、有知识，原以为随丈夫来到北京，开启的是个朝向浪漫、充满前途的旅程，谁料想是在京郊一家国有企业喧嚣的厂房内部，日复一日从事一种枯燥的、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并且丝毫没有改善可能的工作。这份工作随便一个女工便可胜任。那份屈才的不满在裴姐愤怒的眼神中喷射。况且，他们唯一的孩子已到学龄，假使是在延边，大可以上一所很好的学校，现在却仿佛失学儿童，混迹在一个被“囚禁”的成人的世界。因此，我理解崔的沉默不语。那一定是来自下班后出租屋里的埋怨、争吵甚或冷战。

　　我注意到一个来自长沙的女孩，个头挺高，涂着鲜艳的口红，年轻但有一种意大利演员莫妮卡·贝鲁奇般成熟、艳丽的美感。午休时，以她为中心，几个画师玩踢毽子游戏。这个总是喜欢穿牛仔装的姑娘，有种吁请浇灌、渴求般的热烈眼神和情欲过度或未曾满足的苍白脸色，因而使她的红唇显得更加醒目。午休是一天工作难得的闲暇，不少画师靠着椅背打盹，那几个总是固定的玩伴则开始一成不变的游戏。

　　我身后是个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的帅小伙阿里木。这是个充满激情的乐天派，画风介于俞晓夫与何多苓之间。

　　就他的画，我和洋展开过讨论。

　　“提香说，没有脏颜色，只有摆错位置的颜色，阿里木就是明证。”

　　“阿里木也许不错。但他的风格过于奔放，不够精微细腻。”

　　洋是唯美主义信徒，在他的精神谱系里，永远供奉着诸如弗雷德里克·莱顿、康拉德·基塞尔、沃特豪斯的诸神（都以精细的写实著称）。他的趣味停留于甜腻的视觉愉悦和照相写实。

　　至于我，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地方，在一个师范学校受到的浅表艺术熏陶，还不能让我完全欣赏“野兽派”“立体主义”“波普”等现代艺术，我的审美在印象派、后印象派之间。那些表达主观情绪的绘画，如凡·高、高更、塞尚的作品我很喜欢。

　　中午我们偶尔会在印刷厂周围转悠，但不会走太远。午休只有个把小时，必须到点打卡，以避免迟到带来的经济处罚。

　　印刷厂外是灰漠的大街，几个快餐摊我们经常光顾。偶尔见到一辆马车停在树荫下，赶车人脸上盖着草帽靠着车辕休息，手中的鞭子被风轻轻吹动，连同秋天的叶子，在轻微的瑟瑟抖动中，有种无言的悲怆之感。

　　4

　　我很高兴在北京又生活在一个村庄。它已岌岌可危。周围是正在作业的推土机和矗立起的高楼。一些墙垣上写着大大的“拆”字。四合院门上残留着粉笔写的“有房出租”字样。

　　一个行将消逝的村庄，就像一个自暴自弃的妇人：头发乱了不梳，身上脏了不洗，任由指甲无限地长长（里面积着黑黑的污垢）……我熟悉南方丘陵和平地上的村落，而对于总是风沙很大、到处是尘土、污水横流、单调的白杨和枣树叶在晴日里无缘无故颤抖的北方村庄我也很喜欢。没有什么是绝对该有的样子。

　　我和洋总是同进同出。我的到来，给他的生活增添了欢乐。房间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张床，他开始心情平静地躺在靠窗的位置，听古典音乐。要么坐在床上大量地写信。我无法想象，每日一成不变的生活如何成就三两天一封信的内容。他喜欢阅读，但并不怎么购买书籍。他喜欢自己总是保持着阅读（或思考）的习惯。在文学上，他没有特别的天分。他不太关心我阅读的书，唯一让他眼神发亮的，就是我们从旧书店、废品店淘来的西方美术家的作品集。

　　屋子墙上挂满了洋的作品。没有一张出自原创。这个习惯，大概在读师范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后来他分在一所乡村中学做美术老师，有一次我去看他，也在宿舍墙上看到伦勃朗、布格罗、安格尔、莱顿、拉斐尔和杨飞云油画的临本。它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限制，齐刷刷地挂在了北京西八里庄又一村的墙上——仿佛从一开始就像在为画商品画做准备。

　　我床铺上方有一个朝向后院的窗子，在洋入住之前已被钉上木板糊上报纸封死了。窗台上渐渐堆起一些阅读物：诗歌杂志、文学作品集和《体坛周报》。在书刊报纸之外则积压了很厚的灰尘。对于我如何成为一个足球迷，洋似乎不太理解。除对美术共同的兴趣之外，我们的关注点交集很少。

　　洋说：“我不喜欢摇滚乐。”他脸上有着玄奘法师的安静与迷茫，“或许，包括宋庄那些美术垃圾……”

　　“而你喜欢足球是什么原因呢？”他转而问我。

　　“我喜欢真实。一场比赛，包含着计划与变化，攻与守，胜利与失败……它们会产生一种张力，而每个人全力以赴……”

　　我知道，我无法说清楚。

　　我每周购买《体坛周报》。于我而言，一是兴趣，二是习惯，三也可能出自无聊……比如那一年是中国足球甲A 联赛元年，比如郝海东吐口水，或者是后来齐达内在世界杯决赛用头撞人结束球员生涯……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关系。它们，已成为我身体里的一部分，记忆的一部分。

　　又一村有两个公厕，里面的脏污程度对来自南方的我们来说，无法忍受。洗澡也是个问题，出租房没有这些设施。我刚来村子时，看到村口有条笔直的人工河，心生欢喜。后来真的有一次，下到河里游泳。这条河天然地将两个村子隔开了。桥头有理发店、小酒馆、小百货店。与人工河同向的土路，通向隔壁村；沿水泥桥对着走，便是又一村。无论隔壁村还是又一村，待迁的城乡接合部屋主和租户各占一半。其中租户，有来自卡玛公司的员工，有流浪艺人，也有小生意者和其他务工人员。我踩着枯黄的杨树叶、沙砾、纸屑，下到河里。下河之前我兴致勃勃，下去之后又索然无味。河里弥漫着呛人的泥污味，水不干净，恐怕像我这样突发奇想下到河里的人，很难再找出第二个。

　　洋若有所思，站在河边，抱着手臂，看我游泳。他不参与但也不阻止我体验这份乐趣。虽然懊悔，我还是坚持在水里游了十几分钟才上岸。

　　5

　　有两位同学，在十月最后一个星期加入了我们。麇集一起，那间出租屋就显得拥挤了，但带着集体宿舍的记忆余温，我们并不觉得特别不适。相反，欢声笑语将原本沉寂的屋子塞满了。每个人拥有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是代步去公司的交通工具。公司虽与村庄同在一个片区，其实步行还是挺远的。城与年，分别是这两位同学的名字。我们四个人中，洋的性格相对孤僻，不合群。我们仨，则喜欢热闹。这无疑给洋带来了压力。洋曾经拥有一辆摩托车，后来丢失了。他虽安静、沉默，甚至有些“土”，但其实是我们当中最具有冒险精神的。城性格、爱好与我有几分相似，在各方面我们比较默契。年，在嬉笑的外表下有一种犹疑、忧伤的东西，他比较有女人缘。无疑，洋依然是我们的老大。他独自睡在靠窗的行军床上，另一张大床，我们仨挤在一起。天气渐冷，架在煤球炉上通往户外的取暖管派上了用场。

　　城与年师范毕业后分别改行做了其他职业。城在靠近江边一个县城做电影院美工（这一度是我年少时的梦想），后来还安了个副经理之类的职务。年则在一个博物馆里负责展陈。他们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对实现才华的某种期待来到这里——洋和我在北京的故事，也许以传奇性质在同学中添油加醋地传开了。他们都愿意相信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路途的风沙、妖魔鬼怪，都成了去往西天谈笑间的素材。城与年首先做出了反应，他们兴冲冲与我们聚义在北京西八里庄。

　　伴随他们到来的短暂秋天和温度骤降的冬天，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清早出门，我看到卖菜的邻居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头上裹着毛巾，满脸通红，嘴里呵着雾气，推着板车在窄小的胡同里与摇摇晃晃的大白菜走在风像刀子刮擦的晨光里。村子外面有条我现在叫不出名的马路，仿佛一夜之间，多了很多卖衣服的摊位。我们在那里胡乱买了几件厚衣服，穿在身上。经过几个月停留，我的头发长得老长，起初因为不适应炸酱面、小米粥、馒头以及其他饮食而变得消瘦之后，又开始长胖了。

　　我们骑自行车呼啸而出，像竞赛似的，又像一个小小的雁阵，洋打头，城与年分居左右，我断后。我们从首都师范大学南门进去，北门出来（为了抄近路），听到校园广播里总是不厌其烦地播放民谣：“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在某个情境中，我突然产生了重返校园坐在教室里的冲动——这个念头来不及细细咀嚼，便转身离去——带着操场上男生们争抢篮球的叫喊声，球落在地上的“嘭嘭”声，风吹着树上、地上枯叶子的声音，一两句女生隔着校园马路呼喊对面同学的声音，那些记忆的残余。

　　这里方方正正的房子：七八层高的机关、单位、学校、厂房、宿舍，甚至与房子、街道构成和谐图景的槐树，都与又一村那低矮的青灰色平房、枣树、院墙的情景不一样。有的房子窗台还摆放着鲜花、植物，窗帘在玻璃窗后面晃动，让人想见昏暗的室内往外注视的眼睛。我们骑行在中关村，看见骡子拉车低头往前走，仿佛我们顶风骑车吃力的样子。远处中央台电视塔、军事博物馆的尖顶上，鸽群在蓝天下发出尖利的哨音。破自行车与旧房子一样，总有诸多坏处：刹车失灵、掉链子、轮胎干瘪、变形锈蚀踩起来费劲的脚踏……总之，我老疑心我那辆车不如洋的好使。他骑起来显得轻盈——读书时他就拥有一辆自行车，仿佛是对即将成年的奖赏，和脱离家庭保护的一种自由的象征。他骑着它在校园里、在沿江路阳明路上呼啸来去。我甚至怀疑我那辆自行车不及城与年的，他们看起来都骑得比我轻松自若。我甚至在整个青春期都在幻想有一辆好使的、称心如意的自行车（这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病），但始终未能如愿。

　　城总是在固定的时间骑车陪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刊亭买新到的诗歌杂志。他仿佛在用这种默默的方式支持我写作。他有一张英俊的脸，头发如钢针般竖立，浓眉大眼，鼻子高挺，仿佛米开朗琪罗雕塑的大卫那样优美的唇形。惜乎个头矮了些，一米六五不到。城并不怎么懂文学，但买书是他的癖好。他的想法里有一种比我更消极、随遇而安的东西。有一次，他与我探讨起对一个姑娘的看法：

　　“你不觉得她踢毽子的样子是种诱惑吗？看起来一本正经，说话很少，其实是在等待。我不能说她一定是在等待爱情或其他什么。总之，她是想实现某种人生意图。”

　　我不知道城指的这种人生意图是什么。是获得成功？某种荣誉？还是某个可靠的家境优渥的男子？

　　城与我还说了其他，比如长得像陈佩斯的崔主管和未曾提起的另一个女主管英——一副霸道总裁的模样，走起路来小蛮腰显出一种风情，这个总是着职业装的女性有一种臆想狂般的焦虑和对权力的崇拜。与我一样，城很快就认清卡玛公司是不可能为我们共同拥有的画家梦铺平道路的——实际相反，我们走在一条歧路亡羊之途。它将我们心中原有的一点对艺术单纯的热爱给损耗了。当艺术变成一种降格以求的通俗商品，变成对真正艺术的复制、可怜的陪衬和模仿，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便走在艺术的反面。

　　6

　　在一个晚霞像金色锦缎盖在美术馆金色琉璃瓦顶的黄昏，暮鸦在五四大街槐树上呱啼，忙乱而有序地寻找落脚之处，却从不会相互碰撞。我们从美术馆出来，又满足，又疲惫，同时感到头昏脑涨。去美术馆是我们休息日固定的节目。对图像和色彩的兴趣，基于人类的本能。而绘画艺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一门系统庞大、理论丰富、影响广泛的学科。登入堂奥探骊得珠者可称为艺术家。这正是我们来京之前所梦想的。现在，这个愿望在一点点地远去，丝毫看不到任何作为的可能性。

　　离美术馆不远的琉璃厂，我们也常去。作为一个艺术品交易市场，这里鱼龙混杂。不少画廊出售商品画——那种中国风，比如说模仿陈逸飞、艾轩、杨飞云的油画，比较受老外喜欢。我和洋就这么干过，刚来京时，临摹过不少这样的画作。洋是这方面的行家，我虽暂时还不太放得下面子（其实也没什么好放不下的），但也销出去几张。我们经常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左手握着车把，右手提着油画（它总被风吹得让身体失去平衡），脚拼命蹬踩，从又一村去往琉璃厂，毫不顾忌路人的眼神，目不斜视，长发飘飘，被一种虚妄的激情所驱策。

　　现在，我们从美术馆出来，坐在大门口的石阶上，默不作声，没有交流，用手抚摩行走了一天酸痛的脚，茫然地看着展览海报、来往的汽车行人。看展览是个情绪复杂的过程。每次购票进来，都显得异样兴奋，看到心仪之作还会驻足停留，久久凝视，不时凑到近处观看细节，或退远整体观看，如是再三，才心满意足地离去。但不是每张作品都使我们兴奋。作品是作者的心声和肖像，他们的气质、趣味、才华、格调、情绪，都会在每一张作品中得到反映。就像一部混声的交响乐，彼此激荡、回应、激发。有些卖弄才情的作品一眼就可以看出，充满炫技的浅薄和媚俗心理；阴沉、灰暗的画面是作者苦闷心情的反映；明媚花丛、斑驳阳光下的庭院，是作者年轻、单纯、清新内心的写照；有些画下了很大功夫，却是笨拙和机械的，是作者不自信和缺乏才情的表现。而以凸显地域特色来吸引观众，比如描画江南水乡的拱桥、瓦房、河流和乌篷船，表现西部荒凉的高原、窑洞、无尽的黄土和远天，或无垠的草地、散落的羊群、一两顶帐篷……诸如此类的作品，并不让我激动。我不喜欢那种一眼可以看透、缺乏嚼劲的风景画，而倾心于带有神秘色彩和表现人的内在精神的油画。比如，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刘晓东的画作，以及部分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作品。其中一些虽还稚嫩，但却有一种打动人的勃勃生机在里面。

　　洋恰恰相反。那些画面中的美丽女性：提琴演奏者、芭蕾舞者、服饰鲜艳的新娘、捧读女子、脚边趴着小猫的休闲主妇……诸如此类，往往是精雕细刻，颇为写实的，洋会瞪大眼睛，张开嘴巴表示称许和赞叹。手不自觉地摩擦着裤腿，反映出内心的兴奋甚至紧张。他脸变得通红，瞳孔张大，呼吸急促，像是情绪难抑，散发出一种不安的气息。

　　城对这两者都不置可否，他更关注神情清冷、画风萧瑟的那类——它们摆在那里，仿佛不是为了接受欣赏而是躲避观瞻，显得极难为情，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这样的作品，既有骨相嶙峋的肖像、人体，也有模模糊糊看得出轮廓的静物，以及像是从倪云林笔下走来的风景。城从包里掏出一架相机来拍照，忙个不停。此前，我没注意到他居然有架相机——其实他爱好于此已经好久了。我甚至发现，洋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架相机来（虽不如城那架先进），将那一帧帧丽人图收藏殆尽。

　　只有年似乎无所事事，你看不出他究竟喜欢哪一种风格。他有些忧郁、犹疑地从一幅幅画前走过，仿佛不是在欣赏画，而是观看一件件与己无关的物品——就像一个被迫拿起画笔的人，最后发现，自己能够确定的是：画画不是那么美妙的一件事。

　　记得读书时，在《中国美术报》上看到一个可载入艺术史的事件：一个叫肖鲁的艺术家，在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对着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打了两枪。这个被肖鲁解释为因个人情感问题受挫，出于激动做出的骇人之举，被理论家们阐释为“把一个回顾性质的、陈旧的展览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前卫艺术展”（栗宪庭语）。这个二十六岁的美院油画系学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一夜之间被推上先锋艺术的顶峰。她的两枪，也让其他参展艺术家泄了气。此前，他们在美术馆上演各种行为艺术：现场孵蛋，现场洗脚，现场卖对虾……在肖鲁对着自己的装置打了两枪后，他们便偃旗息鼓了。

　　装置艺术——不知所云的录像、混乱怪异的声响、似是而非的玄言断句……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谵妄的面相。我们目瞪口呆。

　　洋很气愤，觉得是对艺术的亵渎和嘲弄。我、城与年三个则陷入沉默。艺术的难度远超出了我们理解的边界。来北京之前，我们怀着某种模糊的、莫名的向往，现在，这份冲动已降到足以让人沮丧的地步。

　　7

　　某一天，洋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的老师K 也来北京了。在洋大量从又一村发出的信中，有不少是写给K的。成为一个艺术家，始终是K的理想。我们是他大学毕业后教的第一届学生。他把我们当作未来的艺术家而不是老师来培养。K鼓舞我们追求艺术道路——我们太年轻，轻易地相信了艺术是可实现的梦想，而低估了其难度。K是那种有才华但性格难以合群，较为敏感也较为偏执的人——一定意义上，这正是成为艺术家所需要的。我们信赖并崇拜他。当然，对K身上的局限，我们也随时日增长而看得更加清楚了：他虽自负但脆弱，基本功扎实但创造力和想象力偏弱，孤僻因而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易掉链子。我们进校后两年，他在精心准备考研，始终欠缺一点临门一脚的运气（可能也包括实力）。那时，他最担忧的就是英语不过关，天天手持英语书在念“a flash in the pan”“creative expression”之类的短语。深夜，我们去他宿舍拜访，见他坐在灯光昏暗的角落，依然在做习题。他宿舍墙上贴着不少角度各异、大小不一的自画像（一段时间后，又换了一批）。我们就像在自己寝室一样自然——这样说也许不尽准确，K是个严肃、不苟言笑的人，我们在他面前始终有种紧张感。是宿舍里大量书籍、美术习作、古希腊石膏头像，以及个子高大、面相清癯英俊、头发老长的青年艺术家形象，共同营造出的让少年们向往的气氛，释放了这份紧张感。

　　K 租住在东城区某个四合院中。他此行是来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考研的失利，让他另辟蹊径。我们从西八里庄出发，经过公主坟、木樨地，也经过中央电视塔、军博，穿过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以及大半个北京城去看他。好奇心比兴奋感更多。我们在头脑里设想见到K的情形，但恐怕谁也没有想到那个画面：K正在院子中间生火，仿佛特别怕冷似的，手持蒲扇，脸上、鼻子上都是黑黑的煤灰，像一个生活经验匮乏的人（在学校时他吃食堂，不曾做过一餐饭）。几根劈柴躺在地上，像是捉弄他，露出挤眉弄眼的表情。胖墩墩的煤球炉仿佛顽皮的孩子，故意调皮捣蛋，弄得浑身冒烟，整个院子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K像是意外地看着我们推门进来（辨认门号花去我们不少时间）。见到老师我们异常兴奋，像与亲人久别重逢。

　　K的反应没我们这么大，还像在学校时一样严肃、冷静、淡然……一方面出于为师者尊的矜持（他很看重这点），另一方面这样的遭逢很难说是成功的会合，有点天涯沦落的意思……不管怎样，我们身边又多出一个人来，摇摇晃晃的内心就像抓住一根稻草。K居住的小院，与我们的出租屋没有太大差异，他的房间也与我们那间大小差不多。他也许已经来了一段时间，墙上也挂满了油画。与我们墙上都是洋临摹的世界名画不同，这里挂的全是K的原创。我们迫不及待地欣赏，寻找与以前画风的差异，最终发现，他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老师，只是基本功更扎实了，画面更浑厚、粗粝了，多少受了点京城画风的影响——这正是他追求的。毕业以后，他依然在那个偏僻的小城工作，在一个缺乏艺术氛围、极少有知音的环境中，自习和摸索——有一个阶段他极喜欢塞尚，对他笔下圣维克多山的刀削斧劈、水果静物的滚圆丰硕，近乎盲目地追崇，而始终无法再往前迈一步，抵达弗洛伊德或其他现代派画家那里。在古典主义与印象派之间，他小心翼翼而步履艰难地探索。

　　周末去美术馆看展览的队伍在扩大。甚至我们可以在街上的小酒馆里坐一会儿，有时还到三联书店看会儿书（我去得更多更频繁了）。我的诗歌写作似乎进入高产期，曾以北京乌鸦为题，与另外几首诗一起发表在一份诗歌杂志上。这份杂志前一期，还在重点栏目发了我阐释米勒油画的组诗。

　　K依然是独身。他已过而立之年。事实上，他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依然独来独往。他身边缺乏异性的抚慰，有时让我们疑心他是否对异性有所排斥。但突然地，有一天，她和一个护士结了婚。那时，他已离开那个小城，调到上海一所学校去了。在艺术上他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是他觉得遗憾的事。但他现在变得比以前宽容、随和，也看淡了很多。在全民都用微信的时代，他也终于成为一个“晒娃狂魔”。

　　8

　　二〇一六年五月一个周末，我出差到北京，和洋约好在美术馆见面。将碰面的还有学弟冷。每年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利用来京的机会与洋见面。起初十年，他变化很少：画着画，偶尔在某个学校兼职，与画廊保持不太紧密的联系，一年能够卖出去几张，如果运气好，价位能够达到五位数。基本还能生存下去，但差不多算是个漂泊、潦倒的艺术家状态。他后来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朝自己作品打了两枪的肖鲁的母校。洋一直没有放弃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们三个则早已败走京城：城回来做美术老师，年换了个城市继续做博物馆展陈，我变化最大，在机关里从事文秘工作。

　　在二〇一〇年以前，洋缓慢的变化中，始终固守着一种东西：一个贫困艺术家的坚持、不稳定和不确定。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稀缺的让人着迷的东西。我早已成婚，在整日操心养家糊口的琐碎中，变得渐渐对很多事情失去耐心和好奇。而洋还像蚕蛾一样，待在那个狭小、昏暗、卑微的壳里，拒绝变化。曾经租住的又一村早已荡平，那个城乡接合部，现在已是海淀区的黄金地段。他在北京很多个陈旧小区、村落住过，比如宋庄、某个改制企业的集体宿舍、民办学校的单元房等——但这种变动，毋宁说是一种不变。就像去往西天的唐朝和尚，柔弱的脸庞深藏着坚毅和固执。每次，我都会与他待上一下午或一晚上，仿佛重温旧梦。他依然是个做梦者，而我是个局外人。

　　有一次，我们从出租房出来，他在院子里一个小店取熨好的衬衫。这个细节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以往的记忆中，他对待穿着比较马虎。我在他的房间里未曾感受到女人的痕迹，但并不表明他与女性毫无交集。

　　洋以一个写实肖像画家的角色生活在京城——后来，生活圈子离京城核心越来越远。二〇一〇年以后，他在望京安了家，娶妻生子，也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夫妇两人的职业，是自由艺术工作者，他画画，妻子教钢琴。后来，他们处理了望京的房子，住到离长城很近的河北地界了。

　　我、洋和冷在美术馆“心迹刻痕——闻立鹏油画艺术展”大厅接上头。洋还是小平头，一脸朴实，身着军绿色长袖衬衣，宽松卫裤，脚穿骆驼牌棕色皮靴。这是我离开北京二十二年后第一次见到冷，他变化很大，原来很瘦，病弱的样子，现在发福了，也开始谢顶。当初我离开北京回学校教书，冷刚刚过来——他是最后一个来与我们会合的人。在学校他比我们低两级，是学弟，但我们很熟悉。毕业时他得了一场重病，来不及分担经济压力，反而给家里欠下一屁股债。他抱着赚钱还债的想法而来，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一个纯粹艺术家。他很早就从卡玛公司出来，自己“创业”——这正是当初洋对我用的词。他从教孩子画画起步，到后来做艺术培训，越做越大了，十年前在大兴买下一栋别墅，开办了“秋水画室”。我这次来，是考察画室为女儿三年后艺考做准备。冷的艺考培训像是做得不错，之前我们已加微信，他一再邀请我来北京到他那儿坐坐。

　　洋成家以后，我不再方便在他那儿过夜。我又无限怀念起，他那一个个虽贫寒但还算整洁的临时住处。我们聊着各自近况，像他一样，用冷水沐浴，好像又回到了单身。他房间有一种让我熟悉但也开始变得陌生的东西（其实一直没变，变的是我）：石膏像、油画架、美术书籍、墙上地上挂着堆着许多画——真正的原创作品：藏女、蒙古女、江南女子、知识女性等等。他将女性肖像题材作为主攻方向，已有画廊与他合作，也参加了一些展览。他抽出时间带我去宋庄和798 熟悉的艺术家那里喝茶，看展览，与朋友吃饭。他依然不善于应酬和交际，也似乎不是很适应家庭生活，而在外面弄了个小间，独处和画画。

　　冷以他的务实和聪敏，正一步步实现理想，以我的判断，他已大大超出了当初的预想。别墅内，数十个孩子在做考前训练，一楼大厅，几个家长正与工作人员聊天。冷不经意又仿佛是刻意地告诉我，几位当红影视明星（都耳熟能详）生活在该小区。在一家田园风光酒店吃饭时，他又兴致勃勃谈起新的规划：与区政府合作，以技术和师资的方式进入几个学校，共同打造艺术培训的新天地。他说这些时，洋显得心不在焉、神思恍惚。冷的每一句话都切中我的忧思——作为一个三年后艺考的孩子的家长，我在留意适合她的培训学校。我知道，这样的机构在北京，没有几百个，也有百来个，而冷的学校并不算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我欣然受邀“考察”，部分原因是他是我学弟。显然冷也希望我目睹他今日的成功。

　　冷最初到北京落脚，洋提供了很大帮助。虽只比冷高两级，但洋年龄大四岁。在学校，冷对洋不以师兄而以老师相称。如果不是洋的提醒，我可能忘了当初江边校园里，那个怯弱、瘦小但爱好美术的乡村少年。冷说，当初对我和洋就很崇拜。我们在校园里，颇引起一些人的关注。而我却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或者说我的记忆选择了删除。当初，我们四人合租的屋子本就显得拥挤，后来又因为性格的原因，我、城与年，和洋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三个在学校时便被戏称为“三剑客”，在异乡则更加牢固地黏合在一起。这对洋是不公平的。冷的到来，正好为我们分开租住提供了机会与台阶。

　　9

　　我和年差不多同时离开北京。我已看清自己不是搞美术这块料。年的想法大概与我差不多，稍不同的是，他正在恋爱，对象是博物馆的女同事——我们一直对这位女性充满好奇。在年的描述中，她给我们一种干练、开朗、积极向上的印象，这正好与年的忧郁、内向、偏软的性格互补。年终于抵挡不住两地相思之苦，在春天尚未到来之时，便踩着京城厚厚的积雪回去了。

　　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入睡前的无数个夜晚，常在又一村外面的马路散步。看着周围工地的脚手架、河岸枯萎的柳树、萧瑟中即将消逝的村落，心里一阵唏嘘。

　　年说：“艺术是什么，我现在还搞不懂。”

　　城说：“你搞得懂，就不是艺术了……”

　　我原以为我搞得懂，才发现其实不是。

　　我对足球愈发热爱——实际上，我并不去现场看球，只是《体坛周报》《足球报》的读者，一期不落。我只关注与足球有关的新闻，以及足球常识，比如阵型、流派、世界杯举办地及各队成绩、球员名字等等。但我从来不曾踢过一脚球，对球在脚上的触感、力量毫无感知。也许这正是我能持久热爱它的原因吧。

　　回南方以后，我很快与一个乡村教师坠入爱河，并且辗转着进入机关做秘书。这一切，并非出自我的意愿，我知道，文秘远不是我理想的职业。但梦碎之后的现实，似乎让我变得清醒起来。

　　城还在京城待了几年。以前每个月他会陪我到中国人大报刊亭买新到的诗歌杂志，现在依然会独自去那里，买好给我邮寄过来，几年下来不曾中断，直到终于也离开了北京。城寡言少语，对虚无和逍遥有着顽固的偏好，他以消极的方式坚持着骨子里相信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一九九四年夏天北上，留下的珍贵遗产之一。